摘 要：文章基于若干指标和数据把中国高等教育置于横向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和纵向的本国高等教育历程中审视。文章提出，从横向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已经从世界高等教育的“第四梯队”跻身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从纵向看，经过10年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突破性历史成就；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从经济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同时兼具“大国办强教育”和“穷国办大教育”的特征。立足于现有国情和历史方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应实施四大战略：首先要实施稳定与控制公办高等教育规模的战略，分类调控高等教育规模并支持新型高校的探索；其次，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发展压力决定了必须实施集中和共享资源战略，优先保障国家战略人才和关键项目，以避免资源稀释带来的质量危机；第三，实行评价先行战略，继续深化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发挥好评价指挥棒的作用；第四，实施战略定力“制度化”战略，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关键词：高等教育；历史方位；教育强国；战略选择；教育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高等教育强国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和必然要求。因此，明确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和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OECD等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力图揭示目前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图景，为确定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和强国建设战略选择提供参考。

一、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历史方位和强国建设的文献综述

（一）我国高等教育历史方位的研究回顾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我国高等教育历史方位的判定具有明显的变化，2010年左右学界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若干指标，把我国高等教育与若干发达国家进行对比，重点在于识别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例如李立国和黄海军通过构建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与G8国家的差距^[2]。苏竣和薛二勇比较了发达国家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状态，提出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路线图^[3]。高国忠和于文也提出，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结构、管理体制、经费保障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都存在差距”^[4]。而到2020年左右，多数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取得明显的进步，还形成了比较优势。杜玉波提出从国际水平的坐标看，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走上世界舞台，一些领域进入世界前列^[5]；邱均平等人比较了我国与五个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质量和支撑条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具有规模优势，但质量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6]。孟亚和万书辉比较了我国与OECD国家高等教育普及、投入、质量和效益的差异，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各项主要指标接近、部分指标达到中等偏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马陆亭认为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处于由学习借鉴向创新发展转变的历史节点^[8]。陈伟从更加宏观的时空与文化角度判定，经过百年的奋斗，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已从依附转向自主^[9]。

（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的有关文献

学界关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两方面的话题：一是如何界定高等教育强国，二是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关于如何界定高等教育强国，此类研究通常涉及规模、质量、公平等多个维度。瞿振元认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本质是一个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涉及规模、质量、效益、结构和公平五个基本变量^[10]。胡建华指出，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是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世界级的科学研究和卓越的全球影响力，其本质包括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良好的外部适应能力^[11]。张德祥等人提出，“高等教育强国之强指的是高等教育在结构、质量、公平、国际化和治理现代化等诸方面表现的综合水平”^[12]。

关于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学界也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贺祖斌认为，高教强国建设要以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主体目标，以“九个坚持”为重要遵循，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13]。申怡和夏建国指出，建设高教强国要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14]。刘国瑞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要认识高教强国建设的使命与任务；贯彻新方略，坚定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聚焦新需求，创新建设思路和举措^[15]。胡建华指出，应从创新高等教育理念、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协调区域发展、优化结构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办学水平六个方面建设高教强国^[16]。杜玉波强调，建设高教强国应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高质量和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17]。

（三）已有研究的贡献与拓展的空间

学界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战略，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已有成果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第一，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成功召开的十年中，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突飞猛进，但是目前还缺少从时间、空间、发展趋势、经济基础等多维度评估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所处历史方位的研究，从多维度的、全面综合的视角评估历史方位依然必要。第二，在提出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方略时，要基于低生育率、经济增速放缓、中美国际关系等新因素、新态势、新方位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将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遵循惯例，依据更丰富的指标，从多元视角审视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而这种划分依然还是大致、粗略的界定，并不能作为一种绝对、固化的界定。虽然从若干指标认识判断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但不能把“参考指标”当作直接追求的“办学目标”。

二、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我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规模持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种种事实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下面，我们从横向上我国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纵向上过去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和面向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战略机遇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

（一）从横向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第一方阵”

描绘中国高等教育的横向方位，主要是把中国高等教育置于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进行横向对比，首先要建构合适的维度与指标体系。本文参考沈文钦等人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质量两大维度描述高等教育的横向方位^[18]。在规模维度，选取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大指标。在质量维度基于10个方面的数据，在世界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判断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这些数据包括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指数（生均高等教育经费/人均GDP）、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投入总额、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拥有世界前200和前500名大学数、“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上榜学科数、高被引学者数、SCI论文数、全球创新指数、留学生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留学生数量。

从高等教育规模来看，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为5382万人，位居世界第一^[19]；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数据，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4%,与欧盟平均值（75%）和OECD成员国平均值（78%）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接近日本（65%）、英国（69%）和法国（69%）等发达国家^[20]。

从质量来看，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指数为48%,高于OECD国家平均值（37%）和欧盟国家平均值（35%）,在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上具有超前性[21]。2020年我国高校科研经费投入为435亿美元，相当于欧盟27国总和（855亿美元）的一半，在OECD提供的数据中仅次于美国（747亿美元）[22]。2022年我国的全球人才竞争力位于世界第36名，在参加排名的133个国家中位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我国的人才培养能力（Grow）和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两项子指标分别位列世界第8和世界第2[23]。2022年中国大陆拥有世界前200名高校26所，世界前500名高校71所，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TOP200高校62所，TOP500高校127所）[24]。2022年中国大陆“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上榜次数为2686次，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4714次）[25]。2022年中国大陆高被引学者人数为1169人，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764人）[26]。2021年中国的SCI论文达到61.23万篇，占总数的24.5%,位居世界第一[27]。2022年，我国的全球创新指数为世界第11位，高于日本（13位）和法国（12位）[28]。2019年，我国高校学生中留学生占比为0.43%,这一比例低于同年OECD国家的平均值（6%）,也低于美国（5%）、日本（5%）等发达国家[29]。尽管留学生在我国高校学生中的比例较低，但是从留学生数量来看，2019年，中国接收了20.1万名留学生，有着庞大的留学生规模，接近同年法国（24.6万人）、日本（20.3万人）的水平[30]。

十年前，沈文钦博士曾经撰文将世界高等教育划分为“五大梯队”[31]，其中第一梯队的唯一成员是美国，第二梯队的成员包括英法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第三梯队也由发达国家组成；我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同属第四梯队；第五梯队由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组成。“第四梯队”国家高等教育的特征是大而不强。在五大梯队的语境中，本文发现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世界前200/500名大学数量、高被引学者数量和全球创新指数等各项指标上增长迅猛，已经成为第二梯队的核心成员，由原来的“大而不强”转变为今天的“规模大、实力强”。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曾经从数量指标和品质指标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基本判断，2022年撰文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即高等教育实力处于世界197个国家的前10%[32]。无论是“第一方阵”还是“第二梯队”的定位，这两种基本判断并没有实质差别，都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实力的肯定与确证。立足这样的横向历史方位，我们应“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我们得有自信，得有底气，这就是我们的自信所在和底气之源”[33]。

（二）从纵向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十年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纵向历史方位，主要审视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取得的成就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能力、人力资本的开发程度、科学研究实力和服务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首先，高等教育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能力持续增强。根据我国政府的统计口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上升到2021年的57.8%,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29%上升到2021年的64%,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以前相比大幅增加，在规模扩大的前提下，202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经费增长到2011年的1.5倍，“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理念得到较好的贯彻。其次，高等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不断提高。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相较于2012年增加了1年，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从2012年的42.6人增加到了2021年的75.3人。再次，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的实力大幅提升。从投入端来看，科研投入不断增加，科学研究有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由2012年的1.91%增加到2021年的2.44%,投入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例在2012年至2021年间由4.84%增加到6.09%,基础研究受到更大的重视。从产出端来看，我国的高被引论文数在2012年至2021年由7920篇增加到42920篇，十年间增加了四倍。最后，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持续上升。我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在2012年、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全球第34名、第12名和第11名，高校专利转化金额从2012年的8.2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88.9亿元。

（三）面向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战略机遇期，须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从宏观来看，“中国的发展，正处在由大变强的关键期，处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关键期，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期。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中央”^[34]。与宏观的历史方位一致，我国高等教育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正处于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未来的十年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一点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做出的判断，也是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美国官方的共识。2022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该报告将中国视为唯一同时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和能力的竞争对手，并认为未来十年是与中国竞争的“决定性的十年”^[35]。因此，未来十年对我国的发展非常关键，战略机遇期也充满挑战，将关系我国未来长远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快速发展与建设，从综合指标来看我国已经跻身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我国正在举办着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这是伟大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责任。目前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规模比较充分，主要矛盾在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然而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并没有现成模板，无论是在宏观道路模式上还是具体路径上，很多方面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处于并跑、领跑并存的时代方位，简单的模仿、复制是不行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指出的：“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36]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人均收入较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条件下，不可能走与西方国家相同的道路，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就要求我国在发展理念上保持高等教育的战略定力，在资源配置方面必须进行理性权衡，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益。

三、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四大战略选择

在许多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量化的指标只能从某些侧面反映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这些指标只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坐标与参照物，而不能当作追求的目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道路选择和战略安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多个方面、主体和理念，立足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历史方位和现有基础，就其根本和重点而言应实施以下四大战略。

（一）稳定公办高等教育规模战略：分类调控并支持新生力量的探索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稳定和控制高等教育总规模，尤其是传统公办高等教育的规模，这样才能防止教育资源的稀释，从而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具体而言主要出于以下四点考虑。首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化，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数量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质量和功能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公办高校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而运行和维系，如果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难免会稀释高等教育资源，从而难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其次，现在不宜急剧扩充规模，因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1062万^[37],预计到2039年将会出现高等教育生源骤降的局面，届时高校必将因为缩招而面临校舍、师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转型和再调试。第三，由于受到疫情和国际环境影响，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总量都存在变数，有限的资源能够保障有质量的高等教育规模也是有上限的，否则会违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是缺乏战略定力的一种表现。第四，从历史上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经验来看，美国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实现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的跨越，而英国、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则表现出增长期和停滞期交替出现的特点，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表现出稳健性^[38],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都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速度和规模发展过快，需要稳定一段时间进行观察和调试，从而让高等教育有足够的时间消化规模扩张带来的各种问题。

调控高等教育规模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刀切，而应以分类定位和分类调节作为基本思路。在属性类型方面，主要是要严格控制精英类型高等教育的规模，否则就会难以保证精英属性，不利于拔尖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在办学主体类型方面，主要是控制公办高等教育规模，而对于民办高等教育则应指导其在理性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决策。从高等教育机构类型上，要鼓励和支持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39],比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东方理工大学，鼓励和支持这些探索新体制、新机制的新兴大学进行大胆尝试，为探索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积累经验。

（二）集中和共享资源战略：优先保障国家战略人才和关键项目

需要承认的是，高等教育所承载的基本价值之间是存在冲突的^[40],比如公平与效率、平等与卓越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全面发展”听起来很美，但容易导致全面的平庸，在关键阶段应该抓住主要矛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应实行质量、能力和效率优先战略，“卓越”高于“均衡”。我国高等教育的“重点”（高校、学科、项目）的范围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协调发展，但也存在“失去重点”的风险。而这一现象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世界其他国家的“穷单位”同样具有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愿望，即要求与“富学校”平起平坐，“在公共管理部门，平分一切的概念无所不在”^[41]。守住重点的范围，也是守住质量与创新的警戒线，一旦重点的范围无序扩张必然稀释资源，留下全面平庸和贻误战机的隐患。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条件，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

以往谈及国情，经常讲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目前我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时兼具“大国办强教育”和“穷国办大教育”的双重特征。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是中国的5.92倍、3.82倍、4.29倍、3.69倍和3.58倍^[42],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得不集中力量干大事。高等教育系统的效能既取决于资源的投入量，也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格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低，这些国情决定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集中优势资源，保障关键项目和关键群体获得突破性发展。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最急需和关键领域，从而防止“平均主义”“大水漫灌”的风险与危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集聚优势资源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必备条件，而要集聚优势资源必须有相关的制度进行保证，将资源集中到最急需的地方。从院校范围看，应该集中资源保障“双一流”建设高校，且不宜再扩大范围，防止由于大众化普及化浪潮带来的精英大学的“失守”。就科研群体而言，关键性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并不是全体科研人员完成的，而是由少数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完成的，所以要优先保障关键群体。相对于已经取得正式职位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应优先、全面提升全日制博士生的补助水平，这样才能保障博士生群体安心地投身科研。

一方面资源稀缺和有限，另一方面资源闲置浪费、不能共享的问题依然严重，继续激活与共享存量资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中小学校舍在寒暑假期间学生、公民不能使用；大学校园和图书馆也不能对外开放，公民的学习空间非常匮乏——社区图书馆和公共活动空间极为有限。“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提出的要求，高等教育应当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完善高等教育与社区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利用高校智力资源共建学习型社会。

（三）评价先行战略：继续深化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

评价制度为高校教师构建了激励结构、提供了博弈规则、划定了行动边界，从直接的意义上讲，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水平取决于教师的作为，而教师作为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评价制度所规约和决定的。为了发挥好学术评价制度在建设高等教育体系进程中“指挥棒”与“方向盘”的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确定了破“五唯”的战略目标，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43]。实际上，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应该提前完成，因为评价在教育体系中具有先导性的作用，牵引着教育实践主体的行为方式，深度影响着高质量发展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科学的评价，很难有高质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高等教育。

政府和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目前高等教育评价的症结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五唯”问题，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对这一现象进行整治，但“五唯”还没有真正破除，新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建立。“五唯”的破冰之旅和顶层构想已经布局，问题是实践中改革的效果不明显，还有一些梗阻因素制约这个改革进程。高校之所以不敢做根本性的改革，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管理的惯性导致高校习惯于用外在的指标、数字、项目、奖项、帽子等符号做参照物来分配资源和激励教师，要改变已经习惯的方式会造成无所适从；二是在宏观的制度设计中还存在高校“不敢改”的因素，比如说学科评估、“双一流”评估、博士点申报，上级部门并没有放弃或者根本改变把这些作为业绩评价标准的尺度。只有政府在资源分配上弱化这些指标的使用，高校才敢放心改革，否则决策者总会悬着“颤抖的心”不敢真正改革。高校普遍关心未来还有没有“第六轮”学科评估，如果有第六轮学科评估，教育行政部门会强调哪些指标？

学校内部改革是以外部环境为条件的，而内部改革也是相互关联的。首先，评价制度与教师薪酬制度是关联在一起的，世界上少有我国高校这样的“计件工资”制——按照论文数量和等级对教师进行高额物质奖励，“计件工资”制度诞生于20年前，已经发挥了“刺激”生产的作用，但是今天已经不适用于立德树人和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所以须改成年薪制为主，让论文发表回归到“学术交流”的初心^[44]。为了抑制数量、提高质量，在各种评审中应广泛推行代表作制度，设定代表作的数量上限，否则越多意味着越好，容易刺激学术的“批量生产”。

（四）战略定力“制度化”战略：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2022年1月29日，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保持战略定力”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则^[45]。《意见》中提出“保持战略定力，充分认识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遵循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科研创新内在规律”^[46]。实际上，保持战略定力这一要求不仅要贯彻于“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也应当落实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遵循^[47]。保持战略定力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杜绝对数字的追捧、对规模的崇拜和对增长的迷信，纠正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把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要求，不唯排名、不唯数量指标，不急功近利”^[48],保持战略定力是最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的选择。在制度与个体坚守战略定力的前提下，宏观上应抓住以下主要矛盾。

高等教育战略定力的承载主体有个体和组织两类，而这两类主体既可以自发地采取行动又可以在制度的规约与调节之下而采取行动，为此高等教育的战略定力最终还是体现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这就给高等教育战略定力的制度化提出了新任务和新使命。既然已经确定战略定力为基本原则，那么高等教育系统制度转型的使命之一就是由“功利化”转向“定力化”。制度是承载战略定力的载体，定力也应该最终体现在制度设计上。高等教育制度体系非常庞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制度。在管理体制方面，高等教育战略定力要求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49],让大学成为真正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主体，同时也要坚决保证省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统筹权^[50]。我国实行中央与省级政府两级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制度设计上省级政府本应该具有足够的统筹本省高等教育发展的权力。而在实际运行之中，由于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越过省级政府直接干预大学的行为较多，从学科评估、课程建设、项目资助等方式对大学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剥夺了高校自主办学、省级政府统筹高等教育的权限。这样高等教育越来越难以有区域特色和区域定位，特色高等教育战略和分类发展的战略都受到了较大的制约，高校的办学方向或者追求目标高度雷同。这样实际上大学自主办学的能力和意愿都被消解，由此产生重重危机。

高等教育战略定力“制度化”，也应该在人才培养方面推进。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制度更应具有个性化和灵活化的特征，但是目前的专业与学位制度中多数大学生灵活转专业的自由选择空间有限，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和性质不相符合。所以，除了少数军工、国家安全、核科学等特殊专业之外，多数“大众化”的专业应该让学生自由选择，比如广告学、市场营销、社会学、新媒体运营等等，这样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要。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党的二十大顺利闭幕、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本文基于若干指标从纵向和横向对我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无论是对历史方位的认识还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都是非常宏大的命题，还有无数具体问题需要同仁们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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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Ren zengyuan Xu xingshi

Abstract: The futurity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led by the future and possibility of education. We need to examine the concept of future education, inherit and develop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lan the ontology of human education, and all this requires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o open up the dimension of futurity. The shift from reflections to futurity indicates not the creation of their confrontation, but a conscious calib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direction with the future acting as the coordinate, guide the shift of academic paradigms based on futuristic reflections, and in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utur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the original task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is a decisive force influencing future education. The world of technology and the domination by technology will help the human spirit, the human body, and the human essence acquire technical and unnatural features, and thus completely change the way humans exist. As far as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concerned, this is a ontological challenge.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caused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completely new and unprecedented. To explain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eds to re-plan the basi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namely the pattern, natur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human life, learn to examine humans survival and education from an unprecedented perspective, "redoma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rebuild the epistemology of education, and reassess the value of education. "Generation," "possibility" and "mutation" will remain the possible patterns of the futur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umans' construction of future education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and the planning of future educational ideology is the unshirka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turity will be an indispensable dimens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historical position;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strategic choic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