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精神力量范畴。从本质属性、存在价值、根本目的等维度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落点都聚焦于人的价值塑造，是通过价值塑造达成民族团结和“五个认同”旨归的教育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必须在对象、内容、形式和空间等教育要素中，突显对“共同性”的价值观照。要牢牢把握“团结”与“认同”教育的逻辑主线，构建面向全员和促进全维发展的教育格局，坚持“意识”和“存在”互构的实践范式，统整制度性教育与非制度性教育两个场域，全面推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五个认同”；民族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这就要求我们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指引，驱动民族区域社会全面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事业，教育承载着人才培养、智力支持、驱动发展的社会重任，是经济进阶、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有助于在社会成员之间创造出一种共同觉醒或共同理解的感觉，并凝聚、统一为一种有机团结和统一目标。”[2]也正是这种可以系统塑造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实用取向，决定了教育必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工程的重要着力点。如何保障“教育助力”的科学合理，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的“铸牢”效应，则有必要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逻辑。本文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逻辑的价值理性、本质及核心、对象及内容、实践范式、制度保障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逻辑的价值理性
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性、意识性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必然存在一定的行动逻辑。而这种先导性的“目的”或“意识”则是预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的逻辑。基于理论“元研究”的范式，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属性、存在价值、根本目的等方面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逻辑的价值理性。
（一）从本质属性的维度审视
有学者总结，当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理解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作一种心理过程或心理意识；二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作一种民族观；三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作一种国家（集体）认同。[3]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多重“意识”共同构成的统一体。[4]但不论何种阐释，其价值落点都聚焦在意识层面，都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可能确证。因此，从本质属性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教育实践活动，是通过人的教育（化）来实现“意识”的形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必须要从“全要素”的立场出发，在教育各要素中，突显出对“铸牢”的价值观照。在对象层面，要突显对受教对象类别和对象发展维度的观照；在内容层面，要突显对作为人际本质区别的文化形态的观照；在方式层面，要突显对意识“生成—稳固”全过程方式的观照；在环境层面，要凸显对泛在教育空间布局的观照。
（二）从存在价值的维度审视
现代资讯和交通技术增进了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记忆”“共享文化”逐渐增多。但是，囿于历史记忆的惯习、区域环境的封闭以及群体价值的规约等原因，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依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从存在价值来看，物的存在是主体价值期许的集中反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正是为了有效地回应多民族中国的“族间差异”，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建构牢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就必须要彰显出强烈的社会关切，突显对民族区域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观照和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观照。
（三）从根本目的的维度审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5]“认同”存在一个渐进的逻辑。现实中，个体在“社会化”的初期，逐渐产生自我认同；在与小众群体的互动及区域文化的规约中，产生民族认同；再通过更广泛的跨族际交往、族间边界感知，则产生了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认同”的基础是“共同性”。就“共同性”的内涵而言，既指族间文化的相似，更指“他族”文化与个体心理预期、价值诉求的适契贴合；就“共同性”的要素而言，“‘共同性’可以是共同的地域、血统，也可以是共同的宗教信仰、语言、价值观，或者共同的历史记忆、愿景、利益等”。[6]从根本目的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增进“认同”为主线，以寻求并助力“共同”为手段，不断稳固扩大“共同体”的实践。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就必须要突显对“共同性”关键要素的观照，让情感、价值和信念成为首选。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本质及核心：突出“团结”与“认同”的牵引
尽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识”是多维的，但其助力民族团结进步和“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的价值，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的根本遵循。
（一）以“民族团结”作为“铸牢”教育行动的逻辑起点
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在历史长河中，中国虽然也发生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等短期对峙，以及不同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但团结统一始终是中华历史发展的主旋律。”[7]中华民族崇尚民族团结、推崇兼蓄并包的精神气质和民族性格，是中华民族具有超强向心力的源泉，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不竭动力。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加，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大行其道，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为有效遏制这些错误思潮，营造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就必须要做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有机统一，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各民族所有力量，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长城。
一方面，要把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作为推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原则。通过经济往来等“实在性”交流和文化传播等“虚拟性”交流，助力广大人民群众对“何以民族”的历史解读，不断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通过强大的民族团结感召，推进各民族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铸就相互嵌入、血脉相连、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加强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政策的宣传解读，加强人民群众身边典型案例的“生活化”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和宗教观，不断强化“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观念。
（二）以“文化认同”作为“铸牢”教育行动的评价导向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表征，是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成的“集成文化”。其发展嬗变的过程，就是中华各民族在发展历史、民间记忆、社会传承、民族性格、大众信仰等要素中，深入地挖掘、凝练、融构不同民族卓越精粹的、广为认可的文化内核、文化形式、文化创新。可以说，中华文化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命之源，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植之基。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体系、精神内核、道德伦理等精神要素，是中国人民共同认可的价值准绳，是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思想力量。推进中华文化认同，对促进“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具有先导性、根基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就必须把中华文化认同作为评价导向，以文化的认同水平作为衡量教育“铸牢”行动的重要标尺。一方面，要继续强化中华文化的内涵凝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8]要突显中华文化凝练的过程性教育，引导民族群众参与中华文化的形塑，以参与式的过程性实践，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文化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要推进各民族文化的革新发展。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不仅是文化进阶的基本规律，也是其汇入中华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枝添叶”、不断获取文化认同和文化共享的必由之路。要突出中华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滋养，突出现代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助力。此外，要突显中华文化的融构创生。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机械叠加，而是各民族文化要素的有机整合。通过多文化要素的融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切感、吸引力；通过不同文化要素的耦合创生，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感、指导力。
（三）以“民族流动”作为“铸牢”教育行动的重要驱动
“人的流动问题本质上是由人与物在不同体系间‘跨界’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核心是社会结合的问题，其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9]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社会结构嵌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总是在互相借鉴中不断发展进步的。而这一吸收融构的过程，也就不断地增强了不同民族间的共同性，不断增进了民族间的理解和认同。就我国而言，“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存在互相超越边界的现象。各民族之间只有通过不断的‘越界’交往后才能达到‘合’，逐渐形成共同性”。[10]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民族群众的流动也同步增速。“每年城乡流动、跨区域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4000万。”[11]相对于较为封闭的农牧区，现代城市的交融互嵌性更高。
因此，增进民族团结就必须要开展积极的教育赋能，全面助力民族群众的社会流动。一方面，要突出对民族群众的语言赋能，不断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助力各民族群众破解交流和嵌入的首要障碍加强教育培训；另一方面，要突出民族群众的生产技术赋能，加强教育培训，更好实现民族群众在心理、文化、经济等全维度的城市融入。同时，在强化民族群众向外流动、助力民族群众城市融入的过程中，还要加强非民族地区人员、信息和资源向民族区域社会的流入，通过持续性的“外源”文化革新，催化民族区域社会文化、心理的重构和发展。也正是通过这一“双向”流动，推动国家与民族框架的核心变化，推动民族群众突破自我民族界限，助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对象及内容：坚持“全员”与“全维”的统整
明确“全员”的教育对象和“全维”的教育内容，是开展科学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效的重要保障。
（一）构建“类—群—个体”的全员教育格局
我国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而是更加广域地覆盖到整个国家。从这一角度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向对象就不应为某一民族群众，而应是包含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群众。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别的解读，人可以划分为“类、群和个体”三个维度。“类”即是指全人类，“群”即是指某一特殊人群，“个体”则指单个的、具象化的个人。据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建构“类—群—个体”的全员教育格局。
从“类”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由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构成的，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指向56个民族。在非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城镇地区，同样需要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不断提升这一区域群众的“共同体”意识，提升其团结和嵌入民族地区的意愿和动力，如有研究关注如何基于族际交往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要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以国内“一盘棋”思维统筹东西部发展，积极做好官方层面的和民间层面的东西联动，推进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从“群”的角度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照重点在民族地区的群众，需要引导民族群众科学理性地看待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从“个体”的角度看，个体的性格、年龄、阅历、生活环境、教育程度、进取愿景等要素都影响着个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实践中，要遵循受教个体相应年龄阶段的认知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设定适宜的民族教育目标和民族教育方式。[14]
（二）落实“知—情—意—行”的全维教育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元的、立体的。”[15]聚焦在个体维度，一般反映为个体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等。在认知方面，需要根据大中小学不同学段设计适当的教学内容，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对受教育者进行“五个认同”“四个与共”“三个离不开”等方面的知识传递；在情感方面，需要培育受教育者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在意志方面，需要塑造受教育者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和文化观；在行动方面，促进受教育者养成自觉维护、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行为。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需要遵循一个从认知、情感、意志到行动[16]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范式：促进“意识”与“存在”的互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交往的哲学基础由存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影响存在这个基本原理构成。”[17]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外源”思想的灌输干预，也需要从社会存在的维度去根本性地形塑。
（一）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灌输”功能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之一，原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促进受教育者意识形态全面发展的教育。灌输具有“促进价值观整合”“促进共同理想”[18]的重要价值。尽管价值观念的生成是个体内在的意识活动，但其依然需要外在力量的干预刺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生活实践和个人体悟，同样也离不开国家的积极推动和思想灌输。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力“干预”，个体就不会自发地出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类行动。
在一段时间内，有学者谈“灌”色变，将其与受教对象的主体性、自主性对立起来，或将其视为一种否定“学生中心”的偏颇论断。事实上，灌输绝非简单的“填鸭式”教育，而是一种有计划、有设计的系统的理论和思想的传递，不仅可以通过间接经验传递提升理念的授受效率，更可以在重复的教育强化中助力个体的意识固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灌输实践中，一方面，要突出灌输内容的“感知性”，不仅要有系统的理论宣讲和政策解读，更要有贴近民众生活的日常叙事，要系统挖掘各民族群众身边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案例，积极宣讲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共生共荣的奋斗历程，推进各民族群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另一方面，要突出意识灌输话语的“通识性”，以“农民化”的姿态来“化农民”，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了解群众的话语逻辑，提升教育话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暖心田”“接地气”的教育话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存在中的“生发”
形塑某种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最根本的方法必然是基于生产力发展而带动的价值文化重构。也有学者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就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何一个民族和地区经济没有搞上来，就会引起各族人民的心理失衡，影响民族关系”。[19]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就必须要牢牢把握意识生成的本质，要在助力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助力区域生产方式进阶的过程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存在”支撑。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教育占据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高位，社会和个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于教育，教育赋能所引起的个体和社会增值远超以往。在改造区域“社会存在”，促进“存在”生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必须突出教育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助力，“以产塑人”。这就需要发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智力支持作用，在稳固教育扶贫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教育赋能。
（三）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互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隶属于精神范畴，是与物质相对应的。“意识，作为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感觉、思维和认知的心理过程总和，由客观存在所决定，同时又以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存在，并随着客观存在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意识。”[20]这一论述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具体的教育行动中，必须要发挥出教育的“超越”属性和“集成”优势。要适度突破区域社会存在的制约，通过优先发展的教育解构区域社会固化的内部平衡，以教育驱动助力区域社会发展，重构区域社会存在；要突显现代教育“集成性”的社会功能，不仅关注人的培养，更要直接将教育触角伸向民族区域的社会治理、生产改革、生活服务等各个领域，不断推进“铸牢”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互构”，形成“铸牢”意识和社会存在相互促进的良性自觉。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制度保障：强调“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统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场域必然是“生活性”“全面性”的，不仅需要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来系统地塑造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需要在全社会打造一种广泛的非制度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空间。
（一）以大思政理念构建制度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
作为培养人、塑造人的专门机构，学校提供的教育更为全面、系统和完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中，学校教育不仅可“知叶”，更可“知秋”，能够以不同的课程、教材、活动乃至教室等不同的载体，从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实然与应然的视角去全维地呈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来龙去脉、内涵本质、构成要素，科学精准地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这种“时时处处种种”的“大思政”价值塑造，有助于规避零散意识教育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学生的内心。
在具体的教育行动中，一是要突出“铸牢”的“教育生态位”，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机统整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机统整，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因素，促进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其他价值的共同生发；二是要突出大思政理念下的“大铸牢”格局构建，深入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既要凝聚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育人合力，也要突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中的“铸牢”侧重，还要做好社会实践、社团活动、课堂教学等教育环节中“铸牢”教育的无缝衔接；三是要突出思政教育与课程思政的统整，牢牢把握课堂教学主阵地、课程育人主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旗帜鲜明地开展“铸牢”教育，在其他课程教学中“平滑”“隐性”地融入“铸牢”要素。
（二）以教化思维构建非制度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
“教化”不等于教育，是囊括了世俗文学、学校体系、村规乡约等一切可用的“导民向善”的载体。它是通过伦理纲常的公共性诠释和演绎，来规范社会大众交往的制度性价值和意义。以此为鉴，时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就必须以“团结”和认同的制度规范来规约大众交往的方向。要坚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机统整，“以社会公约、行业规章、乡规民约、家风建设等作为载体，将教育活动重心下沉到机关、社区、乡村、企业和连队等基层单位”[21]，以全面覆盖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网络，打造中华民族个体的理想信念和行为准绳。
因此，在非制度性教育“铸牢”的行动中，必须把握如下逻辑。一是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符号性”。增进大众对不同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绝非是对其全部构成要素的系统掌握，而是要通过其“符号性”的标志要素来表征不同文化的特色和价值。这就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须积极开展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抽象凝练，并做好不同“符号”的共性挖掘。二是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世俗性”。对个体价值塑造尤其是原生价值影响更为深远的，往往不是宏观、高位的国家政治文化，而是维系区域社会小众群体的生活秩序、支撑区域公共领域社会交往的地方小众文化。这一文化类型与百姓生活高度贴切，具有明显的世俗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动中，“既要努力把握引导规律，强化主流声音，又要贴近民众实际，提高引导艺术，更要注重引导效果，培养舆论自觉”。[22]同时，要采用世俗大众的媒介方式去开展大众教化，综合运用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年龄人群熟悉、喜爱的大众媒介来开展价值传递。三是强调“铸牢”教育的“生产性”。教育对个体技能增值、促进个体高水平就业、提升个体幸福生活指数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生产技能授受中，技术和知识本身还承载一定的价值理念，这就要求“铸牢”教育行动必须“寓技于教”“以技载道”，通过推动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生产实践来渗透、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推进制度性教育和非制度性教育的衔接统整
从广义上看，教育是一个极为庞杂的概念，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社会中的制度、习俗、村落，家庭中的亲属、关系、传承，生产中的技术、技能、创造，这些场域和要素无一不对人的价值发挥着形塑作用。可以说，合理的教育应该是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内的“全域教育”。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就必须要统整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教育场域，要抓住教育的根本，以“文化统整”的理念构建一个文化同源、价值同构、无缝衔续的教育空间，实现“铸牢”教育的全场域、全过程的影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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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Action Logic of Forg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ang Xingping
Abstract: Solidify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within the category of spiritual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ssential attribute, existence value and fundamental purpose, the value basis of solidify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cuses on people’s value formation, a measure to attain national unity and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five identities”through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educational action to consolidat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must highlight the values of “commonality” in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object, content, form and space. We should firmly hold the logic line of “unity” and “identity” education, build an educational pattern oriented towards all staff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ll dimension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educational paradigm of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ce”, integrate the two fields of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and non-institutional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un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ir ideals, beliefs, emotions and cultures.
Key words: solidify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education on solidify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five identities”; national unity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