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术交流》2018年第6期 作者：张楠 胡海波
摘要：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家们所主张的理性人性论、自然人性论，马克思立足于实践观点的方法论原则，强调从实践、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活动出发去看待人性，把人性理解为社会历史的产物。马克思的人性论秉持实践的态度，把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理解人性的出发点，进而对人性作了社会历史的解释与表达。人的类特性只有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的人性论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分析上，也没有把历史过程排除在外，而是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与批判之中，是西方人性论的一次革命。
关键词：人性论；社会历史；实践
人性问题是贯穿于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哲学家思想探究活动的隐性主题。自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一命题之后，西方哲人对许多问题的探讨都离不开对人自身的反思和对人性的解读。从古希腊一直到欧洲近代，思想家们对人性的理解形成了理性人性论、神学人性论、自然人性论等认识，同样，人性问题也是马克思研究的根本主题。在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性概念的问题上，学界存在一些争论。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的人性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没有超出旧哲学的总问题，旧哲学的全部论说都是建立在人性或人的本质这一总问题的基础上。[1]在阿尔都塞看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不再把人的本质作为理论基础。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没有完全摆脱近代哲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坚持人的优先性。[2]“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坚持的是一种普遍人性的观念，这种普遍人性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马克思究竟对人性作出了怎样的理解与把握？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以往人性论的革命性见解，主张人性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社会历史性，他对人性的理解蕴含着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为了深入阐释马克思人性论的革命性内涵，本文结合西方传统的理性人性论，从方法论原则、历史生成性特质等方面阐释马克思人性论的丰富内涵，以此说明马克思对以往人性论的变革与超越。
一、马克思人性论的实践方法论原则
阐释马克思的人性论，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人性论的视域，这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性论的前提。只有澄清了马克思人性论的视域，才能形成关于马克思人性论的整体把握。从视域上来看，考察马克思的人性论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求突破：其一，不能仅在经验性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的人性概念，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人性概念的超越性；其二，不能仅从思辨性的意义上考察马克思的人性概念，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理性能力，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人性概念的具体性。从经验性和思辨性视域考察马克思人性论，并不能完全切中马克思人性论的真义。那么，马克思究竟是从何种视域阐发人性思想的呢？
阐释马克思的人性论，应当以合乎马克思思想的方式进行。与以往的人性理论相比，马克思的人性论特质首先不是体现在对人、人性作出了何种新的理解和规定上，而是表现在方法论原则与思维方式上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变革和超越。在理解人性的方法论原则和思维方式上，马克思实现了一次变革，确立了崭新的方法论原则和思维方式。纵观西方思想史上的人性理论，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然人”“经济人”“理性人”等不同的观点与主张，其主要倾向是以人的理性能力把握人性。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充分阐释了人的理性能力，论证了人的自由、能动本性。在马克思之前，思想家们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而马克思人性理论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则是强调实践的优先性，主张从实践出发去看待人。也就是说，从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活动出发去理解人性。实践作为人的本真存在方式，表现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观点首先强调的就是要按照合乎人的方式方法去理解和把握人性。对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方式突破了以往理解人性的物种观点、物种思维。[4]物种观点、物种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绝对论、前定论、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而马克思则超越了这种思维方式，从实践这一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性。相比较于物种观点、物种思维，马克思理解和把握人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征：
（一）非绝对论的历史的思维态度
绝对论的思维态度追求的是对人性的终极解释，认为人性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原理或永恒的原则，忽视人的多重多义性。理性人性论明确把理性视为人性的全部和唯一内涵，把人的非理性存在和表现视为非真实、非真理性的，其认为要把握人性就必须放弃那些可见的、易逝的东西，追求那些不变的、绝对之物。如此一来，人性成了一个永恒、普遍的概念，成了某种外在于人的抽象观念。马克思则主张以历史为解释原则，把人性视为历史的产物，反对把人性归结为某一超历史的单一特性，强调在人的存在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中去把握人性。
（二）非前定论的生成论思维特征
前定论主张本质先于存在，事物在存在之前已经被本质预先规定好了，先验本质不仅不能被改变，甚至可以以理念或概念的形式独立于事物而存在。按照前定论的思维方式理解人性，就会认为人性是预先设定好的某种外部给定的、现成的东西，或者强调人的自然性，突出人的超自然性，其无法触及人的现实性。马克思则是以生成论的思维方式理解和把握人性，认为人性是不断生成的，是内嵌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的，并不会预先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展开之前。因此，理解和把握人性就不能从预设的本质出发，不能以先验原则、理性观念来分析人性，而是要根据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人性。
（三）非二元论的辩证的思维方法
二元论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把彼与此视为完全外在的自在存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依据各自所标榜的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形成了或神化或物化的人性理论，这二者实际上都是关于人性的某种抽象认识，没有形成关于人性的具体的、辩证的理解与把握。而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则没有陷入二元论的理论框架，而是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具体地把握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否定性的实践关系，强调人与世界的交融一体。旧唯物主义者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只是将其把握为人对世界的直接反映关系，唯心主义者则抽象地强调了人对世界的能动作用。他们都没有能够真正揭示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他们没有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没有认识到对象、现实、感性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不是外在于人存在的，而是被人不断改造着的属人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只要人生存于世间，世界就不可能不成为人活动的对象，因此也就不可能再是自在的自然世界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认识形成了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法，他不赞成从某种先在本质去理解人性，而是强调从实践出发去看待人性，即从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在现实活动中所表现的否定性联系出发去把握人性。在确立起实践观点的方法论原则之后，关于人性的理解就不应再是理论的态度，不应单纯地在理论上论证人应该是怎样的，把理性作为人性的主要内容，把人的意识、意志强加于世界，而是应该从实践出发去思考人性，把人性理解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关注人的历史性生成。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认知是实践的态度，是立足于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动去理解世界，从社会历史性等维度呈现人性的内涵，并展开对非人性状况的批判和克服。
二、人性的社会意蕴
马克思不是从某种关于人性的预设观念和理想出发，也不是在理论上抽象地批判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而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理解和把握人的社会性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6]。在马克思看来，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无法通达人的本质。“孤立的个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那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人是自然造成的，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把这种个人视为历史的起点，而非历史的结果。[7]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了人性的独立性，但他们把人性视为既定的事物，把人性的外在表现同人性的真实内涵混为一谈，没有揭示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内涵。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没有把“孤立的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是把“社会的人”作为分析单位，强调在社会关系、共同体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
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与环境的直接关系，也不是人与他人的情感关系，而是人的社会分工和交往关系。社会分工和交往关系是通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建立起来的，物质生产活动首先指向的是生产人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正是通过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开始改变人对环境的从属和依赖关系，确立起人之为人的生存方式。人通过自己的社会性生产活动，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同时也把自己和其他物种区别开来。为此，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二重属性的存在物，即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类存在物）。从人的第一重属性来看，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是受动、受限的存在，人要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然力和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必须从外在于他的对象中寻求这种实现和满足，也就是说，人不能离开这些对象而独立存在，同时人也不能无尽地占有这些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人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与动物无异。可见，人之为人的根本，不在于人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生物特征，而在于人的第二重属性，即类存在物。从“类存在物”的字面含义来看，它包含着“人与动物对立的意思”[8]。马克思把人理解为类存在物，首先就指出人是不同于动物的，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不同。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本能的生命活动，是受自然决定的，动物是在给定的环境和条件中生存的，并不能逾越它所属的物种尺度和需要；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通过革命性、创造性进行自由的、全面的生产，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不断改变或重构人与世界的联系。人的双重性存在使人性呈现出自在性与自主性、个体性与社会性、依赖性与超越性的张力。人性的这种张力使人能够生成为人，承载这一切的就是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
马克思看待人性的出发点不是外在于人的神性，也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以社会性、普遍性的生产活动来理解和把握人性。这就突破和超越了以往西方的理性人性论传统。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人们对人性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人的理性能力，特别是人的抽象的能动性，而不是人的社会性生产、劳动。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在自我意识的层面把握人性，表达了人的自由和能动的本性，对人性的理解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康德指出：一方面，人是感性的或自然的存在者，服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人又是纯粹理性的存在者，不受自然因果关系的决定，并按照自由因果为自己立法。在康德看来，人之为人的根据在于人能够通过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按照普遍的道德法则行动。“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9]也就是说，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可以不受冲动、嗜欲、偏好的影响而自己决定自己的意志。人的意志是自主的、自由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高度评价了康德对人的自由本性的阐释，“意志的本质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只能以它自己的自由作为目的”[10]。黑格尔又进一步论证了人的自由本性，他认为人不仅不为自我保存的动物欲望所决定，而且能够战胜或克服这一动物本性。在他看来，精神是人的本质，自由是精神的根本特性。黑格尔还指出，自由不能仅仅停留在内心的“道德律令”上，而必须实现、外化出来。在黑格尔看来，人固然具有自由这一本性，但它并不是被给予、被固定的，而是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自我创造、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但这一外化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自我意识的辩证法，成了单纯的概念的运动、思想的运动。德国古典哲学认识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精神性，而非自然性，进而将自为性、创造性作为人性的根本属性。
马克思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自为性、创造性的澄明，同时，马克思又把劳动从西方思想传统中拯救了出来，将其作为关于人的本质特性来理解。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劳动并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认为，人应该过一种沉思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理论是人最高级的活动，人真正应该从事的是理论活动、政治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真正的人是不从事生产活动的市民，劳动是最被蔑视、卑污的东西。对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思想构成了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挑战。[11]马克思颠覆了西方传统对劳动的定位与评价，以劳动界定人性，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理性人性论。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挑战意味着不是人类最高属性的理性包含了人性，而是在人的活动中最被蔑视的劳动包含了人性。人性的真实内容是劳动，而不是理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对劳动的分析带入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人的活动区分为强制的活动（劳动）和自发而自由的活动（闲暇），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理解并没有把握到劳动的本性。劳动，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自由且有意识的感性活动。在对劳动问题的理解上，黑格尔有着突出的思想贡献。他认为，劳动是不同于自然的“否定性活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的世界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结果。虽然黑格尔认识到人凭借自身的自为性、创造性改变或重构其与世界的联系，揭示了劳动的自为性、创造性之于人类的意义，但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理解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人的自我意识活动，并没有抓住劳动的具体性、现实性，没有揭示人性的真实内容。黑格尔抽象的精神活动所展现的只是人性的片面性，是对人的现实性的抽象表达。不同于黑格尔从抽象的存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性，费尔巴哈立足于“实在的感觉实体”，在共同体关系中揭示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爱和意志力”[12]，他认为“感性的人”才是人的最高本质。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共同体关系是靠“爱”连接起来的“我和你”的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费尔巴哈是通过诉诸人的内部感性能力，即“爱”，而不是通过诉诸所有物的转让、交换等外在的经济因素来理解社会关系。[13]费尔巴哈并不是在真正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揭示人的本质，因为他没有充分考察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马克思则是深入到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性作出了真正具体的把握。马克思是以具体的方式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阐释人性的社会意蕴的，而且引入了历史的视角，在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阐明人性的历史生成性。
三、人性的历史生成性
人性是内在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马克思对人性的这种理解破除了以往人们对人性的抽象理解。人的类特性只有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对马克思而言，人性的真正内涵不是抽象的孤立个人，也不是抽象的“类”，而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自我成就并不断证明和实现人的生命本性。就此而言，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性理论，就不能把历史性排除在外。
我们今天仍然处在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这一历史时代的特征集中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人类的物质力量变得空前强大，实现了对自然的强力支配。马克思肯定了人类在这一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成就，并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对世界的影响和改造。资本主义不仅在生产力方面不同于过去以往任何时代，而且还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它没有停留在或局限于某一区域，而是扩展到了世界的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这也迫使一切民族卷到资本主义文明中。[14]迄今为止，欧洲所开启的现代社会模式仍然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占据着主导性位置，其促进了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发生世界性交往。现代社会不仅表现在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同时也体现了人性的自我生成与完善。马克思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成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交换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5]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联系在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当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提高。而且，人性实现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人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毫无疑问，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现代世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而且也改变了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使人成为独立性的存在。
在现代社会，人通过劳动及其对产品的占有，不断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人性的生成和丰富，是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实现的，体现着人对自己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支配。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对象化活动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并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反而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劳动和所有的关系从同一走向分离，劳动者不再直接等同于所有者，劳动者沦为无产者，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劳动者没有在劳动中得到承认和享受，反而感受到不幸和被宰制；没有体会到劳动之于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在劳动之外才有了做人的感觉。工人的劳动并没有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的本性，不是自主的、自由的、全面的活动。换言之，雇佣劳动使人成了动物，丧失了人的机能和感觉，成为异化劳动。工人的劳动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生命的表现，而是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对立，最终导致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同他人相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异化的存在状态反映了私有财产的起源。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16]，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感性表现。私有财产并不只是物对人的支配，而是人对人的支配。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私有财产就其实质而言，是人与人关系的外在化、对象化。或者说私有财产是社会关系的对象性存在。私有财产所凝聚的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17]。私有财产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财产权是对这一支配关系的合法化表达。马克思不同意“粗陋的共产主义”或“政治的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简单粗暴地憎恶，他也不认同财产就是人格的实现观点。马克思认为财产非但不是人格的实现，反而是人格的否定，这一理解实际上也颠覆了黑格尔将财产和人格等同起来的观点。[18]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财产与自由、人格联系起来，视财产为人的自由在现象世界的外在表现，视其为自由意志的定在。在马克思看来，人要生成为人不可避免地要对象化，要肯定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但他又敏锐地意识到私有财产的消极性，主张在肯定私有财产积极性的前提下扬弃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对人的异化的扬弃，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表征着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即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对人性的描述，内在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分析，并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历史论意义上的批判，其蕴含着对资本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对人性的表达并不是一种概念上的分析、理论上的演绎，也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控诉与憧憬，而是揭示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为此，马克思不同意霍布斯、洛克、卢梭、斯密等关于人性的自然状态的设定，也批评康德等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19]，批评他们把人视为脱离历史现实的人，把人理解为与社会分离的人。马克思把对人性的认识引入历史之中，主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理解和把握人性。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人的三形态理论。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方式呈现为三种形态或阶段。人的第一种存在形态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即人对他人、群体的依赖性，是以“群体”为主体和本位的；人的第二种存在形态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以“个体”为主体和本位的；人的第三种存在形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就当前人类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言，人的生存状态正处于以个体为本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从群体存在转变为个体存在，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但人又被物所奴役和支配，人变得不完整和不完善。人必须经由自己生命活动的外化，在扬弃异化中走向类存在。所以说，马克思并不是从某种先在本质理解人性，而是强调人只能在社会历史中实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四、结语
如果对马克思的人性概念所要表达的内容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那么，就不可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马克思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性的批判，还蕴含着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或自我改变的一致”的追求。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不是一种理论思辨，而是体现着他对现代社会现实的洞察。因此，阐释马克思人性概念的意蕴，不能仅在“解释世界”的意义上理解，还应该在“改变世界”“革命的实践”的意义上领会。换言之，马克思人性概念的真实内涵，应当在社会历史中去把握，把人视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历史阶段中的人，把人性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存在，把人性的生成和实现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变革不合理社会关系的现实的运动。在马克思思想中，人性概念是社会历史的概念。扬弃人的异化、占有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
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正如奥尔曼所指出的，“马克思自己的人性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得到了最全面的表述”[20]。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对人性作出了本质性描述，提出“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等论断。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是不是止步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人性概念？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来看，他并没有抛弃人性概念，早期关于人性的论说作为思想环节贯穿在他此后思想的逻辑进展之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人的三形态”理论以及《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这些思想都表达了马克思对人性理解的深化，渗透着他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剖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始终拒斥和批判的是对人性的非社会、非历史的理解。马克思对人性的革命性理解和他思想的革命性转变实质上是同步的。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思想的深度。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论的革命。马克思并不是从某种先在本质理解人性，而是强调在社会历史中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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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