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4期 作者：刘放桐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两个影响最大的思潮。它们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毕竟有不同特征，可以而且应当分别予以研究。关于科学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也较多。人本主义思潮的某些流派（例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虽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从整体上对这一思潮进行研究（例如这一思潮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同倾向和差异，等等）则不多。本文拟就人本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作一初步分析。

一、从古典人本主义到现代人本主义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泛指一切从人本身出发来研究人的本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由于对人的具体解释各异，人本主义在性质上和表现形式上也不相同。有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也有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Humainsm有时译为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通常是一致的，但所指的范围略有差异。后者（人道主义）主要是指谈论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学说，偏重于道德伦理的含义，前者除了包含道德伦理的含义以外，往往还包括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换言之：它往往指一种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的哲学理论，因此范围更为广泛。

近代西方哲学从它开始形成的时代起，就已出现了人本主义的倾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从哲学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本主义运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的格言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他们主张用人代替神。这里的人是具有五情六欲的人，而不只是抽象的人的观念；但他们撇开了人的社会性，从这方面说又是抽象的人。人文主义者反对和嘲笑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经院哲学，要求运用和发扬人本身所固有的理性力量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使之服从人的目的。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主张面向自然、服从自然的唯物主义是一致的，有的人甚至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这种人本主义与依靠人们正常的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来认识世界的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是一致的，与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的伦理学上的乐观主义以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也是一致的。

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唯物主义者以及十九世纪初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挂上人本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招牌，但他们的思想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他们进一步把关于人的学说与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肯定结合起来。十九世纪上半期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主要哲学观点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极为接近，但他嫌弃唯物主义这个概念，而称其哲学为人本主义。他认为，真正的哲学的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应当是人以及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界，肯定神的本质正是人的本质，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本质和特性创造了神。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将人的本质异化了的产物—神学和思辨哲学还原为人学或者说人本学。在认识论上，费尔巴哈反对各种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要求人运用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能力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费尔巴哈的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由于撇开了人的社会性、特别是人的社会实践来谈论人，把现实的、社会的人归结为抽象的、生物学的人，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资产阶级哲学中，不少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也纷纷把人当作他们的哲学的核心和归宿，他们往往从对人本身的研究出发来研究世界以及一切其他哲学问题；有的流派和哲学家甚至标榜要恢复被压抑或异化了的人的本性和本质，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发扬人的个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这里所说的“现代”，是相对于“古典”而言的，它包括了一部分属于“近代”的内容。

从某些方面来说，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倾向无疑存在着某些思想联系，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原则的区别。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自沿着不同的思想路线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是对从文艺复兴到费尔巴哈的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倾向的否定。这主要表现在：它抛弃了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否定了它所颂扬的人的理性以及通过理性对自然界的认识，否定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进步意义，从而也丧失了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对人类的现实生活和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如果说，从文艺复兴到费尔巴哈的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倾向总的说来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的话，那末，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虽然也包含了某些积极内容，但总的说来是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起着反对历史的进步传统、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对古典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倾向的否定，与西方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虽然存在着，但没有明显暴露，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大体是相符合的。正因为如此，从文艺复兴到费尔巴哈的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往往能够与世界观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上的乐观主义以及快乐主义、功利主义相一致。然而，从十九世纪中期特别是西方各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越来越明显暴露和尖锐化，从而在经济、政治、思想、精神等各个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危机。在这个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没有给人们带来现实生活的幸福，反而引起人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引起绝对和相对贫困；以理性为基础的飞跃发展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保障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发展，反而使人被物所支配；而在自由、平等、博爱等说教后面更隐藏着人们彼此的欺诈、敌视以及他们的卑鄙龌龊和道德败坏。社会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尖锐的冲突和惊人的不协调，意味着古典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对人的自由、尊严、人们之间的爱以及对理性王国的颂扬，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中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那些力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未能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支配的思想家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人们越是把人当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把对人的解释与对自然的解释统一起来，就越是会把人当作某种附属品，看不到人的本质；人们越是发扬理性，发展科学和生产力，越是把自由、平等、博爱等当作普遍的人权，就越是会压抑人的个性，使人受制于物、科学技术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因此，他们要求把人本主义建立在反唯物主义、反理性以及各种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与反理性主义思潮往往是一致的，二者有时甚至被当作同义语。而这也正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根本特征。

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色，他们之间还进行着各种争论，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但与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相比，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各派哲学家；大都肯定本体论和世界观问题在哲学中具有首要意义。他们认为，现代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给人以世界观，以便给人的生活指出正确方向。他们有的人甚至把哲学基本问题归结为本体论问题。对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排斥本体论问题，他们作了种种批判。例如，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最主要的流派之一——存在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一再声称，以人的存在为对象的本体论问题是他们的哲学的核心。他们都认为，如果离开对人的存在问题作本体论的研究，那么一切其他哲学问题都将失去根基。

在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来谈论自然和世界的本质，即谈论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上，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虽然与资产阶级古典的人本主义者有着类似之处，但他们对人的解释与后者有着原则区别石他们往往把人的存在归结为孤立的个人的精神存在。而所谓精神又是人的认识意识之外的精神，即非理性的情感意志。这种情感意志不是可以对象化的实体，而只是作为主体的纯粹的创造活动，是一种神秘的意志力、生命力。它们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只有凭个人的内在的体验、直观才能达到。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为个人所独特地具有的情感、意志，才能表现个人的真正的存在，才是个人的真正的本质。至于人的自然属性、人具有肉体的存在以及人生活于社会之中等等，都不是人的真正的存在。因为如果从人的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来看人，那就会把人当作是与其他自然对象或社会对象、没有本质区别的对象，掩盖或抹煞人的真正的存在，就会把人不当作人，而当作物、当作东西、当作对象；换言之，就会使人“异化”。他们异口同声地标榜反对“异化”，标榜要使人从“异化”状态下解脱出来，恢复人的本来面目。应当承认，人本主义思潮的某些哲学家在一定意义上的确看到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被“异化”的事实，看到并揭示了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但他们却由此否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真实意义，从而对人的存在、以至对整个世界的存在作了神秘主义的、唯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解释。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对人的存在所作的这种解释，决定了他们把人的存在置于正常的认识之外；当他们把人的存在的特征外推到整个世界时，也就把世界的本质置于正常的认识之外了。在他们看来，人的真正存在以及与它相似的世界的本质的存在是一种纯粹的活动性，它是绝对自由的，不服从任何规律，从而也不能用理性的概念及作为其外壳的语言来表达。因为任何概念和语言都是某种僵固的东西，如果用它们来表达活的东西，那就会使后者受到歪曲，使之失去真实性。为了达到人的真正存在以及宇宙万物的真实本质，只能依靠非理性的直觉。这种直觉不是作为一般的认识形式，它先于或者超于主客分立（而任何认识都是以主客分立为前提），它不是从逻辑根据或感官的指示获得力量，而是从内在的激情、信念或者本能冲动获得力量，从而使人们直接地领悟到了存在本身，或者说直接与存在本身融而为一，避免了对存在本身的歪曲。他们由此把直觉当作达到实在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包括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在内的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也曾把直觉看作达到实在的最高方式，但在他们那里，直觉总的说来并未与理智的认识形式（感性的或理性的）相隔离。然而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哲学家那里，直觉却排除了任何逻辑的论证和客观的根据，这就为作任何主观随意的解释开辟了道路。事实上，他们对直觉的」解释不仅是各种各样的，有时是直接相互抵触的。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承认，人们在日常生话中、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中，要使用理智的认识形式和方法，承认科学知识是用理智的认识方法获得的，是用理智的认识形式表达的。但又认为，正因为如此，科学知识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实在，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本质。因为运用理智的方法只能达到事物的外表，用理智的形式也只能表达外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科学只能及于物质的东西，而不能及于道德和价值等精神的东西；科学只有使用的价值，没有真理的意义；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不管怎样严密都只是一种人为的虚构。他们将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必须超出理性及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范围以外，才能建立真正的哲学。这与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者对理性和科学的颂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上，许多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声称反对以往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这是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以及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使以往那种把世界上的一切看作是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遭到了破产。他们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如果说，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主要是宣扬庸俗进化论的话，那么，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则主要是鼓吹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其中有的人还贴上了辩证法的标签。但这种辩证法是非理性的，是排斥规律性的。他们之反对以往“形而上学”，实际上也不是反对其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本身，而是反对其理性的表现形式。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在阐述其方法论时，一方面对人的存在以及由人外推出的作为事物的本原的神秘的生命力、意志力的存在，作了极端主观主义的、唯意志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又对自然界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作了极端机械论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能动性，它使人不断地否定过去，创造将来。人的存在就是他自己的否定和创造的行动。这种能动性不受任何限制，不为任何外部条件所限制，也不遵循任何普遍的规范或法则。因为制约性、规律性、必然性等等在此根本不能发生作用。人的活动、生命力的活动都纯粹是偶然地发生的，人永远是自己选择、设计、规定和创造自己。有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例如萨特等存在主义者）甚至宣称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而这种绝对自由意味着人对一切均可以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所鼓吹的所谓辩证法，指的主要就是这种纯粹主观的、否定的“辩证法”。至于自然界、外部物质世界，在他们看来则是纯粹消极被动的。某些自然事物（例如有机物）之显得具有生气，仅仅是因为在它们背后有与它们完全不同的、神秘的生命力在支配着。它们作为物质存在本身，则是绝对僵死的。有的人由此还宣称在自然界没有辩证法。

与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相比，人本主义思潮各派哲学都更为注意对社会历史问题的阐述。因为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作为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的人的活动的领域。古典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同样把人当作他们的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对作为资产阶级化身的人的命运和前途充满信心。尽管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历史理论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范围，但毕竟还具有某些进步的、建设性的内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的社会历史理论从整体上来说，则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因为他们对社会历史往往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并带有明显的悲观失望和消沉颓废的色彩。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以往社会历史（特别是基督教兴起以来的社会历史）是按照理性派思想家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在这里，集团、组织、社会以及各种被认为不可违抗的法规法令、宗教戒律、道德规范等等都给个人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妨碍了个人的自由创造，扼杀了个人的独特的个性；人们受到物质的东西的引诱，往往把追求功利、追求对物的控制以及物质生活的幸福当作生活的目标；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反而成了物的奴隶，为物所支配。这一切都使人“异化”了。

应当指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对以往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病作了不少揭露，其中也包含了某些合理的因素。但是，他们歪曲了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源，不加区别地否定任何对个人加以限制的制度，否定任何功利的观念。他们认为，为了实现人性的解放，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就必须使个人摆脱一切外来限制，使个人的意志自由不受任何干涉；就必须鄙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他们所憧憬的社会，正是一种保障个人绝对的意志自由的社会。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不管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中），个人绝对的意志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最鄙弃现实的物质生活的人，也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客观的、物质的环境中，总要受到环境的某种制约。这些，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当然不能完全否定，但他们不是由此抛弃其错误理论，而往往使之与悲观颓废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认为现实人生总是役有希望的；有的人甚至由此而投入宗教信仰主义的怀抱；也有的人鼓吹冒险主义，主张为了获得个人绝对自由，可以孤注一掷。

这种对社会历史的极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解释，也使他们作出了各种极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政治结论。有的人走向极右，为法西斯式的狂人的独断妄为张目，公开鼓吹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对付其他人；有的人走向极“左”，宣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现代西方的许多极右的和极“左”的社会政治理论，往往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十九世纪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肇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从这一思潮的具体的历史演变来说，可以把德国唯意志主义者叔本华（1788-1860）和丹麦神秘主义者克尔凯郭尔（1813-1855）当作其开创者。他们最早公开举起反理性主义的旗帜，在探索人和世界的真正的内在本性、维护人的价值和使命等口号下，对包括资产阶级古典人本主义倾向在内的欧洲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公开的挑战。他们要求使哲学摆脱外在的虚幻世界的引诱而回复到内心世界，以此来改变欧洲哲学思想发展的方向。这正是后来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所发挥的基本思想。

叔本华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他不攀反对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的学说，也反对经验派和理性派唯心主义关于感觉经验或理性概念（如绝对观念）第一性的学说。他认为，它们的根本错误，是把认识的条件实体化了，使之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在他看来，任何认识都是以主体和对象的分立为条件的，其中对象总是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是由主体加工改造的，是由主体用先验范畴构造出来的。离开了主体就不能存在。物质、感觉经验、理性概念等都是认识论的范畴，是作为认识条件而存在的，因此同样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它们只能是现象，不能是实在。叔本华的确抓住了朴素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说明主客观关系的弱点，以及以往唯心主义把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感觉经验、理性概念绝对化、实体化的错误。但他由此走向了另一极端：把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完全割裂开来，借口主客观关系只能是一种认识关系，根本否定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把人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当作只是人的表象，以致宣称“世界就是我的表象”。

叔本华认为哲学的真正任务是超出现象而达到自在之物，即达到世界的真正存在。为此，应当抛弃主客分立这种认识的形式，抛弃物质、感觉经验、理性概念等认识论的范畴，而仅仅依靠超出了主客对立的直觉。如果就人本身来了解人，从人的内心深处来寻找人，就可发现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他认为这就是人的情感和欲望，或者说人的意志。一切作为认识对象的外部世界都是相对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一切作为认识方式的感性、理性都是人的意志的工具。而意志的最基本的属性，就是求生存，意志指的也就是生存意志（或者说生活意志、生命意志）。只有生存意志才是本体、自在之物，整个世界亦即生存意志的世界。这就是叔本华的著名的唯意志主义。从唯意志主义出发，叔本华又推出了悲观颓废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人生是由意志所支配的，意志就是欲望，而欲望意味着痛苦，人生永远是一场悲剧。为了摆脱痛苦，叔本华号召人们脱离现实，抑制欲望，否定现实的生命，从而进入无我之境。这就是他所鼓吹的极端的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

克尔凯郭尔同叔本华一样，公开用反理性主义否定传统哲学，特别是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他把注意力集中于描述人的内心生活的存在，孤立的、主观的个人或者说“唯一者”被当作其哲学的出发点，认为只有唯一者、孤独的个人才是真实的。因为只有他才能与上帝发生有意义的接触，而没有这种接触，个性就不能达到自我实现。如果把个人当作是全体的一部分（例如黑格尔把个人当作是绝对观念的体现），那就等于否定个人。当然，克尔凯郭尔在外表上没有否定个人以外的他人、社会和世界，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无个性的抽象物，只能作为个人的阻力而存在。它们沉重地压在个人身上，把种种冷酷的限制加诸个人，使个人无法逃脱。换言之，个人以外的世界是一个与个人疏远、敌对、陌生的世界，个人总是孤立地站立在这个与他疏远而又陌生的世界之中。

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孤独的个人不是指具有现实存在意义的个体，而是永远处于变化、生成中的精神的自我，孤独的个人总是在世界中奋斗。许多西方哲学家据此把克尔凯郭尔描绘为“辩证法家”。但他的这种“辩证法”否认变化生成具有一定的规律，它只是意味着个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绝对自由地去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个人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总是焦虑不安，其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冒险。所谓孤独的个人存在、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它不能用人的感觉经验或理性概念来表示，而只能依靠非理性的内心体验。个人只有处于非理性意识中，才能生动地体验到他所具有的恐惧、厌倦、忧郁、绝望、痛苦、热情、模棱两可、暧昧不明等等心理状态，而这些正是个人的真正存在的特性。克尔凯郭尔的这些观点，具有明显的悲观颓废和腐朽没落的特色，它体现了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支配的个人在隐伏着危机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中的困境。由于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他的哲学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他本人在以后半个多世纪几乎被人遗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才被存在主义者重新抬出来，追认为他们的先祖。

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在十九世纪中期所开创的反理性的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由尼采（1844-1900）以及德法生命哲学家所承袭了。

尼采力图克服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的悲观颓废色彩，使之变成一种无限制地进行自我扩张的哲学。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十九世纪末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他把“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打倒偶像”等口号当作他的学说的出发点，其主要含义是否定理性派哲学的传统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他用权力意志代替了叔本华生存意志。尼采认为，就人的意志来说，其本质不只是求生存，而是渴望统治、权力，也就是不断地创造、表现和扩张自己。正是这种权力意志派生并决定了人的生命中所发现的一切。他由此进一步推论出一切生物以及整个世界的本质都是权力意志。

尼采认为，个人对自己的行动的评价以获得权力为最高标准。个人本能地是利己的，这种利己的意志丝毫不应受任何约束。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而且应当不择手段地去对付他人。生命的原则就是使用暴力，掠夺、征服和践踏异己者、弱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剥削、压迫等都不是不道德的，反而是维系社会进步的条件，否则社会就要退化、解体。也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尼采不仅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反抗活动切齿痛恨，也对包括古典人本主义倾向在内的理性派思想传统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以及基督教的普遍的爱的说教横加指责，认为它们导致了人的堕落和退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的动乱和危机。为了避免人性的进一步堕落和社会的解体，尼采提出人类应以“超人”为自己的目标，期待“超人”来挽救。只有出现了“超人”人类才有远景。“超人”是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扩张自己的权力；“超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他本身不受任何法规的约束；“超人”是道德和真理的准绳，本身却不受这些准绳的节制。总之，“超人”是人类进化的顶点，他将使人的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尼采哲学后来被德意法西斯势力当作自己的理论工具，后者公开承认尼采是他们的先师。但是，尼采要求与旧传统决裂，强调发扬个性，后来也被一些宣扬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援引。

十九世纪后半期德法的生命哲学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一脉相承。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生命现象神秘化，当作宇宙万物的根本动力和真实基础，认为一切事物均出于生命的创造。生命本身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一般的精神（感性、理性），而是一种纯粹的创造力、活动力、能动性。对它们不能用经验和理性去认识，而只能依靠非理性的本能、直觉去领悟。从时间上说，德国生命哲学出现较早，其主要代表是狄尔泰（1833-1911）和齐美尔（1858-1918）等人。他们的理论重点是制定所谓精神科学（历史和文化科学）的方法论。就对生命哲学的基本理论的阐述说，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的理论更有代表性，他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仍继续活动，不过基本思想在十九世纪末即已形成了。

柏格森宣称他的哲学的使命是揭示人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给人指出生活和行动的新方向。与叔本华、尼采等人不同，他力图避免使他的哲学与科学明显地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他明确承认科学的价值，但认为科学的认识应从正确的前提出发，而这正是他的哲学所要提供的。柏格森竭力渲染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与机械自然观不能解释这种发展的矛盾，这的确抓住并揭示了机械论的许多缺陷。但他又由反对机械论走向了活力论，认为一切活的、有生命的现象不服从决定论。

柏格森哲学中的最基本的概念是“生命冲动”、“绵延”、“真正的时间”，它们往往同义，主要是指生命的活动和过程。这一过程处于空间之外，不是物质的特性以及物质发展的产物，而是隐藏于现实的物质和生命之后的一种神秘的生命力。它只能通过非理性的心理本能活动体验到。他有时甚至把“生命冲动”直接等同于作为非理性的心理本能活动的“自我”，由此把“生命冲动”当作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但“生命冲动”不只是人的本质，也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本质，甚至无生命的事物也是生命冲动的产物，是它的逆转。因此，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深自内省，也可揭示整个世界的本质。柏格森一再强调“生命冲动”是任意地、盲目地、偶然地发生的过程，它不服从任何规律性、因果性，相反，后者是“生命冲动”的产物；它不是实体，而是纯粹的活动性、倾向性，其中不存在任何静止和稳定，不可能有任何间断性；它没有量的特性，而是纯粹的质的不断飞跃，是绝对新的东西的连续制作。这种种解释显然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

柏格森对叔本华等人早已提出的反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理智认识的任务只是为了人们的实践的需要，因而只能是主观的。它使人不掌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而只关心实际利益的满足。他还认为感觉、概念、判断等理智认识的形式以及演绎、归纳等理智认识的方法，都是从僵固、静止的观点去表现和认识事物，因此无法真正表达和把握作为绝对的活动性的生命冲动这个唯一的实在。柏格森由此证明理智以及以理智为基础的科学不能认识实在，它们只是一些人为的符号，只有使用价值，没有真理的意义。为了达到实在、获得真理，只有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即超于主客分立的认识以及感性、理性等认识过程之外的神秘的内心体验。与理智的认识不同，直觉完全不顾实践，不追求任何功利，而只是慎思明辨。柏格森认为，科学要具有实在意义，就必须从直觉的真理出发。

尼采和德法生命哲学家的哲学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演化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二十世纪产生和流行的这一思潮的许多流派，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四、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

二十世纪上半期，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更加尖锐了，人的地位、作用、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加突出了，也更加成了西方哲学关注的问题。这进一步加强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地位和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通常被归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流派，例如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各种牌号的“科学哲学”以及结构主义等，这时也把对人的问题论述当作它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论述带有明显的反理性主义性质，与人本主义思潮的观点类似。如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士的许多观点与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观点极为接近，他甚至援引柏格森来论证自己的理论。不过，大部分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一般并未直接把人的问题当作他们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这与现代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者有所不同。

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主要流派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以及以人格主义为典型形式的各种神学的人本主义。与十九世纪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相比，它们更加直接地论述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有关人的各种现实问题，并对各种社会思潮和精神文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弗洛伊德主义以其创始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1856—1939）而得名。它原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理论、即精神分析学提出来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甚至也不同于一般心理学（因为它主要是作为一种精神病的治疗方法），而弗洛伊德又竭力不使自己归入某一哲学流派。但是，他以“科学”的形式所阐述的关于人的精神生活（人格、个性）的结构和作用的理论，与现代西方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观点极为类似。弗洛伊德（特别是其后期）及其追随者也企图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间题，并发生了影响。这样，精神分析学就具有了哲学思潮的意义。

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作中把人的精神生活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个主要部分。前者的作用是排除人的那些原始的、兽性的本能和欲望，但由于它只代表个性的外表方面，因而是不重要的，后者则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层基础、其中隐藏着各种永不停息的本能冲动和永不满足的欲望，它们对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以至人的全部行为起决定作用。在两者之间的边缘部分，称为下意识或前意识，其作用是防止无意识的东西渗透到意识中去，起着“检察官”的作用，如它失职，则无意识将突破界限而进入意识，就会导致各种“反常”的现象（失言、作梦以致精神错乱等）。

在后期著作中，他对自己的观点在细节上作了些修改，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属于上述无意识，它包含了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宛如“一口充满着沸腾的激动的大锅”。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冲动，即所谓“性力”（Libido），它为各种本能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本我”力图得到满足，但它不与使之得到满足的外部对象接触，于是就从“本我”中发展出与外界接触的“自我”。“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它既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使之符合“现实”，调节二者之间的冲突。“自我”不仅为“本我”服务，而且必须依靠“本我”提供的能量来活动。“超我”代表一种对本我的道德限制（即良心），与“本我”处于对立地位。它不仅使“本我”推迟得到满足，而且使之不能得到满足，它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在一般情况下，“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处于平衡状态，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失调则是人的一切行为失常的根源。

弗洛伊德从上述见解出发来解释人的一切思想行为和社会历史现象，把它们都当作是人的无意识的、即非理性的心理本能活动的产物。他认为作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的内驱力的本能可分为生存本能（即生殖本能或性爱本能）和死亡本能（即侵略、自我毁灭本能）。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两种本能之间相互斗争的、有节奏的戏剧，战争和人们之间的各种冲突都是出于人的先天的侵略或自我毁灭的本能，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戒律、道德规范等等归根到底也都是作为对人的性本能的一种节制而产生的。一切科学和文学艺术都是人的性本能冲动的“升华”。当人的性欲受到压抑、无法满足时，便转向其他渠道去发泄，这种转移的性欲正是一切人类文明的来源。

总之，在弗洛伊德那里，以性欲为核心的人的非理性的心理本能冲动，成了人的一切思想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各种关系，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原动力和基础。这种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理论的一种变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后来为他的一些信奉者所修正和发展了。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1870-1937）提出了所谓个体心理学。他认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基础不是单纯的性欲冲动，而是个人的自主的冲动，对优越的追求。他实际上是用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来改造弗洛伊德主义。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以具有普遍的、超个人性质的“集体的无意识”来补充弗洛伊德的纯粹个人的无意识，认为前者在层次上较后者为深，是后者的基础。他还把弗洛伊德的“性力”概念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生命力，从而使之与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说融合起来。弗洛伊德主义的这种发展，进一步表现了它与现代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联系。

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因为它最为突出地论述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地位、生活和遭遇、自由和命运等等最易触动人们心弦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为人的异化问题。存在主义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创始人为海德格尔（1889-1976）和雅斯贝尔斯（1883-196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法国成了存在主义的另一中心，主要代表是萨特（1905-1980）、梅洛 庞蒂（1908-1961）、马塞尔（1889-1978）等人，其中以萨特影响最大。

在理论上，存在主义是对以叔本华等人为第一代、德法生命哲学家为第二代的现代西方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样是企图从解释人出发来解释世界。但他们不像叔本华等人那样公开把人的整个存在看作是意志的派生物，并不企图建立关于整个世界均是意志的产物的世界观体系，也不像生命哲学家那样把生命当作一切存在的本原并建立关于生命的世界观体系。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描述孤立的个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他们虽然同样企图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并把它当作其整个哲学的核心（例如海德格尔称自己的哲学为“基本本体论”或“本体论的存在哲学”，萨特称自己的哲学为“现象的本体论”），但是他们赋予这种本体论以“新”的含义：由人的存在来揭示世界的存在并使后者具有意义，而不是由人的存在来直接派生世界的存在。在这方面海德格尔的论述具有代表性。

海德格尔认为，以往哲学的本体论有一个根本错误，即在没有弄清存在本身的含义，或者说存在究竟是怎样“在”’（这里的“在”一词是从动词的意义上使用的，即德语动词Sein或英语动词to be，意为“有”、“是”，而不是指存在的东西）以前就去回答存在是什么（物质或精神）。而他则要求首先研究存在究竟怎样“在”的问题。为此，首先就应当研究人的存在，因为只有人才能有这种领悟到自己的“在”。海德格尔把这种领悟到自己的“在”的人的存在叫做“存在”（Existence，或译生存），而把个人对自己的“在”的领悟本身或者说各种特定的对“在”的领悟的方式叫做“亲在”（Dasein，中文还有“纯在”、“此在”、“限有”等译名）。海德格尔一再强调“亲在”对一切其他存在物具有优先地位，而这正在于它能领悟到自己的“在”。他认为，正是人的这种对“在”的领悟成了通向其他一切存在的门户或者说出发点。这种观点大体上也为其他存在主义者所赞同。

存在主义者大都认为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但解释各有特色。例如雅斯贝尔斯由此而走向有神论；萨特则把这种超越性解释为超出人的现在而面向朱来，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作用，而这一点几乎可以说是萨特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人不是作为现实性而永远只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谋划、人的生活和行动，人不断地设计、选择和创造自己。萨特还由此提出了所谓“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其基本意思是：人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纯粹主观性（或译主体性，指作为自我的纯粹意识活动）而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各种特征是由作为这种主观性的人自己选择和造就的。而人之自己选择，造就自己意味着人是自由的。萨特把这种自由绝对化，认为它就是人的根本属性，人的存在就是其自由。萨特对人的超越性、自由的这种解释对反对有神论和宿命论具有某些积极意义。但他撇开了客观现实条件来说人的超越性和自由，这就必然导致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这一理论是有害的。

当萨特及其他存在主义者标榜自己维护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时，他们所谓的人正是具有上述“超越性”或者说绝对自由的人，对这种超越性、自由的往何限制都将导致人的异化，造成对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的损害。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个人同他人、社会以及客观的物质条件完全对立起来，因为后者将对个人产生约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萨特曾把他人和社会比作个人的地狱。显然，在反对异化、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等口号掩饰下，存在主义者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绝对个人主义。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要受到他人、社会和外部世界的约束。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们在面对着现实世界来谋划、选择、造就自己时，总不免感到孤寂、烦恼、甚至绝望，而这种阴暗、低沉情绪正是人的存在的真实的形式。这样，存在主义就成了一种具有明显的悲观颓废特色的哲学。这正反映了西方社会中那些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支配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人的情绪。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越来越与宗教神学相融合。不少哲学流派和哲学家认为，人的“绝对的”、“最高的”价值和自由意志归根到底是由上帝赋予的，人的一切矛盾和冲突也只有上帝才能帮助解决。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神学的人本主义，如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哲学流派新托马斯主义就大肆鼓吹所谓“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另一个基督教哲学流派人格主义更是这种神学的人本主义的典型形式。

作为一个基督教哲学流派，人格主义必然把论证对上帝的信仰当作其理论的基石。但与包括新托马斯主义在内的其他宗教哲学流派相比，人格主义者较为强调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他们那里，上帝不是作为一个专制君主，而往往是一个“立宪君主”。上帝的至高无上与个人的至高无上往往是汇合的。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具有自主性，不受个人以外的其他力量所制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他为转移的经验世界，但别的经验世界则要以他人的人格为转移。每一个人均不应被其他个人所吞没，各个个人及其独立的经验世界由于上帝而得到统一，上帝保障了个人的自主性。

这种由上帝所统一和保障的独立的人格究竟是什么呢？人格主义者公开承认他们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坚持人格的第一性，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相对于人格而存在的；世界属不由人格所创造，但世界由人格赋予意义这与存在主义的观点类似。与此相关，他们认为人格是一种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控制的力量，即具有创造作用的自由意志。人格不是一种现成的精神实体，而是一种变动不居的过程。从这方面说，人格主义者显然接受了柏：格森等生命哲学家的影响。

人格主义由于打着尊重人的人格、人的价值、大的自由和尊严，发扬人的个性，维护人的各种权利的旗号，因而它往往把伦理和社会问题当作其理论的核心。二有的人格主义者甚至声称人格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和社会哲学。为此，他们把人格的存在说成是一种道德的存在，把由人格所决定的社会以至整个世界的结构说成是一种道德结构。人格主义者虽不能否定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深刻的矛盾、冲突和危机，但他们却把矛盾的根源说成是人本身中存在的各种道德品格和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结果。一句话，是人的精神的内部冲突的结果。他们由此把解决现代社会矛盾、冲突和危机的根本途径归结为医治人的内心冲突、促进人的精神的自我修养，而后者正是基督教所致力的。这样，在维护人的旗号下，人格主义者最后仍把人置于神的主宰之下。这种人本主义实际上是打着人的招牌的神本主义。

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是科学技术发生了新的革命，它对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前途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其次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矛盾和危机在进一步加深，但表现形式有所改变。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引起了新的社会分化。物对人的支配和人们的精神压抑明显加剧了。再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对西方资本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必然在哲学上反映出来。就人本主义思潮来说，本世纪上半期产生的那些流派仍在继续流行，但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二些新的流派。值得注意的是了它们往往企图与科学主义相融合。三十年代以后在德国流行的哲学人本学就是一个企图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调和起来的派别。

哲学人本学是一个极其含糊的、多义的概念，它有时泛指一切从哲学和世界观意义上研究人的学说或以人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哲学理论。但作为一个哲学流派，它是指由德国哲学家舍勒（1874-1928）、于本世纪上半期所创立的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理论。五十年代以后，经过舍勒一些追随者的宣扬和发挥，才正式形成为有较广泛影响的思潮。其著名代表有德国哲学家亨斯滕贝格（1904- ）、格伦（1904-1976）、普莱斯勒（1892- ）等人。

舍勒早年热中于生命哲学，后来成了现象家胡塞尔的主要信徒之一。他的哲学的基本倾向与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他宣布他的哲学人本学是“关手人的本质和本质结构的基本科学”，并认为应当从人的本质出发“得出关于一切事物的终极基础的真正特性的给论”他反对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人的产生，也反对从亚里士多德到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关于人是理性的生物的观点。他否认人是自然的产物，而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个性，而后者不属于自然、生物的范围。人除了其动物的、生命的方面以外，还有一个超出物质和生命之外的精神或自我意识的领域。

当代德国哲学人本学者对舍勒观点的发挥，主要表现在把他关于人的反理性主义观点和当代具体科学对人的研究融合起来。他们同意存在主义者对科学主义所作的批评，认为既不能仅仅在科学范围内谈论人，也不同意完全在科学之外来谈论人，主张将非科学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结合起来、例如亨斯滕贝格认为人的存在分为两极，一极是精神，一极是有机的、生命的本原，人就是二者的“结构性的会合”。然而，他对作为人的一极的精神的解释是非理性的，与具体科学对人的解释不相容，坚持前者必然排斥后者，因此，他并不把二者相提并论，而认为人的精神方面决定肉体、生物方面。这同其他现代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者是一致的。与存在主义者及舍勒不同，当代哲学人本学者避免公开把人的存在当作是孤立的个人的存在，他们有的人甚至还强调社会第一性然而，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现实的社会联系了仍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这样，他们所鼓吹的人依然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从而与存在主义一类哲学家殊途同归。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出现了企图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倾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倾向四十年代即已在法国露头。法国存在主义的著名代表梅洛--庞蒂在其《知觉现象学》（1945）中，要求超出单纯的个人意识之外去分析历史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如何结合在起，试图以此来“接近”马克思主义。他在《人道主义与恐怖》等较后期的著作中正式挂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他一方面对列宁、斯大林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横加指责，认为他们忽视了主观因素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佯称赞成马克思本人、特别是他的早期学说，说只有马克思才正确地阐述了使任何人道主义得以成立的条件。他主张既要纠正存在主义的纯主观主义，又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的纯客观主义，建立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新”哲学。但是，从五十年代起，他又转回到了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代之而起的是他昔日的朋友萨特。

在五十年代初期，萨特就表现出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的倾向，并在1957年发表的《方法间题》中正式宣布“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表面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应包含存在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或者说“人学”，后来，马克思本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却把人抛弃了，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出现了“人学的空场”患了“贫血症”，从而“僵固”、“停滞”了，而存在主义正好可以医治这种“弊病”。萨特宣称他的目的就是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其他存在主义者标榜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原来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人也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这样，就形成了一股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其根本特点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一方面排斥和全盘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代之以存在主义的人学辩证法；另一方面声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把它解释为存在主义的“历史人学”。

萨特把人的主体性（或人的自我设计、自由选择、自我创造）亦即他所谓人的“实践？当作其整个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辩证法正是人的“实践”的产物，至于外部世界、自然界则只是纯粹地、绝对地存在着，没有能动性，没有发展，从而没有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指的就是自然辩证法，因此应当否定；只能承认有一种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由此出发，他反对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前提来研究社会历史，否定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主张社会历史领域内的一切都是个人的自由创造，而他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只是研究这种个人的创造活动，即人的主观实践。他由此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给为所谓“历史人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任何把二者“融合”起来的企图都必然遭到失败。萨特晚年因未能达到“融合”的目的而企图“超越”马克思主米，并表示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宁肯选择存在主义。这意味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存在主义因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挑战，逐渐失去它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曾有过的主导地位。

法兰克福学派是另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西方哲学流派，形成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主要代表有霍克海默（1895-1973）、马尔库塞（1898-1979）、阿道尔诺（1903-1967）、弗罗姆（1900- ）等人。纳粹上台后他们大都到了美国，以致美国成了该学派新的中心、战后一部分人返回西德。六十年代以前，这个学派并不引人注目。它之作为在西方社会发生强大影响的流派，则是随着六十年代所谓“新左派”运动的爆发式地发展（特别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而形成的。它的新的一代的代表也是这时出现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有西德的哈贝马斯（1929- ）等人。

法兰克福学派同样把马克思的早期和后期，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他们认为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是一种批判的理论，后来由于受到科学的“诱惑”，便丧失了这种批判精神，陷入了客观决定主观的机械论和主客分立的二元论，恩格斯等人扩大了这种错误。他们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建立一种“批判理论”为己任，去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导致一种公正的社会。但是，由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归结为人本学的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揭露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真正根源，也不可能找到改造社会的现实道路。

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界，实际上是弗洛伊德主义。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人公开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溶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对于人的科学的重大贡献，弥补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了人的理性方面而忽视了非理性方面这一不足之处。但弗洛伊德主义也有片面性，即过分强调了无意识，非现性方面而忽视了人的理性、意识方面，从而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解决人的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将二者溶合起来，各取所长。他们当然不是把二者同等看待，而是认为起决定影响的仍是弗洛伊德主，这种观点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可见，他们实质上是以新弗洛伊德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企是从新弗洛伊德主义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例如，马尔库塞把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能冲动（“快乐原则”）与科学理性、社会文明（“现实原则”）的冲突史；后者必然要对前者产生压抑。当代西方社会的弊病就在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对人性产生了严重的压抑，使人处于严重的被异化状态。出路何在呢？马尔库塞等人认为不在于进行什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在于进行心理本能结构的革命。也就是、使人们意识封自己作为人的真正本性，从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以爱欲文明代替物质文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解放归结为“性的解放”，把他们所理想的社会（有时他们称为“社会主义”）当作是由爱欲原则支配的社会。为了实现这种心理本能结构的革命，进而实现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不能依靠据说已和资产阶级相融合、沉溺子物质需要的无产阶级，而只能依靠对个性解放最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种理论在一定条件下能得到一些对资本主义不满的青年学生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正如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在现实面前必然遭到破产。自六十年代西方造反的学生和青年运动失败后，这个学派的影响也迅速下降了。

六、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危机与解决人的问题的现实道路

现代西方大本主义哲学流派都以最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最提倡发扬人的个性为标榜，并宣称克服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理性派哲学的缺陷，找到了解决人本身的问题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正确道路。然而，尽管他们有时的确抓住了机械论哲学和理性派哲学的一些弱点，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人的异化现象作了揭露，但是，对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歪曲、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识的排斥，都使他们在理论上不仅不能克服其他各种哲学的弊病，反而更加恶性发展；在实践上也不仅不能帮助人们解决人本身的问题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反而妨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各派现代人本主义在提出之初虽然能风行一时，但很快就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驳斥和挑战并因此陷于破产。相继宣称自己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又相继黯然失色，这便是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演变史。

所以如此，是因为不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有一个共同的、也是致命的错误：都把人的存在妇结为孤立的个体的存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本身的独特性质或其族类的共同性，一句话，抹煞了人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不只是作为单独的个体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作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如此，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人本主义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并充分肯定古典的人本主义所曾起过的进步作用，但同样摒弃它的抽象的人性论。当马克思、恩格斯从费尔巴哈主义脱胎出来后，就抛弃了后者的人本主义，建立了科学唯物主义，并由此出发去分析和解决人本身的问题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有关人的问题（包括人的价值，尊严、自由等等）都不只是单个的人所遭遇到或感受到的向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何题，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则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就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尖锐的人的异化问题来说，它的根源并不在人本身的特性，也不是科学技术或物质文明，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异化首先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的异化。因此，为了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内的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人的问题，首先就要变革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经济条件，那就是废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尊严以尽个性发挥创造条件。当然，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还只是解决人的问题的开始，而不是其终结。为了圆满地解决人的问题，使人从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在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之下，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才是解决人的问题的唯一现实的道路。

因此，如果把人道主义当作是一种真正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人的自由，发扬人的个性，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那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至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各派所鼓吹的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诱人的骗局，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归根到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与西方人本主义各个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人本身出发，而是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出发。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的能动性，肯定人可以改造世界，但又认为这要以正确地认识和严格地遵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规律为前提。马克思主义承认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人化的世界，它要受到人的各种影响，具有相对于人而存在的意义，却并不因此认为这个世界以人为转移，从而否定其客观性。世界的“人化”只是指它为人所认识，为人所改造，而不是由人所凭空创造和决定。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肯定的是客观世界第一性，而不是人的存在第一性，肯定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真正的人道主义应当而且必将实现，但这要以认识和遵从超出人本身以外的客观规律为前提。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客观世界，而不是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

为了正确地解决人本身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必须抛弃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以各种方式鼓吹的人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为了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抛弃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所鼓吹的形形色色的人道主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从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演化中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张国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