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开始被广泛地运用与传播，可以说，“资本”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生产活动以及社会科学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术语。同理，在教育学中对资本的使用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创设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经济学家舒尔茨所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都在教育学界中被广泛地使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因马克思《资本论》而风靡全球的资本理论，其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学界对“资本”的使用不断泛化，它的原意已经与马克思对它的界定有了相当大的区别。若这种对资本概念与理论误读与泛化长期存在，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理论风险与危害。本文以近些年在教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为例，对资本概念的误读原因、产生的危害以及概念澄清的必要性做出回答。
关键词：资本；底层文化资本；资源；误读与泛化
一、“资本”概念的流变与脉络梳理
无论在当代西方的理论界，还是在时下中国的理论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论述过的资本形态。比如，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心理资本等等。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资本形态以及相应的新资本理论有两点原因：一是马克思《资本论》本身拥有着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影响力；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资本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在教育学界中，以“人力资本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力最为显著。一方面，不同的资本理论重新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新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学界也存在着对资本理论过于泛化的使用与误读。而要澄清这种泛化与误读，我们首先就要对相关资本理论概念与特点进行一个清晰的梳理与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
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体系中，“资本”一直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来使用，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在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如何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中生成。资本是能够生产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即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产生。
首先，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1]，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财产。并且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方式来看，资本是通过暴力与掠夺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体系中，“资本”一经诞生，便有了鲜明阶级性。正如马克思对“资本”所做出的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其次，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中“资本”概念不仅具有阶级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增值性的特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3]“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4]因此，资本在市场上的交换过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资本自身的增值。可以说资本的逻辑便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最后，资本作为经济范畴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5]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并不是任何阶级的生产关系，它只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它体现的也不是任何阶级的利益，而只是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根据以上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资本概念是在经济范畴下使用的，并且具有阶级性、增值性的内在属性，是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下理论表现的集合。而后来的相关资本理论，或多或少都对其中的某些属性进行了改造后，再加以推广与使用，这也就为相关资本理论在教育学中的误读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在马克思资本理论传播与运用的过程中，“资本”起初仅仅是运用于经济学领域，并未进入过教育学的理论视野之中，“资本”也一直遵照其原意，与教育学的理论发展是两条轨道，但自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资本”并作为教育学中的一个概念开始展露头角。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上，舒尔茨在其就职演说中，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人力资本的观点。在《关于人力资本投资》这篇论文中，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胜于物力资本投资，应该将人力资源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教育是一种为获得未来收入和满意生活所进行的投资，把教育支出看作是当前的消费，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6]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在教育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都开始转换视角，将教育作为一项投资事业，并对其进行大量的经济投入。当人力资本理论进入教育学界后，我们也同样对其欣然接受。当该理论传入民间后，也恰逢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无数的家庭与个人也开始注重对孩子、对自己的教育性投资。一时间，我们集体进入了“人力资本的世纪”。
客观上说，人力资本理论，的确在短时间内促使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受教育的经济价值。但是，某种程度上，人力资本理论也大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资本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本理论掩盖了资本概念下的阶级关系。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关注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并通过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来鼓动无产者进行社会革命。而人力资本理论则是聚焦于劳动者本身的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与价值增加，换言之，劳动不是被当作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剥削关系的促成因素，而是作为劳动者本身的资本生产。在这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被修改了，劳动者不再是被剥削者，而是投资者，或者至少是投资活动的一方。从这一点上，劳动者受教育、获取技能和知识的动机被激发了，同样，嵌套于资本理论中的阶级关系也被淡化与改写了。正如林南所指出的：“教育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研究构成了人力资本分析的核心领域，研究更关注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获得与投资问题，生产过程以及对资本家的效用（被操纵）退到了幕后。”[7]原先丰富的“资本”理论体系便被改写为一个价值无涉，阶级无涉的自我利益的投资产品。因此，当代某些西方学者对“资本”概念作新的解读与认识，推出新资本理论，也不排除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考虑。
（三）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如果说，舒尔茨是从个人的微观角度对“资本”进行了改写，那么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则是嵌套于他对法国社会结构与阶层的批判性分析之中。布迪厄认为不应将“资本”的形式仅仅局限于经济资本的物质视域中，而是应该以社会结构的整体视角去理解“资本”，他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并且，三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相互转化。而文化资本的概念与教育最为密切，在教育学界也最为人所熟知。“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也是布迪厄一系列著作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文化资本能够在某些条件下被转化为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8]它具有三种形态：即身体化形态（如学识、修养、性情、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客观化形态（如书籍、纪念碑、机器、绘画等）与制度化形态[9]（如文凭职称和证书等）。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将研究引人了“作为资本的文化”这一新视域，向“学术上的成功或失败是自然能力的结果”这一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于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出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不仅拓展了“资本”的形式，而且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了社会结构与教育体制的公平性问题。可以说，从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概念界定来看，他与马克思的理论立场是相一致的。它们都反映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劳动者与被统治全体）的价值强加。只不过，前者是资本家利用“工资”的概念去剥削工人，把自己在劳动者身上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合法化、合理化；而后者则是利用教育系统这一“暴力符号”将统治阶级的文化内化为主流文化。本质上，二者提出的资本理论都带有对社会结构以及资产阶级鲜明的批判性，其目的都是为了揭示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状。这一点与舒尔茨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区别。
（四）“资本理论”的流变梳理
以上三种“资本”的概念与相关理论各有侧重，但也有共通之处。对三种资本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总结，有利于我们厘清不同“资本理论”的流变脉络。从共同点出发，三种资本理论都包含两个要素：一是都具有初始资本，二是在流通、交换的过程中都以取得收益（超越初始价值），不断追求增长为目的。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中一定会，也必然会提到资本家起初通过不道德的方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不断循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人力资本同样也需要劳动者本身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投资意识、经济基础才能够对自己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也首先是父辈具有相应的初始资本，如文凭、学识、书籍才能够使得文化资本具备向下一代传递的初始条件，继而凭借父辈文化资本的滋养实现较高的社会地位。
除了都具有初始资本以及以不断追求增长为目的这两个共性以外，三种资本理论与概念也都具有显著的不同。首先是理论角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更多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以经济领域为主，此时的“资本”是以货币的多少为衡量标准；人力资本则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对象是个体劳动者，即个体劳动者同样可以作为“资本家”对自己进行投资。但这样的“偷换概念”也使得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区分不复存在。从理论立场上分析，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则更为接近，二者都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反映了资本家与统治群体对无产阶级与普通市民阶层的经济剥削与文化统治。当然，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析引入社会结构的框架，统治阶层并不处于分析的中心，而是作为“看不见的手”隐藏在社会结构之中。
综述所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因“人力资本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在理论界与人们的观念中发生了流变：一是人力资本理论将“资本”概念向“资源”概念转化，模糊了“资本”概念具有的阶级性，且将其引入至教育学界。二是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使得“资本”概念的范围扩展到社会、文化、语言等其他各个领域，一定程度上泛化了“资本”概念的使用（当然，这一扩展布迪厄主要目的是在于说明资本的不同形态及相互转换性）。而这两种“资本理论”在被大众与理论界所熟知后，便造成了目前学界目前对“资本”概念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与滥用。
二、“底层文化资本”一个误读的典型例子
如上文所说，因为“人力资本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的广泛影响，理论界与社会公众对“资本”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读与滥用。所谓的心理资本[10]、道德资本[11]、家庭资本[12]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凡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产生经济效益，亦或是能够为人们带来利益的资源，都可以戴上“资本”的帽子招摇过市。而这些“XX资本理论”泛滥现象，其实质是模糊了“资源”与“资本”的界限，混淆了二者的不同内在属性，将一切能够带来收益与优势的资源都等同于“资本”。教育学界同样存在着对“资本”概念的误读与滥用，“底层文化资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何谓“底层文化资本”
近年，程猛和康永久基于“物或损之而有益”的辩证视角，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出身劳工阶层的学生之所以取得学业成功、考入精英大学，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获取了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而在于他们利用了独特的“底层文化资本”，即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13]；程猛与康永久认为：首先，身处底层的寒门子弟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生活环境中的苦难转化为勤奋好学的“先赋性动力”。其次，寒门子弟因家庭为自己求学所作的牺牲背负上了巨大的道德义务，这种思维模式使得底层子弟倾向于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务来对待，更专注于学习，自制而专一。最后，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浸润之下，寒门子弟依靠着优异的成绩与学校教师的扶持形成了“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获得了最终的教育成就，依靠读书学习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无独有偶，学者许程姝也相继提出了“农村文化资本”的概念，其理论逻辑与前者是一致的，同样是通过辩证的视角，将大众心中刻板印象的“劣势”转换“优势”。
诚然，“底层文化资本”与“农村文化资本”的相继提出，无疑是一种对于寒门子弟“底层韧性”的辩证理解。强调了苦难赋予了寒门子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贵式努力。某种程度上，也突破了社会出身决定命运的“宿命论”，让我们看到了寒门子弟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曙光。是一个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资本”概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底层文化资本”是一个教育学界对“资本”概念误读的典型案例。
（二）“底层文化”不等于“资本”：“底层文化资本”被误读的内在原因
概念帮助我们将那些思想的对象与众多有所指的可能对象中区分出来。如果思想的对象与现实中的特定表象或现象相同，则就产生了有关这些现象的概念。科学概念建构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准确地确定概念的内容[14]。但“底层文化资本”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因为在其叙述体系中模糊了太多客观因素，因而无法将“资本”这一概念与“底层文化”有效衔接起来。“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质疑者大多同意“底层+文化”的解释模型却反对“底层文化+资本”的组合。其原因在于，相较于资本的优渥性和增值性，这种“被迫性成熟”式的底层文化有着太多的不同。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所谓的“底层文化资本”并不具备资本的属性和相关特征。如上文所述，无论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资本、还是布迪厄所提出的文化资本。资本都处于客观的优势地位，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体系中，“资本”概念是深深嵌套于阶级关系与革命性之中的，其实质是通过对雇佣工人的劳动成果的剥削与占有来实现价值保存与增殖的生产关系，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与增值性。资本的拥有者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获得了经济财富。布迪厄则扩展了资本概念的范围，将研究引入了“作为资本的文化”这一新视域。布迪厄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社会统治阶级通过控制教育系统，使下一代内化统治阶级偏向的文化符号成为主流，将自身的文化价值强加在其他阶级身上，从而再生产了统治阶级的文化特征。即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都是从优渥的资源中汲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养分，而所谓“底层文化资本”却是从苦难中汲取向上攀爬的“力量”。从客观角度出发，真正的资本是一种优势，而“底层文化资本”却是劣势。
其次，“底层”与“资本”的逻辑是互斥的。无论是在马克思还是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一词都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和否定性，其本质是一种不对等、不平等的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区隔和被区隔的社会关系。“底层”和“资本”在逻辑起点上便是不相容的。具备资本的一定不是底层，底层一定是不具备资本的。例如，上层的人曾经通过大学文凭来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大学文凭在此作为了一种有着强区隔性的文化资本；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越来越多的低阶层学生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尽管他们也获得了大学文凭，但是大学文凭的效力和价值却也下降了，因为上层的人需要制造新的文化资本、通过出国留学或国际化经历等方式来保持自身与低阶层学生之间的文化区隔。将某种文化或符号建构文化资本的目的，是为突显自己占有与他人不占有的区别；如果某个东西是人人都有的，那么也就没有区隔的意义、不具有文化资本的效力了。
最后，从实践层面来看，甚至许多通过底层奋斗实现阶层跃迁的父母也不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去再去经历与继承这种“底层文化资本”。与真正资本的拥有者想要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相比，许多“底层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却倾尽全力的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下一代远离所谓的“底层文化资本”。这种心理与寒门子弟的父母希望孩子通过教育逃离大山、走出乡村的期待是一致的。真正的资本与虚构的“资本”在这里是截然相反的两幅画面。因此，所谓的“底层文化资本”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其本质更像是寒门子弟在苦难的成长环境中，通过自己的文化生产实践过程而生发的一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动力。
（三）对“资本”概念误读的危害
我们的确可以辩证地去理解“苦难”，也可以去拓展“资本”的表现形式与相关理论。但若将所有能够带来收益的资源全都泛化为“资本”，甚至将客观的“苦难”与“贫困”也当作资本的形式，那么所谓“物或损之而有益”的辩证法就会沦为张冠李戴的诡辩。不仅如此，如果对“资本”概念的误读持续下去，我们不仅会丧失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还会丧失对社会结构的洞察，丧失对“弱者”的同情，并产生一系列危害。以下关于“资本”概念误读的危害，我们仍然以底层文化资本为例。
1.容易落入“失败者指责”的陷阱
每个人都喜欢“丑小鸭”靠自身努力成为白天鹅的励志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个体式的“艰难努力”冠以资本的名义，那么公众视野便会只关注那些取得成功的天鹅，并将其奉为圭臬，把勤奋拼搏、吃苦耐劳等同于一定会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从而忽视底层文化资本的“暗面”与大多数勤奋却没有成功的“丑小鸭们”。如果我们将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泛化，那么对于社会大众寒门子弟的关注就会有滑向“失败者指责陷阱”，长此以往，底层文化资本的成立逻辑就会演变为：当前大部分人未能依靠教育实现上升流动的重要原因，在于自身未能很好地创造或坚持有助于学业成功的“底层文化资本”，从而隐含着指向“失败者”自身的归因逻辑。即你生在寒门就应该不断努力，如果你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或者是不够努力。而与教育体系结构是否公平没有关系。因为生在寒门不再是劣势，而是一种可以“因贫而贵”的“优势”。这样指责失败者的荒谬逻辑与“资本家”指责失业工人的懒惰与愚蠢是出奇的一致。其最终的结果就会将教育选拔机制中的失利者推向深渊。
2.曲解了学习的目的，淡化了教育的意义
每一个寒门子弟的心里都藏匿着一个“好好学习——出人头地——报答父母”的隐性逻辑。底层文化资本的支持者将其总结为“道德化思维”和“肯吃苦、肯多学几遍的个人努力”。诚然，这种将学业看作是道德事务的思维方式，的确能够赋予底层子弟更多的学习动力，但这种学习动力却更多从属于一种“附属内驱力”，即努力学习更多的是为了保持长者们的赞许或认可而在学业上更加努力。在这种学习动力的驱动下，底层子弟对家庭的负疚感会比中上阶层子弟强上许多。只有学习好才能减轻自己背负的道德债务，平衡内心强烈的负疚感。因此，无论是学习还是分数，对于农家子弟来说都拥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寒门子弟在面临学业失败时就不仅把考试失利看作学业失败，更是一种道德失败。而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往往使得寒门子弟承担了过多的学习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的农家子弟即使依靠“苦修”考出了一个好成绩，也很容易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迷失方向，变得迷茫。从这个角度说，学习的目的对于农家子弟来说不再是一件纯粹的事情，而是具有功利化色彩的“出人头地”与报恩式的“对得起父母”。那么这样的学习动机必定是无法持久的，甚至会演变为现代版的“范进中举”，空有学历，却丧失了学力。
3.容易忽视对不合理教育体系结构的洞察
布迪厄在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其本身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自己“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叙述对整体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做出深刻的揭露与洞察。可以说，布迪厄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延续了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发扬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批判精神。但目前学界对于“资本”概念的误读与滥用却正在逐渐地改写上述这两种最难得可贵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神品质。以“底层文化资本”为例，如果我们广泛地接受了这个概念，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目前教育选拔机制以及教育资源分配制度的绝对合理性，二者已无再进行调整与改革的必要，安于现状并接受它即可。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的教育资源分配现状以及教育选拔机制仍有较大的改革空间。举个例子，在各大重点高校入学新生家庭出身的相关调查中，农村出身的学生比例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刘云杉教授就以北京大学为例，揭示了我国这所顶尖高校农村出身的学生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40%下降到2000-2005年间的10%~15%之间[15]。因此，从数据上来说，依靠底层文化资本获得学业成功的寒门子弟并不具备可推广性和说服力。尽管“寒门贵子”的逆袭故事仍然存在，但对大多数的寒门子弟来说却仅仅是一个“幻想”。而恰恰是这种对现有教育与社会阶层秩序合理性的承认，更好地掩盖了底层子女所面临的真正社会不平等问题。也使得多数人忽视了对不合理教育体系结构的洞察。
三、对“资本理论”的概念澄清
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回归“资本”概念的原意，对目前学界对“资本”概念以及理论的误读与滥用做出澄清与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切可以带来利益或优势的“资源”等同与于具有排他性、阶级性、增值性的“资本”。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的视域中，“资本”与“资源”并不是可以完全等同的概念，它们各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资本”与“资源”在德文中的表述也是不相同的：“资本”为“Kapital”，而“资源”为“Ressourcen”，并且两者在德文中也并不是可以完全互换与通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二者的逻辑关系是：资本一定是资源，但资源却未必是资本。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可以转化为一般性的资源；同时，一些其他资源也可以转变为资本，但并不是所有有用的资源都能转化为资本。
当然，或许有人会提出批评，认为所谓的对“资本”概念进行澄清是否有其必要？是否过于迂腐与学究气了？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以及布迪厄等人提出相关资本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行必要性的论证。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他的资本理论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是运用了唯物史观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深入剖析的理论结晶。其目的在于要通过理论的引导，唤起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并且投身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革命事业。同理，布迪厄所扩展的“文化资本”概念同样具有唤起社会公众对社会结构、教育体制、资本霸权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便不能模糊资本概念本身应该具有的内在属性，更不能将其不加思考的套用。当然，资本既有野蛮的一面，也有其文明的一面；既有负面的社会效用，也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从资本的生成来看，虽然它存在野蛮、血腥的一面，但这并不能否定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与历史意义。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我们需要再次重申的是，如果不对相应误读的“资本”概念与理论进行澄清，放任其不断的泛化与分化，就会产生如上文所论述“底层文化资本”的例子一般，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因此，对资本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澄清，重申马克思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的原意与历史意义，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对我们的实际生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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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刘 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