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拓宽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初探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境遇，孕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践，生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形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发展演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历史轨迹，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层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选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核心概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向，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概念，其形成发展与语义形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语境中对现代化认识和探索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既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历史逻辑，又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逻辑。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语义形塑过程，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缩影。

一、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现代化”概念的多重意蕴

“现代化”一词有多重意蕴，有追求进步、发展变革、文明先进之意，既是一种目标、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现代化指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落后国家或地区为了达到当时世界发展先进水平，运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全面发展变革、追求文明进步的转变过程。起先，“现代化”往往与新的工业、工业革命、机器生产、现代生产力、社会变革等词汇紧密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2]。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这里所提的“新的工业”“工业较发达”，推动了“不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的学习或转变，是“现代化”的最早意蕴。

“现代化”源于工业化，是工业化推动了现代化。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变革。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4]。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变革是“现代化”的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5]。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信中认为，“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6]。此后，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的跋中分析了俄国在短时间里奠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多重原因，认为原因之一是“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7]。可见，“现代化”概念一开始主要指机器现代化、工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等因素所带来的落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革发展和追求文明进步的过程。

工业化也为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迷茫。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优势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在国内其他地方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8]。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指明了工业化推动社会革命过程中走向现代化的方向。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9]，明确了通过“伟大社会革命”来引领“最先进的民族”“人类的进步”的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早源于苏联的“电气化”实践。列宁立足俄国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大机器工业、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了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方向。1920年12月，列宁在《关于电气化的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10]的著名公式，并成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订了被称为“第二党纲”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全面谋划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1]。这里的“电气化”其实就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电气化”为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是现代大工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有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运输业现代化，前提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正如列宁所说，“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推广，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12]。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历经坎坷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最终因没有继续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走向失败。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现代化”概念的运用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概念的使用最早是经济现代化，多指工业化。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了中国农村妇女打短工现象的原因，认为“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粗放养蚕业受到现代化大工厂廉价生产的排挤，妇女便常常到这些工厂去打短工”^[13]。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这些工人中政治觉悟开始发展”^[14]。1926年3月，瞿秋白在《世界劳工运动现状》中斥责国际社会改良派尤其是黄色职工国际，指出“社会民主党和改良派的工会领袖大致都是说，中国应当实行‘经济上的现代化’”^[15]。可见，“现代化大工厂”“现代化工人”“经济上的现代化”等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变化和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和关注主要在经济领域。

此后，“现代化”概念运用到政治领域，多与“近代化”“欧化”“西化”带来的政治革命有关。1924年9月3日，蔡和森在《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中认为，“义和团是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却反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16]。1925年2月瞿秋白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中指出，“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受着新式的教育，应当能代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意识，所以也是革命中的重要部分”^[17]，“近代化”“近代资产阶级化”“半欧化”等体现政治现代化推动社会革命进程。后来，中国共产党又将“现代化”概念引入文化领域，“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反对“孔子教义的现代化”等主张初显端倪。1931年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认为，“要发动新的文字革命，主张绝对的白话文，肃清一切文言的余孽以及五四式的假白话，直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18]。1937年10月1日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指出，“人们倘若因为孔子的学说在现代无价值”，“力将孔子的教义现代化，甚至称孔教为‘共和国魂’，这种诬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较之康有为更糊涂百倍”^[19]。虽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将“现代化”概念运用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但其内涵指向仍未明确界定，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文化等带来的社会变革和进步相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概念的使用，缘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围绕抗战形势，多与武器装备、军事管理、国防建设的进步发展有关，由此形成了“军事现代化”“作战现代化”“军队现代化”“装备现代化”“军制现代化”等话语体系。1938年1月7日，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中指出，“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我军在运动战中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转入阵地战的壕沟工事里去”^[20]。同年，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过去中国的游击战争，一般是以刀矛相战，与现在以劣势武装对现代化军队作战的抗日游击战争大不相同。”^[21]同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提到，“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22]。随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指出，“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渐改善军队的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23]。1939年9月8日，毛泽东等人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中再次指出，“建立国防工业，加紧对外购置，期于两年内完成××个国防师的现代化装备”^[24]。1943年7月7日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日寇是具有空军、装甲车队、炮兵和毒气等现代化的军队”^[25]。总之，从“现代化的机械兵团”“现代化装备”“现代化的军队”等“现代化的战争”到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和国防发展的目标指向。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用“近代化”来指称“现代化”，先后提出“农业近代化”“近代化的国家”“近代国家”“中国近代化”等目标方向。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6]。随后，他又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27]。可见，“近代化的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目标，并提出“中国近代化”概念。1945年11月28日，朱德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美军在华行动的态度答外国记者问时提到“中国近代化”^[28]。“近代化”也即“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革命胜利后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9]。这就正式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开始灵活运用“现代化”概念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主张，并扩充和发展“现代化”概念以动员和凝聚民众力量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

三、“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孕育与发展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30]。“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四个现代化”实践。早在1921年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指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1]。随后，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此时，“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国际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对中国新成立的政权虎视眈眈，同时，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现代化装备”等军事方面的“现代化”话语仍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重中之重。1951年12月1日《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指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33]。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我们应当用极大的努力来加强国防。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和朝鲜的侵略，证明我们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我们就不能保卫自己”^[34]。可见，现代化军队、现代化国防是我国和平稳定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抗美援朝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上日程，“现代化”内涵的重心逐步从军事方面扩展至经济建设方面，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工业现代化。毛泽东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文中提出，从1953年开始，“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3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强调和重视工业的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1953年7月2日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中认为，“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没有农业的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也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民族的真正的独立”^[36]。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要在“一五”计划期间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37]。《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提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有“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并提出“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38]。此时，“工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等可谓是“四个现代化”目标形成的孕育和雏形。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明确提出“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9]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0]。同年9月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41]，这是首次将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聚焦表述，也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雏形。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会议开幕词上提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42]。同年9月26日，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43]的奋斗任务写入党章。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44]。可见，这里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方向，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随着现代化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党和国家开始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纳入“现代化的工业”范畴中，并且逐渐意识到科学文化技术对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5]，正式提出“现代科学文化”这一概念。此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6]。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这一“四个现代化”概念，不同于之前的表述。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中指出，“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47]。其实，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向。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举，相互促进”，但“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8]。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一段文字，“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9]。第三届全国人大正式提出，本世纪末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50]。至此，“四个现代化”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和发展演变，最终形成包含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概念。

四、“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生成与释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雏形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源于“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实践，鉴于“西化”“美化”“欧化”“洋化”的争议，缘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四个现代化”概念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地得以塑造和完善。由于文革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受到了干扰，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而“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上提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51]。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52]，明确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随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53]的目标。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54]。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首先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此后，邓小平根据“四个现代化”实践和中国国情适时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5]，并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56]。同时，邓小平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做了解释，“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新表述，区别于西方现代化。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讲话中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57]。“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标准放低的四个现代化，是向国际先进学习的现代化。邓小平在《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中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8]。邓小平除了在思想认识、发展水平上阐明“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外，还从话语表述上建构了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政治术语，用中国人民熟悉的“小康”来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59]。邓小平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虽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没有写上“社会主义”，但邓小平一直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60]。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提到，“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61]。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定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到建国一百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进一步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的吸引力”^[62]。由此可见，这不仅突出强调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步骤和目标，还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标准放低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历经“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话语演变，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核心要义和演进逻辑。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探索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五、“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形塑与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以丰富和拓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外延延伸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四个现代化”的继续发展，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党的十九大在“三步走”战略步骤上继续完善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3]。2020年，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完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先后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至此，“现代化”概念已从“四个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呼之欲出。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中国特色，他指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64]。同时，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65]。习近平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行了完整的表述，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意义也作出了客观评价。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66]。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一往无前，“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也将不断形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100周年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67]。之后，他又在当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68]。“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丰富和提升，也是对邓小平所提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概念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作了区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69]。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70]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并再次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特征进行完整论述，突出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71]等九个方面，还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的国际意义。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走向成熟。

任何一个概念的形成和塑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意蕴。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军事现代化”到“中国现代化”，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到“四个现代化”，从“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历时阐释和话语演变，不仅还原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本真，而且透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为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具有深层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表述和广泛使用正是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高度凝练和形象表达，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和追求的奋斗轨迹，并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层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艰辛历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而言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2][4][5][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87，195，568，862-863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一版序言第8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318页。

[10]《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11]《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12]《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

[13]《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14]《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5页。

[1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页。

[16]《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56页。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1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19]《陈独秀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页。

[20][21][22][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0，445，614页。

[2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5页。

[2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

[27]《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15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3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31][32]《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360页。

[3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页。

[34]《以高度信心和坚硬的意志迎接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1952年1月1日。

[35][39][40]《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329，350页。

[36][3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353页。

[3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4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84页。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4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

[44]《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4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46][47][4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62、341页。

[48]《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5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51][52][53][55][56][57][58][59][6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85-86，152-153，163，164，194，133，237，267-268页。

[5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6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6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63]《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64][65][66]《十九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24，824-825，825页。

[6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6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69]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7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7页。

[7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页。

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iscours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u Guosheng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based on China’s reality, is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has expanded the wa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historical concept, originated from Marxist modernization theory, first explored in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of the CPC, conceiv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gener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shaped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veals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the CPC’s goal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clearly presents the path chosen by the CPC to create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at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breakthrough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