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 作者：张奎良
摘要：以人为本原本只是一个工具性口号，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发展为大众性的平等理念，即所有人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而马克思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视为自己学说的终极使命，从而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在更高境界上向人及其类本质的回归。由马克思总结、列宁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的公仆精神是对以人为本内涵的升华。毛泽东提出、邓小平发扬光大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与马克思的公仆理论一脉相通，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推进。
关键词：以人为本；平等理念；公仆意识；工具性
一切真正的改革都是对旧体制弊病的无情针砭。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之际，历朔沉积的深层矛盾和隐性难题就日益突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遭受的磨难也就在所难免。近年来，我国首先遭遇的是企业破产，大量工人下岗，“低保”和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随之而来的是风起云涌的打工潮和“三农”问题的出现，企业竟然拖欠上千亿元的民工工资，致使他们求告无门，生活无着……。一时间，人的生活境遇和生存价值问题集中凸显，它牵动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成为各级领导和管理层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废止和失效，在我国各行各业中相继自发地喊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它既是对十年“文革”疯狂摧残人的物极必反，也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回应。最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中国的改革要以人为本，今年的经济工作也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普遍原则和新时代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理念。诚然，以人为本首先是个政策和实践问题，针对的是各种以人非本的现象，但是从学理层面揭示以人为本的真实内涵，探寻马克思相关的思想表述，必将有助于增强对以人为本的思想认同感和实践使命感。
一、管理层的工具性古训
近代以前，人的自我意识还很薄弱，只有有闲阶层中的少数哲人和思想家才有可能在观念中反思人自身。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竞争剧烈，加之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在人的观念中残存着许多动物性的意识。霍布斯就认为，他那个时代“人对人就像狼”一样，总是处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马克思对封建制度动物性本质的概括则最为深刻和精彩。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等级制度具有明显的兽性特征：“由于出生，某些个人同国家要职结合在一起，这就跟动物生来就有它的地位、性情、生活方式等等一样。国家在自己的要职中获得了一种动物的现实。”[1]而君主的形体决定了他的尊严。这样一来，在国家最高峰上面作决断的就不是理性，而只是肉体的本性。出生像决定牲畜的特质一样决定了君主的特质”。因此，“贵族的秘密就是动物学”[2]，至于“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也就是动物所希求的；……庸人的世界就是政治动物的世界”。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3]
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这种轻蔑人的动物性意识相平行，历史上还一直涌动着一股重视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溪流。不论等级制度多么森严，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差别和人身依附关系多么令人窒息，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人都是人，人作为一个类，彼此是相同的。因此，人与人之间不仅存在着冷漠、轻蔑和敌视，也存在着怜悯、同情、尊重和爱。以人为本就是发自统治者、管理者和决策层对人的依重和青睐。
以人为本原本是个工具性的口号，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的治国原则。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4]在管子看来，成就王霸之业，必须从人做起，把人的问题理顺了，国家也就强固了。这段话明确地宣示，称王称霸是根本目的，以人为本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对以人为本的这种工具性的理解，后来演化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即当官一定要为民作主，造福一方，官作为民之父母，就要爱民如子，因为民贵君轻，民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此等等。于是，重视民众的生计问题，并以此为手段最终达到夺取或稳固自己统治的目的，这就成了以人为本口号的最初也是最低层次的涵义。
显然，工具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在人的总体观念上打上了浓重的主从关系的烙印。它把人明确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即作为目的的提出者和实现者的主人、超人、人上之人，他们在实践中体悟出人之重要，感到一切必须以人为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部分是民，即被主人驱使作为实现其目的工具的仆人、下人、一般人，他们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中失去了自己作为目的性存在的意义，其全部价值就是为官或为主人而存在。对以人为本的这种工具性的理解是狭隘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一生十分重视人，并且也曾有过类似以人为本的思想表达，但他一直反对把人分成贵贱高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对旧唯物主义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产物的有价值的观点提出过批评，指出：“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只去教育别人，而另一部人只能接受他们的教育。“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5]
以人为本的工具性涵义虽然是始初的、低层次的，仅仅反映了上层的开明意愿，但是它在人类思想史上却是个巨大的进步，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6]人类历史就是从兽性到人性、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史。兽性与人性、野蛮与文明的界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层次和水平，即人如何对待他人和自己，能不能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这也就是后来演绎出来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各个时代的统治者，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7]，而统治者的财富和权力使他们在如何对待被统治者问题上起着决定和关键性的作用。以人为本能够从近代以前的动物性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中脱颖而出，体现了人类历史演进中人性和理智的一面。正是由于历史不是持续不断的暴政史，还有明君、德政、善举等让步政策和体仁恤德的另一面，人才没有被自身的动物性所吞没，才得以在饥饿、战乱、暴政的缝隙中生存、繁衍和发展。所以，以人为本对人类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以人为本，人类历史也就不堪想像。诚然，以人为本也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就像今天人类的生存要求善待自然，确立生态伦理观念一样。但是统治者也并非全体都信奉以人为本，而只是其中少数智者和贤能之士才能想到做到。单就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以人为本是历史长夜中不断闪烁的人性和理智的火花，是有望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升华的人类文明的希望之光。
二、大众性的平等理念
如果说以人为本在历史上最初仅仅是作为少数统治者对广大民众的开明意识而出现的话，那么，自近代以来，以人为本就发展到它的第二个形态，即所有人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而这是马克思在他的早期文本中经典表达的。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这句话与中国的以人为本的古训字面相近，但意思非同，是对以人为本的进一步深化和补充。
以人为本是一个不完整句，明显地隐去了“以”前面的主语，实际是说官员们以人为本。因此，这里表述的不是普适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特指的少数人即统治者、管理者与大多数被统治、被管理的民众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则突破了以人为本单纯囿于从主从关系来看人的狭隘眼界，把人摆到了彼此相同、相互平等的历史平台上。
人的最高本质等同于人的根本，或者说人的根本就在于人的最高本质。最高本质是相对于人的局部本质即人的自然本质、意识本质、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而言的，人凭借这些本质或本性而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是这些本质中每一个单个本质都是片面的，它们的存在和自立都依赖于一个更高的本质，即类本质。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因此，人的类本质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的自由自觉活动不仅为人的自然、社会、意识和审美本质提供了根据和依托，而且还把它们整合起来，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
人的最高本质即类本质是个天然自成、自满自足的概念，它排除了一切外在性或对象性的理解，只意味着人自身或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自身之外还有什么？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神，但是神是虚幻的，它不但不能寄寓人的本质，相反，神倒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次是自然，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10]，它不但不能从自身获得意义和理解，相反，只有从外在方面、从人那里才能提供对自然界的真正理解和说明。现实的自然界不是脱离人的，而是人化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就是人自身的关系。所以，人的类本质既不是神赋予的，也不是自然界生成的，而是内在于人的自身实践活动中，人通过实践和生产这种“能动的类生活”，才创造出自己的类本质。所以，人的根本或人的最高本质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人或人自身。
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或“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命题推出了一个与以人为本不同的全新论断：人不是超越于自身之上的外在主宰的工具或手段，人至高无上，顶天立地，人自身就是终极目的和最高的价值存在；人至大无边，是世界的全部和一切，如马克思所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1]，“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2]在这个意义上，人不应被超人的主宰当作“本”，人作为一个类，与生俱来就是“本”。“人为本”与“人是本”表面上一字之差，但已进入两种不同的境界：“人为本”反映的是超人主宰与人的外在性的关系，“人是本”表明的是至高无上、至大无边的人的内在关系。在这里，人不是被视为本，而是人皆是本。所以，人在根本上彼此相同，人与人之间只能相互平等，这就扬弃了以人为本蕴含的主从关系而进入到人皆是本的平等境界。
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命题是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面临的反封建大背景下提出的，其矛头直指宗教和等级制度，目的在于揭露封建等级关系的动物性的机制和实质，恢复“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这只能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把自然、世界、社会、国家都交给人，把人的类本质归还给人，使人能够平等地享受社会和自然的一切恩惠。社会不平等是一切压迫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最鲜明的特征，反封建首先就要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把人从等级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而平等就必然带来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是偶然的，它抓住了封建制度的要害，是对封建主义的致命一击。
德国在当时的欧洲是尚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与法国相比，它不仅经济落后，而且宗教与封建等级制度纠合在一起，广大民众地位卑微，人身依附关系严重，社会平等问题特别突出。在德国无论是批判宗教或是反封建斗争都需要有一个体现平等要求的口号和纲领来指引，如马克思所说，最后都必然要“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3]，实现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为目标的政治解放。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4]然而这种回归在历史上却有不同的层次和水准。马克思把人的解放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解放，这是指彻底消灭异化和私有制，使人作为一个类真正获得完全平等的解放，它相当于共产主义革命和理想社会的实现，“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5]另一种是政治解放，它推翻了专制权力，摧毁了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使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使人变成彼此权利平等的个人。因此，政治解放相当于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政治解放的典范，它所开创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德国的现实还远远谈不到人类解放问题，马克思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也就是争取社会平等政治解放。法国是德国的榜样，所以，马克思认为，当“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6]
政治解放不是虚枉的，它所铸就的社会平等也需要一系列“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来保证。马克思说：“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已的人。……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国家通过人权承认正是这样的人。”法国1793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把平等、自由、安全、财产规定为每个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承认利己的人和他的人权与自由，更确切地说，“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7]平等、自由、安全、财产就是构成人的生活内容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政治解放对人权和这些要素的肯定使资产阶级革命开创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并构成以人为本的坚实基础。
三、公仆们的服务意识
以人为本的第三层涵义是领导者和管理者们一改作为民之父母官的常态，视黎民百姓为衣食父母，而自己不过是服务和造福于民生的仆人。这与以人为本的工具性理解截然对立，实现了领导者由主人到仆人、由管理到服务的历史性转变，也超越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平等关系，是在更高的境界上向人及其类本质的回归。而这个境界也是由马克思首先开启的。
马克思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一向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视为自己学说的终极使命。他困苦的、颠沛流离的一生就是他为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崇高事业而献身的真实写照。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8]这是马克思对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与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代表和服务关系的纲领性说明。在马克思一生唯一经历的、仅存72天的巴黎公社伟大实践中，他看到了新社会的曙光，紧紧抓住这个珍贵的典型，从中总结出未来理想社会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新型关系。马克思认为，千百年来的阶级统治完全颠倒了政府与民众的真实关系，国家一直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把民众置于被支配和被统治的服从地位。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全社会面前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19]这里，马克思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新社会的组织和建构的原则，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而只能是社会的公仆，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最能体现这一根本转变的是，巴黎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20]这样，一种新型的关系产生了：政府及其各级领导者、管理者被剥夺了一切特权，他们完全以勤务员的身份出现，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仆，而广大民众却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被赋予随时监督和罢免各级官员的莫大权力。
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科学总结，他说：“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也成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桥梁。”[21]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采取这些措施，只有这些措施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
由马克思总结、列宁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的公仆精神是对以人为本内涵的新的引进和升华，它将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为解放全人类而无私献身的博大胸怀和高远境界带到以人为本中，使以人为本在工具性和平等性涵义之外又增添了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内涵。类似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伦理史中虽不乏见，但都局限于一般的道德教化层面。唯独马克思的公仆思想既有专门所指，即指谓领导和管理层，又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相接轨，具有深邃的历史和理论底蕴，是以往一切类似思想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革命战争，先烈们的流血牺牲最有力地表明了革命事业的利他性和奉献精神。毛泽东把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宗旨凝聚成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人民服务。自从他以此为题，写出纪念张思德同志的著名文章后，半个多世纪来，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凝聚为现代民族精神，融入到一切革命者的思想和工作中。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掌国家大权，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地位和条件的变化，许多共产党员作了官，当了领导，虽然本质上还是人民的公仆，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人民的上级，弄不好就会走向反面，当官作老爷，官僚主义，高高在上，甚至贪赃枉法，腐败堕落，为人民所不齿。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党和毛泽东一如既往，不断地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特别是针对如何用好管好干部问题，发动了“三反”、“五反”、“四清”，整党建党等运动，目的都在于维护干部的良好形象，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尽管这些运动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最后发展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大片，但毛泽东的初衷是好的。他深知，社会主义也有一个吏治问题，选不好干部，管不好干部，就会导致贪官成片、腐败成风，而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本质不相容的。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就心中装着人民，把人民的生活、利益、命运作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为此，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和生产力标准，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构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总之，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宗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22]
马克思的公仆理论与毛泽东、邓小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作为公仆，必须为人民服务；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尽到公仆的职责，公仆和服务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不仅是公仆，即使作为主人的人民群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为人民服务是相互的，只要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也就包括了为自己服务。因此，这是一种我为人人与人人为我的双向互动关系。马克思在描述“被积极抛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即未来理想社会条件下的人际关系时，曾接触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即“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23]就这一点来说，为人民服务作为以人为本的高级形态比马克思的公仆思想适用范围更宽泛，意义也更为深远。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进一步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继续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与新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结合在一起，使之代表的人民利益更具根本性和时代性，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在承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同时，出台了更多人性化的法规，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利益、安危、冷暖。作为这一系列远思的凝聚，以人为本如期而至，终于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的重要原则和口号，也凸显了新的治国方略和特点。
四、以人为本的实践意义
以人为本犹如实事求是，它言简意丰，充分显示了中国语言包容宏大内涵的特点。实事求是原本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之意，经过邓小平的锤炼，现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人为本只不过是对人的高度重视之意，现已成为新时期一切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当以人为本的学理层面被揭示出来以后，如何在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成为我们面对的迫切课题。
就当前中国的现实来说，坚持以人为本的主导方面主要还是要求决策层、领导层、管理层在制定政策和在领导与管理实践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其间学理层面的三重内涵已化为三重要求，它们交汇融通，在决策和实践中共同发挥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作用下，以人非本现象的发生有其不可避免性。坚持以人为本的最低要求是，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境界，也不问是否真正赤诚和崇高，都必须表现出对人的重视和善待。在三资和民营企业火爆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尤显突出和重要。伦理泛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现在各行各业无不举起道德的旗帜。善待对象、善待世界、善待动物甚至植物已成为共同的呼声。在这种形势下，重视和善待人已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起码要求，做不到这一点，也就等于把自己降低到非人的水准。在当今人类的动物性大为消解的时代，只有非人才能做出以人非本之事，他们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的水平，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奉行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4]
与之相比，资产阶级革命开辟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践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揭示了人的至高无上和至大无边的特质，把人与人之间唯一可能存在的相互平等关系还给了人。人们相互之间只要能以平等为基础，能像对待自己那样去对待别人，那么，对人的重视、善待、尊重、关爱就自然随之而生，以人非本的现象也就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以无辜平民生命为代价的恐怖袭击等以人非本的现象大都与轻蔑人的极端的宗教、文化背景相关；而支助科技发展、关心儿童成长，救援疾病灾害、增进人类健康等慈善福利事业在发达国家则屡见不鲜。从中可以窥见平等意识、人道观念给传统认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中国是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文化洗礼的国家，漫长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人的意识中的平等缺失。几十年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熏陶虽曾有所补遗，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正在崛起，但仍不足完全抵挡封建等级制厚重的思想底蕴的浸染。在这种氛围下，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是被首先看成是人与人之间应具有的平等关系，而是被视之为上下主从和高低贵贱，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分工外在化、等级化，丧失了人所固有的内在的平等本性，发展至极就会导致一系列以人非本现象的重演。培养和推进平等意识、高扬人道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关键一环，因为平等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它不需要具有高远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操，是一切人都应具有的普遍意识，也是一般民众的基本要求。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下属，这对他们来说，是最低的要求，也是他们应该和能够做到的。因此，把以人为本置放于平等性的基础上就会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和同情，并对少数人的以人非本行径形成高压态势，有利于以人为本的贯彻和实施。
当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以人为本的崇高意境当属公仆观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不仅扬弃了以人为本的工具性理解，而且超越了平等性观念，是一种忘我无私的彻底奉献精神。只有以这种精神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才能遵循正确的大方向，才能把我们对人的重视、善待融汇到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洪流中去。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以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以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平等性理念为基础，充分肯定工具性理解的实际意义，并不断把它提高到平等性理解的层次上去。以人为本的各个层面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彼此交错、相互融汇在一起的。无论是出于什么思想水准和动机，对人的生活和境遇的终极关怀总是体现为最后的结果。但是同一结果的出发点可能是出于工具性的考虑，也可能是平等理念所驱使，还可能是天职和使命感召唤的结果。这个结果不管是以政绩、形象工程、GDP统计数字等什么形式来体现，最终都要表现为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被领导和被管理的下属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有所改善。如果千千万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们都能把以人为本说在口里、记在心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上，那么即使由于综合国力所限，以人为本的总体水平尚不甚高，还有许多疏漏之外，也必将使中国的现代化能够避免西方当年代价过大的复辙，从而闯出一条以人为本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历经几百年，是一条漫长的痛苦之路。在英国曾经历了羊吃人的时代，马克思也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5]他还曾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带来的人性的泯灭和人的价值贬损作过经典式地概括，他说：“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26]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以睿智的目光，汲取历史上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适时地提出包括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现代化理念，这是一条人性化的现代化道路，是造福于当代和恩泽于子孙后代的光明之路。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个新鲜事物，它所遭遇的问题虽已久远，但过去对此一向未能充分体悟和认真反思，因此也就拿不出足以应对的理念和实践。现在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已经形成，但思想理论层面的深入研讨还很不够，实际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还有待于不断地探索，特别是在以人为本的认定、监督和处置上还留有大片的空场，召唤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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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