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调查研究和文献分析，揭示了21世纪以来我国县中教育发展演变的趋势，面临的师资、生源、保障、管理与升学等困难。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现代化战略全局，从完善国家教育治理视角，透视县中振兴的有效路径，包括提升县中教育统筹管理层级、建立中央与地方经费分担机制、实施县中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推行县中教育人才强校战略、保障县中学生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等。
关键词：“县中困境”；高质量教育体系；县中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2020年，全国高中阶段共有学校2.44万所，在校生4127.80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2％。[1]但受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公共教育政策失衡等因素影响，近年来不少地方“县中”（县域普通高中）优秀教师、学生不断流失，县中教育质量不断下滑，形成了县中优质教育资源流失和重点大学升学率下滑下降恶性循环导致的“县中发展困境”（以下简称“县中困境”）。建设教育强国，振兴县中教育，必须将县中教育放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从国家治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及县域教育全局和教育公平的多元综合视角、多维关系中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定位，才能为破解“县中困境”、振兴县中教育找到有效路径。
一、县中教育之“变”
20世纪初以来，从轰轰烈烈的城里孩子热衷于下乡求学的“县中现象”，到农村家长拼命送孩子到市里上学出现的“县中困境”，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我国高中教育城乡格局的乾坤大腾挪？
过去，多数县城都有一所冠以“一中”的知名高中，它们往往是反映一县基础教育实力的“窗口”，是当地“最高学府”。2004年，江苏省南京市的高考成绩在整个江苏省排名倒数第一，而原本排名靠后的中学引进“县中模式”后，短短半年时间高考成绩直逼第一梯队的名校。相对于传统“县中模式”，即集中全县最好的高中教育资源，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管理，全力追求高考升学率，在高分取胜进名校的现实面前，素质教育模式似乎“不堪一击”。国家教委原副主任柳斌把这种现象称为“县中现象”。[2]经由《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改革报》等媒体的密集报道，“县中现象”更是引发社会讨论。[3]尽管对“县中现象”持有批判性讨论，但其高考升学率高于城市高中却是一个事实。[4]与今日“县中困境”不同，当初的区域中心城市生源集中流向郊区市农村高中。[5]2019年，新华社《半月谈》记者在福建等地山区县采访发现，不少县一中近年高考成绩呈下滑趋势，逐渐出现“沿海中心城市重点中学—地级市重点中学—县一中”的分化趋势，县一中在高考中很难再冒尖。[6]此后，“县中困境”引起广泛社会舆论关注，这似乎为当年县中模式的辉煌划下了可叹的句点。
“县中困境”的形成是渐变的过程，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密切相关，分析从“县中现象”向“县中困境”演变的趋势，以及造成“县中困境”的经济社会背景，是寻找县中振兴路径的前提。
（一）县中发展深受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拉大的制约
“县中困境”实质上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是各种资源不平等投射在县中的结果。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县中在区域教育竞争中，无论是办学条件的改善，还是教师工资待遇的保障，与大中城市相比，无疑处于弱势地位。在某县级市调研时，当地教育工作者提出，待遇低是优秀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尽管市里在县域层面实施高层次人才计划，但由于待遇和县中工作环境缺乏吸引力，根本无法遏制优秀教师的外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教育资源的配置，对县中教育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而伴随着县中重点大学升学率下降，青年人的外流意愿更加强烈，导致县域教育难以像过去那样发挥人才稳定器的作用，进而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二）县中发展深受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处于不断加速之中。2011年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拐点——城镇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伴随而来的是我国城乡教育学龄人口逐步发生逆转，即城镇受教育人口逐步超越农村受教育人口。城市化进程带动的人口迁徙，促进的不仅是优秀人力资源向城市的流动，更带动了优质教育要素向城市教育体系的转移。我们在西部某省调研时发现，某县级市中考成绩前200名甚至前300名的初中毕业生很少能够留在本县就读。这些优秀生源绝大多数都流向了省会城市或地级市优质高中就读。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不仅造成了优秀生源的流失，而且广大教师为了让自己、家庭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生活待遇，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也增强了向省会城市或地级市、中东部等发达地区流动的动力，这对县中教育质量的影响更可谓釜底抽薪。
（三）县中发展深受公共教育政策失衡的影响
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受到各级管理者角色定位与各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影响，可能会出现执行的偏差和不可预期的影响。对县中困境造成重大影响首当其冲的公共教育政策是高中学校跨域招生政策。近年来，在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下，出现了高中跨区域招生现象，并伴随着各种新体制学校的诞生与发展愈演愈烈，如优质公办高中举办的民办学校、各地引进外地优质高中举办的享有特殊招生政策的高中、房地产商举办的民办高中、跨区域组建的所谓优质高中教育集团，等等。这些新体制学校借助优质高中学校的品牌、良好的办学条件、雄厚的财力、特殊的招生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和生源快速聚集，导致县中人气下降、优质资源（师生）流失、升学质量下滑，致使不少地方出现“县中困境”。学生的跨区域流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上位的政策许可和政策诱导下的趋利性行为，高考升学优势高中和比较优势的“超级中学”，掏空资源弱势地区的优质学生和教师，最终让民众失去对县域教育的希望。[7]允许跨区域招生，为一些所谓优质高中跨区域争抢优秀生源提供了公共政策工具。这一政策工具，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属性上讲，模糊了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边界。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少数优势公办高中，借举办民办高中的路径，抢生源抢老师，这不仅导致公共教育治理失衡，更突破了公共服务的政策边界。
（四）县中发展深受优质资源流失与重点大学升学率下滑的“负循环”影响
在以高考升学率为核心评价指标的背景下，伴随着优秀教师和生源的不断流失，县中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形成了“老师走—学生走—成绩下滑—加剧老师走”的恶性循环。[8]我们调研的西部某县级市，2004、2005年以前每年都有一到两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其后再也没有了；前几年当地高中生最好的升学出路是考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到2019年，即使考入省内最好大学的高中生也没有了。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县中教育陷入了优质教育资源流失与教育质量不断下滑的“负循环”之中：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当地教育丧失了信心，有条件的家长拼命将孩子送到市里就读，租房供孩子读书，形成“城漂”现象，甚至初中阶段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优秀骨干教师留不住，优秀师范生招聘难，教师队伍出现危机。问卷调查显示，样本县中的新进教师主要来源于设在地级市的综合学院，从两个样本县的情况来看，近五年本省师范大学毕业生到县中任教的人数直线下降。
二、县中教育之“困”
受上述一系列因素影响，大中城市高中对县中优秀生源和优秀教师的“虹吸效应”日益突出，与此相对应，县中教育则出现了日趋严重的“马太效应”，陷入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师资、生源、保障与管理体制等方面。
（一）县中教育的“教师之困”
县中困境突出表现是优秀教师流失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毕业生曾经是县域中学的教学骨干，当时这些院校招考的都是最优秀的毕业生，教学能力完全不输给沿海中学。但近年来大环境改变，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择业观也发生变化，最优秀的毕业生基本都选择留在大城市。如受访者所言，现在沿海城市重点中学教师招聘门庭若市，吸引很多重点高校研究生，但县中招聘报名人数很少。这种“优秀教师留不住、优秀师范生进不来”的现象，课题组在多省调研中得到进一步证实。YM2中学校长①反映，“每年招聘教师难，招聘优秀教师更是难上加难。个别学科如物理、生物、地理教师特别难招。尽管县委、政府非常重视、支持高中教师招聘工作，但我们每年总是完不成招聘任务。”
课题组对32所县中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样本县约70％的新进教师主要是地方师范大学和地方师院的毕业生，其中个别县中2018年、2019年地方大学师资占比达到75％、86％，地方大学师资构成中超过一半来自地方师院。2015年之前样本县中来源于部属高校的师资占比在不到5％，近三年微有升高，均值为8％~9％，部分样本县表示从未引进过部属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纵观2010-2020年县中师资来源结构变化，2018-2020年来自地方师院的师资占比不断增加，来自部属大学的师资相对保持稳定。但需要意识到的是，这些来自部属师范大学和省属师范大学的骨干青年教师，往往只是把县中作为自己流动的跳板，这也是县中“教师之困”的核心特征。
（二）县中教育的“生源之困”
优秀生源流失不断加剧，让县中教育在升学竞争中直接输在了起跑线上，成为困扰县中教育的“死结”。课题组对广东、云南、河南三省2010-2020年县中录取情况统计发现，县域高中优质生源流失现象普遍存在，但不同地区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分布而有程度不同的表现。问卷调查显示，2010至2020年县中流失生源主要是中考成绩前十名的尖子生源，有22个县表示2010年平均流失5.77个，2015年回落到4.96个，近三年略有增加。大部分样本县中流失了中考成绩前十名的全部生源。访谈数据显示，D省A市2016-2020年中考500分以上学生到区域外就读的人数分别是160、169、201、241、301人，优质生源流失区域外就读的人数逐年增加，2019年流失生源高达79.0％；B市8所高中学校录取平均分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见表1 略）。受访者认为，“市区内引进多所优质私立高中扩大了招生人数产生虹吸效应，县域内优质生源向市区高中集中趋势增强，极少数省内市外优质高中也吸引去一批优质生源，造成县域内能留下来的优质生源总体数量下降。”（DB4局长）“普通高中招生压力大。全省市直学校第一批次招生，县域大量初中毕业尖子生被掐走，每年外流的优质生源在50~80人左右，影响了县域高中教学质量的提高。”（DM14校长）优质生源流向市区优质高中或者民办高中学校。
（三）县中教育的“保障之困”
无论是经费投入、教师待遇保障，还是办学条件，县中教育与大中城市高中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了县中教育的“保障之困”。
县级财政困难导致县中教育经费保障更加薄弱。访谈数据显示，GB县财政紧张，国库集中报账困难，学校正常运转不畅；XP县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基本只限于人头经费，公用经费、校舍维修、教师培训、购置经费、基本建设等几乎全部由学校负担；YB5县高中教育债务过多，包袱沉重，公办普通高中欠债6780万元；YM7中学债务问题突出，国家取消择校费后，学校入不敷出，运行困难，导致教师原有福利待遇都不能得到保障，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同时，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学校办学条件难以保障高中教育的正常需求。Y省大班额问题严重，要全面消除大班额，满足新高考要求，共需新增1.13万个教学班；YB3县全县普通高中在校生1.7万人，每班按50人计，仅教室就缺89个；DM11中学教育信息化条件不足，教师办公设备破旧，一个年级近50名教师，电脑配置不足5台；DM6中学一半班级没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仅有的6个班还存在设备老化、时常无法使用的情况。
（四）县中教育的“管理之困”
县中教育在大中城市教育管理格局中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对县中教育资源的配置，除了招收县中优秀学生、教师壮大地级市直管高中升学竞争力之外，并没有发挥统筹市域高中教育、支持县中教育健康发展的作用。
首先，政策性掐尖现象较为普遍。县中在业务上要接受地级市的管理，比如招生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等。调研所在省份都有若干部属、省属高校或省直部门直接管理的高中学校，也有若干设在省城、市级政府所在地的民办高中，或者大中城市政府引进的“名校”，这些学校享有在全省招收优质生源的优先权力，大中城市优质公民办高中普遍存在跨区域招生。其次，优质教师流动管理不够规范。GM5中学2014年以来共有145人离职或外调；DB4县“十三五”期间有115名高中教师外流，其中调出县外37人，辞职78人；YM13中学仅2020年就有26位青年教师先后离开学校。从流向上看，多数优秀教师都流向市区公办或者民办高中学校，像广东等地区则流向珠海等珠三角都市圈。最后，缺乏财政经费支持。县中所在的地级市在财政经费、办学条件改善上，对县中的保障和支持力度普遍偏弱，甚至没有任何支持。高中教师实际收入远远低于公务员，主要是收入项目差别体现在政府性绩效、改革性补贴（提标）、公务员交通补贴上，部分地区甚至低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和幼儿教师。
（五）县中教育的“升学之困”
受片面追求升学率政绩观的影响，在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眼里，评价高中教育办得好不好，重点大学、北大清华升学人数是硬道理。伴随着优秀教师和优秀生源的不断流失，县中教育陷入了“升学之困”。
调研发现，多数县中高考升学率逐年升高，但其主要贡献来自于地方大学，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大专和高职学校的升学率。调查问卷数据显示，近20年来地方本科大学和专科高校在样本县高考升学率中的贡献均超过了90％，2000、2005、2010、2015、2020年均值分别为92.4％、94％、95.5％、93.6％、92.3％；清北率一直徘徊在0.1％左右，同期5个年份没有学生升入清华北大的县中数量占有效响应样本县的比例分别是38.9％、45％、50％、54.2％、42.9％，近一半样本县中20年间仅有1名或完全没有学生升入清华北大。无独有偶，访谈数据显示，D省B市高中重点高校升学人数呈现下滑趋势（见下页图1 略），DM4、DM5、DM6三所中学一本上线率呈断崖式下滑，甚至DM5和DM6中学近十年来已没有学生能考上一本。
三、县中教育之“要”
要解决县中教育发展困境，必须跳出县中看县中，将县中教育放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从国家治理体系、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及县域教育全局和教育公平的多元视角和多维关系中进行研究，明确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
（一）深刻认识县中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县中教育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县中”既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2019年，全国普通高中学校13964所，较2015年增加5.47％。普通高中主要集中在城区（7190所）和镇区（6034所），乡村仅有740所。如果排除近年来撤县改市、改区的情况，县域高中至少仍占我国高中教育资源的半壁江山。县中办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教育本身，更关系到人心稳定、青年人的就业，影响县城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关系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县中困境”现象不仅影响人们对当地教育的信心，更直接影响青年人在当地的就业意愿，影响县域经济产业布局对人才的需求。“郡县治，则天下安。”稳定县中、支持县中、提高县中的教育质量，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涉及国家治理格局的稳定。
（二）深刻认识县中教育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中的纽带作用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仍然是我国未来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后的流动人口规模超过3.76亿，比2010年增长69.73％。[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行政区域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进程”。[10]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其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撑，需要各级各类劳动者，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中，更需要一大批普通劳动者、建设者。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呈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动，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11]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发挥好县城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纽带作用，特别是县中教育对县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稳定和支持作用，以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深刻认识县中教育在县域教育全局中的龙头作用
县中教育在整个县域基础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县中不仅影响高中教育，而且影响整个县域义务教育。可谓“县中兴，则县域教育兴；县中强，则全县民心安”。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农村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教育在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主要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学前教育事业、义务教育均衡化水平、普通高中教育、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但农村教育仍然是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最突出的短板、最大的瓶颈。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学龄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这既受到城镇化进程加速的影响，更受到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不断扩大的强力拉动。据有关统计，2015-2019年从城乡办学数量和城乡学生分布来看，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城乡流动呈现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城区、镇区的民办中小学数量及其在校生人数都在大幅度增长。[12]无疑这些城区、镇区的民办中小学吸引的都是家庭经济背景优越和学生学业成绩优秀的孩子。县中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县中衰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乡村优秀师生向县城流动，县城优秀师生向地级市和大城市流动。显然，县中兴衰直接影响县域教育的稳定与繁荣，影响县域教育的整体布局。
（四）深刻认识县中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特殊使命
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能否办好县中教育，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因为县中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着乡村老百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县中塌陷了，也就打碎了乡村老百姓改变命运的希望。能否办好县中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后脱贫攻坚时代”如何发挥基础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但是，反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长期任务，乡村振兴必须以乡村教育振兴为基础。办好县中教育，让实现脱贫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良好的高中教育，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每个人打好就业谋生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必须将县中教育放在教育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关系中，综合审视县中问题，统筹考虑县中教育对我国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多维影响，既要统观都市圈城市体系视角下的高中布局问题，又要深刻认识县域内高中教育与县域发展的支持与反哺循环，从而将县中发展问题放在推进国家治理和县域治理体系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战略定位。
四、县中教育之“策”
从调研情况来看，县中发展困境在全国具有一定普遍性，在部分省份具有全局性，在一些省份具有典型性，如果不对我国高中教育发展政策进行系统调整，这一趋势可能在全国形成蔓延之势，并进而对我国公共教育格局、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国家治理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加快普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从均衡发展向优质均衡发展迈进、高等教育深入普及的高质量教育发展新时代，高中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短板，亟待补齐。“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假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条件。”[13]而“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行动机制，塑造和诱发了相应的行为方式。”[14]为了避免县中困境现象蔓延，亟需将县中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教育改革发展全局，围绕全面振兴县中教育，重构县中教育发展制度环境。
（一）提升县中教育统筹管理层级，完善县中教育管理体制
优化教育治理的关键，是“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15]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呈现出的城乡—区域—城市间的跨界性、融合性和流动性特点，国家应尽快打破传统行政区划治理模式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存在的地级市城区、县级市（区、县）、乡镇严重分割的状态，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内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实行跨越行政层级的都市圈、城市群意义上的教育资源配置的统筹，赋予中心城市对都市圈内基础教育的相应统筹管理权。率先强化和提升对县中教育的管理层级，将县中教育纳入都市圈或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地级市）教育公共服务规划，在进一步强化省级统筹的同时，加强地市级政府对县中教育发展的管理、支持和保障力度。
普通高中教育是为当地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使民办高中教育，也是对当地政府高中教育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补充，仍然具有为其提供准入权的当地政府所辖范围的老百姓提供高中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的义务，而不能单一运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法则进行生源配置。基于高中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上述属性，规范公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行为，推动各地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公民办普通高中同步招生政策的规定，同时，按照公共服务原则，严格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范围和方式，为稳定县中优秀生源提供制度保障。
调研发现，不少省市的高中学校招生录取政策，都将高中学校划分为不同类型和层级，在招生范围和招生录取批次上形成了差序化规制，造成了县一中独大、优质高中与薄弱高中差距日益明显的“金字塔式”固化格局。按照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要求，国家应在促进县域高中教育逐步缩小校际之间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差距的基础上，推动各地高中教育逐步适时调整差序化的招生格局，促进县域高中教育迈向均衡协调发展。
（二）建立中央地方合理分担机制，健全县中经费投入体制
“我国教育治理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城乡间、区域间、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和教育投入差距。”[16]加强县中教育，必须全面强化县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普通高中教育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中教育的支持力度，健全中央和地方县中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建立中央、省、县（市区）按比例分担机制。中央财政要建立财政困难县县中教育经费支持专项。尤其要加强中西部省份县域高中教育投入力度，完善高考综合改革相关配套设施，支持和保障新高考的顺利实施。要全面提高县中教师待遇，从国家层面比照公务员工资项目，对中小学教师收入项目进行统一，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待遇水平的同时，统筹考虑当地高中教育阶段教师待遇和社会保障问题；从总体上逐步缩小县中与大城市、地级市城市高中教师待遇的差距，以稳定县中教师队伍，吸引优秀大学生、研究生到县中从教。
（三）实施县中教育标准化建设工程，提升县中学校办学条件
政府在教育政策活动中必须意识到，尽管教育机会均等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但是教育机会均等并不等于教育公平。[17]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心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类系统，这一制度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平等后果。[18]不能不承认，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升学政绩带来的教育投入导向影响，我国县中教育的办学条件，从外部看与大中城市差距越来越大，从内部看县级中学之间的办学条件配置呈现出典型的等级差异。振兴县中教育必须全面提升县中教育办学条件。按照新高考、新课程实施的要求，国家应制定出台县中办学条件标准，实施县中标准化建设工程，全面加强县中教师配备、校舍建设、教育信息化、设施图书配备等；出台支持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县中教育的公共政策。力争用五年时间，全面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高中教育资源配置的过大差距。
（四）实施县中人才强校工程，提高县中教师队伍水平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振兴县中，首在人才。国家要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实施县中人才强校工程。一是实施县中振兴人才固本计划。建立县中优秀人才岗位津贴制度，在县中设立优秀人才岗位，实行竞争上岗，在聘期内为竞争上岗人才提供岗位津贴，岗在人在津贴在。二是遏制县中优秀人才逆向无序流动。对县中优秀人才实行聘约管理，严禁聘期内流动，聘期结束后由县中向大中城市高中流动的，县中优秀人才接纳方要对县中进行人才流失补偿。三是实施县中人才“培源计划”。由国家部属师范大学每年为县中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四是实施优质高中优秀人才县中支教工程。试点启动大中城市优质高中优秀教师支教县中行动。
（五）推进县中育人方式变革，全面提高县中教育质量
高中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数量不足转向质量不高，进入到以内涵发展、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发展新阶段。振兴县中教育，提高质量是根本。国家要把提升县中教育质量作为振兴县中教育的战略举措，推动县中教育走公平、融合、特色、优质发展之路。围绕新高考、新课改，实施县中教师全员培训工程，着力提高县中实施新课程新教材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建立大中城市优质高中和县中对口帮扶协同机制，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共享优质高中教育教学资源。
（六）深化高等学校招生改革，扩大县中学生重点大学入学机会
“教育治理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表达、利益协调问题。”[19]“在实施严格竞争考试制度时，也需采取某些手段，扶助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降低其教育成本和失败风险，提高他们的教育回报率。”[20]《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以来，我国加强高校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比如继续实施支持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继续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招生，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等等，以此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阶层差异。国家要采取更大措施，逐步缩小大中城市高中和县中学子入读国家重点大学的机会，尤其要完善中央和地方面向县中的重点高校专项招生计划，按照县中招生规模安排相应的定向招生计划，为县中学子提供更多进入国家重点大学就读的机会。
注释：
①本着为受访者保密的原则，文中访谈者以“省份＋单位＋号码”的方式呈现，如Y省第二位接受访谈的高中校长为“YM2校长”，D省第4位接受访谈的县教育局长为“DB4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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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talization Path of County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Governance
Zhang Zhiyong
Abstract: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county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eachers, students,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nrollmen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pattern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t looks into the effective revitalization path of county high 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overall management level of county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fund sharing mechanism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mplementing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the educational talents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igh school, changing the educational mode, and expanding the enrollment opportunities in key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he dilemma of county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unty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初审：刘佳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