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课堂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由“间接测量”到“直接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课堂这一“黑箱”逐渐被打开。传统的基于师生报告的问卷调查逐渐被包括视频记录在内的课堂观察所代替。然而，直接查看教室仍然是繁琐、昂贵和侵入性的，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课堂分析为便捷化、规模化、非介入式的课堂整体形态研究提供了支撑。课堂研究有待超越传统研究范式对教师特质或教学实践的考察，在开辟技术支持的新的方法论基础上，对包括内容形态、活动形态和时空形态在内的课堂形态做出整体刻画与分析，并最终借助分析结果探索课堂形态重构的路径。
关键词：教学研究范式；课堂视频研究；课堂形态；课堂智能分析
教学的复杂性和基于情境的性质给研究者们理解课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性。因为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所包含的信息并非是存在于构成这个系统的各自为营的组成部分，而是遍布于他们联结性网络的模式之中。”[1]换言之，课堂教学的多种实践活动是在与各种要素交织的网络中同时发生的。然而回顾教学研究的历史，很长一段时期该领域是围绕教师的特质或教学的互动实践展开的。倘若以单独分解和相互隔离的要素为研究对象，去捕捉和描述课堂的现实表现，虽能深化对教与学的理解，但依然无法反映课堂的整体面貌及其特征。正如菲利普·W·杰克逊（Jackson，P.W.）在其课堂研究的经典之作《课堂生活》中所表达的那样：“除了观察教学互动的主要特征以及课程的总体设计，我们也万万不能忽略那些转瞬即逝的事情的意义，也就是学生打个哈欠或者教师皱下眉头那样的事。与人们最初的印象不同，这一类事件恰恰包含了有关课堂生活的丰富信息。”[2]佐藤学从另一侧面揭示了这种复杂性：“像教学这么复杂的、日常性、长期性的沟通过程之中，眼睛看不见的因素和感化比看得见的行为拥有更重要的作用。”[3]所以要打开课堂的黑箱，需要具有开创性的新的方法来驾驭其固有的复杂性，确保教学活动研究的数据标识能与其所处的境脉相联系。为此，超越传统的教学研究，以课堂研究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通过探索教学活动、数据标识与课堂境脉等之间的共存关系，从而对课堂的形态做出整体勾画，并分析其特征和赋予其意义，这将是课堂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迈向课堂形态分析：教学研究范式①转换的结果
“课堂”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影响。正是在教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研究者被拉回到教学的现实世界，更确切地说是回到每一个真实的课堂。
（一）范式转换与课堂黑箱的打开
自上世纪60年代盖奇（Gage，N.L.）在第一版的《教学研究手册》中开始探讨教学研究范式以来，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学者对转换中的研究范式虽有不同的表述，但在逐渐接近并直面真实而复杂的课堂挑战这一点上却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
以美国学者多伊尔（Doyle，W.）和日本学者佐藤学教授的经典划分为例，多伊尔将教学研究范式分为过程—产出范式，中介—过程范式和生态—文化范式。[4]过程—产出范式的基本旨趣在于在严格的科学的统计方法基础上寻求教师教学行为与特征和学生成就之间的关系。该范式把教学作为技术性的过程加以控制，通常被认为遮蔽了教学的复杂性，剥夺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助长了教学的划一化。中介—过程范式的基本旨趣在于透视教师认知或学生学习机制在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然而对教师认知的研究忽略了主流的教学文化以及时间（任教时间）和空间（教室、学校、社区以及国家）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塑造。生态—文化研究范式的基本旨趣在于像杰克逊在《课堂生活》中展现的那样，采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对课堂事件和过程进行描述，并在与环境脉络互动中理解与诠释课堂的意义。生态—文化研究范式承认教学是一个满载了文化、社会意义的活动，研究者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开展复杂的课堂研究。佐藤学用黑匣子、玻璃盒和潘多拉盒三种隐喻概括教学研究的范式。[5]“黑匣子”范式以定量的方法探讨教学过程诸要素之功能的因果关系。“玻璃盒”范式则如透过玻璃窗观察课堂，试图基于对课堂观察的质性研究取得教学过程的理论解读。无论是“黑匣子”还是“玻璃盒”，研究者并未走进课堂去钻研师生直面的实践课题。而“潘多拉盒”范式则是指研究者亲临课堂，直面课堂事实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直面教师实践的难度与可能性，在复杂的混沌中满怀“希望”地求得实践性问题的解决。两位学者对教学研究范式的论述可谓异曲同工。这种趋势在第三、四版的《教学研究手册》中得到强化。艾森哈特（Eisenhart，M.）在第四版《教学研究手册》中进一步发展了在第三版《教学研究手册》中提出的民族志方法。针对当代社会日益深刻的全球化与快速的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个体文化处境的流变性与复杂性，艾森哈特指出多地点或多对象的民族志研究更能解释课堂中的行动对参与者的意义以及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行动和结构的联系。[6]国内学者从我国教学论转型的角度也强调了打开课堂“黑箱”、直面课堂本身的迫切性。如王鉴教授提出应建立“课堂教学论”，使教学研究从“文本”走向“实事”。[7]钟启泉教授认为课堂是交织着多重声音的世界，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空间。[8]他先后出版“课堂研究三部曲”——《读懂课堂》《课堂研究》《课堂转型》，试图为“课堂”这一专门研究领域的确立提供理论视角。
综上所述，教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是逐渐打开课堂黑箱、际遇课堂真实的历程。在研究信念上，课堂的情境性、高复杂性和交互性特征逐渐得到确认。与此同时，研究者与教师在共同直面课堂的复杂性、矛盾和挑战时，过往研究所助长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师的对立逐渐消解，研究者在方法论层面得以超越对“教学”的间接测量，开启对“课堂”的直接研究。
（二）从间接测量到直接研究
除课堂观的转变外，教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还体现为方法论上的转变。由于传统上对课堂的解释通常依赖于间接测量手段，例如教师和学生报告不同课堂教学实践的存在或频率的问卷调查。[9]这类调查所反映的主要是课堂主体对于课堂的感知、理解、体验，而不是课堂本身，因此往往难以全面、真正地揭示课堂的实际面貌。有时在通过教师的自我报告衡量教学时甚至面临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挑战，因为这些报告可能更多是教师的社会合意反应。[10]同时，作为一项复杂的活动，教学从来都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许多教学实践通常同时发生，每一个都很难单独分解和隔离，而间接测量定义在纸上的衡量标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教学实践，争议在所难免。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直接记录对教学过程进行细致而准确的描述与分析。
几十年来，研究者持续探索利用课堂观察这一衡量工具关注特定的教师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定性分析，特别是通过视频观察捕捉更全面的课堂信息，发挥其在多次观看或慢动作分析等方面的灵活性，开展更为全面、细致和富有针对性的研究。以下述国际课堂视频研究项目为例（图表略），我们可以看到课堂研究方法的进展与特征。
使用视频技术对不同国家的教学进行调查和比较始于1995年的TIMSS测验，当时只有日本、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参加，分析对象为三个国家的231节课堂视频。1999年的TIMSS视频研究扩展到7个国家，视频总量达到1000节课以上。为保证在跨文化环境中对教学实践有共同的理解，TIMSS还制定了课堂教学的共同评估标准。TIMSS视频研究激发了国家和国际层面对课堂视频研究的应用。学习者视角研究（Learner’s Perspective Study，简称LPS）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国际课堂研究中心的克拉克（David Clarke）教授发起，14个国家或地区参与，更多关注对课堂重要事件，如课堂指导、课堂练习、课堂总结等的研究，除视频记录和课件外，还通过对师生的广泛访谈收集了参与者对这些课堂事件的解释数据。[11]虽然LPS比TIMSS视频研究更加深入，然而同TIMSS相似，该项目也只探查了非常小的数学课堂样本。事实上，大多数利用视频技术的课堂研究都有着规模过小的局限性。2020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全球教学洞察”（Global Teaching Insights，简称GTI）课堂视频分析项目的研究报告，该项目试图更加详细而深入地探查8个国家和地区的课堂教学特征。这种努力体现为：第一，相对于TIMSS视频研究中教师自由地选择教学内容拍摄视频，GTI收集的视频资料聚焦于同样的内容主题（一元二次方程），这使得课堂之间、国家之间更具可比性；第二，通过纵向设计监测一段时间教学前后学生在认知与非认知上的变化，将教学实践与学生学习结果联系起来；第三，运用多种教学测量手段，例如课件、教师与学生问卷、教师教学日志与课堂视频的收集和评分，以勾画更全面、更详细的教学图景。即便如此，GTI项目在反思自身的研究时，依然强调该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新的研究方法，捕捉世界各地教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更好的理解教与学，而不是对“教学形态”（state of Teaching）的综合研究。[12]
（三）课堂智能分析对课堂形态的揭示
上述国际课堂视频分析研究项目通过对课堂实践的直接测量为研究人员进入课堂打开了一扇门。然而，直接查看课堂仍然是繁琐的、昂贵的和带有侵入性的。以常见的拍摄方式为例，每堂课可能要有三个机位去关注焦点的学生、全景的学生以及教师，拍摄教室的成本是高昂的，而且在后勤保障方面具有挑战性。同时，当如此多的机器、拍摄者进入课堂，整个教室的氛围、师生的教学状态必然会受到影响，视频研究的侵入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对学生课堂数据的保护还需要研究者对研究伦理保持敏感。除此之外，对真实的课堂而言，视频所捕捉到的更多的是师生的教学实践，具体的课堂内容以及完整的课堂时空尚无法全部纳入。[13]如何使课堂研究更具便捷化、规模化和非介入性，这期待课堂研究方法的跃迁。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课堂智能分析对突破目前视频研究的瓶颈做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基于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行为识别和模式识别等技术功能模块的进展，课堂智能分析能够提供包含言语数据、行为数据、心理数据、生理数据、脑数据、学业数据等在内的多模态、全方位、长时段的课堂数据，[14]并借助一系列课堂全息算法，经由机器学习生成智能分析结果。课堂智能分析为整体把握课堂的形态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形态”指的是“事物的状态或表现形式”。同一人或事物往往以不同的状态存在。假如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加以连续考察，就可能发现某人或某事物的整体活动状态的特征。而所处的状态不同，反映了此人或此事物所持有或所彰显的价值或理念的差异。同理，所谓“课堂形态”即课堂的状态或表现形式。任何课堂总是处于某种状态或具备某种表现形式，因此，课堂形态是课堂的实际面貌和具体样子。课堂若连续处于某种状态，则该课堂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其背后往往反映了对“课堂应当怎样”的价值追求和理念选择。由此可见，对课堂形态展开研究是了解课堂实际面貌和具体样子，揭示其背后或显或隐的价值与理念的重要途径。以“课堂形态”这一反映课堂实然全貌的概念建构为契机，必将开创课堂研究的新局面。
二、课堂形态模型的构建
课堂形态通常被认为是对课堂结构的一种抽象描述。有研究者对课堂结构的要素做了归纳，并梳理出其不同的层次，认为其是由顶层的价值和理念、中层的内容和教法以及底层的时空和技术等要素构成。[15]课堂形态实际上是课堂结构的各个要素动态运行所呈现出的状态，由于其在运行中受到某种教育价值和理念的引领，课堂形态会相应地体现某些特征和价值取向。因而，课堂形态是在一定的教育价值和理念指导下，构成课堂的各个层面的结构化要素，包括内容组织、教学活动、时空环境等之间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模式化的关系及其在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形式与状态。根据此界定，如下图所示（图表略），本研究尝试建构课堂形态的三维模型。
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课堂形态会展现出不同的演进方向。比如，有学者从超越工业化社会的标准化课堂形态出发，期望建构大数据支持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形态，[16]为此翻转课堂、混合学习等“虚实融合”的教学活动、以“资源—学习者”配套为特征的个性化内容配置以及技术支持的学习空间建构就成为课堂形态演进的具体内涵。坚持素养导向、变革育人方式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方向。课堂形态的变革也应以素养取向的课堂为价值追求，探索与素养培育相适应的课堂内容形态、活动形态和时空形态的重构。
课堂的活动形态是传统教学研究关注的重心，教与学的互动是其研究的焦点。但不同于把教与学视为被划分后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从形态的视角看教与学是相互交织的，不可能存在单独的教。教是旨在促进学的一种特别的交流形式，“即使学习是由学生本人来实施的，教必须进行调整以支持学生的学习，而这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主要意味着教的最关键任务是支持学生通过交流来处理复杂性。”[17]基于此，超越传统的教与学的割裂，课堂形态模型需要从教与学一体化的角度描述活动形态。借鉴学习科学对“教学”作为“学习环境的创设”这一新隐喻，[18]教师的“教”即是为学生的学习活动提供学习支持。因而超越传统的课堂实践，本研究拟从“学习活动—学习支持”两个对应的维度描述课堂的活动形态。
课堂的内容形态嵌入活动形态，是学生需要全身心关注的材料。课堂内容的来源与学校知识的选择有关。为超越传统的学科本位的教学内容，学生经验和社会生活一度在课堂中获得强调，然而近来对此又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迈克·扬（Michael Young）所宣称的学校应为所有学生提供的“强有力的知识”区别于学生带到学校的源于自身经验的知识，而是应回归以学术团体所积累的系统化的概念体系为特征的科目知识。[19]课堂中所呈现的究竟是何种类型的知识，这些知识虽与学科本身的发展紧密相关，但也因育人目标的价值取向不同而有所取舍。所以知识类型结构是课堂内容形态首要的分析维度。而不同类型的知识究竟以何种方式呈现给学生是课堂内容随之要展现的维度，这涉及内容的组织方式，知识的单位是怎样的？是以一个个零散的知识点串联，还是既能反映各种条理清晰的关系的核心，又能使事实更容易理解和有用的“概念锚点”。[20]内容载体的形式表现是什么？是习题训练、活动主题还是学习任务？透过这些形式反映出课堂内容的具体形态及其特征。
课堂时空形态传统上是不被重视的，因为人们并不认为时空是重要的变革力量。事实上，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也可能并非是因为教师不会教，而是因为整个教学环境设计不合理。我们早就应该把教育系统的失败归咎于教学环境，而不是教师。”[21]面对被老式的课桌椅、传统的装饰和固定的课时时间表充斥的教室，课堂时空形态的改变及其对教与学方式的影响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课堂时空形态的变革可以从时间形态和空间形态两个维度展开。
三、课堂形态的分析维度
由上述课堂形态模型出发，如表2（图表略）所示，素养时代课堂形态的重构至少涉及如下维度：
（一）课堂内容形态的分析维度
课堂的内容形态源于不同形态的知识，反映出独特的内容单位，通过一定的内容载体加以呈现。因此，对课堂内容形态的描述主要包含知识类型结构、学习内容单位和学习内容载体三个方面。
1.知识类型结构
从课堂形态的模型出发，为凸显素养培育的课堂转向，并体现内容形态、活动形态与时空形态之间的联系性与整体性，本研究所述的知识类型结构旨在超越传统的记忆性的事实性知识，强调学生获得理解并能在新情境中运用所学的方法性知识以及关乎学科价值和学习意义的价值性知识。[22]知识类型结构的改变往往是各国课堂变革的前奏。以数学学科为例，OECD在分析1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课程标准和数学教科书后指出，相对于TIMSS1995的数学框架，定量推理、高阶现实情境应用以及21世纪技能等成为素养时代许多国家的教学内容选择。[23]三种类型的知识与学生对学科知识观念的理解、真实生活中的问题解决以及个体行为动力的精神支柱等素养的核心要义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三类知识在课堂中的整体渗透是素养培育的前提。
2.学习内容单位
知识点是传统课堂中学习内容的基本单位。面对浩渺的知识点，教师要想办法将其分配到有限的课时中，学生的学习则是吸收大量孤立的知识点，这不仅造成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因其零散性也无法真正应用于需要的场合。大概念在学科中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层级结构，从最底端的事实知识提取为主题，而后进一步抽象为概念，再演变发展至概念性理解。[24]大概念以简驭繁，能够形成学生对学科知识最本质和最持久的理解，从而实现在不同情境中的相互迁移，包括学科内的迁移以及跨学科的互通。不同于像新手那样只认识孤立的路线，大概念以知识网络的形式架构和扩展学习内容，有助于使学生像专家一样思考，[25]在遇到问题时，及时调取位于整体知识结构中的相应概念以解决问题。
3.学习内容载体
直接讲授与机械练习是传统课堂的典型形态，“练习”因而成为传统课堂的内容载体。新世纪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图通过学习活动设计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然而学习活动作为内容载体，极易陷入“活动主义”，课堂表面热闹，却无法实现对活动背后所承载的知识内容的深度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活动的割裂化、拼盘化、细碎化还进一步加剧了学生获得知识的散乱和无序。任务被认为是有效组织活动并使之实现进阶逻辑的重要线索。任务并未抛弃原来的活动，而是作为内容载体，以符合学科逻辑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方式有效协调、组织和统领各项活动。因而，任务嵌套了学习内容，内蕴着学科大概念，有效执行任务或实现某个复杂产品是个体展现知识和专业能力的方式。威金斯和麦克泰格建议，在每一个单元教学中，至少应有一个核心的表现性任务按照GRASPS（目标和角色、对象、情境、产品、标准）模式进行建构。[26]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即是学习活动的实施过程，亦是学生有组织、有进阶地获得学习内容的过程。
（二）课堂活动形态的分析维度
课堂活动形态揭示出课堂的实践结构。过去二十年，虽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通过倡导建立对话的课堂试图超越课堂实践的授—受传统，促进师生课堂互动，但同时，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经常被遗忘和消解。从“满堂灌”的课堂到“满堂问”的课堂展现的即是这一状况。当前，超越传统的课堂实践，由“学习活动—学习支持”两个对应的维度所描述的课堂活动形态亟待改变。
1.学习活动
传统课堂主要以学生听讲、记忆、模仿、练习为主，“记中学”是其典型表现。过多的机械性记忆、重复性训练和被动式学习造成了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为此，新世纪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倡导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但在实践中，由于忽视学习方式的丰富性，以及由于缺乏“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具体学科合二为一的策略和方法而导致的去学科化现象，[27]使得探究活动的浮泛、固化、虚假等问题亟待纠正。素养导向的学习在吸收以往学习活动组织与实施的经验基础上，通过强化学科实践，试图充分发挥实践的独特育人功能，加强知行合一、学思结合，倡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从而实现学习方式与学科特质深度耦合的学习活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这类学习活动具有情境性、具身性和整合性，与学科专家所从事的真实的专业实践类似，它体现了学生在其生命历程中对重叠、互补甚至冲突的文化实践中的多样行为库（repertories）的获得，[28]反映了素养时代学习的本质。
2.学习支持
在“记中学”的课堂中主要体现为教师主导的“讲授”，严格说来其并非是与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相对应的教师支持行为。新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强调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活动中，的确存在教师对学生对话、体验、讨论、合作、探究等学习过程的支持，但总体上是围绕师生互动展开的，并且主要强化的是教师对学生认知的激发与引导。素养取向的课堂期望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够为学生创设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包括设计能够引导和导向学生学习的全部问题和任务性质的境脉支持，提供用于表征、组织、操作或者构建理解的学习工具与技术，提供从与学习主题相关的静态信息资源到社会化建构的动态发展资源，以及提供促进学生意义建构、过程管理、表达和反思的脚手架。[29]这些境脉、工具、资源与支架方面的支持指向的是学生理解力、分析力、创造力等高阶认知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学生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理性认知，还包括情感、动机、意志等非认知因素的发展，因而教师的支持行为也应该包括对学生非认知的支持。以OECD的GTI视频研究为例，该项目提出了教师课堂教学实践中的社会情感支持（Socio-emotional support）概念。社会情感支持指向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学生在课堂上愿意冒险，并在智力有时在情感上接受挑战的支持性学习环境，从教师的角度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以及教师给予学生的鼓励与温暖。研究结果也表明，教师和学生表现出鼓励、温暖的教室和学校是学生有更高的学业成就和学习动机的地方。[30]社会情感支持与既往的认知激发性支持一样，都应该反映在教师的支持性教学实践中。
（三）课堂时空形态的分析维度
相对于内容形态和活动形态的变革，课堂时空形态的改变更为缓慢，但其对课堂活动形态和内容形态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课堂时空形态的变革主要包括时间形态和空间形态两个方面。
1.课堂时间形态
课堂时间形态的考察涉及对课堂钟表时间、社会建构时间和虚拟时间不同视角的分析。在以传统的钟表时间作为衡量尺度时，课堂时间被分割为可测量的线性的单位，随之教学内容也被精确分割进时间单位，以确保环环相扣，从而填满课堂的每一分钟和每一空间。因为个人的意愿无法脱离一定的时间规范，钟表时间无疑强化了学生的一致化行动，并由此加剧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个体自身的时间体验与意义建构被忽视。然而时间嵌入师生交往和成长的场域，是人的发展的结构性要素，课堂中儿童不同的时间观念和体验昭示着个体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不断生成性，因而，课堂时间具有社会建构性。社会建构时间强调尊重儿童内在的时间节律和时间体验，尊重个体学习的实际进程，在教学活动的制度安排上强调“宽松”，微观上强调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发展，一种新的时间体验——虚拟时间被塑造。技术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塑造”，当人们以特定的方式使用技术时，会给技术赋予意义，从而塑造自己的时间体验。同时新技术能够重新配置人们体验时间的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信息技术媒介的方式。[31]虚拟时间是社会建构时间的延续，其体验更多变、更复杂、更快节奏。网络技术的使用促进了虚拟时空在课堂中的融入，时间边界的模糊性、时间使用的灵活性以及时间中的多任务处理成为虚拟时间的存在特征。[32]反映在课堂上，跨越时空边界，从线上学习到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模式，虚拟时间不仅模糊并扩展了学生的学习时空与机会，同时潜在地增加了多种学习方式。网络所营造的虚拟时间还减少了人们对钟表时间的依赖，获得了更大的时间灵活性，学生能够以自己的步调展开学习或展示能力，教师具有确定何时何地履行专业责任的自主权，时间本质上是可变的，学习却是不变的。同时，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使得不断中断当前任务和同时进行多项任务成为可能。学生通过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即时活动消息可以同时开展多项活动。不过当学生坐在电脑前开始学习，他们是如何使用时间以及他们沉迷于何物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和明确。
2.课堂空间形态
课堂空间形态的考察涉及对物理学习空间、虚拟学习空间和虚拟现实空间的分析。学校要建构与素养培育相适应的学习环境亟需对物理空间进行改造。提高空间总体的灵活性，并能够不断地基于学习需求对空间进行重新配置是其基本要求。美国西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罗杰·尚克指出：“教室不复存在”是学校设计的语言。应当建立与学生的学习模式——计算机工作、与他人交谈、做事情相匹配的三种不同的学习环境：集中式工作环境、协作式工作环境和项目式工作环境。[33]将教学法融入空间，建立与学生学习需求相匹配的学习空间已成为学校设施改造的方向。比如建立学生大本营、合作孵化器、存储空间、专业和重点实验室、项目空间、户外学习空间、展示空间、突破空间、个人学习空间、小组学习空间、教师会议空间，[34]等等，这些积极的探索正在不断地颠覆传统的教室概念，扩展学习领域和合作区。虚拟学习空间主要是与实体性的物理学习空间相对的网络学习空间。通过网站平台的建设、资源的汇聚与推送、网络学习的指导与跟进、学习状态的分析与评价，虚拟学习空间能够有效助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深度学习，并支持线上线下的融合学习，实现学校新型学习空间的重构。虚拟现实空间是技术与现实空间叠加而成的一种全新的模拟环境，学习者在完整地投入模拟环境时，能够获得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的体验。虚拟现实技术改变了知识的呈现方式和学习交互方式，增强了知识的可视性和学习过程的灵活性。学习空间的扩展有助于突破实体空间的容量和局限，通过虚拟构造特定的学习场景供学习者使用，实现基于学习需求的学习场景的转换。比如，戴维·索恩伯格（David Thornburg）在《学习场景的革命》中专门阐释了技术如何重塑其所建构的融合“营火”（听知识权威者讲述）、“水源”（在社交中相互学习）、“洞穴”（学会独立反思和思考）和“生活”（将学习带到实践中去）等各类学习场景并能自由切换的“教学全息甲板”这一学习环境，[35]以使学生在其中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
课堂形态分析超越对课堂的互动实践研究，从更加具有整体性的内容、活动和时空维度探索课堂的面貌，特别是借助课堂智能分析，开创非介入视角、规模化样本、多模态数据的课堂研究新局面，从而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当前的课堂研究。它预示着课堂研究新范式的诞生，必将为课堂转型路径的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注释：
①为便于讨论，本文对“范式”的理解遵循其提出者“托马斯·库恩”的经典认识：范式一方面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7。
参考文献：
[1][17][美]小威廉·E·多尔，等.混沌、复杂性、课程与文化：一场对话[M].余洁，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导论，238.
[2][美]菲利普·W.杰克逊.课堂生活[M].丁道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21.
[3][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44.
[4]Doyle, W. Paradigms in Teacher Effectiveness Research[J].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Effectiveness, 1975, 5(1).
[5][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18.
[6]Eisenhart, M.(2001).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culture and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recent thematic shif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A]. in Richardson, V.(Ed.)(2001).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Fourth Edition) [C].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P. 209.
[7]王鉴.课堂研究概论[M].钟启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3.
[8]钟启泉.课堂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Hill, H., Kapitula, L. & Umland, K.(2011). AValidity Argument Approach to Evaluating Teacher Value-Added Scores[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8(3).
[10]Little, O., L. Goe and C. Bell(2009). A practical guide to evaluating teacher effectiveness[R].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enter for Teacher Quality, Washington, DC.
[12][13][30]OECD. Global Teaching InSights: A Video Study of Teaching[EB/OL]，OECD Publishing, Paris.
[11]Clarke, D., Emanuelsson, J., Jablonka, E. & Mok, I. A. C. The learner’s Perspective Study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Classroom Practice[A], in Clarke, D., Emanuelsson, J., Jablonka, E. & Mok, I. A. C.(eds.) (2006). Making Connections: Comparing Mathematics Classrooms Around the World[C].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Pp.1-22.
[14]杨晓哲.基于人工智能的课堂分析架构：一种智能的课堂教学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21，50（12）.
[15]张春雷.核心素养视角下课堂结构的审视与重构[J].教师教育研究，2018，30（5）.
[16]吴南中，夏海鹰，黄娥.课堂形态演进：迈向大数据支持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J].电化教育研究.2020（9）.
[18][29][美]戴维·H·乔纳森，苏珊·M·兰德.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徐世猛，李洁，周小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14-15.
[19]Young, M. & Lambert, D. Knowledge and the Future School[J].London: Bloomsbury, 2014.
[20][美]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克泰格.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第二版）[M].闫寒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5.
[21][美]戴维·索恩伯格.学习场景的革命[M].徐烨华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8.
[22]吴刚平.知识分类视野下的记中学、做中学与悟中学[J].全球教育展望.2013，42（6）.
[23]OECD. When Practice Meets Polic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A 19 Country /Jurisdiction Case Study[EB/OL].https://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when-practice-meets-policy-in-mathematics-education_07d0eb7d-en, 2020-08-20/2022-03-04.
[24]Erickson H. L., Lanning, L. A., & French, R.(2017). Concept-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or the Thinking Classroom(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25]刘徽.概念地图：以大概念促进深度学习[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24）.
[26][美]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克泰格.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第二版）[M].闫寒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5.
[27]崔允部.学科实践，让“自主、合作、探究”迭代升级[EB/OL].
[28]R.基思·索耶.剑桥学习科学手册（第2版）[H].徐晓东，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709.
[31][32]Duncheon, J. & Tierney, W. G.(2013).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im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3(2).
[33][34][美]詹姆斯·贝兰卡，罗恩·勃兰特.21世纪学习的愿景[M].安桂清，主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85.
[35][美]戴维·索恩伯格.学习场景的革命[M].徐烨华，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8.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Classroom State: Perspective from Paradigm Shift
An Guiqing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research paradigm, classroom research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indirect measurement” to “direct research”. In this process, the “black box” of classroom is gradually opened. The traditional questionnaire where teacher and student report on teaching practice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classroom observation, including video recordings. However, looking directly into classrooms remains generally complex, costly and intrusive. The classroom analysis supported by AI technolog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convenient, large-scale, non-interventional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state of the classroom. Classroom research needs to go beyond investig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or teaching practice, and on the basis of developing a new methodology supported by technology, make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lassroom state, including content state, activity state and space-time state. Finally, with the analysis results, researchers expect to find the path of classroom state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teaching research paradigm; classroom video research; classroom state; intelligence classroom analysis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