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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教育现代化

作者: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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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大学

来源:《教育科学》2000年第3期 作者:赵卫

思考21世纪教育现代化的走向,学术界无可回避地面临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重心和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尽管对此所给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坐标来求解上述问题的实质,则无疑是其中正确的选择之一。

一、“人学”原理:透视教育现代化“本质”的理论坐标

用“人学”透视教育现代化问题,人们会发现,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人的现代化。其实质乃是以教育这一文明方式奠定我国国民人格“现代性”的基础,逐步实现整个民族传统观念及素质的现代转型。本世纪初,克雷其马尔(Kretsehmer)和容格(C.J·Jung)等人就曾分别从生理学和社会学两方面初步探讨了人格问题在整个教育和社会中的意义。作为现代教育的基础科学之一的“人学”则更进一步揭示:人格(Per-sonality)实际上是人的全部特质的总和。以独立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为主要特征的良好健康的人格,不仅是教育旨在达成的目标,而且也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此相反,传统人格则往往表现出人格观念意识的守旧、封闭以及人格实践上的消极和被动。江泽民总书记在《关于教育间题的谈话》中以学生动刀杀人的“触目惊心”的事例,严肃告诫我们:受教育者人格素质的培养,始终应是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因此,探讨教育现代化问题,绝不应仅仅囿于教育硬件设施的现代化,而忽视人的“人格世界”乃至整个公民的“人格现代化”间题。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实现教育现代化。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尔(Roostal)所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中西方不少教育家都曾论述过教育的现代化问题,但由于摆脱不了总是强调教育“物质化”、“工具化”的传统思维方式。因而他们往往把教育现代化理解为乡村地区教育的“城市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学校课程实用化或教育手段“技术化”等内容[1];一句话,即把教育现代化仅仅理解为是从各方面力求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各项教育发展指标。虽然,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在实践上对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不无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其致命的弱点,则在于没有抓住教育的根本—即整个国民人格素质如何实现“现代转型”这一主旨[2];这就使他们有关教育现代化的学说和观点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自身。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切物的要素在教育中都是处于第二位的、可分的和可替换的,而惟有人的因素在教育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可分的和不可替换的。人的这种“完整性”、“独自性”和“唯一性”,充分说明“人”并非是教育“诸要素”中的一个“并列”因素。从根本上说,全部的教育都是为着实现人的现代化: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的主旨和终极目标。因此,明确了人在教育中的这种独特位置,事实上就等于抓住了教育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往的教育家在论述教育现代化问题时,虽然也涉及到“人”及其素质的培养,但由于把教育领域中的人并未看作是整个社会人的现代化的有机部分,因而至多把“教育中的人”仅仅视为构成教育活动“诸要素”中的一个方面。他们或者是从“人是教育的对象”这一传统命题中,只看到人的被教育性和可加工性;或者是从学习实践的角度狭隘地理解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个体能动性”,并把人的人格形成“指标化”、“数量化”或“形式化”,因而无法对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内在本质的“人”,给予透彻的认识和求解。

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人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它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坐标,而且为人们辩证地看待教育中人与物的关系、现实地分析人与教育的诸因素及其动态构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教育恰是一部实践着的“人学”;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实质正是教育不断从其社会化的发展日益走向人自身发展的过程。

从“人学”的视野观之,教育现代化又是现代教育逐步实现其主体人格化的过程;它不仅指向人的人格素质现代性的不断获得,同时也致力于受教育者真善美的观念和独立意识的确立。时下所谓教育过程要“人文化”、“个性化”,教育的价值取向要“人本化”的呼声,正是“人是教育的本质”这一哲学概括在教育现实中的反映。现代教育应以“人学”作为自己的理论价值坐标;应把“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3]当作自己的根本宗旨;把努力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充分自觉的人作为自身的人格化理想。所谓培养未来一代公民独立的人格意识,实际上,是当代社会对学校教育提出的“实现国民整体人格素质现代转型”的基本要求。而独立的“人格意识的实质就是自觉做人的意识”,它是个体成为“真正的个人”、也即“独立的个人”的重要标志,“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必须具备这样的意识”。[4]

在早期士农社会中,教育只是人本能生命活动的展开;教育的目的仅限于人的基本生存能力的获得;而教育的本质则从属于一个“等级制的社会族群”本身的政治需要;人远未处于教育的中心位置。即使在古希腊那种曾被统治者所津津乐道的“国家教育”中,人同教育一起也都属于“城邦”。在这种军事化的教育体制中,不仅个人无独立的人格意识,甚且连教育自身也都不具备起码的独立性。

当人类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以来,资本主义教育作为个人发展方式的制度化产物,开始试图建立一种旨在使个人能够走向独立化、并适应个人自主活动的教育形式。这种制度使人对物质世界实施征服,人的生命能量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此同时,各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始受一种实用哲学观念的影响:教育者总是试图使受教育者在社会最功利、最实惠的方面谋取发展,从而误导无数个人仅仅视这种“实用本位”的教育现代化为获得自身物质幸福的“捷径”。由此,大量的自然科学进入学校课程,实用技术化手段广泛普及,技术理性迅速使“器物之教”和“技艺之教”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格塑造这一原本是教育中最神圣的使命则趋于黯然失色。这一切又反过来大大刺激和强化了发展中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功利性实践:学校一味追求“硬件”的完美、重视校际网络化建设以及教学手段的技术化。而传统人文精神、教育的文化底蕴乃至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却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系统地忽视,以致一个时期以来各国纷纷抛出有关“教育危机”的报告。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所严肃指出的那样:无论社会还是教育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经历人格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8]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格塑造置于教育现代化的中心地位来看待。

“人学”力求遵循“人的逻辑”和“物的逻辑”的统一;它以其对人所特有的理性观照的方式,为人们揭示出教育、社会的现代化与人发展之间的整体关系形式,从而也为人类走出教育现代化被等同于教育物质化的困境提供全新的理解:教育发展进程中的设施手段的现代化,说到底只是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物质要素”。[6]而惟有人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的获得,才是教育在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趋归。时下学术界所讨论的所谓教育主体性的实现,从本质上说,不正是教育所培养的人其完整人格的现代性的实现么?由此不难推想,21世纪的教育现代化,必将不断从其内外部条件的现代化趋向于未来一代公民独立人格意识和素质的养成,以及他们的“健康成长”方面[7]

二、“人学”实践:揭示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发展规律

要揭示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不仅需要人们从“人学”原理上弄清教育的实质性含义,而且需要人们从“人学”实践上把握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态势。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则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考察方法。

从“人学”实践的观点看,但凡有关“人格”发展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实践。人的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在教育的积极引导下的自主实践和社会实践相统一的过程;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前后两个相连的阶段。然而在某些教育理论家的著述里,却把人的形成和发展看作是同整个社会人的现代化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似乎人的现代化并不包含人在受教育期间人格素质的形成和塑造;这种片面的观点,无疑割裂了学校和社会在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有机联系。人学实践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全人生的、未限定的整体过程,但在具体实践上,它又是由人的不同发展阶段所构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肉体力量和素质的发展决定着人们的精神发展状况。根据这一原理,我们把教育现代化不仅可以理解为是教育引导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有规律的实现其量变质变过程,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的观念行为在前者提供的基础上不断扬弃旧传统、适应新变革、奔向未来的生生不息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最终趋于人的自身发展实践的逻辑进程,恰是教育现代化根本规律的必然昭示。

通观历史,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一直是重政治伦理道德的灌输,忽视个体独立人格意识的系统养成;人们习惯于族群式的受教育方式。“群体本位”的教育价值观贯穿于中国传统历史的全过程。个人对他人、家庭、师长和“群化共同体”的依赖性代替了他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种教育曾使得整个民族的创造潜力被严重束缚在有限的发展空间内。建国以来,由于以原苏联的教育模式为样板,片面强调了教育对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的从属关系,导致数十年来教育自身相对独立性的丧失。高度划一的教育体制又几乎垄断了受教育者的一切发展资源,致使人的素质变得抽象贫乏。改革开放以来,各国间的交往和协作日益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区域间的壁垒,使世界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教育领域中的相互交流更迅速地为我国教育走出传统体制的束缚带来了契机。原先那种“群体本位”的教育模式开始趋向多元化;受教育者也从对于“集体”的依赖关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尤其是近年来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明确地把人的素质培养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更使受教育者个人的创造潜力得到发挥。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青年一代的人格素质现状尚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教育应当培养更具有自主能力、独立意志、自律意识和自由创造思想的个人;[8]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人格素质的潜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下,我国教育领域却出现一定程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属性的普遍物化从而导致教育实践上的“重物轻人”现象的发生;二是部分青年的人格失范及精神生活的抽象贫乏。所谓“教育属性的普遍物化”,是指教育的经济和生产职能无限扩大化,视教育的物化职能为教育活动的普遍职能;以“物”的价值的大小来取舍、判断现有教育的全部意义。认为教育是同“企业”、“产业”毫无二致的行业部门;一些学校更是“见物不见人”,有的甚至提出“教育是最赚钱的行业”;个别地方不惜用生产、销售“商品”的办法来办学校和培养人,以致造成教育所特有的“文治教化”功能的严重物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学校教育领域严重存在的教育工具化倾向,正“诱使教育偏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9]。学校普遍关注的是“器物之教”、“技艺之教”,而较少关注学生的“人格世界”。有的学者则更尖锐地指出:“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首要问题是人们愈来愈追求并崇尚技术和物质”,其结果就是“技术掌握住了人,电脑主宰着人脑”,从而造成“精神世界逐渐萎缩、物质世界恶性膨胀”[10]

如所周知,教育作为各种社会因素的统一体,它无疑同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中存在着能够“物化”的活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教育主要是以形成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及其对美的事物的感知为自身的主导教化功能,它以对人的基本人格素质进行系统的培养而区别于社会其他行业部门。教育的参量与标准是确立在如何造就充分自觉的人这一根本任务之上的。况且,教育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和积累也根本有别于商品财富的积累法则.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去年召开的“首次世界教育大会”才一致认为:“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并不适用于教育”。[10]

用实践唯物主义“人学”进一步分析,应当承认,“物化”在本质上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积极实践方式[11]。没有“物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12]。同样内在地包含着“物化”的要素。实际上,任何形式的教育现代化也都必然以一定程度的“物化”为前提。但教育现代化毕竟不等同于“教育物化”。后者在教育领域中的无限扩大化倾向,往往造成总体文化属性的抽象贫乏;所以说它是制约教育现代化顺利实现的一个消极因素。然而,要消除教育中培养人的活动的普遍物化,并不能靠否定“物化”本身来解决,而是要靠不断调整人与物的现有关系来解决。以便使“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并且人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13]。不仅如此,还需把教育中能够物化的活动与那些非物质性活动进行必要的区分;这才是我们消除教育整体活动普遍物化的基本途径。关于教育的基本属性,前引的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对此已作了明确地阐述。他指出:“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园地”。这一论断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廓清了教育界关于教育究竟属于“上层建筑”抑或是属于“经济基础”的长期论争。第一次由国家领导人把教育明确定位于“社会公益事业”范畴。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教育在新时期的特点、属性及职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此外,他还着重强调指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教师的主要职责是要“育好人”[14]。江泽民总书记的上述论述,对于我们摆正教育的育人职能与经济物化职能间的关系,乃至把握人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无疑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青年人格失范,则是指伴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学校青年“因社会改革和重组带来的种种道德冲突、价值困惑而导致的边际人格乃至病态人格的普遍存在”[15]从积极方面看,人格失范,尚有摆脱传统、寻求新的目标、产生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新生道德等因素;但从消极方面看,人格失范往往带来较多的“负人格”效应[16]。学生青年失去信仰、缺乏理想、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空虚等间题仍较严重。这部分人,在文化上往往追求低品位;在学位上只敷衍几门实用技术性课程;而在事业上则又一切向钱看。所谓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无庸讳言,上述这样两种倾向正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现代化人本学目标的正常实现。具体言之,我国的学校教育是否把“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1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使现有的“教育危机”转化为“生机”,进而转化为新的“契机”,就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对于教育现代化实践的指导功能,将未来一代公民的人格塑造重新置于我国当前教育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核心地位;进一步理顺教育中物质因素同人的关系;明确教育现代化的重点在于人的基本人格素质的现代化。学校教育应努力培养具备现代素质的独立个人,应以塑造思想健康、追求真理、具有创造精力并充分自觉的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发展,人的问题愈来愈成为社会的首要问题,教育面向人的现代化已成为全球教育的共同指向。顺应个人发展不断走向人格独立化的趋势,我国教育也必将为实现公民整体人格素质的现代转型,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任务。

注释:

[1](1)Kazamias,A.M.Edu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Focuson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In Kneller,G.F.(Ed.),1971.(2)Lewis,A.J.,Edueationforthe21stCentury.Vol.41,No.l,Seq.1988.

[2][6][12][14][17][18]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N].深圳商报,2000-3-2.

[3][15][16]高清海,余潇枫.“类哲学”与人的现代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9(1).

[4][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287.

[7]高清海.市场经济、个人主体与现代哲学[J].吉林大学学报,1994(1).

[8]周川.教育中的唯科学与反科学[J].教育研究,2000(2).

[9]靖国平.论受过教育的人[J].教育研究,2000(2).

[10]引自:张孝文.“教育产业化”的思考[N].光明日报,1999-10-4.

[1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物化’和‘对象化’是两个相近或相似的概念”;参见胡曲圆主编《哲学大词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124.

责任编辑:张国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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