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机器形态急速变化、技术观念急剧变革的人工智能时代，发掘马克思关于机器技术的哲学思想，既是直面当下机器与技术问题的重要工作，又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任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蕴历史唯物主义的机器技术哲学。特别是“机器论片断”的机器技术哲学叙事，表明现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机器体系，作为对象化一般智力的生产工具，既延长了人类器官、延伸了人类能力、延展了人类实践，也推进了机器技术与社会权力的同构化，表现为资本权力机器化、政治宰制技术化、机器能力绝对化、技术占有政治化等。因此，要使对象化一般智力的机器技术真正表征人的本质力量，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直面机器技术的本质及其与人的关系，以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把“人—机”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并真正使机器技术成为节约劳动时间、丰富物质产品、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
关键词：机器论片断；机器技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人工智能时代
今天，高度发达的机器技术体系深度整合了人类的认知成果与物质的机械功能，成为能够自动生产、具有“自主性”的机器体系，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判断：“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1]而且，机器技术与资本的深度结盟，使机器技术成为资本的最佳表现形态。因此，面对机器技术延长人类器官、实现人类理念、重新定义时代的事实，我们必须深入地把握机器技术的物性本质与人性根据、理解机器技术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阐明机器技术的社会历史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既真实地追问机器技术的本质及意义，又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逻辑中创造性地推动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此意义上说，马克思“机器论片断”内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机器技术哲学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机器论片断”的机器技术哲学叙事，首先实现了机器技术哲学的“‘人类学—技术哲学的’转换”[2]，从机器的产生逻辑、政治效应和历史情态等方面揭示与批判了资本逻辑中机器技术政治化的问题；其次从人类社会的生产逻辑与现代人的生存逻辑方面把“人—机看作一个有机整体”[3]，既使人对象化的劳动以产品与生产力双重面相的方式呈现并“客观化进入自动机器”[4]，又使机器技术表征“一般社会劳动”存在形态的本质得到唯物主义的肯认；再次在批判资本吸纳机器技术的逻辑中，深刻分析了劳动形式变化与“创造性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5]；最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超越了人本主义与技术主义对立的机器技术哲学思维，形成了在社会历史逻辑、人类实践场域、物质力量表达中揭示机器特性本质、运行逻辑和社会效应的机器技术哲学范式。
一、生产资料机器技术化与一般智力对象化
机器技术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运行的工艺条件”，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直接条件”[6]。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机器技术不是自然力的简单复活、物质结构的机械重复，而是人基于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而创造出来的“物体系”，是体现人与物双重本质、延伸人的能力的人造“有机体系”，是社会历史生成的一般智力的对象化、现实化与功能化的产物。机器技术，一方面内化了人类实践的经验性成果，延长与拓展了人类器官的功能，是人类克服自身生物有限性的手段与方式；另一方面则外化了人超越自然的社会需求，是劳动资料的最后形态、社会逻辑的物性表达。对于机器技术，在其自然逻辑的视域中可以这样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7]。但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逻辑中却必须这样讲，“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8]。而且，机器技术成为机器体系，既是人类器官延长与社会需求统一的完成，又是表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历史属性双重本质的“一般智力”的对象化。所以，机器技术既“重复”了物质运动的自然逻辑，又表达了人生产物、运用物和驱动物的社会历史逻辑。
第一，工具是在社会历史中积淀起来的人与对象世界打交道的中介与手段，而机器技术则是工具的系统性组合，它使“人用以工作的工具重新出现在机器上，不过，现在它们是机器用以工作的那种工具”[9]。从器件逻辑上讲，机器技术是由“一般智力”支持、社会历史推动的工具的集成化与体系化；从产生机理上讲，机器技术则是人基于科学认识建构的复杂体系，是由社会实践所激发的物性力量、打造的“物体系”；从社会历史上讲，机器技术整合、固化和激活了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方式与成果，是由社会历史生成的现实性力量所创造的“机械有机”系统。因此，机器技术作为由功能规定的装置或系统，一方面具体地体现了物的本质与属性，另一方面则现实地表征了人的实践能力。机器技术从工具中区分出来时就自然地具有社会历史的内涵。
第二，对象化“一般智力”的机器技术由于“物体系”的逻辑自洽性而具有自动运行的“独立性”。机器技术的“独立”，作为自动的自洽，不是由“物活论”等形而上学观念给予保证与支持的，而是由人类的社会历史性活动赋予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10]。因此，从产生逻辑上看，机器技术不是自然的演化物，而是实现人的意志，并由人驾驭的物质力量与人造体系；从社会逻辑上看，机器技术既是“一般的社会知识”对象化成社会生产力的直接表现，又是“一般智力”改造、规定物的人造体系；从构成逻辑上看，“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1]。即是说，机器技术是作为自然力量的物质力与作为社会力量的生产力的创造性结合与统一。因此，机器技术的独立性，一方面是物性逻辑的一致性与封闭性呈现出来的物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则是其对象化“一般智力”呈现出来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有效性。
第三，机器技术的物性与社会历史性的双重逻辑，使其发展与进步受制于“一般智力”的积累与发展。因为，机器技术作为人创造出来的“物体系”，既需要对象知识的积累，又需要理论知识和观念体系的创建。同时，机器技术具体地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态与发达程度。因为，机器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具体表达，既会影响人类如何生产，又会影响人类生产什么。因此，机器技术既是“一般智力”支配自然的形式，又是对象化劳动成果表现为生产力的方式，还是生产力经济化成为固定资本的样式。机器技术必须在劳动能力、劳动目的和劳动方式的视域中被检视与反思。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特性规定了机器技术的有用性，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的特性赋予机器技术成为固定资本的社会属性。这里表达了两重含义：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机器是人劳动的产物；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机器是固化在物质对象中的一般劳动。“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12]显然，机器技术的精巧、准确、稳定和自动等特性，本质上是人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积累起来的“一般智力”的特性，而非“物体系”的自然属性。就此而言，机器技术是以“物体系”的方式固定下来的、以科学的逻辑表达出来的社会生产力。它使生产劳动对其产生全面依赖，进而确立了在现代社会生产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当然，“一般智力”在表征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同时，必然也会推进机器技术的创新与变革，从而更加充分地激活机器技术所表达的物性力量。
第四，机器技术是“一般智力”对象化出来的具体的生产力形式，既具有物质形态的多样性与社会功能的多元性，又具有社会逻辑的一般性与抽象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技术，既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是资本本质属性的需求。机器技术作为生产力既可移动，又可交换，还可积累，其表现的生产能力的一般性与可衡量性使自身超越了资本的抽象性，成为社会性生产力的“硬通货”。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自动机器体系是社会知识转换成资本控制力的具体表现”[13]，因为“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14]。即是说，生产资料机器技术化在特定的社会逻辑（特别是资本逻辑）中，使“一般智力”具有快速发展的可能性，因为通用的“一般智力”既在智力发展的内在逻辑中运动又在外在动力的驱动下加速发展。这是现代历史进程中机器技术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对象化“一般智力”的机器技术充分行使社会的职能。因为，“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15]
第五，机器技术以物的方式，固化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成果，将社会历史性的人性固定与承继下来，“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16]。因此，现代社会机器技术带来的异化等问题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物性逻辑的问题，而应当归结为物的逻辑与特定的社会逻辑内在互构引发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机器技术是人类社会积累的对象化生产力和对象化劳动的客观化、逻辑化、程序化和科学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成果。机器技术虽然在资本逻辑中可以作为固定资本以其使用价值来确证其资本的属性，但“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17]
由此看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直面机器技术，必然会直接叩问机器技术的物性本质与人性逻辑，深入批判机器技术异化的政治前提与现实语境，全面把握机器技术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可能。马克思把机器技术科学地界定为人类一般智力的对象化产物，既肯定了机器技术对人类的社会生产与历史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又开启了对机器技术“能力全面化”的社会历史缘由及其效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固定资本扩大化与机器“能力全面化”
机器技术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社会生产力，是以科学的方式打造出来的“物体系”，是无机自组织的现实力量，具有稳定、精确、齐一等人类有机生命体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那么，机器技术这一机械有机系统到底是自然之物力量的呈现，还是社会权力力量的表达，抑或是二者的社会历史合一，成为机器技术哲学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关涉到机器技术发展的存在理念与哲学思维，又关涉到对机器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批判与建构。在马克思看来，受资本逻辑支配的机器技术，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18]。机器技术一方面充分表达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能力与可能；另一方面则作为扩大了的固定资本，将劳动力（固化在机器技术中的一般劳动）全面转化成表达资本属性的控制力、支配力和驱动力，使工人全面依附于自身。
所以，机器“能力全面化”，一方面直接地塑造了机器技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正面形象，表征了固化在机器技术中的人类劳动的现实有效性、生产价值性、转移便捷性、保存稳定性与历史发展性等，另一方面则以扩大固定资本比率的方式“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19]。从存在论的角度讲，机器“能力全面化”是人的能力全面化的现象学表征和社会历史表达。人受制于生物有限性，如力量不足、耐性不久、稳定性不强、专注性不够、环境适应度不广等，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改造物质世界、创造社会财富；而对象化人的一般智力、复制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成果和过程的“机械有机系统”，则超越了人的生物有限性，从活动机制等方面使“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20]。这在活动逻辑层面使生产摆脱了工具的单一性，并在活动成效层面“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21]。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讲，机器“能力全面化”，既是“人的思维”具有真理性与现实性力量的客观证明，又是人类劳动能力积累与社会历史“进化爆炸”的结果。虽然在大工业时代，机器“能力全面化”主要体现为物质力量，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构成比例的变化，深刻影响了社会生产和社会政治。“能力全面化”的机器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中代表着整体性的社会生产力，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就其消极方面而言，则以固定资本的方式使工人全面从属于机器技术，真正服膺于资本逻辑与政治权力。
机器技术的化学、力学等科学原则取消了为了提高生产率的主观分析原则，打造了“能力全面化”的机器技术。马克思明确提出，“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22]。然而，机器“能力全面化”却是在“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才开始的；“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23]。也就是说，当固定资本以机器技术发展的方式扩大化的时候，一方面把机器“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并且在固定资本之旁出现流动资本”[24]；另一方面使机器技术的物质化成为资本保存自我、移动自我和表达自我的重要形式。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社会历史效应。其一，固定资本扩大的程度与比率以机器技术的形式成为“一般大工业发展的尺度”[25]、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并使“能力全面化”的机器受制于资本。始于“惊异”而理解物、创造物的发明“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26]。机器技术发展所拓展的广阔生产领域、追求的“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形成的“巨大的生产规模”[27]，既是机器“能力全面化”的逻辑必然，更是固定资本扩大化的事实证明。其二，固定资本扩大化作为政治的社会动力推动机器“能力全面化”，既推进机器运行过程的拟人化、运行成效的类人化，更使自己的步伐越来越快，成为一头跑起来就无法驻足的“疯驴”。机器“能力全面化”，体现了物性力量的连续性、运行标准的齐一性、运动时间的持久性，体现了表征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成就的理论观念、科学逻辑和政治秩序对于激活物质力量、建构机器体系和活化劳动积累的社会能动性，是人类自我认同与社会历史自信的存在基础与现实表达。
机器“能力全面化”对于现代生产的根本影响是，使固定资本扩大化成为可能。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8]。固定资本扩大化与机器“能力全面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深层交织，一方面为机器的“物体系”注入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则为抽象的资本提供了固化与具体化的现实对象。进一步讲，当固定资本以机器“能力全面化”来掩盖其扩大化的事实的时候，固定资本便以机器技术的客观性与中立性遮蔽了其对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占有和支配的事实。而且，固定资本还以机器技术“能力全面化”实现了对人、对“人的自然”和对人的关系的全面统治。因此，“能力全面化”的机器在存在论上虽然有对象化与表征“社会个人的发展”状态的可能，但在社会功能上却被资本转变为“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29]与“去政治化”的工具。机器的“能力”越全面，这种“盗窃”就越彻底、越自然、越高效，从而也越容易被忽视。
虽然固定资本扩大化与机器“能力全面化”的上述关系使得机器依然局限于缩减劳动时间和以劳动时间定义财富的逻辑之中，但是机器“能力全面化”推动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成为“炸毁”资本主义基础的社会历史条件。因为，“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30]。如此一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31]。机器“能力全面化”的内涵和进程尽管深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却具有独立于资本的内在规定。马克思对固定资本扩大化后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预见，隐含着对机器“能力全面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哲学肯定。
更进一步讲，随着固定资本扩大化而推进的机器“能力全面化”，会使机器技术成为否定固定资本本质逻辑的现实性力量。机器技术发展的历史现象学表明，机器技术既受制于物质因果逻辑的展开进程，又受限于人的经验积累与实践能力的发展程度。因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32]。这一实践的自觉，在资本逻辑中，表达为固定资本扩大化的自觉；在生产逻辑中，则表达为生产工艺学的创新与发展的自觉；在个性生成中，则表达为“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3]。历史地来看，“能力全面化”的机器，既为固定资本扩大化提供了条件和方式，为资本实现其本性提供了物的基础；又改变了社会生产的结构，使耗费在“一般智力”创造中的活动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占用更多的劳动时间；更开创了以生产力发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为自由时间的丰富充裕和个性化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能力保障。
然而，固定资本扩大化的逻辑与机器“能力全面化”的进程，在现实的历史中并没有建构起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到人自己的社会历史语境。因为，无论资本还是机器技术，本质上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世俗的“非神圣形象”，其区别只在于资本是财富与地位、机器技术是科技与力量。当机器技术交织在经济的利益逻辑和政治的权力逻辑之中时，其就有可能发生异化，成为资本表达权力的方式与手段，由此获得政治支配权与社会控制权。
三、社会权力机器技术化与机器技术权力化
无论是马克思时代的机器大工业语境，还是当今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被机器技术化的社会权力与权力化的机器技术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深度全球化时代，社会权力机器技术化与机器技术权力化的样态与方式更是日新月异、变幻无穷。这既与当代世界的发展格局相关，又与我们理解机器技术本质、对待机器技术力量、看待机器技术意义的哲学观念相关。所以，机器技术要想真正回归到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确证思维的真理性、表达实践的创造性本真，就需要既破解社会权力机器技术化的内在逻辑，又探索扬弃机器技术权力化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通过分析自动机器体系发现，社会权力机器技术化使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技术推动“资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34]。这是因为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技术是“以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35]。机器技术既以生产力发展的表象肯定了资本权力的正当性，又以社会财富的形象淡化了资本权力的强制性、支配性和掠夺性。这既是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钟爱机器技术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逻辑中机器技术发展与兴盛的政治根源。资本权力转化成机器技术的运行逻辑与运用逻辑，既以科学这一客观社会标度重释了权力的正当性，又以机器技术的生产稳定性强化了权力结构的稳固性。而且，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技术，其使用的耐久性、价值释放的长期性和财富增值的稳定性，改变了资本行使压榨的强制性、剥削达成的人为性和资本增殖的直接性，在将人作为机器技术附属物的前提下，稳定地行使着对工人的统治力、对社会财富的支配力和对政治权力的主导力。于是，机器技术不仅在生产逻辑中和资本成为同质化的社会权力，在政治逻辑中也和资本一样具有权力的强制性，只是这种强制性不再依赖于政治规范与暴力强制，而是表达为物性逻辑和“一般智力”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此，我们“站在机器大工业这一制高点上，来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36]便会发现：现代社会生产逻辑、机器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三者的历史性重合，是社会权力机器技术化的历史前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机器技术并不必然就是固定资本——随着现代历史发展与兴盛起来的机器技术，是以生产力发展与提高的方式节约劳动时间的社会能力，而非必然是固定资本的表达形式；固定资本也并非直接就是机器技术——作为社会权力的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选定了机器技术。作为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中介的机器技术逻辑，既因为“从两极到中介”[37]的观念变革与社会生产的实践变革而成为被资本开掘潜力的对象；更因为“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38]，而被资本选中并作为自身权力的代表者和表达者。也就是说，机器技术之所以能够轻易且“合理”地实现“对劳动者要素的挤压、排斥与支配”[39]并将后果和原因转嫁给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者个体自身，是因为“机器工业体系是资本借以实现极致统治的最佳媒介”[40]。机器技术在资本的裹挟下，成为社会权力，既以物性力量加剧了劳动异化，又以其物性逻辑规定并度量了价值，还以生产效率的标准具体化了权力的关系。虽然机器技术表征了社会生产力的状态，却在社会权力机器技术化的前提下以客观逻辑掩盖了资本的权力逻辑，既生产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又以生命政治的方式规治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逻辑。由此，机器技术在权力化的过程中异化为“不道德的资本”，这样既抽象化了机器技术承载的人类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个性化追求，使之普遍化为“资本的一般”，又进一步加剧了劳动抽象化与劳动异化。
然而，社会权力的机器技术化与机器技术的权力化所产生的“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劳动时间”的悖论却说明，机器技术并非必然是权力的工具。机器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表征，在运行的逻辑中本身也是对人的训练，“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41]。当然，在固定资本的逻辑中，这样的过程是附带的且不自觉的。而且，机器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开启了对自由时间的生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技术一定会体现出对“资本的一般”的否定，并使其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成为社会生产的要素，进而回归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本真状态。那时，资本不再是机器技术的主人，“现实的历史的人”才是机器技术的真正主人。机器技术回归到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质，人与机器技术的关系不再是权力的层级关系，而是相互的共生共在关系。人推进机器技术的完善，“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42]。或者说，虽然在资本逻辑中机器技术以固定资本的身份重述着资本的逻辑，但是在社会历史的整体中机器技术却是节约劳动时间、创造自由时间的社会历史性力量。
所以，机器技术在本质上是增进与确证人充分发展的社会性存在，而非物的自在逻辑与资本的外在逻辑。就其本真意蕴而言，机器技术不是社会权力，权力化也不是机器技术的宿命。因为，机器技术表征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历史属性与固定资本表达资本增殖逻辑的政治本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会解构机器技术与社会权力同一化的逻辑。而且，随着机器技术“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其发展也会真正获得“主体性”的力量，比如以“赛博格”等方式与生产主体深度整合。正如马克思所讲，“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43]。机器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也会对象化为最先进的机器技术，比如当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等。因此，无论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社会中，还是在资本逻辑消亡的未来社会中，“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44]
如此看来，我们可依循马克思的思路，逻辑地推论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权力的机器技术化与机器技术的权力化是由资本逻辑推动的，其内在的矛盾预示着，机器技术的充分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机器技术哲学观念的创新，必将推进机器技术突破资本的束缚，使其真正表征人的自由本性。也就是说，虽然在资本逻辑中，“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45]，但是，机器技术解放人本身能力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将随着资本内在矛盾的充分发展、人们机器技术观念的变革而真实地体现出来。
四、结论
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机器技术哲学叙事表明：机器技术的产生与创建是一个社会历史事件，只有在对机器技术本质的追问中回归到其产生的逻辑，才能真正推进其创新与发展；只有在对机器技术发展的反思中直面其与社会发展的互构，才能现实地校定其方向与未来；只有在对机器技术的社会效应中明确其地位与价值，并充分发挥其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社会历史意义，才能够真正地推进机器技术哲学理念与思维的创新，才能够在机器技术应用与发展中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对机器技术的创制、运用、规范、理解和反思应该具有如下三重基本维度。其一，物性的维度。这意味着机器技术是在社会历史性的人性的生成与发展中，人以其好奇心认知物、运用物和激活物的产物。社会实践的辩证思维和科学认知的理性逻辑影响和制约着机器技术的发展与更新。物质世界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地向人敞开，这一方面会影响机器技术的创制方式、运行逻辑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会影响人类认识世界的观念与方式、改造世界的实践与手段，从而既影响人类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又影响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其二，社会历史的维度。这意味着机器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解放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节约劳动时间是推动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性力量，应该在人类历史的整体逻辑中以历史的原则来把握。机器技术作为人以其社会历史的方式释放与激活的物性力量，一方面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使人从物质生产的繁重与操劳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方式充分确证其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力。其三，政治的维度。这意味着机器技术的所有权会对其运用和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为此必须在对其前提性的批判中，既使其蕴涵的“一般智力”为人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和世界的进步服务，又使其在展现物性力量与科学逻辑的过程中真正成为人与自然交往的方式。因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机器技术哲学思想，是我们直面诸如人工智能类主体化的奇点论难题、基因技术对人类主体定制化的伦理难题等人工智能时代重大机器技术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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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