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4期 作者：凌健

摘要：“追赶式”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模式使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陷于困境之中，难以支撑大学改变面对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四为服务”不足的局面。“新时代”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新语境，带来了新契机。因循“新时代”内蕴的本质及其要求来看，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应该抓住契机，引导大学坚定服务社会的建设立场，矫正以“排名”为建设标准的误区，全面转向中国大学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新时代；现代大学制度；契机

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亟须走出困境

“大学是现代社会之魂，制度建设是大学持续发展之基。”^[1]换言之，制度与大学发展的匹配性对于能否办好大学而言至关重要，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支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石。然而，直至2010年7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当中，才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2]。这一时间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高等教育扩招运动均已超过了10年，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始终迟滞于中国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办学实践。显而易见，鲜明的后设性和植入性特征必然导致大学制度建设与大学发展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着长期磨合过程和适应性阵痛。究其原因，或许是建设主体对现代大学制度建什么与如何建等问题上始终未能形成一般共识，又或许是凝练“大学制度建设方式的中国特色”过于复杂。但必须强调的是，在《纲要》颁布之后，我们采取了针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追赶式”建设模式，产生了两种效用：一方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已经逐步成型，特色逐渐明朗，建设内容也越来越完善；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快速”增长并未能有效地解决制度供给迟滞于实践需求的问题，反而使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陷于困境当中。

（一）“制度赶超”使大学疲于被动求变

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沃尔顿·哈米尔顿对制度有个著名的定义：“制度意味着一些普遍的永久的思想行为方式，它渗透在一个团体的习惯中或一个民族的习俗中……制度强制性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可行范围。”^[3]由此来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着重从中国大学建设的实践活动当中挖掘并提炼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则，这是一个沉淀共识并将其规范化、有序化和系统化的过程。有学者的研究显示^[4]，伴随着1999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呈现井喷现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策工具规范高校办学、引导社会参与以及适度下放权力，以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问题，但明确指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政策却密集出现在《纲要》颁布之后，以“制度赶超”的方式来满足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制度供给需求。

所谓制度赶超，一是指追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所急需的先进性制度，比如关于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大学学术委员会、大学章程等方面的制度；二是追赶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制度迟滞所急需的补充性或纠正性制度，比如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教授治学、领导体制、学术不端行为、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制度。“赶超式”建设模式的假设在于设定现有制度与“应然的”现代大学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实际上，“应然的”现代大学制度又并非是一个明辨的概念，这极易引起大学建设者们的不适应和普遍性焦虑。如何在自然而然形成的学校传统和普遍性行为规则之上以合理变迁的途径完成上述各项制度成为中国大学面临的普遍问题。在这里必须指出，在“制度赶超”的过程中，几乎所有被提出的大学制度改进都有足够的合理性，即使是这种制度改进缺少一个慎重的评估。毫无疑问，这种频繁又合理的“求变”不断地改变大学蕴蓄已久的规则体系，使大学及其内部成员不断处于被动变革的困境当中。在此情景下，完善制度以促使大学校长们安心治校，大学教授们安心治学，大学生们安心求学，乃至行政部门安心服务的意愿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二）“制度搁置”使大学制度建设陷于“虚实”二元困境

随着“赶超式”制度建设而衍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制度搁置”现象，即制度规则不能或者仅有部分能被行为主体所接受。这样的制度只能被认为是形式上的制度。“赶超式”的制度建设要求特定制度在尽量短的建设周期内被建设主体更全面地遵从，但实际上任何一项大学制度的形成和改进都有其特定的建设周期和内在规律，那些无法被大学这一行为主体认知、理解、接受并遵从的制度显然就会被搁置。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大学制度建设一直存在两大特点：‘（政府）推着走，跟着（政府）走’”^[1]。简言之，政府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扮演着单一供给主体角色，同时也说明大学在此过程中不易做出全面而有效的利益表达，因而进一步加大了制度搁置的可能性。制度搁置带来的风险极易促使大学陷入虚实并存的二元制度建设困境，即形式上的制度和实效制度两种制度并存，前者是指对外宣称而不产生效用的制度规则，后者指规范和约束大学运行并产生效用的制度规则。如有学者通过对某省38所公办高职院校章程建设的研究指出，该省章程建设的目标完成率仅为34.2%，且存在制定过程拖沓、制定程序不规范、章程文本存在缺陷、章程落实不到位等诸多问题^[5]。还有学者通过对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文本研究发现，“很少看到大学章程或学术委员会章程篇幅超过教育部规程，……如果用规程的框架来审视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章程,难免就会发现规范性要素‘缺胳膊少腿’的现象”^[6]。显然，大学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对外宣称和对内实施两种不同形式和作用的制度。

一般而言，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二元性，一元是指宏观层面上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一元是指微观层面上的大学行为规则。制度建设的本质是为主体行为提供更加适合的规则。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仅要完成宏观层面上现代大学制度框架的搭建，而且要保证宏观的制度建设能够为大学主体制定高效用的运行规则提供依据并保持一致性。否则就会出现“制度搁置”，随之产生两轨制度并存。从前例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来看，包括章程建设、学术委员会制度等诸多制度的建设均陷于虚实二元情景。这对于进一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形成了明显阻力：一方面，实效制度被隐匿，无法进一步达成共识以推动大学制度的改进；另一方面形式上的制度未能被真正应用，无法检验其对大学建设实践的有益程度。

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赶超式”的大学制度建设模式并未解决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问题。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不是建成某种命定的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制度供给引导大学选择有益的行动。未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从追求“先进性”或者“完备形式”的陷阱中脱离出来，为回应中国大学发展的“所需”与“所求”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

二、新时代：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新语境

如果说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那么就应该强调大学制度是对特定社会制度的回应，大学制度建设必定会映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看来，“赶超式”的大学制度建设模式也必定源于特定的背景因素，尤其是政府对大学的传统治理模式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必须指出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国家与社会对中国大学的期待伴随着“新时代”特殊语境也发生了全新的改变。这为现代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

（一）新时代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方向

2017年10月，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非常自信地提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7]。“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8]。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9]这是国家领导层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立场，不仅明确了中国大学为国家发展提供服务的方向，也是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质问和期盼。这指明了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中国道路，也是对中国大学有能力服务并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的未来期待。大学必须不断提升能力，满足人民读更好大学、享受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满足国家治理、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中国大学将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性。面向新时代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然要从根本上回答，“大学为何”与“大学何为”这两个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的基本问题。“四为服务”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对于中国大学的“为何”与“何为”的鲜明回答，充分彰显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中国特色”^[10]。“四为服务”不仅仅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政治要求，也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了目标与方向，将指引中国高等教育更好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

（二）新时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高等教育政策语境

以“新时代”提出的日期2017年10月18日为起点，以2018年6月28日为截止日期，对《教育部公报》中有关高等教育与新时代的政策进行检索，共选取其中8份有相关表述的政策文件为数据采集来源。同时对陈宝生部长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检索，选取其中6篇重要讲话为数据采集来源。采取内容分析法对文本信息进行抓取：分别从政策文件与重要讲话中抓取描述新时代的主题词，以此确定政策与部长讲话中的表述倾向。

1.政策中的表述倾向

研究共从高等教育政策中提取主题词48个，通过归纳整理后发现了三方面的表述倾向。第一，“深入贯彻”“全面贯彻”“全面落实”“紧紧围绕”等词的使用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在坚持与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的努力与行动。第二，对“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多次叙述体现了高等教育领域响应时代号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第三，“教育公平”“素质教育”“立德树人”“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词反映了新时代高等教育政策的几大方向，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面向新时代，及时、准确、深入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显得极为重要。

2.部长讲话中的表述倾向

研究从陈宝生部长的重要讲话中提取主题词43个，通过同类项合并等方式归纳整理后发现了三方面的表述倾向。第一，部长多次提及“历史定位”“历史方位”“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等词，充分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乃是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思想，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新征程”“历史使命”“历史新征程”等词的使用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应该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责与使命。第三，部长也多次提到“两个一百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时代使命，体现了教育战线在实现这些使命上的决心与努力。

3.新时代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学术语境

同样以2017年10月18日为起点，以2018年6月28日为截止日期，以“新时代”为篇名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选定CSSCI为文献来源，选定社会科学Ⅱ辑中的“高等教育”对文献进行精确搜索，得到109篇文献。以这109篇文献为数据采集对象，首先对其进行关键词共词分析，以此确定该领域内的热点研究主题，包括文化自信建设、“双一流”建设与人才培养能力建设。其次，从这三个主题的文献中进一步抓取涉及新时代表述的主题词，其中抓取文化自信建设主题中的主题词53个、“双一流”建设中的主题词23个、人才培养能力建设中的主题词16个，以此分析不同主题中学者们的表述倾向。研究借助Cite Space软件对文献进行关键词共词分析，得到前20位高频关键词（见表1略）。

除去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指向性不强、难以体现论文中心思想的关键词，可以得到前10位高频关键词（见表2略）。

结合表2与文献研读，发现高等教育领域对新时代的理解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自信建设、“双一流”建设与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方面。

（1）文化自信建设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的重要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在新时代，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已成为大学的使命与担当。与文化自信建设相关的高频关键词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形态”等，这也是有关文化自信研究的三大方面。

为深入探究新时代思想在高校文化自信建设中的体现，本文进一步在新时代的表述中抓取了53个主题词，通过合并同类项归纳出了五方面的表述倾向。第一，在文化自信建设的地位表述中，“历史定位”“历史方位”“时代使命”“重大政治任务”等词的使用凸显了新时代中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第二，在文化自信建设的主体上，“高校师生”“教师队伍”“学生”“理论工作者”“青年学生”“青年一代”等词体现了高校文化自信的建设关键在于师生，教师既要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自身又要能够坚持文化自信。第三，在文化自信建设的方式上，“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亲和力”“针对性”“贯穿”“全过程”等词为新时代高校文化自信建设指明了方向：文化自信的建设需要贯穿高校活动的全过程。第四，在文化自信建设的意义上，“战略性”“价值性”“现实性”等词的使用体现了文化自信的战略价值。第五，在指导思想上，“根本指导思想”“重要指导思想”“基本依照”等表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校文化自信建设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2）“双一流”建设

2015年10月24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要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已然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大重要攻坚项目。

在有关“双一流”建设的表述中，本文抓取了23个主题词，并归纳出了三方面表述倾向。第一，“总体方向”“办学方向”等主题词体现了在新时代下，“双一流”建设被视为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所必须坚持的方向。第二，“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重要使命和责任”“新使命”“新征程”等词的使用充分凸显了“双一流”建设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第三，“中国特色”是学者们高频使用的词汇。不同的土壤会开出不同的花朵，简单移植的西方模式显然难以适应中国国情，因此，在新时代“双一流”建设中必须要扎根中国大地、坚持中国特色。

（3）人才培养能力建设

人才培养作为大学最古老、最基础的职能，需要在新时代的高等教育领域中焕发新的光彩。与此有关的高频关键词包括“立德树人”“创新创业”等。从相关表述中提取出16个主题词，发现此类表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创业教育。新时代对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创新创业教育需要“新的教育理念”。二是通识教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

三、新时代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契机

建设世界一流国家需要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步入新时代的机遇。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代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了机遇，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明确方向，也为脱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现实困境带来了契机。

（一）“新时代”为引导大学坚定服务社会的建设立场提供了契机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为知识而知识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了，高等教育政治论已经成为主流。对此，布鲁贝克非常清晰地陈述了一个事实：“学院和大学已经成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这里蕴含两层涵义：一方面，大学的价值已经被国家和社会所肯定，乃社会进步之必须；另一方面，大学的价值必须体现在为社会提供的服务之中，乃社会进步之所需。这就意味着，如何通过社会服务为可持续发展不断创造条件是大学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我国大学从成立之始就担负起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重任，为社会变革提供新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2]。但问题是，为统筹管理和保障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大学采取了“喂养式治理”，为大学提供了一种“不愁吃穿”的建设模式。在此基础上，大学普遍缺乏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更谈不上面向社会的服务意识和消费者偏好，大学的运行逻辑一切源于自身的需求和服从上级要求，表现出较为封闭的管理和教学。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由于大学的扩张和资源日益紧张而产生的竞争也未真正改变这种惯性。“新时代”的提出，使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不愁吃穿”的建设模式将逐步向竞争模式转变。大学必须直面如何满足“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四为服务”的巨大挑战。显然，这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学制度建设要牵引和保障大学从“自我中心”转向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时代要求，以服务创造发展机遇将成为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立场。

（二）“新时代”为矫正以“排名”为建设标准的误区提供了契机

评价是指挥棒，其目的在于实现正向引导。大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借助于客观的评价。一般而言，开展大学评价有多重效用：对大学自身而言，客观的大学评价有利于其精准地认识自我和调适自我；对政府而言，客观的大学评价为其对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可靠的依据；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客观的大学评价有利于为其提供准确信息，从而享受更适合的高等教育产品。然而，大学排名，作为中国大学评价的主要方式却并未能在评价的过程中实现这些意愿。大学排名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兴起，简单又直观的形式很容易就吸引了市场和公众的关注。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大学排名正在超负荷地承担着检验和比较大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影响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彰显大学公共性和社会声誉等许多功用，甚至成为不少大学的建设目标或是建设标准，导致指标化办学的乱象丛生。值得反思的是，虽然政府反复通过强烈的政策信号和明确的政策愿景指出中国大学仍然需要提升自身能力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但是并未引起大学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以论文和科研为导向的评价模式仍然以极大惯性牵引着大学聚焦于自身的发展诉求，将目标限定于学术导向的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在高喊“解决问题比发表论文更加重要”的同时，却始终在“论文中心主义”的办学行动怪圈中徘徊。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缺少更有效评价大学的标准之前，有意无意都始终以大学排名作为评价大学的重要甚至唯一的参考标准。“新时代”为矫正这一误区同样提供了新的契机。面向新时代的大学评价，排名和学术指标都不能成为评价大学的最终依据，其标准应该是也只能是“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以及评价大学以何种程度和方式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求。这迫切地需要改进和完善对大学的评价制度。

（三）“新时代”为全面提升中国大学能力提供了契机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积弱至强的演变，无论是规模、类型和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当前，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还不足，办学活力还不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还不紧，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等”^[13]。有学者形象地指出中国大学存在着“高分低能”现象：一方面中国大学在大学排名的进步速度、竞争性学术指标、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上表现令人瞩目；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同时存在着对社会贡献率较低、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国家和社会始终期待大学能够不断地提升能力，在面向“四为服务”的过程中展现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这也恰恰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学改变高分低能面貌的契机。必须指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提升中国大学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要改变大学以提升身份（大学所在的行政序列）为目标的制度安排。作为参照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大学长期以来被纳入自上而下的行政序列，从国家至省、市依照行政层级勾画出一个整体性的大学分级建设的基本秩序。一般而言，被纳入更高级别政府建设的大学将获得更多的建设资源，包括经费投入、高端人才的附着能力以及纳入更高层次大学发展序列时获得先机。这一秩序贯彻到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整个过程中。基于资源依赖的惯性，大学往往以被纳入到更高层次的行政序列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目标。显然，这与提升大学能力的目标是不相匹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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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B/OL].(2016-12-08)[2018-07-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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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炯天.新时代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8（4）.

[13]袁贵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4-01-15)[2018-07-01].

The Opportunity of China's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Era

LING Jian

Abstract:The"catch-up"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ystems has put China's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in multiple dilemmas,and it is difficult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tackle the"four fors"deficiency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social needs.The"new era"has provided a new context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and it has also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According to the essence and requirements of the"new era",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guide universities to firmly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correct the misunderstanding of"ranking"as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and fully tur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ilit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New Era;Modern University System;Opportunity

责任编辑：吴艾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