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政治文化与制度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社会却在代际流动模式上显现出相同的阶层再生产特征。这是关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流动地位趋势的令人信服的判断。文章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梳理了西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理论成果，文化霸权、政治霸权与符应原则属于宏观制度支持理论，文化再生产与语言编码理论属于微观制度设置理论。不同于这些对结构化过度强调的抵抗理论则重视对再生产过程中“主体性”的强调。上述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了学校教育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重要的机制作用。中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成果也有着类似的发现。教育不仅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一个社会中控制性权力关系进行的宏观、微观制度设置决定了教育之再生产或社会流动功能的强弱。因此，为促进中国弱势阶层的向上流动，改革教育领域内不平等的制度设置应是一项有效举措。
关键词：社会再生产；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教育不平等
在当前社会公众的日常话语中，阶层再生产或社会再生产总是经由各式各样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被不断激发。其中一些难以言喻的观念被一再强化，但是，学界并无一个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统一理论体系，有的只是相似的观察和分析视角。在这些视角下，各式理论纷繁复杂乃至分庭抗礼，矛盾和争辩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本文旨在对中外相关理论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从而寻找促进中国社会流动特别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
一、社会再生产与社会流动的地位趋势
社会再生产概念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讨论。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与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性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有一部分产品不断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它就会不能继续生产，那就是不能再生产。”[1]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是并且永远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2]正是在物质资料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之上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实现，这个关系的双方，一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一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拥有大量财富，无产阶级则不占有生产资料，仅有少量财富。与马克思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标准对阶级/阶层进行划分的单维度阶级观不同，韦伯主张从经济、权力与声望三维度对阶层进行划分。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的一元分层观还是韦伯的多元分层论及其他诸种分层观点，本质上都是对不同群体资源占有或资源使用状况的表达，而亘古不变的是，优势阶层（精英阶层）占有丰富的资源，弱势阶层（底层）占有的资源则相对贫乏。
资源占有使用的分布状况反映了社会分层结构，资源在父代与子代间的传递及变化反映了阶层再生产与社会流动状况。阶层再生产与社会流动相互对应，两者并存于几乎所有形态的人类社会，区别仅在于比重的大小，不能简单地说社会流动“好”，阶层再生产“坏”；毋宁说，前者代表了稳定的一面，后者代表了活力的一面，二者适度平衡才是社会健康运行的保证[3]。关于二者地位趋势的判断，布劳与邓肯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技术进步，职业地位将成为社会地位的核心，社会选择标准也将发生从家庭出身到能力成就的转变，社会分层结构日益开放，社会流动率不断增加，流动机会平等化将占据主导地位[4]。而费瑟曼等利用美国、澳大利亚两国调查数据[5]，埃尔克森与戈德索普[6][7]利用更广范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于布劳-邓肯的结论：由于不同国家间存在的工业化路径、政治文化与制度背景等方面差异，导致了“表型的”（phenotypical）流动模式因国家而不同；但“遗传型的”（genotypical）①流动模式却不因国家的不同而有异。即，在不同国家，虽然个体家庭出身与最终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间的关联强度有所差异，但社会流动都呈现出代际继承性与短距离流动的明显色彩[8]。这就是著名的“FJH假设”[9]的核心思想。FJH假设显然看到了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层再生产现象，认为社会流动率的增加是一回事，流动机会平等化的加强则是另外一回事。但遗憾的是，这一假设并没有关于阶层再生产机制的深入阐述。那么，阶层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其机制是什么？布洛维认为：“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机制既存在于阶级关系的微观设置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宏观制度支持中。微观层面的关键是理解同意和压制在日常实践中，特别是在劳动过程中连接的方式。宏观层面的中心问题，则是各种机构——国家、媒体、教育——作用于阶级结构稳定化的方式。”[10]下文将分别从宏观制度支持与微观制度设置两个方面梳理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理论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之后，选择性介绍中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成果。
二、社会再生产之宏观制度支持
（一）文化霸权与政治霸权理论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必然会进行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如法律的颁布、政治架构的建立、执行机构的设置等。这种制度安排可以从葛兰西的现代国家理论进行说明。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的上层建筑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构成；政治社会是政治的上层建筑，由议会、法庭、警察、军队、选举机构等组成，以强制性为特征，进行直接的暴力统治；市民社会指民间社会组织的总和，由教会、学校、工会等构成，主要履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创建、传播散布职能；政治霸权维护了统治阶级在政治社会的统治地位，文化霸权维护了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的统治地位，前者表现为暴力，后者表现为教化[11]。
葛兰西认为，相比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对于维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作用更为重要。统治阶层既控制着财产与权力，也控制着意识形态，事实上，他们正是运用意识形态来维持权力和财富的；这时的国家，不再是粗暴强制的工具，也不是冷酷的科层制权威，而是人类文化及国民教育的传播者[12]。统治阶层正是通过这种间接、非强迫、制造同意的文化霸权维护统治的。表面的非强制性特质也使“文化霸权”与布迪厄的“符号暴力”异曲同工。
另外，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的创建、传播散布任务主要由知识分子来完成，而“学校是培养各级知识分子的工具”[13]。因此，学校教育对文化霸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再生产的“符应”说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和金蒂斯在《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安排，提出了“符应原则”（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即学校教育制度符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14]。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1.学校教育的科层制结构符应于生产场所的权力控制关系，如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对应于工厂中上级与下级的等级关系。
2.学校教育的内容符应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需求，如学校教育不仅传授学生专业知识，也教导学生尊重权威等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意识形态。
3.学校教育的特点符应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需求，如学校应用各种测验对学生进行的筛选、类别划分，与职业薪酬的特点类似，知识内容的异化对应于生产场所的劳动异化，甚至学校讲授知识的专门化、分割化对应了职业领域的分割特征。不同阶段/类型的学校教育特点也对应于不同层次的职业结构特征：初高中教育严格限制学生活动的特点对应于低层次企业对规则的强调，中等层次师范学院、社区学院对应于中等层次的企业（两者都倾向于进行不全面的监督），高层次的教育与高层次的企业都强调规范内化的重要性。
4.学校的特点与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弱势阶层子女集中的学校更多地表现出服从、强制的特点，而优势阶层子女为主学校的教学管理方式则相对开放，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不同层次学校特点的实质是对劳动分工要求的回应，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学校教育的精密安排[15]。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支持下，使学生预演了未来工作场所的关系角色，传授了不同职业类型工人所需的不同劳动技能，内化了不同职业类型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为资本主义生产打下了基础，也促成了阶层再生产的实现。
除文化霸权、政治霸权与符应原则等制度安排外，民主政治、福利社会等制度调整也起到了促进财富增长，缓和阶级矛盾，稳定阶级关系的重要作用。但总的看来，这些宏观制度只是为阶层再生产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圈定了一个整体的范围，对于优势阶层如何成功地将其资源传递给子代，弱势阶层的子代如何被阻滞并再生产的机制过程的细致描述仍然付之阙如。在这方面，文化再生产理论与语言编码理论则优势明显。
三、社会再生产之微观制度设置
（一）文化再生产理论
二战后，欧美各国经济高速增长，学校教育快速发展。以法国为例，战后大学入学人数猛增。然而，正如诸多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扩展并非意味着社会平等的必然实现。最明显的事实是，大学生出身分布结构并没有随着教育的扩张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者阶层子女占大学生的比例远远低于劳动者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与之相反，优势阶层子女占大学生的比例仍然较高。布迪厄与帕斯隆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学校教育对社会等级结构的维持强化作用，并用文化再生产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布迪厄与帕斯隆的文化再生产思想主要体现于《继承人》和《再生产》两部关于法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作品之中。他们以“文化资本”为关键概念构建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资本指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与生活方式[16]。其存在形式有具体的状态（能力的形式）、客观的状态（文化产品的形式）和体制的状态（文化体制的形式）三种[17]。很明显，不同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分布并不平等，优势阶层家庭总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可以传递给子女，而弱势阶层家庭子女获得的文化资本往往十分有限。这样，由于可得文化资本的差异，不同阶层子女在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之前，在“惯习”上已经出现分化。
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家庭传递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得到保护、延续和强化。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对已有文化资本的保护与强化具有隐蔽性，它在一视同仁、社会公正的旗帜下，使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文化资本传承，看起来是以个体禀赋属性为基础进行的平等分配，这样，学校教育默认了入校学生已有文化资本的差异，事实上承认了家庭传承文化资本的合法性，保护并延续了不平等；不仅如此，学校还以精英阶层的文化作为学校文化的方式强化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后果是，弱势阶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等）的子女只有非常刻苦，才能掌握教给优势阶层子女的那些东西（风格、兴趣、才智等）；相反，有文化教养、出身高的儿童，毫不费力地就掌握了知识，因为对他们而言，学校文化的习得，只是一种对原来文化的继承[18][19]。因此，以优势阶层文化为主导的学校文化设置，使优势阶层子女更容易获得学业成功，而对弱势阶层子女而言，则意味着学业之路困难重重。最终，通过学校教育对已有文化资本的保护、延续及强化，使得阶层优势地位的承袭合法化、永久化，从而完成了优势阶层的再生产；而弱势阶层子女则由于学业失败遭到放逐、淘汰，从而完成再生产。
（二）语言编码理论
与布迪厄以家庭、学校为背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类似，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同样采取了从家庭到学校的分析策略，不同的是，后者更侧重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对教育不平等、阶层再生产进行剖析。
伯恩斯坦认为，职业种类不同，要求使用的语言不同，阶层社会分工的层次差异决定了不同阶层家庭使用语言的方式存在系统的差异，优势阶层家庭使用的语言是精密编码（elaborated code），底层家庭使用的语言则是局限编码（restricted code）；精密编码具有强调变化、便于推理、严密准确的特征；局限编码则具有结构简单、机械呆板、重复使用的特征[20][21]。
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语言使用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学校经验，这是因为，“学校是以精密型代码及其社会关系体系为基础的”[22]。也就是说，学校以优势阶层的语言使用方式作为学校的主导语言方式，这对于不同阶层的学生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对于优势阶层子女来说，学校语言不过是家庭语言训练的自然延续，因此，容易适应学校教育并取得学业成功；而对于底层家庭子女而言，原来使用的语言系统与学校语言系统间存在明显的冲突，适应全新的语言系统并非易事，这无疑阻碍了其对学校教育的适应及学业的成功，并最终导致了底层再生产的完成。
四、抵抗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与微观制度设置，特别是学校教育制度的作用发挥，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运行，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是霸权理论、符应原则、文化再生产理论与语言编码理论呈现给人们的印象是：阶层再生产完全是按照精英们的意愿进行的，对于底层而言，他们没有丝毫的主动性，只能任由摆布地被再生产。威利斯批评了这种过度结构化的观点，并通过实证研究，引导了后来研究者对底层再生产过程中被支配者“抵抗”或“主体性”的重视。
威利斯的研究对象为1980年代英国伯明翰地区一所中学中12个出身工人家庭的白人男孩，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些出身底层的孩子对学校的权威体系有着敏锐的洞察，他们认定自己看透了学校教育的欺骗性，并生产出一套“反学校文化”来抵抗学校的支配文化[23]。然而，“反学校文化”本身就是矛盾组合，一方面，为真正实现自身解放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意味着，接受了依据性别或体力/脑力劳动分工的合法性，并将之视为自身文化的最重要标志，这种文化上的“限制”压抑并瓦解了发挥全部潜力的能力，同时阻碍了利益的表达，最终的结果是，这种文化并没有带来彻底的解放，却使他们很容易就实现了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而在学校期间的经历则成为他们最终接受工人阶级“厂房文化”（shop-floor culture）的“文化学徒期”（culture apprenticeship）[24]。
在威利斯看来，底层再生产的成功进行与“反学校文化”密不可分。而“反学校文化”与“厂房文化”有着诸多共通之处，正是两种文化的相似性，使底层子女克服了从事非技术性职业的自卑感，心甘情愿地从事发展前景有限的工厂职业，而且文化的相似性，也使他们不认为目前的处境是由于自身学业失败造成的。威利斯的抵抗理论，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底层再生产逻辑、过程，其对主体性的强调隐含着更为积极的意义，推动了后来的再生产研究。
五、学校、家庭系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上述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作出了解释，虽然视角各异，但均强调了学校或家庭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重要的机制作用。
宏观上，国家的制度安排为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提供了支持，其突出特征是充分重视学校教育为文化霸权建立的重要作用，精密安排了一套对应于生产场所劳动分工的学校教育体系及权力导向关系。微观上，一方面，在家庭资源特别是家庭文化资本作用下不平等模式在家庭间悄然传递；另一方面，学校以精英阶层的文化作为学校文化、以优势阶层家庭使用的语言作为学校语言的方式保护、延续、强化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抵抗理论虽以强调主体性的方式对结构化观点进行了反转，但从其对“反学校文化”的重视仍可窥见学校教育在底层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其实，学校教育有着明显的两面性，它不仅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特别在现代社会，教育无疑成了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最重要渠道。学校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的使命由社会中控制性的权力关系所赋予，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则是教育本质的应有之义。而一个社会中控制性权力关系的宏观、微观制度设置决定了教育之再生产或社会流动功能的强弱，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使对于社会再生产/社会流动的干预成为可能。
六、当代中国社会的再生产机制
（一）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因素
要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再生产机制，首先要清楚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因素。陆学艺等将重大的制度建构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视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当代中国第一次重大的制度建构/革命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从此，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逐步地形成了党/国家体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与此次制度革命相伴随的，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成为国家的主导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的全面政治化，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取决于其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政治化社会结构中的位置[25]。第二次重大的制度建构/变革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或体制转轨，目标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中央高度集权向分权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很明显，这一制度变革对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或正在改变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相互关系[26]。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将当代中国划分为两个阶段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者的普遍做法，另外的共识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这一阶段，政治资本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有着较高的回报。而关于第二个阶段中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因素或市场转型、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判断，研究者则意见不一。
关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发端于倪志伟，他以中国福建省农村的调查资料为分析依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理论假设，即“市场转型论”，其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两点：市场转型将降低对再分配权力或政治资本的回报，而提高对与市场紧密联系因素（如人力资本）的回报[27]。市场转型论不断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质疑，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竞争性的研究假设：
1.强调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权力变形或维继论”[28][29]。
2.强调政治与市场共同演化、相互作用的“政治与市场同步演化、互动论”[30-32]。
3.强调市场化改革结果因具体的制度条件、不同的市场阶段而变化的“阶段性市场论”[33]。
4.强调分层结构变迁并非源自市场本身，而在于确定市场的制度与条件的“制度条件归因论”[34]。
与“市场转型论”不同，这些竞争性假设更为关注转型的具体过程、模式，关注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制度条件，也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
然而，上述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分层关系的争论也存在着不足。首先，中国社会转型发生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仅仅用经济转型的思维是无法解释这么宏阔的社会变迁的；其次，在进行社会分层结构的讨论时，上述争论忽视了国家力量的作用。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的力量从来不是“无往不胜”的，特别是对于整个社会的转型变迁、社会分层而言，市场作用的发挥往往离不开国家权力以制度设置的方式进行的引导，时至今日，中国经验的基本特点仍可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35]还有，这些竞争性假设只是强调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并没有对其形成机制给予深入的解释。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再生产机制：来自中国学者的解释
1.再生产与统治机制。社会分层结构指不同阶层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指各阶层相对位置关系的继承、复制。毫无疑问，阶层结构的再生产会深刻地影响代际流动，甚至使代际流动表现为明显的继承性特征即阶层再生产。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模式是继承性还是流动性为主导呢？一个显见的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发生并正在发生急剧的、全方面、深刻的转型变迁，由于经济结构、制度结构乃至文化的变革，高速的现代化过程和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如此社会背景下，代际间的关联度相对较弱应是一个可以预计的结果[36]。进一步讲，在代际流动模式上，处于急剧变迁中的中国应该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FJH假设”所强调的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层再生产现象应该不能适用于中国。然而，李路路利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却表明，“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重大制度转型和高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虽然代际关联度相对较低，但是，代际间的继承性趋势仍然强于流动性”[37]，即阶层再生产仍然是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模式的主导特征。为回答为何在结构、制度、文化甚至社会运行状态方面存在差异的社会却在代际流动模式上显现出相同的阶层再生产特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李路路提出了两个解释机制：再生产机制与统治机制②。
再生产机制的主要观点是：在一个社会分层系统中，各个社会群体所处的位置往往不同，实现利益的能力大小和机会也不同，居于垄断位置和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由于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位置和利益的需要，会运用自己在权力上的优势地位，通过多种社会封闭或社会排斥的方式保障自身垄断各种资本获得的机会，使得社会分层的秩序得以稳定地延续，这种再生产的逻辑会超越工业化和制度的影响，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甚至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这种再生产的机制也会支配着社会流动的模式[38]。
然而，这种再生产逻辑得以维持的原因在于统治机制。统治机制的核心观点为：分层体系中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集团，一方面通过将暴力或强力的权力制度化为统治权力的方式，使垄断、封闭、排斥等再生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社会集团，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规则的同时，也使得“权力”转变为更有利于统治集团利益保证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权于公正、公平和道德观念的社会秩序的方式，使社会分层秩序的再生产更加稳定、更少受到挑战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分层秩序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弹性[39]。
再生产机制、统治机制宏观上较为系统地解释了不同社会中共存的阶层再生产现象，其明显与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社会符应理论有着共通之处，统治机制对应于政治、文化霸权，社会符应设置则可以看作优势集团进行社会封闭或社会排斥的有效方式之一。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宏观机制更多地适用于解释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而无法细致描述不平等的传递。要对阶层再生产进行更为详细的呈现，需要对具体场景不平等的发生进行微观阐释。由于家庭与学校是阶层再生产发生的重要场所机制，又由于教育获得对最终地位获得的巨大意义，因此，这种微观机制的分析多聚焦于家庭背景对教育不平等传递的影响。
2.教育不平等的传递机制。关于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影响教育不平等的路径有很多模式性概括，除布东的“首属效应”（primary effect）与“次属效应”（second effect）模式广受关注外，国内学者刘精明的“三路径”模式、李煜的“文化再生产、资源转化和政策干预”三模式③概括也较有影响。
“三路径模式”强调，排除强力政治干预的非正常情况，在一个稳定统治的社会里，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有三个主要路径：一是通过促进儿童间的能力分化而产生机会不平等；二是因个体或者家庭的选择偏好而引发机会不平等；三是通过直接干预机会配置结构而导致机会不平等[40]。
第一种路径对应于“文化再生产模式”。文化再生产模式指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这样，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够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而实现文化再生产主要通过教育期望、文化资力，将统治权力合法化为符合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关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机制[41]。教育期望作用的机制在于，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更重视教育，对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而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有利于孩子保持学习热情并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在于，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子女因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会更多进行一些有助于学习成绩的知识学习，进而提高学习表现；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则为，教育程度高的家长有能力对其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答疑，并改进其学习方法和技巧，从而提升其学业表现[42]。
第二种路径对应于布东的“次属效应”，指在升学/入学决策时，由于弱势阶层对升学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或者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较低，导致其中一些人过早地退出竞争，这样就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让弱势阶层家庭基于理性选择，在自愿的表象下隐蔽地实现了排斥的目的[43]。李煜形象地称之为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隐性”排斥。相比“隐性”排斥，优势阶层也常运用丰富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进行赤裸裸的“直接”排斥，以直接干预机会配置结构的方式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其运作方式是完全背离择优录取原则，仅考虑家庭出身或者经济能力，从而将非特定社会背景的子女排斥在外的机会垄断及一定制度空间下的“插队”[44]。优势家庭正是通过直接与隐性排斥的方式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的[45]。
就几种教育不平等的传递路径而言，直接排斥路径因其明目张胆的集体排他性而广受诟病，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相比直接排斥，家庭通过子女的能力分化而影响教育获得的路径更为常见，虽然以能力水平为唯一标准的贤能主义也饱受如再生产理论的批评——这不过是优势阶层最大化维持不平等或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的一种策略，不平等不会因为择优录取原则而减弱，但相较而言，以非集体性排他的“后致”能力作为获取教育机会的标准更易为大众接受，也更契合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现代社会游戏规则。因此，为维护社会稳定，有效促进中国社会流动特别是弱势阶层的向上流动，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应为废除有着直接排斥效应的教育制度。当前中国教育领域仍然存在的这类制度至少有：“事实上存在的重点学校制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制度”、“重点大学的本地化制度”等。
注释：
①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原生型的”、“基质型的”。
②再生产与统治机制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代际流动模式的相似性问题，本文仅将之归为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机制。
③政策干预模式指国家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以政策制定的方式对教育机会分配进行的干预，属于宏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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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赖冬梅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