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在线期刊 > 2022年 > 第11期目录(总第一百八十六期) > 正文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释义

作者:郑金洲
阅读数:410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年第4期

摘 要:概念是通过词语表达出来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由“教育”“生产劳动”“结合”三个词语组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这三个词语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涵义,其中“教育”分别指代“未来教育”“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工艺教育”;“生产劳动”分别指代“工厂劳动”“物质生产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既指代“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也指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今天的历史环境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有很大差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被赋予一系列新的涵义。这些涵义既包含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继承与赓续,也包含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拓展与创新。

关键词:教育;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具有鲜明教育学特征的基本命题,也是教育实践常讲常新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教育理论研究者,还是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实践工作者,都对其予以高度重视。围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迄今已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深化了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推进了教育实践的发展。但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涵义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大相径庭的认识。词语是概念的载体,概念必须通过词语来表达。[1]对于“教育”“生产劳动”“结合”这些词语来说,都具有较强的多义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这些词语时常常在不同语境下指代不同的对象。今天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被赋予一系列新的涵义。辨识这些词语的不同涵义,分析这些涵义彼此之间的联系,甄别这些涵义是基本的还是派生的、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进而从整体上把握其当代涵义尤为必要。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最初至少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其后,在一系列论著中,他们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汇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著,可以看出,在讨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的时候,他们至少是从三种意义上使用“教育”一词的。

一是“未来教育”。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蓬勃兴起时期,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来看,真正实现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为时尚早。他对当时的教育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只是通过教育把绝大多数工人训练成机器,把工人当机器来看待,迫使工人像机器一样服从于资产阶级,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让工人受的教育只是合乎工人自身利益的那么一点点”[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有在“未来教育”的理想状态中才能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并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②在理解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时,“未来教育”的时空定位非常重要。马克思在谈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很多情况下是对“未来教育”发展提出的期盼,是对教育未来发展必然性的深刻认识。

二是“智育、体育、技术教育”。马克思在1866年写给《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可以把教育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智育;二是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一些东西;三是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能够使得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掌握各种生产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应根据不同年龄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这段专门性的教育论述在马克思教育思想中占有较大分量,是研究分析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不能、也无法逾越的内容。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针对工人阶级后代身心受到过分摧残的问题提出了必要措施,为当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教育权提出了斗争纲领。在这里,不能把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看作马克思所下的教育定义,更不能把这三方面内容看作全面发展教育的全部组成,但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当时在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对“教育”的一种看法和认识,或者说是基本的看法和认识。毕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论著中,像《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这样集中甚至带有专门性地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献极少。

三是“工艺教育”。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生产有独特的优势,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其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一切生产力的总和,还使直接生产技术很快变成了间接生产知识,这为教育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兴起的变化过程中,一些新的学校类型开始出现,如工艺学校、农业学校和职业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工人阶级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家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有应有的位置。”[4]马克思认为,伴随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起来的“工艺学”,为工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他所说的“工艺学”是研究生产过程的各要素和生产运动形式的学科,工艺教育就是在工艺学校中教育工人子女学习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以及生产中与基本运动形式相关的知识,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工人子女进一步适应资产阶级机器大工业生产。[5]这与在普通学校中,与智育、体育一并实施的“技术教育”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除上述涵义外,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初等教育”“早期教育”等意义上看待教育、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关系。这些词语的用法、条件不同,涵义也有着不小的差异,不同场景不同指代是论述和分析教育问题时的一种必然做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教育理论专业工作者抑或是普通公众大抵都是如此。其中,有这样几点大概是可以确定的: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教育问题的出发点,针对的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给工人阶级及其子女带来的身心对立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分离等突出矛盾;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要目的是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而在谈到未来发展、尤其是共产主义时,则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看作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代对象,在学段上主要是初等教育,在类别上既包括普通学校中的“技术教育”,也包括职业学校中的“工艺教育”;第四,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涵盖范围、特别是就未来发展进行分析时,是将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包含其中的,即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在内,虽然当时受社会条件所限主要是指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生产劳动”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逻辑主线。[6]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中,“劳动”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没有劳动就没有人。关于“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将两者等同视之,比如,“当我们从劳动过程的一切历史形式所共有的最简单的方面来对它进行研究,即把它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来研究时已经看到: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都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7]。在这里,所谓劳动,明确是指生产劳动,或者说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另一种是将两者区别看待,在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大体是这种认识,而且注意区分了“生产劳动”的三种不同涵义。

一是“工厂劳动”。伴随着技术的革新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极大进步。为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工厂劳动成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而且它打破了使人终身只能从事一种行业的旧式分工,个人的全面流动性增强,劳动的专业性质下降,劳动的变换成为可能。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产生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促使生产劳动同教育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应该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8]工厂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直接直观表现形式,与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深刻洞察出发,在探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自然而然地把工厂劳动看作是与教育相结合的重要内容。

二是“物质生产劳动”。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区分了劳动的两种形式——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并进而认为生产劳动不包括非物质生产劳动,专指物质生产劳动[9]。《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指出,生产劳动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10]这些论述表明,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物质生产劳动的代名词,指代的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劳动者按照预定的目的借助劳动资料,使自己的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最终生产出某种产品的活动。非物质生产劳动虽然存在,但大多数劳动者还不是从事这种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微乎其微。它只能作为服务来享受,不能独立于劳动者之外,也不能转化为与劳动者分开的活动,可以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甚至完全可以置之不理。[11]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区分了生产劳动的两种形式,但在论述生产劳动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坚持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劳动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变。当时并未有意识地将非物质生产劳动纳入生产劳动的范畴进行分析,当然也就没有将教育与“非物质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三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劳动”包含“体力劳动”在内,这是没有异议的。马克思指出,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总体来讲是不值一提的,但毕竟是第一次从实践上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反过来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12]“脑力劳动”是不是包含在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范围内,是不是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直颇有争议。如果从上面相关论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没有将“脑力劳动”纳入在内。但在其他论著中,尤其是对未来社会教育进行构想时,他们并没有排斥“脑力劳动”,而是把“脑力劳动”也作为生产劳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3]人对劳动的需要是有一个演进过程的,也是逐步发展变化的。一开始产生于对生存资料的需要,逐渐增加和体现为对劳动占有以及人的价值的需要,再后来逐渐发展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的高级发展阶段,个人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荡然无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不复存在;劳动已经不仅作为人类生活的谋生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获得充分生产力,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个人才能完全超出资本主义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在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彻底消失,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有机融合在一起的劳动成为人内在发展的自觉需要,劳动由此成为人乐于从事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活动,并进而成为人生快乐的源泉和动力。

在诸多关于“生产劳动”的不同涵义中,从共时性考察和历时性分析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劳动”的认识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谈到的“生产劳动”主要指代的是“大工业生产”“物质生产劳动”,主要关心的是“工厂劳动”如何与教育结合,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带来的身心对立而引发的对“体力劳动”与教育结合的重视。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勾勒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对“生产劳动”的阐发,既不限于“工厂劳动”也不限于“体力劳动”,甚至不是局限在“大工业生产”“物质生产”的意义上探讨“生产劳动”。他们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整合在一起,都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基本内容。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结合

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生产造成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分离,两者之间存在的割裂与对立,才使得“结合”变得迫切和有意义。马克思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15]在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活动开始与劳动分离开来。这是一种需要劳动者离开直接生产劳动过程进行专门学习的独立和系统的知识体系。“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6]

至于实现什么样的“结合”,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类型:“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就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而言,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现代工业吸收未成年人从事社会生产,是一个进步的、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他把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分为三种类型,并明确提出了对他们劳动时间的限制:9-12岁少年儿童每天劳动2小时,13-15岁少年儿童每天劳动4小时,16-17岁少年儿童每天劳动6小时,还要求严格禁止少年儿童夜间劳作,严格禁止其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他提出,如果不把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就不允许开展这种劳动。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17]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8]

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来说,1869年,马克思指出,综合技术教育“旨在弥补分工所造成的缺陷,因为分工妨碍学徒获得本行业务的牢固知识”[19]。在这里,马克思已明确意识到,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劳动者已经不可能仅仅通过生产过程的参与去完全学习、掌握这一过程所必需的大量科技与文化,教育中新形态的确立已经不可或缺。在马克思看来,在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中,因为科学的广泛应用,其技术基础总是处在变化状态,从而导致工人的劳动职能不断变动。只有让劳动者接受综合技术教育,逐步掌握各种基本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和工艺技术,才能与这种劳动的快速变化相适应。由于各种生产技术,无论看起来多么复杂,都是科学的应用,因而,应该通过现代科学将其分解为若干基本运动形式,借助综合技术教育,让劳动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多种生产技术。[20]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涵盖以上两方面内容在内的,既指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也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正如1897年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实质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21]

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义与今释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机器大工业生产刚刚起步,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许多论述是围绕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童工争取受教育权展开的。今天的经济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普及义务教育已普遍实施,劳动的组织和形态等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知识密集型、科技智能型生产已越来越替代手工生产,社会主义社会更是由理想成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展现出社会发展的新形貌。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持续推进,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赋予了许多新的涵义。比如,在“教育”的涵义上,已远远不限于初等教育、儿童青少年教育或者智育、体育、技术教育,而是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在内,指向的是人一生的成长发展。当今教育至少有三方面突出的变化:一是全覆盖,即教育指代的是“德智体美劳”诸育,而且把劳动教育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二是全口径,即教育不只是指学校教育,还指代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全社会都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三是全周期,即教育不只是指向青少年,而且涵盖人从出生到去世全生命周期。再比如,在对“生产劳动”的认识上,一系列劳动的新形态已纳入生产劳动的范畴,科技劳动正跃升为愈益重要的生产劳动形式,经营管理也已成为生产劳动的重要范畴,生产劳动向社会服务和精神文化领域的延伸态势日趋鲜明。

总体来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今天的涵义已大大拓展,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认识。

从宏观层面上看,第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最宏观的视角,也是最为广义的表达。邓小平曾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2]邓小平这段论述视野宏阔,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放在宏大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来分析,对认识和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所强调的进一步下好教育“先手棋”,更好地发挥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先导性、战略性、基础性作用,以及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等,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一立场出发。

第二,教育要培养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在现代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其结合点非常重要地表现为教育要培养社会生产劳动需要的人才。现代教育是将体力和经验为主的传统劳动者转化为以智力为主的现代劳动者、将一般和简单劳动者转化为专门和复杂劳动者、将知识形态的可能或潜在生产力转化为技术形态的现实生产力的基本途径。[23]从教育目的来看,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牢牢把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等基本问题,把造就有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判断教育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

第三,建立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教育体系。经济结构概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随着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经济结构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人们日益认识到,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实体经济至关重要,服务经济、消费经济等等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之下的辅助与配套。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构建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协调的现代教育体系。

从微观层面看,第一,促进学校和社会生产部门的联系对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根据不同产品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从实物形态上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前者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并创造物质产品的部门,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等;后者指不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而只提供非物质性服务的部门,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金融、保险、咨询等部门。[24]今天的社会生产领域虽与马克思所处时代有了很大差异,但对社会生产部类的分析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学校整体层面上,就是要求在办学思想、办学理念上开门办学、开放办学,拆除学校与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藩篱,积极与社会生产部门链接,既吸纳社会生产部门的有益信息,将其纳入育人的整体范畴之内,同时积极回应社会生产部门的需求,调整课程结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多优质人才。

第二,德智体美劳诸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推进五育融合。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的教育从表现形态和内容上都已有了很大变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已成为教育的基本类型。在讲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既指这五方面教育以及教育整体都需要紧密联系生产劳动,将生产劳动相关的要求、要素等纳入教育之中;同时又指五种类型的教育要做到“五育”融合,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教育的融合中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五育”在不同类型的课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与方式,例如,各类课程中的劳动教育目标,不仅仅是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未来必备的创造性思考和创造性劳动;各类课程中的体育目标,不仅包含运动和竞技类内容,还可以是灵敏的反应、准确的表达、身体的协调等等。根据“五育”融合课程目标,设计包含课堂教学目标、内容、情境、任务、活动以及评价等要素,推动学生在各类课堂互动中通过是非判断、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发展“真善美”品质,让“五育”在各类课堂中真实发生并体现整体性、累积性与建构性。[25]

第三,大力开展劳动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多种表现形式,也有多种载体,其中劳动教育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形式,在学校教育中甚至是最重要的载体。新时代大力开展劳动教育,既要注重教育引导学生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使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创造幸福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自觉;又要注重教育引导学生牢固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大力弘扬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26]

第四,有效实施科学教育。现代教育和生产劳动的关系,已不再是古代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朴素结合,也不再是近代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截然对立,正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的独特状态。现代化生产要求每个劳动者必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这就必须不断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科学教育水平。要不断提高科学教育的水平,教材要反映生产劳动的新成就,加速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同时,应根据现代生产的要求,改革课程的结构,学生既要学好基础理论,又要掌握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实用技能,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注释:

①有关研究成果参见黄向阳、曾松:《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瞿葆奎主编、郑金洲副主编:《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1995)》,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710页。

②关于这里《资本论》的引述,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瞿葆奎考证,“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译法存在较明显的缺陷,在德文版《资本论》中,译之为“智育”的原词为“Unterricht”,准确的汉译应为“教学”;译之为“体育”的原词为“Gymnastik”,准确的汉译应为“体操”。在恩格斯校订过的英文版《资本论》中,“智育”用的是“instruction”(教学),“体育”用的是“gymnastics”(体操)。参见瞿葆奎:《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答黄济教授》,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是马克思用英文写成的一个文件,在英文原件里,“智育”用的是“mental education”,“体育”用的是“bodily education”,“技术教育”用的是“technological education”。这三个词语如何汉译以及如何理解,目前仍有一定分歧。尤其是“mental education”,译为“智育”可能确实存在一系列难以解释的语义、语用和逻辑问题。瞿葆奎将其翻译成“心的教育”较为合适。“心”与“身”相对,作为“心的教育”,可以看作是覆盖智、德、美在内的。参见瞿葆奎、黄荣昌:《关于马克思“男女青少年和儿童的劳动”辨析》,载《〈教育研究〉丛刊》创刊号(1979年12月);及瞿葆奎为陈桂生所著《马克思主义教育论著研究》所作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关于马克思没有把德育、美育列入全面发展教育的原因,已有大量相关研究。参见厉以贤主编:《现代教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259页。

⑤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陈桂生做过深入分析。详见陈桂生:《略论我国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经验》,载《高师教育研究》199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7.

[5][6]宫敬才.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误解应予以纠正[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05).

[7][13][17]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修订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06,228,208.

[8][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0,308.

[9]宋敏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及其实现途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0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4.

[11][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81.

[12][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1,360.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5-436.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6-487.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55.

[20]徐辉,张永富.论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与综合技术教育[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

[21]列宁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62.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7.

[23]孙喜亭.从社会再生产看教育的地位与作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02).

[2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38-440.

[25]李有毅.在实践中深入推进“五育”融合[N].人民政协报,2021-4-28.

[26]杨晓慧.大力加强劳动教育[N].光明日报,2021-2-3.


Interpreting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Zheng Jinzhou


Abstract: As concepts are to be expressed by wor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ree words that make up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combination",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In the expos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 these word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ontexts. Among them, "education" refers to "future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roductive labor" refers to "factory labor", "material production labor", "mental labor and physical labor". "Combination"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labor and education". It also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toda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rx and Engels. With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oing into a new era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has been given a series of new meanings. These meanings include not only inheriting and continuing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f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but also carrying forward the past and forging ahead into the future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010-123456 jiaoyuxuezaixian@163.com

北京市教育学在线

版权所有 |教育学在线 京ICP备1234567号 在线人数123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