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50年代进入经济学研究中的马克思意识到，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最关键性的内驱动因和真正的创造性来源不是抽象的“一般生产”，而是劳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现实的人”只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劳动者才是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生产作为人能动地改造外部自然对象的“积极活动”，真正的创造性基础，只能是劳动对象化的塑形与构序。这就使马克思在进入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时，不再仅仅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视位出发，而同时必须透过物质生产过程再次转换为从劳动过程出发。这样，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话语就被再一次微观化到劳动话语的更深层次。

关键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生产过程；劳动过程；物相化

基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方法，是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然而，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开始走向自己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经济学革命思想实验时，他却不得不进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构式中在构序起点上的重要转换，即从生产过程转向劳动过程。这恐怕是过去我们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中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鉴此，本文拟重点讨论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中从客体向度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一些深刻思考。

一、为什么会从生产过程转向劳动过程

其实原因很简单，从斯密到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其社会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都是承认物质生产的基始性地位，否则，就不可能开始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这时的主要理论对手李嘉图那里，由于机器化生产的进程，劳动价值论越来越被笼统的“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率之下的“生产价格”一类的含混表述所遮蔽。马克思意识到，原先自己从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中的理想化劳动，转向历史性的客观物质实践，再探基于物质生产这一社会定在和发展的基础，在观察整个社会生活的尺度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进入经济学语境之后，特别是当他直接观察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时，他却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作为人对自然的能动活动出场的物质生产物相化，可以是由资本有目的驱动和生产的客观物质过程；这里改变自然对象和社会生活的“现实的个人”，也可以是支配和指挥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家、监工和科学家，而李嘉图恰恰是以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客观过程，彻底抹煞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的主体作用。这使马克思突然认识到，必须重新凸显客观的物质生产物相化与再生产中最关键性的内驱动因和真正的创造性来源不是抽象的“一般生产”，而是劳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现实的个人”，只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劳动者，才是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生产物相化作为人能动地改造外部自然对象的“积极活动”，真正的创造性基础，只能是劳动物相化的塑形与构序。这就使马克思在进入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时，不再仅仅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视位出发，而同时必须透过物质生产过程再次转换为从劳动过程出发。这样，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话语就被再一次微观化到劳动话语的更深层次。并且，这个特殊的劳动话语也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历史现象学的重要逻辑起点。过去，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语境中凸显的这一劳动话语所包含的重要的思想内容，只是被当作经济学的话语来对待，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中有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讨论，恰恰是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客体向度的重要拓展，是宏观层面物质生产物相化与再生产的进一步微观化思考。这一劳动者的爱多斯（eidos）^[1]之相通过劳动外化于对象，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产品使用价值的“工艺学”构境，不仅是非物像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深化，也是我们入境于剩余价值理论探索和科学认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论前提。所以，这也会是笔者在此想格外关注的方面。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进入经济学语境之后，虽然一上来面对的就是古典经济学将物质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他也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充分肯定了这一前提，但他很快指认了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十分特殊的关键性主体作用。他分析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那么，构成有明确目的物质生产过程的“所有三个要素，材料、工具、劳动，融合成为一个中性的结果--产品”。^[2]其实，这有五个环节，一是马克思这里没有直接指认的生产的目的，二是生产将改变的对象性材料，三是作为生产中介的工具，四是劳动活动，五是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产品。用后来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表述，“如果从整个过程的目的，从要生产的产品来考察这些要素，它们就可以被称作生产材料，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3]这还是五个环节，即生产目的、生产材料、生产资料、生产劳动和生产产品。如果从历史在场性来看，生产材料、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对象性的到场，生产目的和生产劳动的在场方式却是非实体性的，而后二者都是以劳动者的到场为前提的。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人改变自然的能动关系上看，生产目的是人改变自然的要求，生产材料是被改变的具体对象，生产资料是辅助这种改变的中介手段，有目的的生产劳动是这一改变的具体物相化活动，生产产品是这种用在性改变的最后结果。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

在生产过程（Productions processes）中被消费的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都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因而，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productive Consumtion），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东西的单纯主体化（blosen Subjectivirung），而是它本身再成为某种对象。这种耗费不是物质的东西的简单耗费，而是耗费本身的耗费（Verzehren des Verzehrens）；在物质的东西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Aufheben dieses Aufhebens），因而是物质的东西的设定（Setzen）。创造形式的活动（Formgebende Thätigkeit）耗费对象并且耗费它自己，但它耗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gegebne Form），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neuer gegenstä ndlicher Form）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subjektiven Form als Thätigkeit）上耗费它自己。它耗费对象的对象的东西，--与形式无关，--耗费活动的主体的东西；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活动物相化（materialisirt）。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4]

这是马克思在自己最初的经济学思想实验《大纲》中关于生产过程的一段颇具哲学意味的表述。入境这一话语片断，立刻让人想到1844年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那次摘录和思想实验。^[5]第一，生产过程就是上述五个环节的再生产过程，依据一定的生产目的，生产劳动、生产材料、生产资料都被“消费”了，这种消费的结局不是黑格尔式的观念自我扬弃之无，也非“对象的东西单纯主体化”，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再成为被塑形和构序的对象--产品。这里出现的黑格尔式的对象消逝之“无”与让惰性的自然物通过观念目的“主体化”的构境，当然过于形而上学，所以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生产过程中的Verzehren（耗费）的关键并不是生产材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性耗费，而是非实体性的“耗费本身的耗费”，说穿了，就是生产过程中劳动活动的耗费。因为这种有目的的活动在生产中当下发生并在场，随即便“抽身而去”。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说法，即劳动消逝在对象之中，或者倒过来说，叫对象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这是本有存在中的对象在劳动关系中的消失。从哲学上看，活动的用在性在场消隐于物的对象性到场，这正是一般物像迷碍生成的第一步。这显然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第一层级物相化成因的进一步基础性说明。并且，所谓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物相化中实体性到场的劳动者，而是劳动活动在场的功能水平和质性。第二，劳动活动的耗费是对物质的东西的“扬弃”，扬弃在这里表现为否定中的肯定，或者叫“扬弃的扬弃”。这又是黑格尔式的哲学话语，具体地说，生产并不把对象简单否定掉，生产表现为一种劳动对象扬弃中的劳动活动改变对象的新的物质Setzen（设定），这是改变自然界原序和生命负熵本质的基础，这种劳动活动对外部对象的物质设定就是我们的周围新世界在场的开端。这种“改变世界”的历史性构序能力和水平，也就是生产力的历史本质。在1844年写下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中，马克思摘录黑格尔的原话为“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sezt die Dingheit）。^[6]第三，劳动活动设定物质对象的扬弃，是一种失形和塑形、祛序和构序、脱型和构式的Formgebende Thätigkeit（创造形式的活动）。其实，这正是人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实现出来的过程，也是生产技艺中“怎样生产”的具体机制。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这让人想起的情景，是马克思在“工艺学笔记”中看到的去除兽皮上的毛（自然生命负熵之赋型中既定形式的脱型），并且使之成为遮蔽身体的“裙子”（人的生活负熵之构序中新的对象形式）的过程。由此，劳动活动“赋予对象以形式，使活动物相化”（materialisirt）。依笔者的判断，这是马克思的materialisirt（物相化）概念的第一次正式出场。笔者认为，物相化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重要的哲学概念，它既不同于传统费尔巴哈话语中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也不同于后来马克思使用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和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物相化概念区别于生产概念的地方，是它不仅仅表征加工、制作和产出的一般生产特征，而且突出强调人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为塑形、构序和赋型对象的物相化创制本质。并且，主体性活动在这个物相化过程中可见塑形和不可见的构序之隐匿，这是一般物像迷碍生成中最关键的一步。马克思这一materialisirt概念的正式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已有的物像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也是笔者复构这一概念的原因。依词频统计，马克思在《大纲》中共计18次使用materialisirt一词。第四，这种生产过程中劳动物相化活动扬弃对象的结果就是物性的产品，也就是让物品获得为了人的生存需要的有用性社会历史负熵的“使用价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段表述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劳动的概念，他只是巧妙地使用了Thätigkeit（活动），这既可以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物质实践活动，也可以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活动。然而，马克思辨识出，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扬弃对象、设定物质的失形／塑形与祛序／构序的活动，绝不会出自物性的生产材料和生产资料，而只能是劳动者（工人）的subjektivenFormalsThätigkeit（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的在场劳动。这是一种很深的理论辨识。因为，这涉及马克思与李嘉图甚至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立足点的异质性，马克思必须站在劳动者和劳动的立场上。马克思意识到，他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缺少一个更加深入地观察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微观入口，这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劳动活动、劳动过程和劳动物相化结果的用在性关系--“使用价值”。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前提。

二、凸显劳动物相化的劳动过程

这样，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中通行的作为“一般生产”的生产过程就转换为劳动过程，上述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也就同时转换为劳动过程的不同环节。也是在这里，作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的劳动话语在摆脱人本学逻辑构式后再一次被凸显出来。这一重要的劳动话语并不是简单否定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而是凸显了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场劳动活动的主体地位。这恰恰是我们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逻辑盲区和凹点。马克思现在说，“如果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它们被规定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7]这与上述生产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只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视位的改变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走向劳动价值论的入口。在马克思第二个重要经济学思想实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直接改写了上面那段表述：

劳动过程（ArbeitsproceΒ）是工人从事一定的合乎目的（zweckmässige）的活动的过程，是他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工人赋予劳动材料以新的场境（neue Gestalt），因此，这种运动物相化（materialisirt）在劳动材料中），--不管这种形式变化是化学的，还是机械的；是通过生理过程本身的控制而发生的，还仅仅是对象的位移（它的局部定在的改变，Veränderung seinesörtlichen Daseins），或者只是对象与地球的关联（Zusammenhang）的分离。因此，当劳动在劳动对象中物相化（materialisirt）时，它就赋予这个对象以形式（formirt），并且把劳动资料作为它的器官（Organ）进行使用和耗费（verbraucht）。劳动从活动的形式（Form der Thätigkeit）转入存在的形式（Form des Seins），转入对象的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的同时，改变了它本身的场境（Gestalt）。赋型的活动（Formgebende Thätigkeit）耗费对象并耗费自己本身；它赋型对象并使自己物质实现（formirt ihn und materialisirt sich）；它在自己的主体形式（subjektiven Form）中作为活动耗费自己，并且耗费对象的对象性质，也就是说，消除了对象同劳动目的的漠不相关性（Gleichgültigkeit）。^[8]

这是与上述我们刚刚解析过的《大纲》中那段话语相近的一段表述。也是在这一新的话语重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笔者所说的从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的重要转换。当然，这并非说，从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的转换是发生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一转换在《大纲》的经济学研究和复杂思想实验进程中已经逐步实现，只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变得更加自觉了。直观地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段表述中，马克思一是明确将生产过程转换为劳动过程，它导致原来的表述意向彻底重构了，二是他尽可能压抑了《大纲》中特有的哲学话语意味，整个理论描述变得更加实证和更像“经济学话语”一些。

具体一些分析，现在这段表述的构境层更加清晰和意向明确：第一，劳动过程是工人作为劳动者主体进行的zweckmässige（合目的）活动过程。其实，生产过程的目的是由劳动中具体践行的物相化来实现的，这一有目的（telos／zweck）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客观塑形和构序过程的发生源，不是物性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的在场。这里让笔者想到的观点，是黑格尔在唯心主义构境中对惰性物质的贬斥，他认为“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只有精神观念才是唯一有未来时间维度的创制力量。马克思这里的逻辑似乎是黑格尔上述观点的唯物主义异轨，在他这里，物性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并没有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任何新东西，工人的劳动活动（历史时间）的在场是唯一的创制力量。实际上，这一观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直接基础。显然，这一重要的理论观点，并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话语中得以强调。

一方面，这会是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向度中视位转换的关键，原先那个生产过程中抽象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的主导因素，现在明确落到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上；另一方面，那个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事物获得的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质--“使用价值”也是由劳动能力创造的。这既是后来那个抽象劳动生成价值的前提，也是理解劳动力商品问题的入口。微观一些看，这成功地将不劳动的“现实的个人”--资本家堵在了创造财富的门外。这当然彻底改变了马克思进入经济学构境的全部基础。

第二，劳动资料是劳动者体外的器官延伸，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生学定位，因为人类自从事生产劳动活动开始，“人的最初的工具是他本身的肢体，不过，他自身首先占有的必然正是这些工具。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9]在最早的生产劳动中，人的劳动物相化活动会通过大脑中的经验记忆和四肢已有的下意识惯性动作激活和复构起来，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生产，这也是人的社会定在发生和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真正开端，后来的木制工具、石器与金属工具的出现，都是劳动者的手、脚肢体器官的外部持存延伸。工具的本质，起初是对人的肢体劳动功能的模仿，之后，逐步将原先积淀于自身器官中的劳作爱多斯的主体性技能和工序构式客观抽象出来并反向对象化于外部持存，具体说，就是将敲打的活动技能和割草的动作浇铸到锤子和镰刀的物性实在之中，以便在下一次的劳动过程开始时激活和重构惯性劳作（爱多斯）的在场。更重要的是，所有劳动工具也都是劳动者劳动的历史产物。实际上，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功用固化于合手性锤子的本质。

第三，劳动活动的作用在于改变外部事物的物相化。远一点看，这是那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物质实践改变世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质生产改变自然的进一步归基，因为实践的第一层级物质生产活动的核心是有目的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在劳动材料（劳动对象）中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materialisirt（物相化）。可以看出，这个在上次表述中话语地位并不高的materialisirt，在此次话语格式塔中一跃成为关键性逻辑构序概念。因为，它成了“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darstellt）的具体成因。并且，劳动活动物相化于劳动材料之中，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对象，而是依爱多斯之相赋型于劳动对象一个neueGestalt（新的关系场境负熵质）。这显然是一个新的判断。依笔者的理解，这应该是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关系场境论的最重要的深化。这个非物像的Gestalt，在今天即是格式塔心理学之后指认的非实体性格式塔场境，马克思那个时代肯定没有格式塔构境，而只能是关系性的场境存在。那么，什么是劳动赋型对象的Gestalt（场境）存在？马克思仔细地解释说，有特定目的的劳动活动在劳动对象中的物相化赋型，一是对象自身“局部定在的改变”或者是“对象与地球的关联的分离”。这种没有彻底消失的哲学话语痕迹，自然是难懂的。这是我们在“工艺学笔记”中可以看到的自然存在的失形和祛序，即从本有的自然存在形式和构序中脱型出来，有如兽皮从动物身上剥离开来，棉花从原植株上采摘下来，割断它们在本有自然生命负熵中“与地球的关联”，以改变这些自然物的“局部定在”，这实际上是所有劳动生产的前提。这是过去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严重忽视的逻辑凹点。二是劳动活动在“主体形式”上耗费自己，同时将自己的爱多斯物相化于对象之中，这种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物相化也在对象中实现forus的劳动目的，使之获得人所需要的社会历史负熵存在方式和质性，彻底消除对象原先自在的Gleichgültigkeit（“漠不相干性”）。这个Gleichgültigkeit，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描述异化为与观念看起来无关的对象物假象。这是那个经济学语境中出现“使用价值”的哲学本质，也会是一般直观对象物相化迷雾背后发生的“存在论差异”所在，即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从活动的形式（FormderThätigkeit）转入存在的形式（FormdesSeins），转入对象的形式”，这也是在场的“存在”物相化和转换为到场的“存在者”。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反省中，他深刻地揭露了到场的石化存在者（形而下之“器”）背后的使之向着主体需求“涌现”的不在场的存在，但并没有真正历史地说明这种占有性存在的操持运作机制。而马克思则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存在论历史性生成的秘密。

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从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这一重要的逻辑构式转换，笔者有以下评论：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生产基始地位的强调是正确的，但依据马克思后来新的看法，人的直接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背后，本质上是劳动者有目的地改变世界的劳动过程。这样，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看法，也会从一般物质生产走向主体性的劳动，他会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10]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说明物质生产力的核心构序因素是人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这一新的劳动话语同样应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一原则是同时贯穿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性逻辑原则。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没有高度关注的方面。二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视角看，劳动话语使原来在物质生产视角中出现的认知对象本身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在主体视位的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几个方面，都成了我们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的复杂关系，劳动的主体性目的和劳动主体活动是不可直观的，但它们却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对象化在产品之中，而虽然劳动作用了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是可见的，可它们分别在活动中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和物相化后的用在性负熵改变，在一般物像误认中却是难以辨识的。后面我们会看到，马克思将劳动资料（工具）视作“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社会关系场境的“索引”，也就是说，劳动工具的直观物相只是透视一种构序和赋型功能的显相。这是历史认识论构境中极其重要的进展。

有趣的是，同样是对这一对劳动过程的表述，在马克思正式表述自己经济学观点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又发生了较大的改动，因为要适应公开出版文本和读者理解的需要，我们不难感觉到马克思的思想构境深度有一定的收缩，但他明显突出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目的性和主导性地位。在马克思整个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进程中，我们会发现从《大纲》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出现了对同一问题的反复思考和多重复构性思想实验，这通常会表现为最初写下的一段文字在不同话语格式塔中的反复修改，几乎每一次修改都显现出马克思思想构境的深化。这是容易看到的马克思思想理论逻辑进展的文本-话语分析的田野考证细部。此处，他这样描述劳动过程：

劳动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vermittelt，regelt und kontrolirt）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Leben brauchbaren Form zu assimiliren）上吸收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eigneNatur）。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Potenzen）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1]

可以看到，这里马克思基本消除了原先表述中残存的哲学痕迹，他使用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原先定义物质生产的基本构序逻辑，劳动过程被直接设定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劳动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构式中的一种话语地位上升。马克思说，“如果完全抽象地来考察劳动过程，那么，可以说，最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12]这种关系的本质，从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进入到物质生产中的“现实的个人”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这里，再转换为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的自然物”的关系，这也是劳动者的劳动对处于劳动过程中的自然存在发生的能动的Stoffwechsel（物质变换）过程。其实，这种客观的物质变换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改变世界”，或者《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过程，只是这一过程现在凸显了劳动者有目的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在物质生产中的核心地位。或者说，劳动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定在超出动物生存的历史在场性和社会历史负熵的物质生产力中的真正源泉。一方面，这种客观物质变换的本质，是劳动者有目的的爱多斯通过使用自身的劳动体力（脑力）的“自然力”，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吸收自然物质”。这个对自然物质的“吸收”，也就是改变自然本有存在并使之祛序和脱型为forus意义上的生活需要的brauchbarenForm（有用的形式＝爱多斯之相），进而通过特殊的有目的的Stoffwechsel（物质变换）物相化为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质的产品。笔者觉得，这个不能直观的brauchbaren Form（有用的形式）本身，将是历史认识论透视一般物像，在更深一层构境中聚焦的关键对象。另一方面，这个物质变换过程同时也会是人改变他eigneNatur（自身的自然）的过程，即主体物相化的过程，人的双手、五官和大脑等身心都在不断复杂起来的劳动物相化进程中得到磨练和进化，从而无形中塑形为更强壮的主体实存，并且不断生成主体性创制Potenzen（潜力＝Dynamis）。

也是在这里，马克思专门标识出，这种由劳动活动生成的特殊物质变换过程，与动物的活动有着质的差别。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Vorstellung des Arbeiters）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Formveränderung），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技艺和方式（Art und Weise）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过程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Aufmerksamkeit）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zweckgemäΒe Wille），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技艺和方式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13]

这是《资本论》第1卷中一段十分著名的表述。过去，人们也只是关注了它的经济学意义，而没有意识到它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构境中的深刻含义。笔者觉得，这一表述是马克思晚年在经济学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劳动物相化概念最重要的科学说明。在这一段表述中，马克思刻意标明了劳动者主导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塑形和构序社会历史负熵与动物生命负熵活动的根本异质性。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作为人的社会定在和历史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之中，劳动者通过劳动物相化活动能动地改变自然物，使之祛序和脱型于自然负熵并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用在性新的社会历史负熵存在，这种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实现出来的物相化活动，根本异质于动物在自然界中对现成需要物的获取，在动物的生存活动中，蜘蛛的织网再精密，蜜蜂筑巢的本领再高，可这都是它们无主体的动物生命负熵进程中的非物相化的到场本能活动，动物的织网和筑巢活动中，不会存在先在的有未来时间维度的主体目的（telos）和爱多斯（eidos）之相，而人的劳动活动发生比动物生命活动“高明的地方”，是通过了一个先在的内嵌着未来时间的目的和用在性意图，并使已经在劳动经验和观念中存在的爱多斯之相，通过对对象的具体功用性塑形、构序和赋型创造，使之成为forus的用在性事物。这是马克思所称的“最蹩脚的建筑师”在造房子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谈到，人“建筑一所房子，是一个内心的目的和企图”。^[14]这种历史性在场的主体性活动中的自觉创造，会具象为“怎样”改变自然物的劳动“活动的技艺和方式”，并且，这种怎样劳动的技艺和方式，或者说，使自然物失形和祛序且重新社会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的转换方式，这种Formveränderung（形式变化）的爱多斯之相不是简单混合在生物性运作中，而是首先出现在Vorstellung des Arbeiters（劳动者表象）之中，这是上述劳动活动自然力发挥的前提。当然，这不是说劳动物相化活动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是观念负熵，而是强调劳动活动中劳动者的主体目的性，这是劳动改变对象的真正zweckgemäΒe Wille（有目的的意志），由此凸显出不同于动物到场的人所独有的历史在场性。笔者觉得，这也是马克思对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从主体出发”原则的一次最重要的逻辑确证。

当然，可以感觉出来，马克思此处对劳动过程的描述还是在一个抽象的哲学话语中的一般说明，劳动者知道自己改变对象的目的本身，就是一个有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关系赋型结果。比如，奴隶可以知道自己具体劳作的技法，但在劳动过程总体上塑形和构序对象的目的却是主人“自主活动”的观念表象；而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在劳动过程里自己的观念和意志中也可以知道劳作的工艺意图，但并不掌控通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创造财富的根本目的，此时如果有一种观念表象，那可能会是资本家头脑里的经济物相化下的欲望表象；到了机器化大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工人连自己劳作的技法也被“祛技能化”了，他原先劳动对象化的成果--机器系统成为生产活动的合目的性主体，其背后，则是资本家利用科学技术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目标。应该提及，正是工业发展的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在资产阶级创造的商品-市场交换系统里，历史认识论将在遭遇多重颠倒的经济物相化中显出自身的局限性，所以马克思不得不再次吁请批判认识论的到场。

三、一种抽象：作为劳动过程的不同要素

在马克思这里，当物质生产过程转换为劳动过程，那么，构成劳动过程的要素就成了“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的定义，就是：“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zweckmäΒige Thätigkeit）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5]这还是上述除去作为结果的产品之后，劳动过程的四个要素。依我们刚才看到的观点，劳动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无疑为劳动者“有目的的活动”，即有着未来时间维度的在场劳动物相化活动，然后是劳动活动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的劳动对象，以及辅助劳动活动的工具。由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才解释说，“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Subjekt）即劳动，劳动的因素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劳动借助劳动资料与劳动材料相结合。”^[16]显而易见，这是上述客观生产过程五要素在主体性劳动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变体。在这里，劳动活动是劳动过程的有目的和爱多斯的主体因素，作为借以工具有目的地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活动，其物相化的结果就是被改变了的对象性产品。如果从时间维度上看，这一过程也会是不同劳动时间的整合：这里的zweckmäΒige Thätigkeit（有目的的活动）正是劳动物相化活动中的爱多斯之相内嵌的未来劳动时间，而劳动物相化活动本身是利用劳动资料（过去劳动时间I）改变劳动对象（作为原料的过去劳动时间II）的活劳动（当下劳动时间），这是一个三元劳动时间的历史性整合，其客观结果就是劳动产品。其实这也表明，所谓劳动过程的“要素”，无论是劳动活动，还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不可能独立地存在，它们都是一种关系性的社会场境存在，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它们才获得劳动要素的系统质。这种系统质的在场性是功能性的场境关系赋型。所以，我们一定记住，这里只是为了理论讨论的需要，我们暂时抽象地分别界定脱离了劳动过程中关系性场境存在的三个“要素”。在我们的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中，关于生产力的定义就是从马克思这里关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简单挪移去的。其误识有二：一是将劳动者的劳动活动错认为物像实在中到场的劳动者，二是将三个“要素”都变成了物性到场中的实体对象，而恰恰忽视了生产力为这种使三个方面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在场功能构序能力和水平。这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

首先，劳动是人改造自然对象的非实体性能动活动，一种作为dynamis（潜能）的“活劳动”，相对于对象性实在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它是客观的有目的的劳动物相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主体构序要素，也是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力中塑形和构序产品使用价值进而构筑社会历史负熵的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动因。因为，与面对物质生产活动那种单纯的客观性观察不同，劳动物相化活动是物质生产中的人的主体目的和爱多斯之相通过塑形和构序对象实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堵住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生产”和“机器生产”的源头性防范措施。《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来表述劳动：“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的活动”。^[17]在哲学的一般意义中，我们可以讨论作为主体与客体中介的实践，也可以指认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生产，可是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物相化活动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物质生产的本质，因为它是人为了forus的需要（目的）占有自然，真正造成二者之间“物质变换”的历史性中介的能动活动。之所以它容易被遮蔽起来，也因之于它作为物相化活动当下在场发生之后，也瞬间消逝于对象的物性变化之中。所以，在一般物像视域中，它总是以可直观的劳动者到场。

再具体一些说，一是在劳动过程中现实发生的“实际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以与一定的需要相适应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质（natürlichen Stoffs）的有目的的活动（zweckmässige Thätigkeit）”。^[18]这里的zweck正是希腊哲学中那个远久的telos。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这里有目的的构序意向基于人本身生存的需要，比如人的生活中“吃喝穿住”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这种目的的达成，则是通过特定的爱多斯之相--功用性的劳动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方式，使“自然物质”获得为人的社会历史负熵增殖进程中的用在性存在--使用价值。在海德格尔那里，即自然forus“涌现”而获得上手的用在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从生产过程到劳动过程转换的实质，即不是李嘉图也承认的抽象的物质生产总体创造财富，而是手中持有工具的工人的活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才创造了财富的真正基础--使用价值。这是马克思精准进入劳动价值论构境的正确入口。由此，马克思分析说：

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就是使这些产品实现为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he）、产品的中介，使这些产品保存下来，赋予它们以一种有生命的“新的筑模”（“Neubildung” beseelt）的要素，从而使它们得以避免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allgemeinen Stoffwechsel）。

既然现实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生产的需要还是个人消费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那么，现实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Naturbedingung），它同人类生活的一切特定的社会形式（gesellschaftlichen Formen）无关，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19]

笔者觉得，这里的lebendige Arbeit（活劳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此处，它凸显了劳动不同于物性实在对象的功能性在场活动的特征。之后，它还会在经济学语境中表现为异质于对象化劳动的非对象化劳动。依马克思“工艺学笔记”^[20]中指认的那样，活劳动使主体性的目的和爱多斯实现于对象的创制之中，劳动对象在脱型于自然关联后，获得一种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有生命的Neubildung（新的筑模），这就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社会历史负熵质。这也可以使它们避免重新进入无机自然熵化的消极“物质变换”之中。我们可以看到，bildung（筑模）概念在此处的使用，表征了一种正在发生的功能性动态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体知更大尺度上生产方式范畴的筑模（modeling）本质。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思辨地变形为：此在通过有目的的关涉性交道，以上手性的功用存在环顾成周围世界（Umwelt）。马克思特别强调说，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作为社会定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其本质是现实在场的活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所有社会形式共有的“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对此进一步精细地界划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nützliche Arbeit），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en）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Naturnothwendigkeit）”。^[21]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段十分重要的表述。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中创造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本质，是劳动者通过“有用的劳动”所实现的主体性目的和爱多斯之相，由此才创造了产品的满足人的需要的用在性场境存在--“使用价值”，这甚至是人类社会发展所有生存形式中一般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基始性地位，也发端于此。笔者觉得，这些埋没在经济学话语中的重要哲学观点都是应该写进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重要观点。

二是劳动并非一种物像中可以直观的到场物性实在，“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subjektive Existenz）。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22]这一表述有些过于哲学化，其突出强调的意思就是，虽然劳动者有着物性的肉身实在，但劳动只是劳动者表现自己“主体生存”所具有的一种dynamis（潜在能力）。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只是一种可能性意义上的能力。它只有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成为在场的创制性活动。“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定在（Dasein）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Ding），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selbstbewuΒtes Ding），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在物上的表现”。^[23]劳动是劳动者的主体活动，但它不是劳动者身上的一种物性对象实在，而是一种可能性在场的劳动能力。马克思说，可以将这种非实体性的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4]只是在劳动过程中进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劳动活动则客观地发生和在场，当它以一定的目的和爱多斯之相物相化到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中去时，它随即消逝。它是劳动者生命的在场“主体生存”，它本身是当下发生和消失的活动性的场境存在。这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场性的本质。所以，劳动活动并不出现在一般物像视域之中，这可能也是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劳动活动退出生产过程时，农业生产中庄稼和家禽仍然在生长，手工艺生产中的酒在继续发酵，机器化生产中的自控车床还在工作等，总之，没有了劳动活动的在场，似乎生产过程仍然在进行。这正是隐性在场的劳动辩证法构序本身容易被忽视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这会是历史唯物主义全部场境关系存在论的真正基础，因为在这种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活动性劳动场境凸显之上，才会建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场境，以及更加复杂的意识和观念构境。在经济学语境中，这也是马克思在症候性阅读斯密“劳动商品”中，原创性发现劳动能力使用权--劳动力商品的构序基础。

其次，是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对象的劳动材料。相对于劳动活动的讨论，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对可直观的劳动对象讨论较少。先应该说明的是，不同于有目的的劳动创制活动，劳动材料是受动的对象，一般而言，它是不含有任何形式的主体性目的和爱多斯之相的。第一，未经劳动加工过的原生的劳动材料。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劳动材料（Arbeitsmaterial），即为了某种特殊需要而通过劳动去占有的对象可能未经人类劳动的加工天然（Natur）就存在着，例如在水中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矿藏中开采的矿石”。^[25]这是指原生性没有在“存在论”中到场的劳动对象。当然，这里所说的天然存在，是指没有被捕获的野生鱼，自然生长的树木以及山中的矿石。依海德格尔的本有哲学话语，这是一种非在场（涌现）的本有自在。因为已经捕获的鱼、砍下的树木和开采出来的矿石，作为进一步劳动的对象，已经是经过人的劳动物相化的对象性到场结果了。马克思甚至说，“大多数被看作自然产物（Naturproduct）的东西，例如现在被人们利用并重新生产出来的现有形式的植物和动物，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menschlicher Controlle）下、借助人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结果，在这种变化过程中，这些植物和动物的形式和实体（Form und Substanz）改变了”。^[26]这当然是指准备进入我们加工生产中的劳动对象，比如我们种植的蔬菜和养殖的鱼虾，通常它们会被视为“自然产物”，但作为劳动对象，它们却必定是“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因为它们所谓的“自然”生存方式和在场性实体都已经经过了世世代代农业和养殖业的劳动塑形和重新构序，早已不再是纯粹本有的自然生命负熵形态。第二，当劳动面对的劳动材料已经是劳动的结果时，劳动对象则转化为非自然性的劳动原料。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先排除了上面他已经提到的“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一些劳动生产领域，除此之外，实际发生的所有生产劳动所面对的劳动材料都已经是劳动filtrirter（滤过）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它们可能是劳动加工的物性对象，但已经是作为过去劳动结果而到场的原料。原料，已经是通过劳动完全或部分失形和祛序于自然存在关联，并且经过新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结果。比如，看起来是地里自然生长起来的庄稼的种子，可是它并非完全为天然植物生命负熵的果实，而是由历代农民通过劳作精心培育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结果。家禽和粮食，与野生动物和植物相比，是人类几千年、上万年在农业和种植业中不断劳作经验和工艺改变的产物。它们的生命负熵质与真正野生的植物和动物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性，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历史负熵的构序已经浸入它们的自然存在之中。当然，农业与种植业的劳动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些植物和动物的生命负熵质，应该说它们并不完全是人的劳动物相化的产品。而通过开采和运输的劳动，处于生产过程开端的矿石和其他原料，则已经是完全脱型于自然关联的结果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无疑都是“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然而在一般物像视域中，它们在社会历史负熵质构序下的场境关系存在容易被误认为自然物属性。

通常情况下，劳动材料在劳动过程中会被耗费，转化为新的劳动产品。比如加工为木器的木料、制成铁器的矿石，也有一些辅助性的劳动材料，比如加热的燃料、制作面包时加入的水，但它们都以产品被物相化的特定用在关系属性再现出来，燃料消逝于金属变形的用在性关系中，而水则没影于面包的柔软、黏粘用在性关系。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不在场的到场。马克思十分具象地说，“为发动机器而燃烧的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润滑轮轴而上的油等等也是这样。染料和其他辅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产品的属性中表现出来。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但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可见，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27]这正是黑格尔原先提及了劳动外化中对象的“消逝”，这种不在场的“无影无踪”的实质，是转换为产品新的使用价值不可直观的隐性到场。笔者以为，这也会是一般物相化发生的隐性机制之一，因为从产品使用价值中体现出来的耗材，比如制热中消耗的燃料，它只化身为炼铁或锻造金属时的高温和对象的可塑形性，在产品的具体用在性构序中却无影无踪。这当然是《伦敦笔记》中“工艺学笔记”深入思考的结果。我们会发现，相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哲学话语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在马克思此处的经济学研究中，再一次变得紧贴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真实历史事实了，当然可以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和重要进展。

最后，作为表现人的劳动能力的劳动资料。狭义的劳动资料就是工具，而广义的劳动资料则包括工具之外的所有中介性劳动条件。不同于完全受动的劳动材料，劳动资料特别是工具通常具有一定的上手性（海德格尔语），这种上手性是人的劳动目的和爱多斯之相固化在物性工具中的先导性潜能（Dynamis），这种固化的目的性的潜能并不是对象所本有的东西，它的现实在场仍然要依存于劳动活动的历史在场性。一般说，与上述劳动材料在劳动过程中直接被耗费掉不同，劳动资料的一个特点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以重复使用和到场，“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第二天以同前一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28]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劳动资料的定位，从一开始就表明它的独特到场质性，即它是人的有特定目的的劳动能力在物质形态上的先导性实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

不言而喻，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Arbeitsmittel）或者说生产工具（Productionsinstruments）的发展上。正是这种发展表明，人通过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为其劳动目的而准备和安排规定的、并作为传导体（Leiter）服从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作用。^[29]

这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质点：一是劳动资料并非与人无关的物，而是作为人体器官在外部持存中的延伸，它在劳动过程中的到场，一开始就是体现劳动能力的一个物性手段--工具，它开始可能是现成的自然物（比手脚更有力量防御野兽的树杈或击石取火的燧石），但很快就发展为削尖或打磨而成的功用性上手的木器或石器，之后，它越来越替代人手或脚而成为劳动物相化能力发展的直接体现物；二是劳动资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性能动关系的Leiter（传导体），它的作用是传导先在的人改变自然的意志、劳动的目的和具体实现这种目的（for us的需要）的爱多斯之相。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描述。工具当然不是简单的自然物，它的“使用价值”是将人们过去的劳动物相化活动中的劳作技能和构序方式，经过“手艺”“工艺”和“技术”等方式历史性地客观抽象出来，并以反向对象化为工具和机器等物性功能模板的方式保留下来，在每一次的劳动过程的惯性实践在场中复活和重构原先实现过的塑形和构序活动。这也意味着，工具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物相化结果，它的物相化目的不是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消费产品，它的到场恰恰是创制激活和复构特定劳动物相化活动不断惯性在场运转的工具模板。比如一把铁锤在进入铁匠打铁的劳动过程中，会上手性地重现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有目的的惯性锤打动作，以及重构怎样劳动的爱多斯塑形和构序的在场技能。后面马克思会发现，在自动化机器生产中，这整个传导体的重新激活工序，在进一步的客观抽象和反向对象化进程中，已经是离开劳动者主体的客观机器工序的自我运转机制了。也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上，工具的到场甚至是使劳动活动中社会历史负熵质构序得以重新复活和在场的先导物性前提。作为Leiter（传导体）工具的物性持存与它在劳动活动中的功能性复活，也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与存在的场境凸显关系。这也是人们熟知的工具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在一般物像视域中容易被忽略的方面。其实同理，整个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政治法律实践的发生与重复，除去观念形态上的法律条文和制度，也依存于特定的Leiter（传导体）的物性设施到场，如每天让有特定目的的政治活动和法律“复活”在场的国家机器中的议会大厦、警察局和监狱设施等。还有阿尔都塞提及的惯性宗教实践中的教堂和礼拜仪式。^[30]微观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平时我们遭遇的各种上手用具也都是生活中惯性行为重构的物性模板。而人们的意识活动发生，除去先验观念构架对个人经验直观和理性认知发生座架之外，过去记载文字的木简、书本和今天的电脑和智能手机，都是让意识爱多斯活动重新激活和复构的场境凸显的中介式到场物性持存。重要的方面还有，工具的改变往往承载了劳动技艺和工艺构式本身的变迁，劳动生产中的每一次“怎样劳动”方式的变革，都是体现在客观抽象出来并反向对象化到工具中去，比如从铁锤到机械冲压机的改变，再进一步到数控机床的发展，作为外部持存中的生产模板，它们内化了完全不同的劳动-生产塑形和构序客观抽象中的工艺-技术进步。这也意味着，工具的进步本质是手艺、工艺和技术构序的进步。

除了作为狭义劳动资料的工具，广义的劳动资料还包括所有保障劳动过程的其他条件。马克思说：

与劳动材料不同的劳动资料不仅包括生产工具（Productionsinstrumente），即从最简单的工具或容器到最发达的机器体系，同时也包括对象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劳动过程就根本不可能进行，例如用作工作场所的房屋，或用来播种的土地等等。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它们是条件，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可能进行，因而它们是必要的劳动资料。它们表现为全过程（ganzen Processes）得以进行的条件，而不是表现为包含在过程内部的因素。^[31]

这是指劳动过程中非工具性的劳动资料，它们不是劳动者直接使用的工具，也不是劳动过程的“内部因素”，但没有这些条件的到场，劳动过程就无法正常进行。马克思这里列举的例证中，包括农业劳动活动得以发生的自然土地、工业劳动得以进行的社会物相化空间的厂房，以及耗费在劳动过程中的水火电汽油等辅助条件。这些劳动条件，并不直接加入劳动物相化过程，但任何时候的农业没有土地，工业没有厂房，劳动过程如果缺失了辅助性的劳动条件就无法实现。

到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对劳动资料的分析更加具体和详实起来，依他的观点，劳动资料中的工具是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这种直接性开始于人类最初从事“采集果实”之类劳动活动的肢体器官，主要是做出有目的动作的双手和奔跑的双脚，之后，才会出现延伸劳动者身体器官的“上手性”劳动工具。这里，劳动资料主要是指传导劳动者的劳动目的和物相化活动的物性手段--工具。^[32]马克思强调了在作为劳动资料到场的工具中，并非仅仅是劳动者主体体力和智力劳动活动本身的作用，而是历史性地综合利用了自然存在中“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机械有如杠杆作用，物理有如青铜器的坚硬，化学有如水之浸润等，它们都成为人们体外的身体器官之延伸，这当然使得原先用手脚直接塑形和构序的能力大大地加强了，并且在这些工具模板每一次重新到场于劳动过程中时，激活和重构已有的怎样劳作的惯性活动构式的在场发生。马克思打趣说，这种人的活动功能和器官在被改造过的自然物（工具）中的延伸，已经超出了上帝在圣经中的“训诫”。也是在这一构境层中，马克思还形象地比喻说，如果劳动过程本身是一个功能性的社会历史负熵有机体，劳动当然是其跳动的心脏和流动的血液，那么劳动资料中的“管、桶、篮、罐”一类的容器就是它的“脉管系统”，而锤、镰、锯、犁一类的机械工具就是它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33]由此类推，我们今天的电脑和智能手机就会是劳动生产过程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马克思的这个比喻，显然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相似比喻相关，在那里，黑格尔将“感受性相当于神经系统，活动性相当于肌肉系统，再生性相当于个体保存和种属保存的内脏系统”。^[34]当然，马克思这里再一次强调说，除去作为狭义劳动资料的工具，还有在劳动过程中起到各方面条件保障作用的广义劳动资料。马克思分析说，在广义的劳动资料中，有些并不是劳动者所创制和直接掌握的物质条件，比如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水源、风力和光照等），也有一些是作为劳动结果的劳动条件，比如人造的运河和水渠、道路和桥梁、厂房和工地，^[35]它们是劳动活动发生的社会物相化空间场所和运动条件。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劳动资料作为一种到场的物性实存，它恰恰以物相化方式存留了实现一定目的和爱多斯之相的劳动活动塑形和构序功能化技艺的可复构模板，所以它也是直接反映“怎样劳动”（怎样生产）的物性标识。由此马克思说：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样做（Nichtwasgemachtwird，sondernwie），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Gradmesser），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索引（IndexdergesellschaftlichenVerhältnisse）。^[36]

这是我们熟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那个“怎样生产”的狭义生产方式筑模的更加深入的表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中，所有劳动过程中劳动物相化活动当下发生的wie（怎样）做，随着劳动活动的结束而消失，这正是一般物像视域所遮蔽的方面，但是，这个“怎样做”的不可直观的构式，却以特殊物相化结果的劳动资料的物性方式生成了特定的工具模板，工具的“传导”作用中已经内嵌着一定的“怎样做”的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技艺，使用石器砸碎果实与使用刀具劈开果实，两种由物性工具复构的劳动物相化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是完全异质的，马克思在“工艺学笔记”看到的石磨中从杵的上下垂打到两片磨盘旋转研磨运动也是如此。犁和镰刀所激活的劳动物相化活动，与今天数控机床复构起来的科技物相化之下的劳动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塑形和构序。这样，劳动资料也会成为创造社会历史负熵质的“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并且，不同时代的工具和劳动条件可以成为“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索引”，因为，不同的物性劳动资料也会不断复构起完全不同的“共同活动”中的劳作关系和其他社会交往关系，持续性地建构起不同的历史性的社会物相化构式负熵质。笔者觉得，这可以视作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关系存在论的一个重要深化。

我们前面已经事先交待过，劳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不是一个个独立实在的要素，它们只是在劳动过程的现实发生中凸显的关系性场境存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有非常重要的思考。他分析说：

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zweckmässige Thätigkeit）决定的，--（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对象中那样是创造作为物质的外在物，作为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的形式），--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Formwechsel）就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生成场境的火（lebendige，gestaltende Feuer）；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VergänglichkeitderDinge，ihreZeitlichkeit），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lebendige Zeit）而被赋型（Formung）。^[37]

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特别重要的一段话语。40年前，还是研究生的笔者第一次读到马克思《大纲》中这段表述时，就被它的话语构境深深打动。在一定意义上，笔者自己40年来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客观上也在使这一思想构境逐渐澄明起来。这段表述里内嵌着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物质生产的真正本质，社会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改变世界的背后，是劳动者的在场活劳动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对象创造人的社会历史负熵存在（“周围世界”）的过程。这里的思想构境焦点是活的劳动物相化活动：第一，它既不是一种物性的实存，也不是一种可以非及物发生的空洞动作，创造实现人的目的和爱多斯之相的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活劳动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必须对象化在劳动材料之中的及物关系活动，劳动不实现在对象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在场关系之中，它就是不存在的，它的在场性就是发生于对象物相化改变中的关系性场境。一个铁匠劳动的劳作技巧只能实现于他的打铁生产中，如果有一天他丧失了“打铁”这种及物性关系，他就不再是铁匠。笔者在此处强调劳动者体力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及物性”，也是为了区别于之后马克思辨识出来的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操持的远离生产过程的科学实验中的非及物性特征。第二，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给予一定爱多斯之相的及物性关涉活动，这种目的的实现是作为劳动对象物性存在中新获得的社会生活场境中的Formwechsel（形式变换），按马克思“工艺学笔记”中的理解，这也会是劳动对象本有自然状态的脱型后，进而获得新的人的生活有用性场境关系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比如劳动者制作一个简单工具的目的，实现于脱离原有自然树木关联的木料和脱离了矿床原型的铁料，通过铁匠的劳动塑形和构序为一个上手的锤子或镰刀的过程。当然，这里马克思所指认的劳动之火还是在工艺学意义上完整的个体劳动者的总体性劳作，还不是劳动分工之后被碎片化的社会总体性劳动。第三，也是最精彩的观点，是劳动在场的物相化创制本质：劳动是燃烧之后即熄灭的“活的火”，lebendige，gestaltende Feuer（活的、生成场境的火），这种燃烧的火改变对象的本有物质形式，即失形或祛序于自然关联和有序性，通过lebendige Zeit（活的时间）Formung（赋型）对象一种for us的目的（未来时间维度）和爱多斯之相的易逝性、暂时性用在性形式。依笔者的理解，此处马克思所使用的lebendige Zeit（活的时间或生活时间）概念，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时间最重要的本质论证，因为，不同于自然物理时间，社会历史时间中的生成质性，来自活劳动的场境之火，这种以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为本质的lebendige Zeit（活的时间），是Formung（赋型）全部社会历史时间的场境本质。当然，这种塑形和构序的历史时间并非仅仅是物质生产中的体力劳动支出，也会是之后科学家脑力劳动之火，艺术家创作作品的物相化活动中的lebendige Zeit。并且，这个人所独有的活的生命时间和社会生活时间规定，将是之后马克思所设定的历史时间上的活劳动与社会空间中的死劳动（对象化劳动）的依据，也会是经济学语境中劳动价值论那个关键性的劳动时间概念的内在基础，商品价值中内嵌的劳动时间，绝不是流逝的一般物理时间，而是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创制时间的客观抽象。比如，木料和金属的自然物质形态是本有的物性存在形式（虽然它们也会在自然存在形式中发生腐烂和腐蚀的熵增现象），而通过劳动物相化中的活的时间塑形和构序为铁锤和镰刀的形式是特定用在性工具场境关系形式，它们也可能破损回收后再塑形和构序为其他工具形式，因而，马克思特别强调说，“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Vergänglichkeit der Form der Dinge benuzt um ihre Brauchbarkeitzu setzen）。这个Brauchbarkeit（有用性），则是劳动赋形于对象新的有社会时间效用的易逝性的定在形式（Daseinform）--使用价值。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超出生命负熵的社会历史负熵层级中最基始性的砖块。由此，才可能从被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上手劳动产品链接，环顾式地建构起更加复杂的人的生活场境和社会关系场境。

必须承认，在笔者自己过去的研究中，因为过于强调1845年之后马克思对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的否定，而无意识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史中重新凸显的这一科学的劳动话语。首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从生产过程到劳动过程转换的实质，即不是李嘉图也承认的抽象的物质生产总体创造财富，而是手中持有工具的工人的活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才创造了财富的真正基础--使用价值。这是马克思精准进入劳动价值论构境的正确入口。其次，这一重要的劳动话语并不是简单否定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而是凸显了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场劳动活动的主体地位。或者说，在历史辩证法的总体构成中，隐性在场的劳动辩证法构序恰恰是生产辩证法的核心。再次，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康德的“向自然立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火”（活的时间）改变本有为forus的周围世界存在，由此塑形和构序人对这个用在社会空间中的感性经验和知性观念，这是比生产方式更基始的怎样劳作的先验构架，这之上才会生成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现实基础的历史时间中的社会关系场境先验。当然，在入序于经济构式负熵进程后，商品交换的先验构架才再次中介这一复杂转换过程。

注释：

[1]爱多斯（eidos，ετδοξ），在古希腊哲学中意指创制（poiesis）过程中给予质料一种相位，在柏拉图那里，爱多斯与理念（idea）的先在共相构序性一致。胡塞尔后来专门解释过区别于理念（idea）和形式（form）的爱多斯与意向性的关系，海德格尔则将爱多斯视作关涉交道活动中的目的（telos）的“何所向”。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8-259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Marx, Grundrissen，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 DietzVerlag，2006，S.220-221.

[5]在《巴黎笔记》的后期，马克思突然暂停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写下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绝对知识章》。此笔记于1932年作为附录发表于MEGA1第一部分第3卷的第592-596页，中译文首次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6-37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72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4-65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Marx, Gesamtausgabe（MEGA2）II／3-1, Text, Berlin：DietzVerlag, 1976, S.5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1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KarlMarx, Gesamtausgabe（MEGA2）II／5, Text, Berlin：DietzVerlag, 1983, S.12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9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KarlMarx, Gesamtausgabe（MEGA2）II／5, Text, Berlin: DietzVerlag, 1983, S.129-130.

[1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66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Marx, Gesamtausgabe（MEGA2）II／5, Text, Berlin: DietzVerlag, 1983, S.129-130.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页。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4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9页。

[20]它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伦敦笔记》第15笔记本里集中摘录的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的工艺学史著作。该笔记本在MEGA2出版计划中，应该属于第四部分第10卷（第15-18笔记本），目前尚未出版。但德国学者汉斯-皮特·米勒在1981年就最早编辑出版了这些笔记内容，即《卡尔·马克思：工艺学-历史摘录笔记(历史考证版)》。(H.P.Müller, KarlMarx: Die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Berlin: Ullstein, 1981)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9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3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5-19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6页。

[2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页。

[30]参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7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17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00171页。

[3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9页。

[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1页。

[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0页。中译文有改动。

[3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8-329页。中译文有改动。同时参见KarlMarx, Grundrissen, Gesamtausgabe(MEGA2)II／1, Text, Berlin：DietzVerlag, 2006, S.272.

Historical Materialism：A Shif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Process to That of the Labor Process

Zhang Yibing

Abstract: In bourgeois economics, material production as theactive activity of man vis-à-vis nature can be an objective material process driven and produced by capital, while the “realistic person” who changes natural objects and social life can also be capitalists, overseers or scientists who dominate and direct the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It was precisely with the objective proces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at David Ricardo completely obliterated the role of workers in machine production.Marx, who started the study of economics in the 1850s, realized that the most crucial internal driving factor and the real source of creativit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were not the abstract “general production,” but labor. In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realistic person” can only be workers with labor capacity.Workers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people’s direct means of life.The real creative basis of production, which as an “active activity” for people to actively transform the external natural objects, can only be the shaping and ordering of labor’s objectification. Therefore, when entering his own economic research, Marx not only sta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proc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process and converted to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bor process. In this way, the discourse of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broad sense is once again embodied to a deeper level of the discourse of labor.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