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来,技术创新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技术创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改变生产力诸要素及其组合,引发生产力革命,促进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上层建筑嬗变,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的获得。在现实社会中,技术创新总以“非人化”方式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当“非人化”充分发展之后——技术创新异化否定之后,人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技术创新人的发展自由发展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创新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然与此同时,面对频繁爆发的医药食品安全、高铁事故等人为灾害,人们不禁要问:技术创新能否善用?技术创新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技术创新何以关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美欧等国家出现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长波期”,经济学家们无法从传统经济学理论“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完整的解释,反而从被遗忘的熊彼特“创新理论”找到新的理论支撑,进一步确认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是“长波期”经济发展新的引擎。实事上,技术创新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技术创新与科学技术一样,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力量,它们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革命力量。技术创新直接改变生产力各要素及其组合,引发生产力变革,从而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上层建筑的嬗变,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程度,使人朝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20世纪90年代信息领域的技术创新革命,美欧等国家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涌现“新经济时代”,引发全球经济大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期,放弃以“资源”、“劳动力”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发展模式,主动寻求以自主创新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作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进入21世纪,技术创新全面进入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改善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嵌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求,并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野下,技术创新是指技术创新主体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改变技术创新客体的价值形态的实践活动。技术创新负载着人文价值,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是指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技术创新主体通过创新实践活动,改变技术创新客体的价值形态,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解放与自由的需要的效应关系。因此,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分为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发展价值、人的解放价值、人的自由价值,技术创新在本质上关涉人的本质属性,关涉人的最高意义和价值。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1]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这一本质特征才把人与其他一切动物根本区别开来。人既是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历史存在物,其核心就是人作为人,他是自为的存在物,他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他是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作为类存在物,具有类意识、类生活、类特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又具有个体的意识、个体的生活、个体的特征。人是由千差万别的个体组成的具有共同特征的即“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的类存在物,人是个体与类、特殊与普遍相对立的统一体。技术创新是人的技术创新,是人发明创造出来的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外在的本质力量,直接指向人的自由程度和发展的全面性。
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体现了人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技术创新的生存价值是指人能够“活着”的基本条件及其满足的效应关系,表现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与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技术创新的发展价值是指人类向前发展及其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及其满足的效应关系,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状况与人的需要的满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力倡导自主创新,技术创新使中国人均GDP增长了20多倍,中国部分地区开始进入小康社会,中国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极大的改善和保障,正在追求幸福生活。
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人的不断解放,体现人的解放价值。技术创新的解放价值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状况及其满足的效应关系,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结构与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断调整与适应,大约120年为一个调整周期,大致经历了三次调整和转型:第一次是1642-1760年,从工场手工业到自由竞争工业资本主义;第二次是1760-1880年,从自由竞争工业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是1880-2000年,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1880-1940年为私人垄断,1940-1980年为国家垄断,叫晚资本主义,1980-2000年为国际垄断)。21世纪以来,“金砖五国”的崛起,加上美欧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打破了原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垄断的地位,重新寻求新的国际平衡。后发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不断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促使人从各种关系束缚中得到解脱和改善。
技术创新促进上层建筑的革命,促进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体现人的自由价值。技术创新的自由价值是指人的交往方式及其满足的效应关系,表现为人的意志和意识的自由程度,以及人的实践活动过程、结果的自由程度。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来看,每次形态的转变,都使人的民主和自由等权利得到更充分的完善与保障,弱势人群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保障,各种社会福利与监督体系更加完善和有序。教育理念和教育效果更趋于人的个性发展和完整性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人的闲暇时间和选择职业的机会越来越多,尽管它与非人化发展日益矛盾,但它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3]
二、技术创新何以切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0世纪以来,技术创新加快了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进了全球化的发展步伐,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进入晚期资本主义,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层出不穷,核灾难、臭氧空洞、土地沙化、酸雨、厄尔尼诺、生态危机、食品危机、基因工程、金融危机等灾害性风险时刻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引起人们对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反思和预测,先后出现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乌尔利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等理论,共同反思以启蒙理性为根基的现代化过程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恶化、生态失衡、各类安全(食品、药品、生产)问题频显,城乡差别、贫富差别、脑体差别等深层次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根治,人与人之间缺少诚信与互助。技术创新的负效应不断显现,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地沟油”、“瘦肉精”、“毒胶囊”等人为灾害,技术创新负效应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一方面,技术创新对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的正效应得到充分彰显,大大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拓展人类的发展空间,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人的自由意志进一步释放,人的自由、民主权力不断改善;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以非人化的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解放与自由带来同样巨大的负效应,使得人们对技术创新的褒贬如此尖锐,如此对抗,达到史无前列。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中详尽描述了技术创新在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奥雷利奥·佩切伊在《人的素质》中指出技术创新给人类带来辉煌成绩的同时,引起了严重的全球性危机。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更是给人类即将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敲响警钟。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异化从经济领域开始,迅速渗透到政治、文化、生活、交往等各个方面。卢卡奇提出“物化”概念并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面临的直接的现实性”[4],他的“物化”和异化是一回事,物化即异化。霍克海默、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进一步揭示了异化现象,他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人利用技术创新获得对自然的统治时,技术创新本身成为人的自由解放的枷锁。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认为,异化出现新的特征。一方面,社会生产日益自动化,每个人都像零件一样分布在社会这个大机器中,完全依赖“大机器”,不得不顺从“大机器”;另一方面,社会凭借各种宣传工具,制造“虚假的需求”,将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变为个人需要,强迫人们接受,人们无力反抗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社会“大机器”的控制和操纵。此时的“异化”不单是劳动者,还包括了资本家、官僚、经理、职员以及普通居民,异化出现“总体化”,具有普遍性。哈贝马斯尖锐地提出,科学技术(技术创新)具有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如何解决“异化”问题?马尔库塞提出“大拒绝”技术应用,提出“新技术”概念代替现有“技术”。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社会理性,只有在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础上,工具理性才不会异化为惟利是图的理性,生产力才会成为解放的动力。合理化交往行为,就会让人们通往一个民主、平等、自由、公正、和谐的美好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是人类的异己力量,而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技术创新为人类增加物质财富,改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增加休闲时间和活动空间,为人的生存质量不断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那么,技术创新何以会变为人类的异己力量?
技术创新异化产生于劳动异化,而劳动异化产生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先进技术的应用却使劳动者更加紧张,工人生产越多,越穷困,人们成为技术创新的奴役。对此,马克思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5]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创新的异化表现为忽视人的首要地位,成为统治人的工具。
技术创新异化也是人的认识局限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思想解放促进科学的解放,科学代替神学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推动人的解放,科学的人文价值得到张扬,这时期科学和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吻合,相得益彰。但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科学和技术的非凡成就让人们只看到征服自然的能力,只看到科学和技术的工具理性,科学万能代替上帝万能,哲学由神学的工具变为科学的工具,哲学科学化,工具理性泛化为科学理性,突出实用价值,科学和技术只看到“物”,忽视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价值。近代无论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自然、洛克的物质实体,还是狄德罗等人的物质、康德的宇宙世界、培根的知识力量等等,哲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自然的物质——非人的自然界、片面的纯客体的自然界,技术创新的功能被物质化,这种人对技术创新认识理性的异化,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异化,人的技术创新异化为物的技术创新,异化为敌视人、统治人、奴役人的技术创新。实事上,人类认识自然规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去弊过程,换句话说,人类认识能力总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而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导致技术创新的异化,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
技术创新是人的技术创新,正如所有的科学都是人的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6]技术创新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本质上就充满人性,“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其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7]
历史的生成运动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设的那样——社会主义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上,相反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落后的甚至是未成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社会被迫分工和私有成分,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完成的任务——“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技术创新的异化问题。随着人类的认识能力不断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技术创新的异化是可以不断克服的,它的负面作用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真正解决认识带来的技术创新异化问题,还要靠技术创新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创新解决旧的异化问题,新的异化问题又靠更新的技术创新来解决,这是历史的自然必然性。
三、技术创新何以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技术创新主体是按照“人的需要”和“技术创新的规律”来生产和使用技术创新的,以此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解放与自由的需要。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8]
马克思在构想未来社会时,把人的自由活动方式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9]“人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被视为人类必然实现的理想社会。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把“私有制”作为人类社会划分的标准,即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来进行社会形态的界定,而是把人的自由状态、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划分标准,这正是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进行考察的。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0]每个人都是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的,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自由活动的全部内涵。从人类的进化史来看,人通过劳动的实践活动成为了人,人通过劳动的实践活动获得了自由的本质规定。自由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规定之一,伴随着人的生命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唯物主义视野里,人类追求自由的活动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现实里同属一个过程。“在人的自由活动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实践活动无疑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的活动,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与发展,是人的自由实现与发展之可能的深刻根据与基础。”[11]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自由的全部内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现代人的自由活动的全部内涵。
从内容来看,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与现代人的自由活动具有同构性。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一般分为人与自然的实践活动、人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人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应地,现代人的自由活动表现为自然领域的自由、社会的自由、人自身的自由。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形式与现代人的自由活动形式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因为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产生并决定着现代人的自由活动。人有什么的实践活动形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自由活动形式,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宽度同样产生并决定着人的自由活动的深度和宽度。同理,人追求自由和实现自由的活动影响和决定着人的实践活动,包括内容和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与受动的关系,人在能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常常受制于自然,这种人的能动与受动之间就是人的自由的尺度。在现实社会里,人的能动与受动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人的自由的尺度同样保持一定张力的范围。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历史性连续性的实践活动,在当代社会里,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及成果就是当代人的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是当代人的自由尺度的极限。比如,人们对太空的认识及其探索活动,完全受制于人们的空间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而这种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与人们在太空的自由度是相一致的。
从发展方式来看,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与现代人的自由活动具有同轨性。人与自然界(包括人)打交道,首先是解决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依次才是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后是人的自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般地,人的实践活动依次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解放问题、自由问题;而人的自由活动本身也是在人的生存、发展、解放的基础上展开和发展的,如果离开人的生存、发展、解放进程,那么人的自由活动就成了无水之鱼,是无法存在的。从人类解放的历程来看,人的自由活动依次存在着人的生存自由、发展自由、解放自由,然后才是个性自由和类的自由。因而,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自由活动总体上是同一轨道、同一方向的。在当代社会里,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人的平等地位与平等分享权利的对等关系。在反映人的权利和地位的社会关系中,人的社会自由表现为人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而这些方面的自由尺度是由当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即当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人的社会自由的追求与实现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并以此为基础的。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想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在当代社会里,还无法满足个体这种渴望自由的需要,人的社会自由是以不妨害他人应有的自由为界限。
从历史进程看,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与现代人的自由活动具有同步性。自由是人的本质规定之一,正如人的本质特征一样,人的自由是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从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的实践与人的自由的演进都遵循一个从低级到高级,拾级而上,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进一步考察两者的发展轨迹还会发现,两者不仅同轨,而且是同步的。我们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三个阶段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的解放与人类的自由获得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相连的,并且是同时发生的,都是由以技术创新(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实践活动所决定的。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人的自由的内容及形式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人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上萌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人与自身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个性自由的尺度。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人的意志和意识及肉体本身因改造和进化获得能力,获得自由。“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单纯适应性关系,而是一种双向度的相互作用、相互改变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着人的外部环境,改变了的外部环境也反转来作用于人自身的自然,使人自身的能力、身体结构与心理结构获得进化与完善。”[12]
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与现代人的自由活动具有同构性、同轨性、同步性特点,因而,在当代社会里,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着人的自由目标的构建与自由的实现。人的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内在逻辑结构序列大致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的目的→技术创新的对象→技术创新的手段→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人的自由活动内在逻辑结构序列大致是自由活动的主体→实现自由的目标→自由活动的对象→实现自由的手段→自由的实现,所以,两者的内在逻辑结构序列是一致的,在实际的发生过程中,两者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交互在一起,相互作用。人的自由目标的构建,是从人的意志自由开始的,他所勾画的自由蓝图(目标)是受到人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观制约,离开了人的实践能力和人的价值取向,再好的自由目标也是空中楼阁,而人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能力与技术创新主体价值观又是在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历史地生成的。例如古代的“嫦娥奔月”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人的实践能力,是无法具体构建人如何奔月的自由目标,更谈不上这个自由目标的实现,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变为现实。
在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异化的技术创新必然实行彻底的转向,朝着人性化技术创新和生态化技术创新融合发展的道路前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性化技术创新就是人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照人的自为结构及其规律,改变技术创新客体的价值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人性化技术创新活动要求所有参与活动的主体必然按照“人的本质特征”开展活动,要求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必然遵循人的发展规律,要求技术创新的所有成果必然符合和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解放与自由需要。技术创新活动从范围与规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技术创新活动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中观技术创新活动就是区域创新体系或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活动,微观技术创新活动就是企业或机构技术创新活动,三者相互关联及作用构成整体的、复杂的、开放的网络系统。人性化技术创新就是要求不管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的技术创新活动都要符合“人性”的要求,都要满足人的需要,不能把经济价值放在首位,忽视人文价值,而应该把人文价值嵌入到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结果中去。一个新产品的问世大致经历这样一些环节:理念、设计、实验、模型、试产、产品、销售、市场反馈等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关乎人的人文价值,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是主体的人的实践行为,自然必然会渗透每一个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如果参与创新活动的主体没有树立“人性化技术创新”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创新活动中就难以嵌入符合人性要求的人文价值。即使是有,也是被动地、不自觉地实施“人性化”的要求。所以,人性化技术创新的实现关键在于作为主体的人,重心在于可实施的有效路径。生态化技术创新是指主体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遵循自然自身和自然规律,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相统一,实现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的实践活动。它不再单向度追求经济效益,不再以功利最大化为目的,它“注重通过研究开发生态化技术、生产生态化产品、提供生态化服务来实现资源消耗的最小化和产出的最大化,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以满足人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它关注创新主体之间利用资源和承担保护环境义务的平等,关注技术创新成果的公正分配,以满足人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它注重发挥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地位,注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发掘人的潜能,以推动人自身的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13]
人性化技术创新与生态化技术创新的融合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进程。人性化技术创新与生态化技术创新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这是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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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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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彭福扬,刘红玉.论生态化技术创新的人本伦理思想[J].哲学研究,2006(8).
The Purpo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Chen Xionghui
Abstract: Since twentieth centu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sou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ma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human nature. It changes the productive elements and their combination. It raises the productivity revolution. Then it promotes the change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 transmut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Moreover, it improves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to meet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n human's thorough liberation and freedom can be realized. In the real worl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ways promot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 a “dehumanization” way. Only when the “dehumanization” is fully developed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receives negative dissimilation, can people truly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man development; free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初审:刘佳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