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教育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已经从地域性、空间性的教育发展成为文化性、社会性的教育。新时代，乡村经济和乡村教育都迎来发展的新格局，乡村教育的使命转为在高质量发展中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然而，在服务乡村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乡村教育在价值定位、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客观问题与局限。因此，中国乡村教育要转变价值导向，立足于促进乡村振兴、服务共同富裕，推动“文字下乡”“技术下乡”和“文化下乡”；不断优化教育结构，构建“两极三类四层次”的新型乡村教育体系，推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统筹发展，共同建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三位一体”新体系；重建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人文环境，以人为本、以质量为尺度、以发展为根本，加强学校与社区的物质文化建设，组建高素质师资团队，开发区域性乡土课程，强化各项制度创新，进而以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
关键词：乡村教育；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最初的乡村教育是诞生于中国乡土社会空间中的地域性教育形式，如今，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变革，乡村教育已经转化成一种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的教育。[1]千百年来，虽然偶尔存在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乡村经济“脱嵌”与“悬浮”的情况，[2]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乡村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早已嵌入乡村社会结构体系之中，并为乡村社会的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3]在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之后，中国已经走过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迈向了共同富裕的新起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性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乡村振兴，对于迈向共同富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和历史性的意义。
一、新目标与新定位：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价值功能
乡村教育从诞生之初就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支柱，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乡村教育。在早期的乡土社会空间中，乡村教育与乡土社会的之间几乎没有中介，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本身[4]”。在皇权不下县的封建时代，乡贤和乡土知识分子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乡村教育以救亡图存，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乡村建设研究院等均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以“改造乡村、再造民族[5]”。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乡村教育的时代使命转向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
（一）价值生成机制：发展高质量乡村教育，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新目标，在时间维度，共同富裕是分阶段、分步骤的富裕，而不是“同步富裕”；在空间维度，共同富裕包含了区域、城乡、人际之间的共同富裕；在价值维度，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普遍富裕，包括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6]在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低、扩中、调高”是关键抓手，而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就业增收则是其中的难点。因此，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教育的支持。在理论上，一方面，乡村教育通过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参与社会治理助推乡村振兴，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型美丽乡村；另一方面，乡村教育通过赋能个人、促进就业和增加收益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状况。而在乡村教育推动乡村振兴之后，也通过兜底益贫的方式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富裕程度，缩小城乡富裕差距、扩大乡村财富总值。因此，发展高质量乡村教育既可以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又可以助推共同富裕（图1略）。事实上，乡村教育带给乡村社会的不仅仅是人才、资源与财富，乡村教育还在社会兜底的过程中培养乡民向往幸福生活的平民生活哲学。因为教育不仅仅可以赋能个人，推动个人发展，促进就业与物质性财富积累，教育还能通过教化改善人的心境，提升人类的幸福感。正如美国乡村教育学家温德尔·拜瑞（Wendell Berry）所追求的，“乡村教育的目的是增进个体的幸福，为社区和生态体系谋福祉。”[7]这正是新时代乡村教育促进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
（二）价值转向维度：乡村教育助推文字下乡、文字上移、技术下乡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根本使命在于满足乡村民众不断升级的教育需求，以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多方式的教育模式满足差异化需求。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来看，乡村教育要为乡村社会、乡村经济提供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的支持，为乡村的儿童、少年、成人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技术和环境的支撑。因此，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有三个方面的价值转向：一是以高质量乡村教育发展再次推动“文字下乡”，实现“人人有书读”的乡村教育功能转向。新时代的“文字下乡”不再是扫盲运动与文字普及，而是要将新思想、新政策、新文化等要素再次传递到农村，解决农村信息闭塞、思想落后的问题，为乡村社会、乡村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二是以高质量乡村教育发展继续推动“文字上移”，实现“人人读好书”的乡村教育功能转向。[8]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要超越“为农”和“离农”的价值取向之争，从“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能够“留下来”更能够“走出去”的价值立场去办好乡村教育。为乡土社会的儿童、少年、成人带来超越乡土世界的文化和知识，打开“看世界”的知识观与价值观，形成更加开放、上进、包容的生活哲学，也是新时代乡村教育推动乡村振兴和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使命。三是以高质量乡村教育发展继续推动“技术下乡”，实现“人人有工作”的乡村教育功能转向。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广大农民的工作与收入问题，因此新时代乡村教育要深入推进“技术下乡”，带动经验下乡，与文化、文字产生共振，在提升广大乡民文化素养、开阔乡民视野的基础上，让乡民“人人有技术、个个有工作”，以技术带动就业、以就业提升收入，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
（三）价值实现标准：推进乡村社会富而有教、智而好德、和而乐进
乡村教育是乡村社会、乡村经济的底层支柱。以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本质上是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文化、教育与个人原理的综合性实践。通过乡村教育的价值实现，建设成“富而有教、智而好德、和而乐进”[9]的乡村社会。首先，通过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达到“富而有教”的个人本位发展。乡村儿童、少年、成人经过乡村教育的学习观、就业观、生计观、财富观等洗礼，摒弃“读书无用论”，信奉“读书有用”。其次，通过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人际人群相处智慧和社会精神，促进“智而好德”的乡土文化发展。中国乡土自古崇尚返璞归真的生活教育和亲职教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居家生活，“仁义礼智信”修身与处世美德等都是乡村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后，乡土社会、乡村文化应该有的社会文化格局。最后，通过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全体乡民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建构“和而乐进”的社会治理格局。乡村社会嵌入国家治理的大格局中，更是国家治理格局中非常广袤的空间，乡民在就业、致富，修身齐家之后，也要参与“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治理。因此，乡村教育要面向人人，全面服务乡村社会的儿童、少年与成人，通过“个体—群体—集体”三位一体的教育赋能，提升个人能力、增益乡土文化，推动乡土社会以更加富裕、更有活力的姿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新型“美丽乡村”和“新乡土中国”。
二、新问题与新挑战：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相伴而生，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变化。然而，时至今日，乡村教育自身的困境以及对区域经济社会贡献的困境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新时代的中国，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已不能准确描述和概括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村落共同体”已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共同体所取代，“基层市场共同体”转变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共同体，“基层生产共同体”拓展成农民“三位一体”合作社共同体，“城乡两头家”已成当今中国社会结构重要特征。[10]在乡土社会的制度惯性和改革张力中，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挑战。
（一）“悬浮”：乡村教育的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需求相悖离
中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经济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乡村原住民外出务工、搬迁，再加上政策性拆迁合并等，自然村落规模正在变小甚至消失。2001年到2019年我国自然村落净减少94.6万个。[11]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交通改善等原因，城乡互动频繁，乡村社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孤岛”。城市文化的强势入驻，让“乡土气息”变淡，“乡音乡愁”难觅。在这种格局下，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从“嵌入”走向“悬浮”，进而乡村教育的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需求相悖离。一是乡村教育的发展目标脱离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乡村教育在“离农”和“为农”的“钟摆式改革”过程中，既没有更好地扎根乡村，也没有更好地融入城镇。正如1926年陶行知所言：“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书呆子。”[12]二是乡村教育的课程内容脱离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如今的乡村教育课程内容被城市文明主导，乡村课堂的教学中，“高楼大厦代替了风吹麦浪、官方话语代替了本土方言、‘他人世界’代替了‘乡土世界’……”[13]脱离乡土的城市课程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教育“鸿沟”。三是乡村教育文化根脉脱离乡村社会的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的“悬浮”表现在乡村教育与本土文化的断裂、乡村少年身份认同的迷失、乡村教师脱离乡土的城市情结、乡村文化与校园文化冲突等等。“悬浮”在乡村社会之外的教育只会导致乡土人才离乡、乡村离地和文化离根，难以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提供精准有力的教育支撑。
（二）“缺失”：乡村教育的组织结构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框架不兼容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扫盲和小学教育的普及阶段、“为农业生产服务”分级办学和“农科教结合”的乡村教育阶段、城乡义务教育统筹发展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阶段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建构了以农村中学、小学为基础的教育组织结构。然而，以中小学为核心的乡村教育体系建设并不能满足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需求。如今，乡村中小学“逃离”乡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缺位，仅仅有村小的乡村教育组织结构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需求不兼容。首先，义务教育学校为主的乡村教育结构不足以支撑“文字下乡”“文字上移”和“技术下乡”的发展使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乡村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一方面，乡村小学“盲目撤并”，学校远离乡土，乡村教育人才流失；另一方面，现有的乡村学校也出现了严重的层化现象，不仅乡土意识薄弱，而且信息化水平、师资队伍、办学水平都不足以支撑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其次，乡村社会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建设基础薄弱。事实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所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乡村少年，还有乡村的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群。中小学显然不能胜任中青年、老年的教育，而职业教育与培训、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的不成熟使得乡村教育全员受益、人力资本全面开发任重道远。最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教育缺乏条件，“文字下乡”“技术下乡”成了新的时代难题。因为乡村社会的青壮年大部分外出务工，如今的乡村社会缺乏非正式学习的“核心力量”，也普遍缺乏图书馆、自习室、书籍、报刊等硬件资源。[14]因为乡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资源与条件缺失，乡村教育的组织结构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需求不兼容，难以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支撑。
（三）“僵化”：乡村教育的运行机制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治理有冲突
中国乡村教育在“发展主义”的现代逻辑和“国家主义”的政治逻辑双重治理逻辑驱动下“曲折前进”。[15]一方面，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发展逻辑”吸引了乡土社会的多元力量自助参与、自动行动，“自下而上”的治理；一方面，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格局中“自上而下”的重要的内容模块，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如今，乡村教育的治理已经从依靠民间力量的内生性行动转向依靠行政力量的外生性行动。但行政力量主导乡村教育治理模式相对“僵化”，与多元协同、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治理存在冲突。一是在乡村学校教育层面，“以县为主”的治理机制僵化，不利于调动基层积极性。无论是20世纪初“新教育进入乡村”，还是21世纪初的“撤点并校”都是行政力量主导、但乡村基层参与明显不够的“被绑架式”治理，[16]这种僵化的治理机制容易影响乡村教育底层治理主体的积极性，甚至会出现乡村基层组织教育功能缺失等困境。二是在非学校教育层面，职业培训、社区教育等难以进入教育行政规划，得不到“自上而下”力量的支持，非正式乡村教育发展大面积受挫。事实上，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是“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开出的新构造”[17]，乡村运动能够形成规模就是社会力量主导的原因，其失败则是因为特殊的时局和缺乏更有力的力量支持。三是乡村教育运行机制没有深入乡村社会系统的大格局内部。乡村教育的治理不仅仅是农村中小学的治理，还有职业培训、社区教育等，因此，仅仅在学校教育层面的治理容易形成乡村教育冲突，导致乡村文化断裂，乡村社会整合能力下降。
三、新框架与新体系：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结构调整
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乡村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更是乡村社会、乡村经济、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的互动。因此，立足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教育要重构新的教育供给结构，与乡村社会、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新框架和新体系。
（一）“三位一体”乡村教育体系对接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多样化需求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对教育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表征。乡村社会、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对乡村教育的需求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多元化的学习服务，确保“人人有学上”。从孩童到老叟，确保人人都有书读、人人有文化，以乡村教育的类型丰富化确保全体乡民的受教育权，建构学习性乡土社会。二是精准的生计教育服务，确保乡土社会的中青年“人人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以技术赋能，推动乡村社会人人可就业、人人有工作，进而确保乡村社会稳定、乡民收入增加。三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教育，引导乡民热爱生活、热爱乡土，加强乡村整体的乡风文明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乡村精神文明面貌。因此，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需要重构乡村社会的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之外，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职后培训教育、更加有温度的文化教育。建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新乡村教育体系，以此服务乡民修身、齐家，鼓励乡民创新、创业，引导乡民遵纪守法，爱家乡、爱祖国，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出工、出力。
（二）超越学校教育的“两极三类四层次”架构供给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从庠序开始，乡村教育结构体系始终以学校教育为中坚力量，发展到近代，在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中，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新的乡村教育形式出现在中华大地。如今，在推动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乡村教育的供给应该超越学校教育，建构“两极三类四层次”乡村教育新框架与新体系。新乡村教育体系不仅仅局限于乡土空间内的各种教育形式，还包括乡土空间之外，可以为乡村经济、乡村社会服务的教育类型。新供给体系的“两极”包含两个维度：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其中，非学校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存在小部分范畴交叉。三类主要是指乡村教育的具体形式，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其中，学校教育包含办在乡村的学校，也包括乡村之外的学校；社会教育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重点指培训教育与成人教育。四层次具体是指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级三类四层次”的新乡村教育体系既可以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更可以满足乡民们的生计教育和生活教育需求。
（三）乡村教育助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互助、互惠、互动”作用机制
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在本质上属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教育与社会往往又是通过教育与个人而产生作用，在教育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稳定作用机制。首先，从“适应”到“引领”的相助作用机制。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乡村经济应该超越“需求—供给”的单边关系。短期内，乡村教育追赶乡村社会的发展，不断适应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要求。长期来看，从教育与经济社会的适应逐渐转向教育引领乡村经济社会改革，以更加文明、更加先进、更加有效的方式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发展，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先“支援”后“反哺”的价值互惠机制。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乡村经济不仅仅是供需双方的关系，还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乡村教育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提供人力、智力等多方面的支撑，提升乡民人力资本，改善乡村风土人情和经济产业。反过来，乡村经济、乡村社会在不断发展、共同富裕之后，“反哺”教育，助推学校、教师、课程等资源的更新进步。最后，从“条块”到“融合”的合作互动机制。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乡村经济虽然是不同的治理系统，但是，在实践中可以从不同领域的条条框框走向共生共荣的“融合式”发展。田间地头、学校课堂等都可作教育的场所，读书、识字、乡政、农、工、商、贸等都是教育的内容，乡村中的男女老少既是受教对象，亦是施教人员，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乡规、民约、劳动、陶冶、示范等多重方式灵活运用。[18]
四、新方向与新路径：乡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人文重建
新时代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从“地理和物质的逻辑”转向“精神和文化的逻辑”，重建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人文环境。以人为本、以质量为尺度、以发展为根本，加强学校与社区的物质文化建设，组建高素质师资团队，开发区域性乡土课程，强化各项制度创新，进而以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
（一）物质文化重建：夯实乡村教育的办学、师资、信息技术等条件保障
一是在国家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教育振兴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重点关注乡村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与分配。以乡村学校建设为重点，全面推动公共图书馆、阅览室、乡村文化馆、博物馆、电影院等配套的非正式教育场馆，为乡村教育的全面高质发展、乡民生活的极大丰富提供物质保障。二是要重点加强乡村教育的师资队伍筹备。乡村社会的教师队伍十分稀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广泛筹备乡村学校的正式教师，应该组建为儿童、成人提供学习指导与服务的师资队伍。以乡村师资队伍的强大催生乡村教育振兴，进而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三是加强乡村教育的信息化与现代化建设，以信息技术、智能化治理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新时代的乡村社会虽然不再是信息“孤岛”，但是乡村教育自身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也远远不能满足乡民对知识、信息、技术的需求。因此，加强乡村教育的信息技术建设，助推乡村教育高速度、高质量发展，进而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
（二）精神文化重建：重构乡村教育的价值导向、特色与课程等育人要素
一是要重拾乡土精神，以乡土文化之根哺育新的乡风文明，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地方性道德知识”对乡村伦理现代重建的资源意义。可以借助乡学村学建设新礼俗、创造新文化，进而达到“记得住的乡愁”的精神文化建设之目的。二是发展乡村教育的特色文化。以乡土社会自身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为依托，培养和提高乡民个体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力与社会适应性。重点推动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学校建设、特色教育活动、特色教育基地、特色教育故事等文化要素的建设，打造新的乡土教育文化生态圈。三是高度重视乡土课程资源开发。乡村教育的文化传承依赖于乡村教育的课程，因此，乡村教育课程设计的根本指向乃是乡村生活方式的重建。在行动的路径上，重视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乡土文化阅读资源的开发以及整个教育体系中乡土价值的凸显，通过学校课程与社会教育资源与内容的更新，传承并创新乡土文化。以新的课程体系和新的学习环境，打造新的乡村学习文化生态体系，整合学习文化生态圈与乡民生活文化生态圈，进而引领乡村社会建构新的精神文化，以此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
（三）制度文化重建：变革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划、学习与评价等运行机制
一是建构统筹发展的乡村教育规划制度。城乡社会空间差别巨大，“一体化”发展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在中国城镇化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到高度发达的阶段，城乡教育更适合采用“统筹发展”的规划战略。在发展定位上坚持城乡差别，追求“和而不同”的共生共荣式发展。这是乡村教育保留乡土性、适应乡村社会的重要前提。二是建构乡村教育的开放多元式学习制度。乡村教育不仅仅是正式的学校教育，还包括更大空间的校外教育，在学习目标上追求基础知识的获取、基本技能的形成和个体修养的锻造；在学习方式上重视家庭教养、学校教学和村落教化的多重作用，灵活采用自我修炼式、入校听课式、集体讨论式等，或昼或夜，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三是面向终身学习的评价制度。加速扭转“升学为王”的功利主义教育评价观，关注乡村实用知识、实用技能和本土认同的增值。学校教育评价关注乡村少年的知识获得与人格发展，培训教育关注乡村青壮年的技能形成、创业本领和家庭生活知识的获取，社会教育评价重点关注乡民文化素养、个人修养等方面的变化。以规划制度、学习制度和评价制度的三维合力，引领乡村教育的特色发展、差异发展顺利实现，也为乡村经济和乡村社会培养人才、吸引人才，进而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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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Responsibility,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Education
LI Peng
Abstract: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rural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from regional and spatial education to cultural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rural economy and rural education have both encountered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hile rural education provides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education has objective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 structural system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refore, China’s rural education should change its value orientation while target o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er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moting “writing for the countryside”, “introducing technology to the countryside” and “promoting culture in the countryside”; we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educational structure, build a new rural education system featured by “two poles, three types and four levels ”,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asic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and jointly build a new “trinity” system of school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reconstructing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society, being people oriented, quality based and development based,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forming a high-quality teacher team, developing regional local rural courses, and strengthening vari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then serv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matching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