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11期 作者：刘云生

摘要：教育与经济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和关键支撑，二者深度关联，交互着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必须基于与经济的生态网络关系主动因应，深刻变革，超前布局引领型人才培养，深度融入知识型产业体系建设，适度参与人力资本服务市场，充分彰显本真的教育尺度，深入推动教育自身质量性变革，既在服务经济上有所作为，也在超越经济上有所行动，居经济之先牵引、之后驱动、之内构筑、之外丰富和之侧共振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让教育与经济二者近则归于很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远则归于促进人类的幸福生存和永续发展。

关键词：教育；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的重大判断，并首次对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了战略安排。这是一场关乎全局、影响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教育怎么办？这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新时代命题。

要回答好这个命题，必须把握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与轨迹、定位与尺度及其复杂的内隐关系。除了对二者进行“作用与反作用”等普适性类型化关系界定之外，更应聚焦于教育与经济二者关联发展的时代性与目的性，彰显不同时代对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同目的与价值诉求。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教育与经济的共同目标便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此作为二者深度关联、交互着力的逻辑起点，构建教育与经济互生共长的“生态网”就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新任务。立足于经济乃至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场域，透视教育在此大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目的，按照先后、内外、正侧、上下、表里等多维立体视角梳理此张“生态网”，教育既可以在经济之先牵引，也可以在经济之后驱动；既可以在经济之内构筑，也可以在经济之外丰富；既可以在经济之正面推动，也可以在经济之侧面共振，从而形成教育既主动因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又与经济协同共进，推动形成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网络体系群”。

一、超前布局引领型人才培养，居经济之先牵引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发展理念、发展机制还是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均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其中对人力资本与人才资源的需求空前凸显。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由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变，由低技术与低附加值向高技术与高附加值转变，由自然资源为本向人才资源为本转变，由劳动力成本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近期我国不少城市已掀起“抢人才”大战，其实质是在抢占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其背后的逻辑正是“人才决定现代化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人才已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动力与实然象征。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曾言：“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具有经济学价值的资本，而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4]这也是以人才培养为使命的教育在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有力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景象和社会发展形态。

依据教育对经济发展呈现的跟从、适应、引导三种态势，可将人才培养大致分为跟随型人才、匹配型人才和引领型人才等三种类型。第一类跟随型人才，即为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紧跟着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比如，钢铁厂建好了缺乏技术工人，职业学校就开始实施订单培养，这样培养出来的就是跟随型人才；第二类匹配型人才，便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产业与新行业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能够迅速适应这些新业态的新变化与新需要。比如，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相关专业的人才能够迅速适应新的要求，就可以称为匹配型人才；第三类引领型人才，意为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能够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引导新趋势，创造新经济，引领整个社会的新发展。比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5]就属于引领型人才。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强调的是培养跟随型、匹配型人才，确保经济不因人才要素供给的欠缺而减量降速。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不仅需要匹配型人才，更需要引领型人才，不断为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创造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进而满足和唤醒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新需要，这就要求教育居经济之先牵引高质量发展。

从教育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不仅包含教育事业先于经济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包含着教育在经济发展之先把人才培养出来的深层意蕴，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偏废。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就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6]这是一个高屋建瓴、极其重要的战略判断。但遗憾的是，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们主要强调了在经济事业之先把教育事业发展起来，更多关注政府和社会给予教育经费投入、资源配置、环境优化等方面的支持，在培养人才方面更多要求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相适应的人才，很少要求教育在经济之先把人才培养起来，通过人才来引领经济发展。

而疏于形成教育在经济之先培养人才的教育优先发展观，从教育与经济两侧看主要源于对教育本身认识的局限和经济发展阶段性固有的局限。一是对教育认识的局限。基于教育传统认知，把教育仅作为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并非知识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的被要求者并非经济发展的主动牵引者，在实践中坚守“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逻辑，教育之于经济的“适应论”、“满足论”等成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而“牵引论”却鲜有提及。其实，历经社会发展的变革与变迁，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到智能时代，尤其是当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对创新、引领性人才的需求，更鲜明地彰显出教育不再仅仅是传授已知的职业，而越来越与创造联系在一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7]更新、开掘和探索知识越来越成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培养具有前沿性、引领性的人才更是新时代教育的必然选择。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局限。受经济发展的现实所制约，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依靠学习和引进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等来发展经济，总体处于跟随位置，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快速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培养跟随型、匹配型人才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而大规模培养引领型人才还不具备条件，也没有现实的紧迫性。如今，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许多经济领域已经与世界发达经济体并跑甚至处于领跑的位置，对引领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所需要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教育必须超前布局，在培养引领型人才上下功夫。

第一，统筹谋篇布局，形成引领型人才涌现的新格局。可在总揽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和我国经济发展主攻方向的基础上，制定国家引领型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在高等教育中确定若干具有牵引经济发展潜力的学科方向和领域，超前布局和培养引领型人才。据此，一是要有“足够基数”，“量”是“质”的前提和基础。引领型人才是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先行者，处于人才结构金字塔的顶端，相对来说人数不会很多，属于关键少数，但不能因少数就过小确定培养对象，相反只有在确保“足够基数”的基础上方能培养与遴选出引领型人才。就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情况来看，有必要扩大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冲刺引领型人才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完善“宽进严出”机制，提高前沿、引领、高端人才的培养质量。二是要有“较宽领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需要具有多元性与多面性，几乎涉及人的方方面面，每个方面都需要引领型人才。同时，其需要具有多变性与动态性，既有水平的提升，也有领域的拓展，因而引领型人才培养的学科领域应该足够宽，并根据其需要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学科方向和领域。三是要有“新突破点”，经济发展并非齐步走，往往是在某个方面、某个点上取得革命性突破，再带动整个产业。乃至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四是要有“总体平衡”，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小分队突围”，但同时也需要保持各个方面和领域的总体平衡，因而至少需要理论原创、技术突破、制度创新三足鼎立的引领型人才，缺失任意一足都不利于整体质量的提升。但目前制度创新人才的培养之足还较偏颇，这与我们一直以来重视技术突破人才的培养和近年来重视理论原创人才的培养而忽视制度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关。事实上，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理论原创和技术突破，因而推动制度创新的引领型人才培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至关重要，亟待加快补齐这块短板，形成引领型人才“总体平衡”的鼎力之势。

第二，构建前沿区块链，形成引领型人才培养的新阵地。引领型人才既应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应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领导才能，仅囿于教室、书本是难以形成的，必须在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前沿阵地才能孕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培养时，构建一个融经济、科技、社会等前沿问题于一炉的区块链，在这个区块链中去培育和催生引领型人才。一方面应建立引领型人才协作培养共同体，形成政产学研协同培养体，由高校、知名行业企业、优秀社会机构、政府等各利益相关主体组成，根据引领型人才培养要求，分工合作承担培养责任。另一方面应建立多学科交叉协作研究共同体，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模式，基于前沿学科问题区块链，组建多学科、跨学科师生协作的研究团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经济社会前沿问题研究，在相互沟通、启发、借鉴中培养既有广阔视野又有专业深度的引领型人才，或至少能为培养引领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健全系统化育人机制，形成引领型人才培养的新体系。一般来说，引领型人才培养的攻坚期在高等教育阶段，但教育效果的惯性与滞后性表明，引领型人才的培养必须超前布局，向前延伸到教育的起始阶段。并贯穿到教育体系的全过程。一是在育人内容上始终如一重视学生引领才能和素养的培育，这些才能和素养至少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领导才能等。二是在育人方式上始终如一重视不同类型与特长的引领型人才的培养，坚持因材施教，充分尊重个性、保护个性、彰显个性，将每位学生的潜质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培育起来，因不同学生的不同个性、不同特长来培育不同类型的引领型人才。三是在育人制度上始终如一重视建立引领型人才自主发展机制，充分给予学生自主选择权。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特别强调“自由”，自由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更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目前，我国对学生学习选择权的重视度仍不够，主要受限于当前的办学资源，因此必须抓住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给教育带来更加丰富的资源保障的契机，完善教育选择制度，给予学生更大的学习选择权，包括对教育类型、教师、学科、专业、课程等的自主选择权，形成个性化、自主化的精准教育服务制度，这样才有可能培育出不同领域的引领型人才。

二、深度融入知识型产业体系建设，居经济之后驱动高质量发展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创新则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8]而支撑创新的两大基石，一是人才培养，二是科学研究，二者均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职能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应在经济发展后方大力发挥推动与支援作用，作为动力加速器驱动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抓手。

“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由动力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构成，三个方面都与创新有直接关系。”^[9]这也必然与教育紧密相连。教育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中，既要融入动力体系，也要融入产业体系，还要融入经济体制。然而，目前教育的融入度还不够：一是存在高水平人才的供给度不够与精准对接不强的问题。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院校、学科、专业、课程等设置上还存在结构失衡的现象，还不能与重点产业、新兴产业等完全精准对接，不能与行业企业在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建立高效联合研发机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庞大的产业人才还比较缺乏。二是存在创新动力不强的问题。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需要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提供源头创新动力。但我们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上的重大突破还不多，且仅集中在极少数高等院校、极少数学科领域，在应用基础研究上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在不少领域受制于人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也就是说，高等院校源头创新的领域、深度、成果等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完全匹配，在把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为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上尤显不足。三是存在制度链条残缺的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最核心的是要有一套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教育要推动劳动力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与产业深度对接，增强创新能力，离不开有效的制度供给，但目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在人才培养上“学校热、企业冷”的现象还十分普遍，在人才评价上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唯课题的现象依然突出，真正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创新成果并不多，“企业急切、学校迟缓”的现象也没有根本改变。

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三大供给动力，一方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总体安排和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更需要教育主动作为，深度融入知识型产业体系建设之中，从后方在人才要素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支撑驱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驱动知识型产业体系组织与运行协同机制建设。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创造的不只是经济财富，还有知识财富，而且经济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赖知识财富的增长。后者取决于‘知识型产业’和‘人力资本’的成长。”^[10]进一步说，知识型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火车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它不仅增长知识财富，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高等院校既是知识创新的组织，也是人才培养的机构，是建设知识型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发挥好高等院校的作用，可重点抓三点：一是推动有实力的高等院校组建知识型产业发展的技术顾问团与高端智库，扩大服务领域、丰富服务项目、深化服务内涵，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型社会提供战略方向、技术路线和政策导向方面的咨询建议，确保知识产业行进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把智力优势转化为国家的利益、社会的财富、人民的实惠。二是推动高等院校独立创办或者联合其他企业创办知识型企业，致力于原创知识和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成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重要提供方，向社会有偿转移转让知识产权，推动知识应用和技术进步。三是推动高等院校联合构筑知识产业群，由相关知识领域创新的高等院校横向组建高水平创新团队，纵向形成高水平创新链条，进而构建起知识产业群，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攻的方向，选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携手进行前沿性、基础性科研攻关，协同进行原创性、重大性成果转化，高效而精准的支撑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驱动知识型产业体系产学研协同机制建设。虽然我国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已运行数年，尝试过搭建沟通平台、建立合作联盟等多种方式，但效果总体不佳，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利益枚关的命运共同体和协作机制。要建设现代化知识型产业体系，真正推动在知识型产业体系中的产学研深度融合，需释放产学研协同主体间关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活力，着力于人力资源的利用、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增值、技术的创新、问题的解决等，形成以非线性关系连接起来的产学研协作组织内部资源分享与联合创生新机制。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建立基于实体的产学研连环扣，由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互设的学院或研究院构成，在高等院校设立的可叫某企业学院或某研究院，在企业设立的可叫某高校学院或某研究院，在科研机构设立的可叫某高校科研院或中心，有了这些实体来连接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就比较牢固。二是建立基于需求的重大攻关项目工作制，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核心领域等，组建由相关高等院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的项目组，协同多主体、多领域进行集体攻关，在科技创新中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等不同层次的高端人才。三是建立基于大科学装置的多维研究机制，将有关的高等院校、企业和科研机构集合起来，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应用广泛的优势，从多个维度、多个领域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原创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像这样构建起来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既可以小团体作战，也可以大兵团作战，产学研各方各尽其才，其收益是多方面的，不仅创新了技术，也培养了人才。

第三，驱动有机对接知识型产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以知识型产业为重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如前文所说需要高精尖的引领型人才，还需要数量极其庞大的匹配型人才，而这些匹配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对接产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完善知识型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数以千万计的产业人才，正是这些人才的素质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比照德国“产业工人强国”的政策，我国必须改革人才培养体系，补齐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构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新机制，满足知识型产业对人才培养规模、规格、质量的新诉求。从体制上，需要推动一般本科向应用技术性大学转型，与职业教育链接，形成高低搭配的产业技术人才培养格局。从机制上，需要完善系列人才培养制度：一是建立产业人才预测发布机制，基于产业发展的大数据分析，按年度发布未来5-10年的人才需求报告，供高校和职业院校参考设置专业。二是建立产业人才培养预警机制。每年公布人才培养规模过剩专业、学科课程教学建设滞后的院校名单，减少或者淘汰过剩专业招生，监督学科课程教学建设滞后的院校进行整改，主动对接产业发展。三是建立产业人才培养过程的联动机制。制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的法规制度，并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承担人才培养的实习实训等方面的责任，学校将企业实习实践实训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与培养全过程，将实践的情况写实性记入其档案，并将企业实践学分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四是建立产业人才使用评价机制。搭建全国统一的人才使用后评估平台，推动企事业单位参与院校人才培养评价，通过大数据分析，给予每所院校人才培养评估分析报告，推动人才培养有机对接产业。像这样，在人才培养的入口、过程和出口全过程全环节建立完善而精准的对接机制，严格把关，产业人才培养错位的问题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此外，增强产业人才培养的吸引力还需要全社会努力，比如，形成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建立产业人才就业、晋升、待遇等优惠政策与制度等，形成鼓励产业人才发展的良好社会大环境。

三、适度参与人力资本服务市场，居经济之内构筑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尤其重视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方面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能力的基础和力量源泉是教育。从一个方面讲，“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不顾教育基础，不能不顾人才培养基础，脱离实际地搞‘高大上’的经济项目，完全脱离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实际的经济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1]从另一个方面讲，教育属于人力资本服务行业，主要任务是对生产者进行培养培训，使其掌握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形成相应的素质。在此意义上，教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于经济系统之内的。正因为如此，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12]着力在人力资本服务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教育居于经济之内参与经济发展，可以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路径。所谓直接参与，就是教育直接进入人力资本服务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存在。所谓间接参与，就是教育并不直接进入人力资本服务市场，只是作为经济的基础要件而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乃至世界一定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热潮，赞成者强调教育的产品性与商品性，反对者则强调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性。这场讨论最终是反对者占上风，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教育大会一致认为，“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13]然而，赞成者的主张并没有偃旗息鼓，在修正中继续前行，认为不能将整个教育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但教育的某些部分，如劳动力培训就可以进入市场，也可以成为一个产业。

其实，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仅包括正规教育，还包括非正规教育等。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皆是教育。教育具有多种属性和形态，有的可以进入市场直接参与经济发展，有的则适合间接参与。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教育服务行业在全球越来越兴盛，“互联网+教育”等教育新形态不断涌现，一部分教育直接参与经济发展，作为新兴产业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已经是既有的事实。为了顺应这种新形势，我国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便将民办教育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在法律上允许部分教育作为市场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而存在。但目前我国的教育参与人力资本服务市场的力度还很不够，应该挖掘的市场潜力还很大，推动可进入市场的营利性民办教育板块进入人力资本服务市场，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动能势在必行。

第一，健全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化机制，释放人力资本服务红利。从内容上讲，营利性民办教育是关于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市场，要让这个市场合理有效地运转起来，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就必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配套制度。从形式上讲，营利性民办教育成为市场，既要有法律的确证，也要有具体的制度支撑。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确认了其市场的合法性，亟待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明确规定这个市场该如何运作、有哪些运行机制等，在此基础上还需由各地方人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完善精细的市场化机制。一是应适度放宽市场准入。让社会资本能够顺畅地进入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有的可以完全放开，比如社会培训市场；有的可以部分放开，比如义务教育尽管不允许举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但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会购买义务教育方面的服务。二是应允许市场合理回报。资本总是逐利的，没有好的市场回报难以吸引资本进入。因此，进入市场的营利性民办教育，没有必要限制其符合法律法规的回报，让知识真正“值钱”。若此，将会促使我国民间巨大的资本储量从房地产等过热的领域转战投入到营利性民办教育，进而带来教育的极大发展，在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上实现革命性突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贡献，深度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三是应搭建融资平台。可以通过在股市、保险、银行等金融市场设立营利性民办教育板块，让民间大量资本进入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投资到人力资本服务领域，增强经济发展的人力支撑能力。四是应规范市场秩序。要确保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除了充分尊重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与规定外，还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彻底清除那些制约资本、服务进入市场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知识产权保护和教育付费的运行规则，做好事中事后监管，为使人力资本服务的市场能量充分涌现保驾护航。

第二，壮大优质营利性民办教育资源，增强人力资本服务吸引力。由于我国教育市场开放度不够，依靠政府有限的教育投入难以提供充裕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对国内，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出国留学热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此；对国外，吸引其他国家优秀留学生的能力总体上不足，在留学教育上的“净流出”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加大教育市场开放力度，迅速壮大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增强其国内外吸引力。一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来华办学。像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来华投资兴办企业那样，引进世界一流高校或教育集团来华举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率先把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成为世界优质教育中心，让“中国公民在国内留学”和“世界各国学生来华留学”成为新的潮流。二是举办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民办学校。鼓励国内外大企业、名校联合创办高水平的民办学校，让一大批像西湖大学这样的新时代学校脱颖而出。三是培育知名教育企业。由于我国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真正开放才起步，还没有像互联网行业的腾讯、阿里、百度等水准的知名教育企业，亟待具有引领行业发展的大企业、大集团参与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四是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学校建设。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试点政府、企业和学校联合举办混合所有制学校，推出一批有个性特色、有吸引力的名校，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个性化、优质化的需求。

第三，培育营利性民办教育新兴市场，抢占人力资本服务制高点。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入发展，网络教育、教育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教育等蓬勃兴起，这些领域不仅是未来教育的生长点，也是潜在的营利性民办教育大市场，其容量非常巨大，既是人力资本服务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应该加快培育。一是组建营利性民办教育新兴市场中的“国家队”。由于教育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经济目的，还是社会目的、文化目的，国家都应该把握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局，有必要在营利性民办教育新兴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加强管理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引导国企进入营利性民办教育新兴市场，通过组建“国家队”来引领和确保营利性民办教育新兴市场的正确培养方向。二是快速抢占全球教育新兴市场。与传统教育形态相比，网络教育、教育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教育等在全球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应大力实施教育对外开放战略，诸如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机遇，构建教育协作发展命运共同体，培育世界级教育品牌，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三是开放营利性民办教育市场汇聚天下英才。一方面，用我国庞大的营利性民办教育新兴市场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来华创办教育企业，共筑世界教育高地；另一方面，通过打通我国与世界教育链接的通道，建立世界优秀人才资源大数据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有计划地吸引优秀人才来华留学，并扎根中国创新创业，投身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

四、充分彰显本真价值的教育尺度，居经济之外丰富高质量发展

辩证地看，教育与经济有其内在关联性，所以可以牵引、驱动和构筑高质量发展；同样，教育也因其独立性，有其独特的本质属性、发展规律与发展路径，有超然于经济之外的时空和“优雅”，所以必须与经济保持适度的张力，充分彰显独特价值的教育尺度。这是因为：教育有专属的培养目标，致力于人全面又有个性的成长成才；有独立的活动方式，通过引导学习而直接影响并促进人身心发展；有成型的结构体系，不但有各级各类教育体系，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与制度体系等，总之把持着独具特色又深蕴价值的教育尺度，“把能否通过教育这一途径促进并实现人的生命发展和幸福生存作为基本标准”，^[14]并按照自己的本质和行动轨迹丰富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尽管教育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基础，也一定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但教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并不意味着教育要丧失其独立性，成为经济的附庸，时时处处因经济而起舞、随经济而翩跹。事实上，什么时候教育丧失其独立性，什么时候教育就会遭受挫折，反而不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如过去泛教育产业化、泛教育政治化不仅给教育甚至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均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即是明证。但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做到坚守教育的本质和尺度并非易事，即使在今天，因看重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或者有损于人的幸福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现象也不少。比如，有的地方为了眼前的用工需求，要求职业院校停课支持工厂生产，以实习实训之名廉价使用劳动力，学生甚至连最基本的专业知识都还未学习，还曾有“护士专业学生到器械制造工厂实训”的荒诞剧，严重违背了教育的基本价值遵循。要彻底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教育内外部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社会等教育外部的力量在对学校施加影响时，要考虑到教育的独特性，充分尊重教育及人才成长规律，给予教育自主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教育自身也要将服务于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统一起来，既要办“有用”的教育，也要办“无用”的教育，以“无用之大用”服务于人的生命发展和幸福生存。因为，即使教育为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提供科技、文化和社会服务，其最终目的也在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本身。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手段，是外在的目标，而人的生命发展和幸福生存才是最本真和最内在的目标。因此，教育应该以独有的姿态与经济并肩而立，利用独特的教育尺度，面向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远方”，居经济之外丰富高质量发展。

第一，超越经济，培养高质量发展的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并且人是社会的主体和能动者，人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核，也是推动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因此，培养高质量发展的人一定要超越经济发展的要求，着眼于整个社会的永续发展。这样的人，一是要有精神灵魂，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拥有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价值观；二是要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各方面各阶段都取得进步；三是要有服务才能，具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才能，小到愿意服务他人，大到能为建立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第二，超越物质，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人的生存和发展除了要有物质基础外，也要有“诗和远方”，有比物质世界更为广阔、令人向往的精神世界。这是社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教育在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上大有可为，一是通过教育给予人更多的精神文化“食粮”，引导人在精神文化的世界里遨游；二是培养人的精神文化感知力、想象力、创造力和传递力，拓展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三是把教育过程建构成精神文化享受、陶冶的过程，让教育成为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独特的一部分；四是在传承精神文化的同时，创造精神文化，不断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三，超越生活，引导人审视和反思社会生活。无论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是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的审视和反思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有审视和反思，我们才能确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并为之努力，也才能判断我们是否过上了高质量的生活，得到了高质量的发展，不至于误入歧途而深陷其中却不知。教育就是要引导人审视和反思社会生活，尤其是审视和反思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比如，我们是否处理好了利益与道义、物质与精神、自己和他人等之间的关系，人的求知欲、精神追求、生命关怀等是否被经济浪潮所遮蔽，甚至“穷得只剩下钱了”，这些都需要教育培养人的审视力和反思力。也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所享受到的高质量发展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厚度的，也才是可持续的。

五、深入推动教育质量性变革，居经济之侧共振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实现的是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如果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就需要一定类型的结构发挥功能性的作用。”^[15]在社会高质量发展系统中，教育与经济是两大结构因素，二者除了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在正面相互着力外，还需要在侧面协同共振，共同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也需要同步转向，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着力解决“读好书”的问题。教育在牵引、驱动、构筑和丰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自身变革，注重从“量”向“质”转变。这种转变，既要充分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也要着眼于更好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体系上与新经济形态对接。

第一，在教育功能上，从注重“量的获得”向注重“质的生成”转变。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也是向发达经济体学习和追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大量掌握已有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教育对人才培养注重知识量的获得也体现了教育的时代性所在。但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一方面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人才，这就需要教育更加注重培养人的知识生成能力，在获得一定量的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改造、重构、创新、生产知识，并获得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高质量发展，教育不仅作为人的发展工具而存在，也越来越成为人的生存方式，这可从当前老年大学“一票难求”的现象中窥见一斑。像这种类型的教育，更不注重“量的获得”，而在于“质的生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质”，得到文化的陶冶，体验到精神的偷悦。要推动教育功能更加注重“质的生成”，教育目标必将向人的生成能力聚焦，教育内容必将向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创新科技、原创性成果转化聚焦，教育方式必将以“块数据”为理念促进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物、人与空间等之间有机关联，教育资源必将形成开放、共享、连接的结构立体与更新灵活的新态势，教育形式必将向理论和实践深度融合聚焦，生存与发展并重、获得性体验性生长性并存将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二，在教育体系上，从注重“学制化”向注重“学分化”转变。我国现有教育体系注重学历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以固定学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即使有的地区和学校探索了弹性学制，但大都没有突破一定修业年限的限制，而非学历教育则比较散漫。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各类教育径渭分明，难以融合，学历教育强调的是学习“时间总量”，而对于学习“质的要求”仅以“60分”保底，学历证书所能反映的是受教育者接受过某个阶段的教育，至于质量优劣难以通过证书反映；非学历教育由于没有权威的成果认证，成为整体教育体系中的短板。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教育体系必须向有利于提升人的学习质量转变，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之间的壁垒打通，形成真正观照人的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势在必行。这其中的制度基础就是“学分制”，各级各类各种形式的教育都可以通过“学分”这一通约的方式连接起来；并且这种“学分”不仅表现学习的“量”，也表现学习的“质”。要建立以学分制为基础的终身教育体系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一是需要国家建立面向全体公民的学分银行，负责记录、认证和积累学分，以及学分转换；二是需要建立各种学习课程的学分认证标准和体系，确保每个公民所接受的教育都能够按照标准进行学分登记；三是需要改变用人招录的认证模式，将以学历证书为主的凭证模式转向更加精准的学分认证为主的模式，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对招录人员提出详细的学分数量和结构要求，确保所招录的人员符合具体的工作岗位。尽管要建立这样的教育体系非一日之功，但一旦建立将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不但能真正催生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立，而且所形成的大数据库将在人才的培养、使用以及教育研究等诸多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在教育形态上，从注重“班级授课”向注重“个性定制”转变。时下的班级授课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类似于固定厂房的大机器“批量生产”，对于扩大受教育群体，保证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办有“量”的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关照个体接受教育的“质”上就比较欠缺。教育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这种缺陷，推动教育走向“个性定制”。而当今这个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的时代为我们创办这样的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教育迎来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教育大变革，全面满足每个人的学习需求成为这次教育变革的核心要义”，^[16]互联网让教育去时空限制成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时时处处接受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教育“个性定制”成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现状、特点和需要定制所需要的课程，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据此，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起来，旨在促进人高质量学习的教育形态——“个性定制”就会日渐成熟起来。

第四，在教育评价上，从注重“分数量化”向注重“质性评价”转变。当下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评价主要还是以分数量化为主的评价，这种评价能够迅速地用一个分数对学习情况做出判断，但正是因为这个量化的“极简”弱化了对学习情况“质”的表达。在教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其缺陷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充分凸显教育在“育人”上的“质”的属性、注重“质性评价”是符合逻辑的现实选择。一是利用大数据据实记录，将学习者学习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资源收录其中，建立伴随每个人终身学习的档案数据库。二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判断，开发出基于大数据的学习成果质性评价软件，根据需要对每个个体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出具分析报告。三是利用分析报告推动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学习者可以根据报告制定学习规划、人生规划，高一级学校可以基于分析报告详细了解学习者的情况，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分析报告选择适合的员工。

第五，在教育治理上，从注重“结构化秩序”向注重“精准化服务”转变。在教育规模扩张阶段，最需要的是建立框架式、结构化的秩序，明确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教师、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相应的行为规则和惯例，确保高速增长不会带来破坏性冲击。这是典型的政府主导行政化管理模式，其方式是控制为主的，也是单向粗放的。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内涵发展成为其主要矛盾，教与学、学与学、学与管、管与教等微观层面的问题浮出水面。在这个阶段，教育最需要的是沉浸式、精准化的服务。在教育治理机制上，需要由封闭的决策机制转向开放的决策机制，由局部的计划机制转向整体的计划机制，由垂直的组织机制转向扁平的组织机制，由滞后的调控机制转向即时的调控机制，由经验的工作机制转向数据的工作机制，由结果监督激励转向过程监督激励机制。在服务内容上抓好三点：一是制度供给服务，除了简政放权，进一步调整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个性定制化学习的终身教育制度外，需要就教育所面临的微观问题提供精细化的制度供给，满足教育内部提质的需要。二是要素保障服务，教育的内涵发展追求无止境，需要的人财物并不会因为减少学校建设而减少，反而会增加，这就需要政府、社会提供更多的保障服务。三是专业指导服务，教育提升内涵，更需要科学的、高水平的理论和技术方面的专业指导服务，这在教育规模扩张阶段并不急需的事情变得更为迫切，政府、学校和社会都有责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提供精准的专业指导服务，这也必然成为教育治理新的拓展点。

一言以蔽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要基于自己的本质和尺度以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既在服务经济上有所作为，也在超越经济上有所行动，在“服务”与“超越”间灵动，让教育与经济二者近则归于很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远则归于促进人类的幸福生存和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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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y Tur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What Should Education Do

Liu Yunsheng

Abstract:Education and economy are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strengths and key support for meeting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The two are deeply related,interactive,and intricate.The economy turn 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education must b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network relationship with the economy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spond,make profound reform,and advance layout to train the lead talents,deeply integrat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knowledge-based industry system,appropriately participate in the human capital service market,fully demonstrate its true education scale,and deeply promote the quality reform of education itself.It make a different not only in service economy,but also in surpassing economic action,traction,driving,constructing,enriching and resonating the economy and the entire socie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to make education close to economy which is belong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s of a better life,far from economy in order to promoting the happy surviv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Key words:education;high quality development;modern economic system

责任编辑：徐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