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既是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难点。受社会发展的市场化导向和工具理性追求等外部因素以及乡村社会相对滞后的生活图式等内部因素交互叠加影响，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人口逻辑、文化逻辑和生态逻辑，应紧扣“中国特点”“乡村特色”“现代水平”等发展指标，以政策驱动、经济支持、人才引领、文化自信和绿色赋能为抓手，推动中国从乡村教育大国向乡村教育强国迈进。
关键词：乡村教育；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教育中的落地与落实，既是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难点。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是“中国式”，即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和共同富裕为导向，立足乡村优秀文化与乡土特色资源，激活乡村人才红利、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旨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乡土特色、最符合国情乡情的乡村教育现代化新路，绝非复制国外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也不是将城市教育现代化嵌套到乡村教育。早在20世纪初，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教育家就对乡村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及价值进行了开拓性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乡村教育现代化进入新时期，乡村扫盲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等为乡村教育的现代化改造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教育正式成为国家教育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乡村教育注入了持续的资源与活力，并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画卷，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价值方向与路径导向。
学术界近年来围绕乡村教育现代化进行了诸多探索，提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乡村教育振兴说”，将乡村教育现代化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阐释了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取向，明确了乡村教育现代化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教育基础性支撑[1]。在乡村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乡村教育层化现象严重、信息化程度不高、优质师资匮乏、乡土意识薄弱等困境成为乡村振兴的掣肘[2]，需要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转变乡村教育发展方式，将乡村教育发展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协调发展、共同振兴[3]。有关乡村教育振兴的研究又衍生出两种取向的学说：一是“乡村教育向城说”，认为中国乡村教育具有“离农”的使命，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未来方向是城镇化[4]，乡村教育主阵地应当由乡村逐步转移至条件优越的城镇，从而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5]；二是“乡村教育农本说”，主张乡村教育振兴不能简单照搬、移植城市教育现代化的做法[6]，而是作为具体的、独特的教育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以“自主式”思维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7]。为此，基于乡土中国的背景与传统，办好优质均衡、富有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教育，既是加快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统筹推进乡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旨归。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尤其是乡村教育现代化取得的系列重要成就，针对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面临的现实挑战，深入探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独特的发展逻辑与推进路径，既必要又重要。
一、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乡村教育现代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领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压舱石。党和政府在推进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系列重要成就，但全面建设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受社会发展的市场化导向和工具理性追求等外部因素影响以及乡村社会相对滞后的生活图式等内部因素交互作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一）“僭越”：市场的逐利性倾向引发乡村教育生态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导向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注入了持续动力和带来了系列红利。然而，市场的逐利性、短视性等弊端也对教育的公益性产生了较强冲击，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赖以生存的教育生态基础发生了较大改变，乡村教育的目标、资源和场域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导致乡村教育生态面临解构危机。一是乡村教育目标偏移，乡村社会受市场导向冲击，不仅会引发乡村教育主体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的转变，而且会对其教育理念产生深刻影响。乡村教育逐渐成为乡村学生“跳农门”的手段，乡村学校及教师将与考试升学相关的课本知识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相对忽视了乡村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乡土特质的培养。二是乡村教育资源流失，乡村社会作为保留中国传统民风习俗及其教育价值的主阵地，不可避免与市场经济讲求的利益至上理念发生碰撞冲突。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乡村教育同乡土社会、传统文化深度交融，既承担着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重任，也肩负着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的使命。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逐利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越界开发，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使得乡村教育逐渐失去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三是乡村教育场域压缩，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必然会压缩乡村教育主体的活动空间，加之应试导向从城市学校向乡村学校蔓延，“唯分数论”的教育取向无形间将乡村教育系统同乡村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割裂，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场域局限于学校的“一亩三分地”。自然教育环境与社会教育资源相对缺位的乡村教育生态体系，难以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支持，损害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之基。
（二）“失根”：工具理性价值追求致使乡土特色文化消弭
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从农耕时代便逐渐积淀、酝酿和生成的历史财富，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根脉，通过乡村教育等途径濡化着世世代代的村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新兴文化的发展以及乡村教育结构的改变，村民以自主创业、进城务工等方式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求变”的意识、“能变”的勇气和“应变”的能力，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和村干部成为乡村社会的榜样，乡村与城市发展上的强烈反差致使村民的价值取向复杂化、对乡村文化日益疏离，将乡村学生是否具备在城市谋生或融入城镇化生产生活的立命之本视作衡量乡村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乡村文化呈现出碎片化和边缘化样态，文化价值一旦失落势必造成文化本身的虚化和人心的涣散，影响村民生活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教育尤其是乡村教师的文化权威，乡村教育逐渐成为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的存在。在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现代化框架中，乡土文化底蕴逐渐褪色、蒙尘，“乡风乡韵”渐淡，“乡音乡愁”难觅[8]，具有特色性、地方性和情境性的乡村教育文化也显露凋敝式微之态。乡村教育逐渐远离乡土文化，空有“乡村”之名而无“乡村”之实，沦为乡土文化的“他者”和“陌路人”，整体结构与乡村社会发展几近脱钩。[9]乡村教育与乡土文化之间的“断裂”，动摇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之根。
（三）“束缚”：乡村传统生活图式阻碍现代教育要素渗透
乡村教育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或慢或快、或缓或急地步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轨道，中国乡土社会传统具有“自发自在”和“以过去为定向”的保守性特征，是以常识、经验、惯习等为基本要素的自然主义活动图式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10]。乡村作为一种生活共同体空间，基于乡与民、民与民、自然与民的长期互动形成了独特的乡村传统生活图式，维系着乡村教育活动的秩序。市场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生活图式，既有砥砺前行开新局的生活信仰，也有画地为牢守成规的生活行为。乡村传统生活图式绝非凋敝落后的代名词，但不乏存在一些落后的守旧观念、陈规陋习等，阻碍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条件、根植于广袤土地的小农生产方式，催生了以家庭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村生活特征，塑造了村民相对保守、依附、封闭的生活性格[11]，尤其是在依托人伦、血缘而建构的生活圈中的老一辈村民，习惯重复式和人情化的生活模式，缺少改变现状、超越当下的热情和追求。以血缘、亲情和人伦为纽带的乡村精神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图式表征便是人情网络化，相对忽视了现代化发展所倚重的原则性、公正性和平等性。受乡村传统生活图式的支配与影响，乡村教育的内在驱动力、现代性和超越感不足，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之机。
（四）“边缘”：城乡价值观念差异导致乡村教师身份疏离
随着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推进，乡村教育是探索自己的道路，还是沦为城市教育的翻版？是秉持自身的特色传统，还是追求城镇化的现代模式？这些问题时刻拷问着乡村教育的核心主体——乡村教师，乡村教师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活动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着上述问题。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其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乡村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和乡村教育质量提升。[12]党和国家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推动乡村师资的学历水平与能力素养持续提升，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公费师范生计划”“特岗教师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深入落实，吸引了大批新生代乡村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为乡村教师队伍补充了高素质、专业化的后备力量。然而，未经乡土文化浸润的新生代乡村教师在乡从教时容易迷失自我价值，思维观念、行为方式等难免带有向城化特征。城市生活经验与乡村生活图式相隔离，城乡文化碰撞造成价值观的分野，诱发了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加之村民对乡村教师无意识地疏离，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以“走教”状态教在乡村、住在城镇，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漂泊者”和游离于乡村生活边缘的“异乡人”，进一步削弱了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天然纽带。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的淡化既不利于乡村学校师资队伍的稳定，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现代化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更新迭代，削弱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五）“虹吸”：教育竞争内卷冲击加剧乡村优质生源外流
乡村学生的数量、质量及分布等人口因素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在乡村教育生态体系面临解构危机、乡村教育特色文化日渐消弭以及乡村教师身份认同迷失的共同作用下，乡村优质生源外流的困境进一步加剧，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后乡土社会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将谋求美好生活的期望寄托在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追求上，而优质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在教育竞争内卷的冲击下，感知到城市教育优越性的乡村家长为了追求高质量的教育，通常选择将子女随迁到城市接受教育，催化了城市对乡村优质生源的虹吸效应。比如，2021年进城农民工中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8.2%，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在校率为99.6%。[13]乡村受教育人口大量迁往城市，空巢化乡村、乡村（超）小规模学校日益增多，在乡上学的乡村学生也面临着“升学”无望、“兴乡”无技、“入城”无门、“致富”无术的困境[14]，导致“读书无用论”在乡村社会重新抬头，弱化了乡村教育现代化内生发展的主体力量，影响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之质。
二、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命运与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15]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由中国的社会制度、乡村历史文化、教育根本任务等多种重要因素相互作用予以推动，涵盖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生态等多个关键维度。遵循乡村社会和教育的内在规律，探寻多维度的发展逻辑，准确描绘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才能达成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有效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归。
（一）政治逻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落实党的领导推动政策覆盖
政治逻辑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顶层引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本质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教育现代化。[16]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必须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既要汲取城市教育现代化与国外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又要尊重和彰显中国的乡土本色。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逻辑原点，发挥“引领”之效，彰显鲜明的政治导向与价值指引功能，决定着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一方面，党的领导贯穿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实现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直接关涉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最终成败。要求乡村教育立足国情乡情、体现乡土特色，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导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对乡村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落实于乡村教育发展的全领域。推动国家教育政策对乡村的全覆盖，通过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深化乡村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充分发挥乡村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现代化运行体系，持续增亮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底色。把乡村学校党组织建设成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才能克服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艰难险阻，使党始终成为乡村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等教育主体最可靠的主心骨，把稳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乡村教育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和发展自信心，集聚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二）经济逻辑：乡村教育防贫阻贫，深化城乡互喻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逻辑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17]，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导向下，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城市教育对乡村教育的“虹吸”效应，实现城乡教育的互促互补。通过教育资源的城乡普惠共享、城乡一体化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带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确保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齐头并进。依托乡村教育防贫阻贫，推进乡村经济振兴，以城乡教育高质量发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城乡共同富裕。[18]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彰显，也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经济诉求。只有实现防贫阻贫才能确保共同富裕的落地落实，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作为防贫阻贫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发挥着战略性、根本性与延续性作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旨在打通乡村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多样化的教育途径，搭建乡村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纵深渠道，建设学习型、知识型和技能型乡土社会，提升广大村民尤其是乡村学生的受教育质量，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学习观、生计观与就业观，增强其就业能力和致富本领，培育乡村防贫阻贫的内生力量，形塑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的共进模式，有效实现精神阻贫和技能防贫，进而奠定乡村现代化和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实现乡村社会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达成乡村经济与乡村教育之间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乡村教育防贫阻贫的后发优势，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赋能增色。
（三）人口逻辑：培育乡村人力资本，激活人才红利助推乡村振兴
人口逻辑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增强核心动力。构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新样态，重在下好乡土人才培养这步“先手棋”，延展人口质量红利，厚植乡村人才沃土。优秀人才是实现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和重要保障，学校教育作为输出乡村人才的主阵地，培育高素质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则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功能与核心目标。乡村人力资本作为乡村振兴的动能要素，在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培育乡风文明和振兴乡土文化等方面扮演着基础性与引领性角色，乡村全面振兴依托于乡村教育将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满足乡村振兴对优质人才的迫切需求。一方面，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有赖于一支懂教育、爱乡村、爱学生，具备现代化教育价值理念和掌握现代化教育教学方式的高质量教师队伍，唤醒并提升乡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19]。精准培养本土化优秀乡村教师，尤其是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乡村教育人才带头人，激活乡村教育人才红利，以乡村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重在造就懂农业、爱乡土、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及其后备人才，缔造基于“为乡兴乡、回馈家乡”运行逻辑的双向循环链，在培养乡村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培育乡村学生反哺乡土的桑梓情怀，扭转乡村教育向城市单向输送人才的局面，促进从城向乡的人才回流，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人才振兴。
（四）文化逻辑：扎根乡土教育文化，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频共振
文化逻辑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明确精神导向。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漫溢乡土气息的文明土壤，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内核。乡村教育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弱项，既应当“向上”生长，洞悉全球教育现代化和城市教育现代化的共性精髓，又需要“向下”扎根，“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重新审视乡村文明对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意义”[20]，促进乡土传统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在乡村教育中交融共生。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也是涵养乡土文化的过程，乡村教育目标以重拾乡土价值、服务乡村社会为愿景，秉承“以乡村学生为本，以乡土文化为根”的理念，深挖蕴藏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乡土文化基因。将乡土优秀文化的保护与继承融入现代乡村教育体系，在乡村教育乃至乡村社会重塑对中国乡土特色文化的认同感和担当感，以浸润式教育厚植乡村学生的乡土文化自豪感和责任感。同时，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并非圈地自守于乡土文化，而是乡村教育现代化与乡村教育本土化并重的双轨推进，实现乡土文化的与时俱进、吐旧纳新和创生发扬，达成乡村物质文明与乡村精神文明同频共振，谱写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华章。
（五）生态逻辑：奉行有机统一理念，推进学校系统乡村系统双轨融合
生态逻辑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加强系统支撑。乡村社会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包括乡村特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既是乡村生态系统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乡村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基本内容，对乡村教育教学活动和乡村学生身心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态“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需要紧密结合乡村社会的生态系统，超越乡村教育的学校边界，形成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体系，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生态振兴由乡村特有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等特定功能所决定，既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前提，亦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作为扎根乡土、服务村民、建设乡村的教育现代化，离不开乡村生态系统的支持，重在持续优化乡村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确保乡村教育子系统之间及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持续进行能量流动、物质转换和信息交流[21]，实现乡村教育同乡村自然、乡村社会、乡村制度等乡村系统的深度融合，建设乡村教育生态文明。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必然要服务乡村生产、改善乡村生活，促进乡村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培养乡村学生形成人与乡村社会、人与乡村自然共生共存的意识和能力，积极投身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生态振兴的均衡统一。
三、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国家政策文件指出，办好乡村教育，推动乡村教育融入乡村振兴发展。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扎根中国乡土大地且嵌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千秋大业，并非“中国”“乡村”“现代化”三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紧扣“中国特点”“乡村特色”“现代水平”等发展指标，将中国国情、中国方向、乡土传统与乡土实际作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生长点，以政策驱动、经济支持、人才引领、文化自信和绿色赋能为抓手，推动中国从乡村教育大国向乡村教育强国迈进。
（一）政策驱动：健全标准化保障体系，强化乡村教育发展驱动力
坚持与加强党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构建并完善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饱含科学性的乡村教育政策体系，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愿景谋划、系统引领、总体部署与全局驱动等作用，是持续增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确保乡村教育各个领域及各项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稳定化推进，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全领域和全过程构筑坚实保障。
政策制度作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指挥棒”，应当尊重乡村社会发展的多元复杂性和乡村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建立健全符合乡村实情的标准化政策体系。一方面，优化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顶层政策设计。一是党和政府要发挥好引导者与统筹者的角色功能，增强乡村教育发展规划制定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乡村教育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敏锐洞悉发展道路上可能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建立并细化严谨周密、系统科学、上下贯通的乡村教育政策体系，夯实乡村教育的各项制度保障，引领乡村教育步入稳定长效的发展态势；二是坚持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原则，急乡村教育主体之所急、想乡村教育主体之所想，完善乡村教育经费供给制度、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和乡村人才振兴等涉及乡村重大民生的政策；三是受地理位置和市场需求等影响，我国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综合考虑全国不同地区人口、经济等情况，分类分区施策，推进乡村学校从“小而弱”迈向“小而优”“小而精”，实现乡村教育区域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健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政策督导体系。各级地方政府是乡村教育政策执行链条的中间抓手，只有践行现代化的乡村教育治理理念，才能确保各项乡村教育政策落地落实。现代化的乡村教育治理重在建立全透明、全公开的乡村教育督导体制，实现乡村学校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和村务督导委员会的有效衔接，常规教育督导和重点教育督导双线并进，完善数据管理系统及宣传体系，保障乡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多方教育主体“强乡兴村”责任的落实，从而推进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和乡村教育振兴。
（二）经济支持：加强补偿性资源配置，拓展乡村教育效果覆盖面
乡村教育发展以乡村学校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强弱项、补短板，亟须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来破解乡村教育的重难点问题。近年来，党和国家颁布的关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系列政策都强调加大对乡村教育的资源投入，但受历史惯性、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学校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基线，在城乡教育统一支持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增加对乡村教育的补偿性资源，进一步优化乡村教育优质资源的整体配置，以资源投入的效益最大化拓展乡村教育效果的覆盖面。
第一，加大乡村教育硬件资源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在乡村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乡村学校和教学点图书馆（室）、运动场所、体育器材、实验室、多媒体教室及教学仪器等教育场馆及教学设备的现代化升级，定期对乡村教育基础性硬件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和改进；另一方面，优化乡村学校所在村落的配套性教育资源，诸如乡村图书馆、乡村文化馆、农耕资料馆等，为乡村学生打造富有体验性与生活性的乡村社会教育平台，确保乡村教育的育人效果更加全面化和实效化。第二，加强乡村教育数字资源的支持力度，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同乡村教育深度融合，以教育信息化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依托数字资源缩小城乡教育鸿沟，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加大乡村教师信息素养的培养培训投入，确保乡村教师敢用、会用、善用数字教育资源，达成乡村教育数字资源使用效率的最优化。第三，以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化方式设立乡村教育基金，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的经费来源。鉴于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规模之大、牵涉领域之广、所处情境之多，充足持续的经费来源是乡村教育实现公平而有质量发展的经济前提，乡村教育资源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基础上，需要依循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规范，大力吸收、统筹并优化社会性资源的投入，以弱势补偿为价值取向进一步完善乡村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对乡村学校尤其是中西部乡村薄弱学校及小规模学校教育资源的持续供给，确保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成效的普惠性。
（三）人才引领：树立本土化培养目标，厚植乡村教育主体责任感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依靠经济外援，更需要激发内生动力，建设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反哺乡村且具有现代素养的本土化乡村教育人才梯队，厚植乡村教育主体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打造乡村在地化的教育人才高地。优化城市教育人才下乡的“输血”通道，吸引专业人才投身乡村教育，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积功兴业。同时，健全乡村教育人才培养培训等“造血”机能，打造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的乡村教师队伍，为乡村教育的全面振兴和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深层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其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将乡村教育人才振兴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整体框架中整体谋划、统筹推进，引导教育人才向乡村学校一线流动，造就一支能够担当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使命的教育人才队伍。其二，坚持全面培养、分类施策。围绕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培育乡村教育领军人才，壮大乡村教育“人才之林”，集聚“人才磁场”，稳固“人才堡垒”。遵循乡村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客观规律，积极搭建教育人才就业服务平台，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教育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及措施，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培养具有“中国精神”“乡土情感”[22]“现代素养”的后备人才队伍。其三，坚持多元主体、分工配合。推动各级政府、教育行政机构、高等院校、教师进修培训机构、乡村学校等善用各自的独特优势，共建共享乡村教育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形成破解制约乡村教育人才振兴重难点问题的合力。其四，坚持广招英才、高效用才。坚持乡村教育人才本土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引智引才与用人留人两手抓，拓宽乡村教育人才来源渠道，贯通教育人才求职与乡村教育发展的对接渠道，用好用活乡村教育人才，为教育人才在乡村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机会、平台与保障，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人才的教育价值。其五，坚持完善机制、强化保障。深化乡村教育人才培育引进、管理流动、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落实各类人才优惠与福利政策，完善人才服务乡村教育的激励机制，构建“外部保障—内在自觉”联动的留人政策[23]，巩固乡村教育人才同乡村学校、乡村社会的事务联系和情感联结，确保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的环境资源能够留住教育人才，通过乡村人才振兴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引智赋能。
（四）文化自信：挖掘中国化乡土元素，深耕乡村教育品牌在地化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回归乡土优秀传统文化、构筑现代乡村文化结构、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以文兴教的乡村文化振兴历程。扎根乡土大地、凸显乡村特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对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必然导向，要求乡村教育主体回归乡土本质、涵育乡风文明，实现从城市教育现代化或域外教育现代化的“趋附者”“模仿者”到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探新者”“创生者”这一身份转变，重塑乡村教育的文化自信、传承和创新乡土优秀文化。深挖中国乡土元素，并将其渗透于乡村教育的目标、价值、内容与方法等全领域，以乡土性筑牢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旨归之一是乡土文化的回归与振兴，重塑符合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取向的乡村文化价值，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筑起牢固的精神堡垒。一方面，乡村教育以培育能够担当乡村文化复兴与繁荣的文化新人为时代使命。村民共同的信念、态度和统一的文化价值观是保障乡村社会稳定、振兴与繁荣的思想基础。“农村学校是农村最重要的、主要的，有时候由于已经形成的条件还是唯一的文化策源地。它对农村的整个智力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24]为此，要真正超越工具理性和城市取向的乡村教育导向，建立既向现代化开放又不失乡土文化特色的教育体系，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并彰显乡村教育的乡土特性，在传承乡村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强化他们对乡土优秀文化的认同和对乡村教育的信心。通过对乡村文化新人的培养，引导村民肯定自身价值与乡村价值，不再以盲目跳出农门、依附城市为追求，而是积极运用所拥有和创造的乡土文化资源，充实和丰盈乡村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乡村教育增强村民传承与弘扬乡村文化的本领。首先，乡村优秀文化的继承、发展与传播，依托于乡村教育的传承力量，需要将村民尤其是乡村后备人才对乡村文化的深度扬弃纳入乡村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建立健全包含乡土文化理解与传承为评价指标的乡村教育评价制度。其次，通过乡村学校田园课程的特色化开发、乡村校本教材的本土化编写以及乡村教学活动的在地化模式等途径，提升乡土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品牌效应，打通乡村优秀文化进学校、进课程、进课堂的多元渠道，引导包括乡村教育主体在内的广大村民掌握乡村优秀文化的脉络与精髓。最后，通过保护与传承民间文艺活动、乡村民歌民谣等乡土文化，厚植村民的乡土情感，推动村民与乡村文化建立情感关系，参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重塑，从内心热爱乡村文化、投身乡村社会建设，实现“以文化人”，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培根铸魂。
（五）绿色赋能：盘活自然化教育场域，形塑乡村教育生态共同体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人与乡村自然系统和谐共生的教育现代化。乡村自然系统既是影响乡村教育主体尤其是乡村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环境，也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场域，蕴藏着丰富、多样的乡土教育资源。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乡土生态底线作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立场，旨在实现乡村教育系统与乡村自然系统的交互共生，以开放共融的理念拓宽乡村教育的时空范畴，形塑“以乡村天地为教育场域、以乡土万物为教育资源”的乡村教育生态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求乡村教育培育村民的生态道德，将生态系统观、大局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根植于乡村学生“骨血”，引导乡村学生自小就负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增值，践行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的现代生活方式，做乡村绿色健康生活的引领者和践行者，为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奠定基础。乡村教育以保护乡村自然生态为前提，拓宽乡村学生的校外活动空间，为乡村学生营造全方位的自然教育情境，使良好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生长点，带领乡村学生利用田间地头、山川河流、乡土村寨等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教育和生活教育，通过与乡村自然环境的亲密接触，增进乡村学生艺术、审美、体能等素养的全面发展，激发乡村学生热爱乡土自然的情感情怀。同时，乡村教师还可以在现代乡村文明建设和乡村生态振兴的基础上，将乡村农牧业自然系统转化为乡村教育教学的特色场域，利用所在乡村社会的农业生态园、农业水利工程、经济作物基地或家畜养殖基地等，帮助乡村学生完成对“乡土”“农业”等概念的科学化和体系化构建[25]，构建村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教育生态，守护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的“金山银山”，立足乡村教育的绿色发展推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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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刘佳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