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5月4日 作者：周洪宇 刘佳

作为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教育既是“个人走向生活的通行证”，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回顾20世纪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气象宏大的历史画卷。百年前，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精神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道，在社会领域、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彻底的反抗侵略压迫，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抗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进步和科学发展的解放运动。映射到教育领域，萌芽于20世纪初期、迥异于传统封建蒙学的新的基础教育形态在新旧社会转型的阵痛中开始在真正意义上逐渐成型并走向正轨，开启了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之旅。就总体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百年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主题与主要线索是基础教育现代化，即从古代的童蒙教育转型发展到现代的基础教育。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亟须对基础教育的百年发展史进行理性反思与科学总结，探寻其变迁规律与基本特点，“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凸显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启迪基础教育未来百年发展。

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变迁规律

基础教育要与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相适应，促进人的发展，并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同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基础教育又具有自身内在特点和规律，表现出反作用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能动作用以及独特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这种“适应性”和能动的“相对独立性”反映出基础教育与个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要素之间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一）基础教育的变迁受制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并服务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通常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制度，即“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国家的政体以及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政党利益所进行的各种活动、路线、方针、政策等。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教育与之相适应并为其服务，尤其是当社会处于重大变革或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这种制约性、适应性关系更加凸显，突出反映在教育的性质、教育目的与宗旨、教育领导权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基础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30余年里，中国主要处在以北洋军阀集团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下。尽管袁世凯倒台后，北洋政府撤销了袁氏倒行逆施、复辟帝制的“教育要旨”，恢复了民初教育宗旨，但究其实质，教育仍然是受制于军阀专制，为其服务。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教育更是沦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工具。先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1927年5月，决议在各级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把教育方针构筑在国民党“三民主义”根本政策之上，改组课程、审查编著教科书，以符合国民党“党义”。继而又以“三民主义教育”取代“党化教育”，立为其教育宗旨，强调“把党员守则作为教育的信条”，作为“一切教育的基本科目”，并要求各学校以“八德”和国民党党员守则为统一标准。被蒋介石视作教育基础和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既与“民族、民权、民生”相去甚远，也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没有丝毫关系。不论是“党化教育”，还是后期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都不过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把控基础教育领导控制权，利用教育培养“顺民”以稳固其专制独裁政权。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对国家性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国家建设任务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族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根据这一根本规定，文化教育的基本性质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一化三改”任务基本完成后，为进一步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提出必须“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目的，教育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规定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和经验，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受“阶级斗争为纲”和“左”倾思想影响，该教育方针未能得到很好贯彻，教育被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基础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改革决定，对教育工作也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到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新目标，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方针。1995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基本教育方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21世纪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和探索。2018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教育的首要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教育的发展道路、方向和根本任务，即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教育必须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由上可见，中国基础教育由封建主义到大地主、大买办的资本主义性质，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变迁，既是受制于具体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又服务于相应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

（二）基础教育的变迁适应于一定历史时期与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并能动地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使之为其服务的能力，包括劳动者、同一定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状况，如改革性质与方向、教育规模与结构、课程内容与教学等，总是受到相应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基础教育还通过培养出不同规格的劳动者的方式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而言，当基础教育的变革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时，这种能动的影响往往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当其逆潮流而动时，则表现为更多的阻碍。

民国以前，基础教育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尽管已有新式教育的出现，但主体仍是古代的童蒙教育，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等伦常之节和诗书礼乐典章制度，教学宗旨和目标，仍是培养正知正见，即所谓的“童蒙养正”。此时的基础教育适应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民国初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民族资本工业获得短暂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民族工商业迫切要求改变空疏无用的传统教育、建立适应大工业生产需要的现代教育，基础教育逐步向现代化教育转型，注重实际和实用，紧密配合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922年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规定，小学课程“得于较高年级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初级、高级中学要在实施普通教育的同时，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设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科等，体现出该学制对“社会进化之需要”以及“国民经济力”的适应与注意，“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对各种人才尤其是中级专业人才的需要”。然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30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状况，国民经济发展迟滞，科技发展落后。“壬戌学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初级、中级技术人才的需求，却忽视了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落后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实际脱离，导致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包括选科制、综合中学制在内的诸多措施不得不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终止。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直是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任务，各个时期的基础教育改革也由此应运而生。生产力越发达、科学技术水平越高，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求越强烈，对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的影响就越显著。

为充分发挥教育事业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基础教育便很快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和重建。以课程改革为例，1950年至1952年期间，教育部先后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学暂行规程（草案）》等教学计划及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草案和教学大纲，逐步确立起当代中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教材的编排上补充了一些现代的科学知识内容，科学性得到提高，力图体现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进展。1952年制定的《中学物理教学大纲（草案）》就明确要求，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物理研究和应用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反映在课程上，突出了对中小学工农业劳动生产教育的重视。例如，《1957—1958学年度小学计划表》规定在农村小学（包括大中城市郊区和小城市的小学）五六年级每周增设1课时的“劳动常识”课；《1956—1957学年度中学授课实数表》规定在初中和高中一二年级组织学生开展教学生产参观，并在初中、高中各年级增设实习科。尽管文件规定，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和学校可以暂缓开设上述课程，但此阶段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调整的大方向还是以服务工业化建设、经济发展为取向的。到20世纪80、9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现端倪，中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教育愈发成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结构上，从小学到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必修课程，以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加强了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在课程标准上，突出对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要求。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和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3年发布《核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引发了世界教育课程改革的新趋势，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传统课程标准正在逐渐被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题的核心素养所取代。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意见》发布，开启了我国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各学段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为基准的新世纪课程改革。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在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要强化以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学生关键能力培养，作为核心素养的国家政策表述，该《意见》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构建了基本框架，充分反映出“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对基础教育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三）基础教育的变迁孕育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服务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一定社会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共通的语言、知识、价值、信仰、习俗和行为范式等与人类精神相关的活动及其产品的有关方面，包括“文化观念及其相关的文化模式”，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独特反映，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是教育的基础，为教育提供着内容和资源；文化的持续发展也不断丰富、更新着教育的观念、内容、方法与手段。基础教育的每一次变革与发展都是孕育于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并通过培养人的活动实现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斗争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袁世凯之流，虽然身子已进入民国，但头脑还在封建时代。在基础教育上，仍然大搞封建的忠君尊孔一套，旧礼教、旧思想阴魂不散。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武器”，领导着“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并“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从形式到思想（文字等），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孕育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基础教育也呈现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帝反封建的特征，突出体现在基础教育语言文字工具的变革上。得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切音”、“简字”和新文学的提倡与推动，1918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1920年1月明令全国各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文体，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改成语文体。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都逐渐用语文体改编，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成为学校的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为基础教育提供了新的、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文字工具，扫清了儿童在阅读上的障碍，使其更容易读音识字，有利于教育的启蒙和普及。从更深层次来说，以语言文字工具的现代化变革为载体，基础教育所承载和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向以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意识，重视儿童的价值与尊严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观转型，实现了文化的重建。这一时期，由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等人创作的一批具有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思想的白话文诗歌、文章、小说等，对基础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仍然保持着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根本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价值观念保持着一致性，但又因时代变迁、政治经济变革而有所创新和发展，更加重视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提倡以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全体国民公德”的培养等方面。例如，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中学教育“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青年一代”，“发展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其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功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中小学教育开始强调用“社会主义思想”培养学生，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共产主义道德和劳动态度、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迈入21世纪后，面对全球化不断深入，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碰撞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繁荣兴盛，逐步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和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从小抓起，适应儿童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成为中小学课程方案修订、教材编写、道德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等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和要求。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通过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断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纵览百年变迁，基础教育的变迁孕育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服务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从基础教育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就是从传播封建文化到三民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到社会主义文化，直到提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在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上，就是从倡导封建的忠君尊孔再到提倡民主精神一直到构建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基础教育的变迁适应于人的发展要求，并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提出了“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并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历史时期中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制约，与一定社会对人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对人的发展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产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亟需建设人才。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与之相适应，中小学教育的目的被规定为培养既能升学，也能在毕业后从事劳动就业和生产的人。对基础教育这一“双重任务”办学方向的规定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期，是符合当时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并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并不断发展，对人的发展要求又有了新的变化，对基础教育目的、培养规格以及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又提出新的要求。从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教育任务的表述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大批人才”，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表述中突出了对“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视，并对基础教育的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即“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在此基础上，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国民素质提升到关系综合国力强弱、造就21世纪新人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取向都更加关注人的本体发展的需求。包括个性、能力和知识在内的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充分的发展观点逐渐突破狭隘的“工具论”思维，“正在超出其他实用型的教育观念而成为当今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奋斗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具有内在的同理性和延续性，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总结教育改革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观点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新时代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教材改革等都要瞄准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不断向前推进。

（五）基础教育的变迁深受国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并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智慧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20世纪我国在探索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民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由近代以日本为中介向欧洲学习转向效仿美国；第二次转向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学习美国转向借鉴苏联；第三次重要转向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摆脱对他国的简单移植和模仿，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中国基础教育由“向外索求”到“内生创造”转型发展，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经验和智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欧美教育革新运动之际，各种旨在改造传统教育以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发展新要求的教育思想、理论、方法与实践被大量引入中国，在郭秉文、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留美归国教育学者的推动下，特别是1919年至1929年间，杜威、孟禄、克伯屈、帕克赫斯特等美国学者纷纷先后应邀来华讲学，促使基础教育的发展一改近代以来日本（欧洲）模式，转而体现出浓厚的美国教育色彩。1922年新学制便是典型代表。该学制效仿美国学制，设计中小学“六、三、三”的分段框架一直延续至今；受杜威“儿童中心论”启发，强调学制系统对个性及智能的重视，提出“谋个性之发展”的标准，还在中学教育阶段推行选科制，并兼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对国内外情势的分析，党中央作出了“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依靠苏联帮助来进行国家建设的决策。在教育事业上，也明确了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期间，我国大量译介出版了凯洛夫、马卡连柯等人的教育理论著作，在全国教育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热潮。据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1年至1957年间，翻译出版的苏联教育著作达303种，发行量1262.78万余册。中小学自然、物理、数学等教材也多采用苏联的编译本。如1953年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就明确要求数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此外，对苏联中小学十年制教学计划的效仿，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双基”）的注重，课堂教学“五环节”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的推行，等等，对新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快速起步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对苏联的学习逐渐变得僵化，甚至异化为对苏联教育的全盘模仿，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教育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也就戛然而止。自此，中国开启了在自主探索基础教育发展道路的前提下，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改革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内涵也不断丰富，呈现出从偏重“双基”，到重视智力和能力培养，再到重视非智力因素，提倡素质教育的发展轨迹。这种趋势的出现固然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国际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改革成果的启发和影响。例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认知发现教学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布鲁纳对学习过程、认知结构以及发现学习法的相关研究结论使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始由以往的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片面强调转移到对学生自身认知结构和能力的关注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世界教育的关系日趋紧密，受其影响更加广泛。《德洛尔报告》（1996年）、《核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2003年）、《教育2030行动框架》（2015年）、《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2015年）等一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中国教育及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实施途径、保障措施，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履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大举措。同时，我国基础教育也在这一过程中努力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经验和智慧。

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变迁的基本特点

自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和人的发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支撑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乃至推进世界教育前行的重要力量，充分、深刻地体现出在制约中服务、在适应中超越、在改革中进步、在坚守中创新、在开放中互鉴等鲜明特点。

（一）在制约中服务

在制约中服务，是指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既受到教育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又始终以服务这些制约因素为目的。

纵览历史我们看到，基础教育的性质、领导权、受教育权以及教育目的等方面从根本上是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并随着后者的变更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权时，基础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半封建半殖民性质，而其办学目的则是为个人或少数团体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教育改革、教育普及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被明确提出，教育也因此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武器。新中国成立，基础教育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时，基础教育又体现出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在适应中超越

基础教育百年变迁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适应与超越的关系上。据前文所述的变迁规律，基础教育的改革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与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的发展规律，必须根据社会和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和阶段特点作出合理科学的安排。否则，不主动去适应现实条件，脱离它或者不及时作出调整，就会出大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期“教育革命”对中小学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但综观基础教育的发展，它远不止于被动的适应，还体现出对一种对现实的超越。马克思唯物实践观认为，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到与环境的统一的活动，在本质上是超越的。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也必然具有超越的特征。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特别是“面向未来”的重要论述为这段话提供了言简意赅的最好注脚。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越是现代化、越是进步的社会，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展现出来的超越性就越明显。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基础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在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着自身肩负的时代使命，越来越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既有课程体系的问题和弊端的解决，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它对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做人的重视，对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和全球意识、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则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回应，对现实的超越。

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适应中不断超越，充分体现出基础教育对社会、对个人的能动的反作用。在时间向度上，它着眼的不是当前的、现存的社会，而是“非宿命论式”的未来社会，是对现存社会的改造。在培养目标上，它致力培养的也不只是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而是具有充分主体性、实践性和创新创造意识与能力的，能对现有社会进行改造，甚至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的个体。

（三）在改革中进步

改革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精神贯穿始终。在持续的改革中，中国基础教育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不断进步与发展。

“五四”前后，中国教育开始一面通过引进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一面通过自主创新，对传统基础教育展开全方位的变革。前者诸如1918年至1922年间引入国内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卡特制”“德克罗利教学法”等西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后者如陶行知提倡的“教学做合一”“连环教学法”“小先生制”，陈鹤琴的“活教育”及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教育向现代的转型，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质量的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成果之丰硕也创造了历史之最。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义务教育普及与均衡发展、课程与教学改革、教育对外开放等都在不断深入和持续推进中。以义务教育普及与均衡发展为例，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40年前的94%提升到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66.4%提升到103.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33.6%提升到88.3%；从2008年秋季学期起，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全国超过80%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用短短40余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

（四）在坚守中创新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百年发展是对“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坚守中不断创新与进取的过程。

回顾基础教育的每一次重大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每一项成果与进步，无一不是在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广泛影响的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就是如此。虽然深受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但陶行知却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筋斗，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并加入“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创新和改造，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剥削阶级垄断教育，劳苦大众丧失教育权的现状，试图通过改造生活和社会来普及大众教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启迪，并把生活教育学说逐步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教育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新的时代，新的坚守，新的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国基础教育百年发展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所收获的最丰硕成果。

（五）在开放中互鉴

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上的彻底解放，赋予了中国基础教育在对待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时所具有的开放学习的姿态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基础教育由近代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历程也呈现出从单方面向他国学习到与他国互学互鉴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基础教育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始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在理论创新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组织推动的新课程改革，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在实践和理论等方面，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民间角度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学会组织其下辖的各个二级分会积极探索基础教育改革，在语文、数学、外语等相关二级分会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并获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获得国家基础教育成果奖，并且已经在实际上得到推广应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等群众性教育学术团体，以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为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教育实验，也产生了以新教育实验、“生活•实践教育”实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要教育实验及其理论成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以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历经20余年“新基础教育”研究探索而创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学学科重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生命•实践”视域下，生命成为教育活动的基石，课堂教学需重视学生生命的整体发展，焕发课堂生命活力等思想和观点对教育和人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诠释，并且从“发生学”“病理学”“未来学”三个维度对教育学发展进行了充满中国特点和时代特色的反思与重构，为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乃至世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实践层面，随着教育领域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基础教育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广泛参与全球教育事务。2009年起，上海等地先后四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与其他国家中学生同台竞技，成绩不俗，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15年前后，通过中英人文交流机制，英国与中国上海开展了“中英数学教师交流计划”，先后两批各派70余位数学教育专家和教师来华学习，并邀请130余位上海数学教师赴英国开展示范教学活动，在8000所小学推广上海式数学教学方法，对增进两国教育教学经验交流与学习、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进入以“提质增效”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对基础教育而言，包括完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建立成功经验共享机制，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教育援助在内的诸多措施，既有助于进一步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所用，也有利于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优秀经验推广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为世界所用。

梳理五四运动以来基础教育变迁的历史，揭示其变迁规律与基本特点，是为了更好地反思过往、看清现在和展望未来。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五四运动以前的一百年，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受到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的一百年，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严重断裂，由盛而衰、逐渐沉沦的一百年，是中国传统文化遇到尖锐挑战、步履维艰的一百年，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难以为继、开启艰难转型的一百年。

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下奋起应战、重新崛起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教育不断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不断适应现代人的发展需求和不断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百年。百年中国基础教育历经变革，在教育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着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国家对基础教育的育才需要，与未来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需要，等等，都还存有一定距离，因此，改革发展创新还需继续前行。

展望下一个百年，前程似锦，任重道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发展远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知识支撑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所作重要讲话中更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基础教育地位特殊、责任重大。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充分尊重规律，善于利用规律，勇于担当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增强“四个自信”，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强力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朝着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前景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李晓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