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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以人为本”——兼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作者: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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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大学

来源:《哲学研究》2004年第10期 作者:叶汝贤

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治国理念的重大突破。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实践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例如,能否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其本质和核心;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内涵,这个“人”指的是“类”意义上的,还是指的“民”;“以人为本”是历史观还是价值观,它同人本主义是什么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理论界分歧很大。这些分歧表明,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本文打算讨论“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问题,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是弄清其余问题的关键。

一、“以人为本”≠人本主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以人为本”是一个人本主义命题,或者说就是人本主义。持这种观点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人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不赞成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另一种情况是对人本主义持肯定立场,认为“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种治国原则,它还应该是一种哲学,一种“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哲学的贯彻。这两种意见是对立的,但在对“以人为本”的解释上却是一致的。然而,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人本主义,把它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根据。

人本主义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观。它由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始创,中经法国启蒙学者的人性论论证,到18世纪初才由费尔巴哈完成。费尔巴哈哲学就叫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规范“以人为本”,“人”具有本体论意义。以后人本主义虽经诸多变化,其基本观点始终未变。在这里,人本主义与“以人为本”确实是一个东西。

但是,主张“以人为本”、却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人”的政治家、思想家大有人在。在欧洲以外的国家,早在人本主义产生以前,就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提出过“以人为本”的命题,或“以人为本”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之类的话。他虽把人当作价值标准,但这里的“人”没有后来的人本主义所主张的本体论的含义。因此,我同意张奎良教授的看法:古已有之的“以人为本”口号只有“工具性含义”[4]。但我想补充一句:这个概念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如超出这个含义,这个极具实践特点的概念就只是形而上的幻觉了。张奎良教授认为,“以人为本”具有本体论意义,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观点。[5]我反复作了研究,感到上述看法需要进行深人的讨论。

张奎良教授认为,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本体论都是与人无涉的,都不理解世界的属人性质,都是在人的实践和创造之外去设定世界的终极原因和构成,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把对世界之本的追寻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说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本体论都与人无涉,有点牵强。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派别不都是把精神(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当作本体、当作世界的终极原因吗?不都是把现实世界当作人的精神产物吗?怎么能说他们的哲学本体论与人无涉呢?至于说马克思把“世界之本”的追寻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中,主张人是世界的终极本质,理由更不充分。张奎良教授最近两篇论文都引用马克思一段话作为根据:“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结论是:“只有人才是自然界的真正之本”。看来弄清马克思这段话是一个重要关键。

我认为,以上看法是对马克思的绝大误解。1990年,我在《现代哲学》第3期发表《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笔名刘签)一文,曾对这段话作过分析。我的结论是:这段话实际上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是正面表述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异化,绝对精神构成自然界的真实内容,它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自然界只有被扬弃的外在性意义。因此,不同抽象思维相联系的自然界也就是“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批判黑格尔把抽象概念作为自然界之“本”,而不是论证“人是自然界之本”。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人化自然”的思想,这无疑是超越费尔巴哈等一切旧唯物主义者的带有根本意义的思想。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创造性,但认为人的这种创造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产品的材料。”张奎良教授说,“人至大无边,是世界的全部和一切”,“人是本”,不应是以“人为本”。[4]对人的这种赞颂令人感动,但是,人的实践能力并不是“至大无边”的:历史已经证明,人对自然界的“统治”不能无边,违反自然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像张奎良教授认为的那样没有意义。现在世界上讨论这个问题可谓“议论纷纷”,如果没有意义,谁愿意花时间对此多费口舌。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以“人”与“神”相对立为主题,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而人本主义的当代形态—人类中心主义,则以“人”和“自然”相对立为主题,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的全部和一切。这样,人本主义就变成绝对化的主体性哲学。这样一种“主义”不应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二、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不例外,它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需要。这个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它继承人本主义又超越人本主义。列宁曾经说过,唯物史观包含两个基本观点:物质生产、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在这里准确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两个维度:历史规律的维度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维度。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唯物史观开始,就对这两个维度作了深刻的阐述。当初他们在批判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时虽然强调“唯物”、强调历史规律决定作用的一面,但也没有忽视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中就明确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而在第一次完整表述他们的历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强调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现实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明确指出“人是人类全部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很明显,这里的“现实人的活动”和这种活动的“物质生活条件”,讲的就是唯物史观的两个维度。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时对唯物史观两个维度作的经典性规定。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恩格斯,在他后来进一步说明这个历史观时,又明确地规定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明确地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历史是人所创造的,是人活动的历史。而人的活动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但又是有规律的。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规律。唯物史观的这两个向度及其统一,构成唯物史观完整的理论体系。从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向度,就很自然引出一个结论:人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所以,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见,“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从人本主义那里嫁接过来的,而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提出“以人为本”,只不过是适应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需要,重申唯物史观这一根本原则罢了。

三、两种“以人为本”的区别

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唯物史观讲的“以人为本”同人本主义哲学讲的“以人为本”有什么差别。两者差别的关键是对“人”的理解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两种“以人为本”的不同性质,决定了“本”的不同含义。

首先,我们看看历来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者是如何认识人、如何认识人的本质的。

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论证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对人的本质带有经典意义的人本主义论证。他认为,“我的本质”就是“我所吃所喝的东西”,“可喝的水,即能够成为血的组成部分的水是带有人的性质的水,是人的本质”;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的贡献是不仅阐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阐明神是人的创造物,阐明神的本质。这就有力地批判、打击了神学历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从神学历史观过渡到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新时代。但是,费尔巴哈同他的前辈一样,都是离开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把一种抽象的、自然产生的人的“共同性”当作人的本质。对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是“类”,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性”[2]。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随后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为什么会陷人这种抽象性:“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1]费尔巴哈停留在对人的直观上,关键原因在于他看不到人是活动的、实践的存在,因而陷人对人的抽象理解。

这种抽象性是所有人本主义的共同特征。人本主义的错误并非在于从人出发,而是在于这一作为出发点的“人”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相反,是“一般人”,是抽象的“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人的本质。唯物史观是在人本主义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进,它从现实的、感性的人出发,但并不停止于只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而是进一步认为人是“感性的活动”,从人的实践出发去揭示、阐明人的本质,从而在人本主义只看到人的自然的抽象的“共同性”的地方,只看到“人自身”的地方,看到了人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看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说明的是,唯物史观并未否认人性、人的自然属性,它只是反对把这种人性、自然性当作人的本质。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和人本主义同样主张“以人为本”,但对“人”的看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其次,由于对人的看法的抽象性,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所谓“以人为本”的“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和虚假性。人本主义历史观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神学历史观而诞生的。它打着代表全人类的利益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被压迫者的利益。但这模糊了它的阶级属性。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资产者为本,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资产者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一面对劳动者进行残酷剥削,一面高唱“以人为本”,这不是十分虚伪吗?实际上一切剥削者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尽管有些开明人物提出过“以人为本”,从未有过哪个朝代真正实现过“以人为本”,从来也没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只不过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统治术。

四、关于对人本主义的评价

上述关于唯物史观同人本主义的差别,已说明人本主义的性质,说明唯物史观对人本主义的超越。但这一说明还只是局限于两种历史观对“以人为本”的不同理解,进一步考察则可发现两者有着更深层次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差别:人本主义停止于对历史的直观上,停止于表面现象的表述;而唯物史观则揭示和表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展观是历史观的运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人本主义历史观是无能为力的。唯有唯物史观能够引导我们从现象深人到本质,发现其中的规律;只有唯物史观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在一些人发生误解,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人本主义的时候,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人本主义;强调唯物史观与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差别,我认为是必要的。这是前提,确定这一前提,才有可能正确地吸取人本主义的合理因素。

问题是人本主义还有没有现实意义?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压之下,我国学术理论界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对人本主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把其当作“反动”的东西加以拒斥。这种情况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结果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以及人的幸福、人权等等本来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东西,本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是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牺牲争取的东西,却成为我们理论建设的禁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史观,无疑是研究和吸收了人本主义的成果,但他们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发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因而对自身所包含的人的哲学向度只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对人本主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的研究还只是一个悬置的议题。因此,今天对于重建唯物史观来说,绵延几百年的欧洲人本主义思潮仍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们有必要研究人本主义的理论成果,用以补充、发展唯物史观的人的哲学向度。人本主义仍有理论意义。此外,在现时代,人本主义仍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任何一个伟大理论的产生、发展和作用,都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在世界上,人本主义存在和起作用的社会条件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同意郁建兴教授的意见,“人道主义在当代还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意识形态还不能马上被克服”[3]。因为世界上还存在封建主义制度,还存在人的异化和否定人的价值的现象。但是必须看到,人本主义在当代的解释力毕竟是有限的。人本主义描述了人的异化、苦难,但它无法揭示产生这种异化、苦难的根源,更无法找到克服这种异化、把受苦受难者解放出来的办法。我们不能对人本主义在当代的解释力估计过高,更不能把它作为党的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57,1960:50,118,33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2:18.

[3]郁建兴.人道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J].哲学研究,2004(3).

[4]张奎良.马克思视域中的以人为本[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5]张奎良.“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J].哲学研究,2004(5).

责任编辑:张国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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