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17期 作者：蒋立松
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生成、发展的基础，同时，民族教育对民族文化具有反馈机制，它不仅传承民族文化，还建设民族文化。承认民族文化的基础性地位，不等于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等同于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这种相互关系，是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使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总体上说，民族地区的开放格局改变了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互渗成为社会交往的常态。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民族教育发展的主要主题、内涵都与过去大不相同。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重点放在了改善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受教育条件、缩小与内地办学差距等方面，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民族教育在经费投入、硬件改善等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在此基础上，民族教育未来的发展应该也有条件在更高层面上实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使民族教育的发展更有利于树立民族自信，更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交融，这是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扬弃片面的现代化思维
一谈到民族教育现代化，通常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现代化图景”往往是网络、机房等等信息化技术手段。这是一种片面的现代化思维，其实质是对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或“迷信”。的确，这些现代化技术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硬件”条件。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对于信息共享、资源配置、文化传播等等方面，对于提升民族教育整体发展水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应当意识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硬件”的现代化，它还要求与时代特征相一致的观念的现代化。离开了观念的现代化，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对民族文化的侵蚀、消解。例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随意裁剪、编码、误读成为了可能，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快餐式的、碎片化的民族文化成为了网络消费的对象。因此，借用古代哲学“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我们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概称为“器”，而把民族教育的指导思想、原则概称为“道”。民族教育现代化应该是“道”与“器”二者的协调统一。
二、寻求“器”与“道”相契合的民族教育现代化之途
民族教育观念的“道”应与时代合拍。进一步讲，应当立足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核心理念，立足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弘扬多元文化的价值、促进民族文化的交融。只有“道”与“器”的高度统一，才是完整的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它需要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首先，彰显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的自主、自由的地位和特性。从理论上讲，每个民族都拥有自身文化的天然的主体性地位。不过，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客观上存在着主流与非主流、支配与被支配种种不对等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民族文化是以“客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并且，在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观念体系中，这些民族文化常常被概念化、范畴化到“落后”、“野蛮”的类别当中。这种观念给改造“野蛮”、“落后”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例如，清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了大量的“官学”、“社学”和“义学”，其办学宗旨便是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其结果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消弭于一系列的“教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多元文化教育兴起之前，“民族教育”（例如“原著民教育”）也通常是作为改造和同化“原著民”、使他们“文明化”的手段之一。可见，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有着很长的历史，对于主体性的认识还是晚近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教育的发展，不应以消解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地位为代价，而应当以彰显其主体性地位为旨归。
其次，促进民族文化的教育转化。应当进一步认识到，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发展内生的资源。文化资源不等同于教育资源。民族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些丰富的资源转化为有效的教育资源。“转化”，就是“器”与“道”的相契合。这种转化应当是全环节、全覆盖的，而不是孤立的、零星的、脱节的，它体现在课程资源开发和教学活动当中。
再次，正确处理好“一”和“多”的辩证关系。多元文化的基本价值立场是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因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主张便是承认不同文化在教育中具有同等地位，教育应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从这一基本的价值立场出发，应正确处理好我国民族教育中“一”和“多”的辩证关系。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重要基础是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离开了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也失去了基础；同样，离开了“一体”的归宿，“多元”的文化也只能是一盘散沙。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意义上的推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变是符合客观历史的总结。民族教育的发展既要有利于彰显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也要有利于体现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文化整合。当前，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频度和程度都远比过去为甚。在绝大多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的交错杂居已成了基本的住居形式，民族地区学校中“多民族共校”也成了主要的就读模式。正确处理好“一”和“多”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不同民族的平等交往、文化交融。
责任编辑：吴艾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