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陈时见 胡娜
摘要：跨境民族教育由于地理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发展相对滞后，大力发展跨境民族教育既是实现国家教育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一带一路”为跨境民族教育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跨境民族教育不仅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而且对于多极政治安全、多样经济发展、新型社会治理、多元文化融通、和谐生态共建等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跨境民族教育需要在重建价值定位、增进跨文化理解、探索区域联盟、激活要素市场等方面做出新的抉择，以促进跨境民族教育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民族教育；跨境教育；跨境民族教育
跨境民族地处祖国边疆，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跨境民族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大力发展跨境民族教育，既是实现国家教育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仅为跨境民族教育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且对跨境民族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基于新时代跨境民族教育的时代特征，重建跨境民族教育的价值意蕴，探寻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的时代特征
跨境民族是指同一原生形态民族分布于接壤国国境线两侧，具有民族同宗、文化同源、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理联通特点的民族。[1]跨境民族教育是指我国针对跨境民族而实施的各级各类教育，教育对象既包括我国的跨境民族，又涵盖境外的跨境民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跨境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邻国跨境民族学生来我国求学，跨境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跨越的教育阶段和类型不断增多。“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呈现出新的历史特征。
1.跨境民族教育的国际性
首先，“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的辐射区域呈现国际性。根据行政辐射区域划分，东北亚经济带与东北3省接壤国2个，涵盖6个跨境民族；中亚和东北亚经济带与西北6省接壤国8个，涵盖11个跨境民族；东南亚和南亚经济带与西南3省接壤国8个，涵盖23个跨境民族。由于跨境民族具有陆路联通优势，跨境民族跨国通婚由来已久，定期互市已成惯例，人员跨境往来频繁，教育交流日益活跃，跨境民族辐射带动作用的国际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其次，“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不仅被赋予了国家示范的意蕴，而且具有了国际间教育交流合作的新使命。跨境民族教育成为对外展示我国教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以及政策的特殊关照，逐渐成为开展多层次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此外，跨境民族教育理念演进及政策制定呈现国际性。从跨境民族教育基本概念的界定看，以往的跨境民族教育对象仅包含我国的跨境民族，而现在的跨境民族教育对象不仅包括我国的跨境民族还包括境外的跨境民族。同时，我国的跨境民族教育政策成为邻国跨境民族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布局调整的重要参考因素，邻国的跨境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和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跨境民族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
2.跨境民族教育的多样性
“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深受国际国内多极政治、多样经济、多元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教育的多元性特征日益凸显。首先是教育政策与价值诉求的多元。我国跨境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隶属于不同的政治团体，受多极政治环境影响，跨境民族教育必然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和不同的教育政策，在教育理念、办学方向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上都必然存在差异。其次是跨境民族教育经济基础的多元。由于跨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多样、经济体量差异较大，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跨境民族教育投资形式、各级各类教育办学规模、教师队伍薪资待遇等不同。再次是跨境民族教育文化的多元。我国拥有35个跨境民族，由于每一个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因此，35个跨境民族便有35种不同的文化特质，甚至更多。跨境民族社会文化的多元必然导致跨境民族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不仅跨境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即便同一跨境民族境内和境外也存在文化差异。
3.跨境民族教育的复杂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跨境民族由于地处国境线两侧，其教育成为接壤国际区域多方关注的共同焦点，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一方面，从国家安全而言，不同国家针对各自的跨境民族教育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不仅如此，一些外部力量也对跨境民族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跨境民族教育具有维护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工具价值，因而不仅引起主权国家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多种势力的关注对象。另一方面，大多跨境民族都存在宗教信仰，因而都一定程度上存在宗教教育，如傣族等地区的寺庙教育对于民族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就具有直接的教育意义。正确对待和处理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教育，是跨境民族教育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此外，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基础比较复杂。跨境民族地处边疆，由于开放发展的滞后性，经济发展成效不同，社会资源禀赋不同，导致跨境民族教育与国家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同时，跨境民族地理位置分布跨度大，有的以游牧生活为主，有的以高山定居生活，有的定居于平原地区，跨境民族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对于跨境民族教育不仅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增加了跨境民族教育的复杂性。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并具有了新的价值意蕴。在新的历史时期，跨境民族教育因其新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独特的价值，对多极政治安全、多样经济发展、新型社会治理、多元文化融通、和谐生态共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跨境民族教育的“柔”性外交价值与多极政治安全
自从美国学者埃德蒙·格里恩提出“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产生的影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教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表现形式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外交价值非常明显。跨境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特殊类型，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完美契合了教育外交的基本内涵。跨境民族教育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式地将知识、技能及价值观“打包”传递给学习者，使学习者在提升文化水平、能力素养的同时，其情感态度与国家政策及主流文化从内心深处保持积极的、稳定的正向认同，体现为能自发呼应“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跨境民族教育的“柔”性外交价值。当今国际多极化政治格局特征明显，政治局势复杂多变，面临着国际社会规则制定、国际分歧解决等诸多重大原则问题，需要充分发挥跨境民族教育的“柔”性外交价值，从宏观上促进国家之间的政治理念交流，增进理解，通过教育搭桥，传递“一带一路”政治互信的核心价值；从中观上促进区域的和谐构建，增进局部的交流互鉴，传递“一带一路”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有效路径；从微观上培养个体教育外交知识、技能及价值判断，以促进个体的教育外交实践能力的提升。总之，跨境民族教育可以发挥教育的“柔”性外交价值，促进多极政治安全，践行“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2.跨境民族教育的“显”性增值价值与多样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越来越多的“经济之谜”的出现，敏锐的学者将目光投向研究劳动力的差异性，逐步开创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并通过定量研究揭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4]教育的“显”性经济增值价值蕴藏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体现于劳动者对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跨境民族地区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开放的滞后性，6600多万跨境民族人力资本红利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地区的战略地位已由发展末端转为开放前沿，跨境民族教育的“显”性增值价值必将得到充分体现。“一带一路”复杂的地缘特征决定了“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为例，各走廊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重点不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点发展经贸和产能合作；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重在陆上基础设施合作。[5]“一带一路”沿线由于经济发展重点不同，人才需求自然不同，这就要求跨境民族地区在布局各级各类跨境民族教育时，应充分了解“一带一路”人才市场需求，创建适合于不同地区和不同需求的多样化教育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跨境民族教育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显”性作用，真正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经济的永续发展。
3.跨境民族教育的“隐”性调节价值与新型社会治理
20世纪70年代末，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归因于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和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所达成的经济发展共识。根据“社会资本理论”[6]，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信任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润滑剂。[7]“互惠、互信”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愿景，是朝着建设国家间、区域间和谐社会关系而不懈努力的行动指南。教育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价值，教育的收益不仅指向个人，同时还包括外部收益，通过教育积累受教育者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强社会内聚力，实现社会公平。[8]跨境民族教育的社会资本价值体现于由跨境民族教育培植的广泛参与的互惠、互信的社会网络，从而使跨境民族教育具有“隐”性调节价值。如发挥解释民族习惯法及国家制定法的调节作用；传播和实践多民族文化开放包容和尊重互信的调节作用；传导和扩展和谐氛围从小的社会单元到大的社会单元的调节作用等。事实上，跨境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及关系极度复杂，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需要实现跨民族的、跨国的包容性治理，推进多民族、多主体参与的多中心治理，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治理纳入整体考虑。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的起点绝不是单一的，但通过跨境民族教育让学习者在学习、生活中将互惠和信任的观念扎根心底，并通过学习者个体行为潜默移化地传导至学生家庭，构建起“互惠、互信”的基层社会单元，从而发挥跨境民族教育的“隐”性调节价值，不仅可以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还能为“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4.跨境民族教育的“活”性涵化价值与多元文化融通
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由个别分子所组成而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9]教育的文化价值在于文化传承、文化扬弃、文化交流与创新。教育的“活”性涵化价值，体现于在尊重学生原生文化的基础上，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目标设置、内容选择、教学模式组合，在师生交流互动中通过教育场域文化环境布置、交流对象的文化身份接纳，引导学生认识多元文化、尊重多元文化，并将主流文化涵化为学生稳定的心理品质。跨境民族教育不仅具备上述功能，而且由于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多元文化冲突问题更复杂、更频繁，因此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多元文化融通能力，充分展示了跨境民族教育的“活”性涵化价值。“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间的交往增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间交往必然伴随多元文化的碰撞。多元文化碰撞产生了文化保护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融通主义等处理多种文化冲突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从历史来看，闭关锁国式的文化保护主义，殖民侵略式的文化霸权主义都不是促进人类社会公平而又有效发展的恰当处理方式。文化融通的价值诉求在于尊重彼此文化建立互信基础，为处理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全球性的开放视角。文化融通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承认、平等交往和理解沟通，从民族本真性的生活语境出发，承认、交往和沟通，指向了融通主体间概念的诠释。[10]“一带一路”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继续向纵深发展，随之而来的各国、各民族、各领域文化交流越加频繁和复杂，多元文化融通的价值判断契合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新丝路精神。跨境民族教育的“活”性涵化价值对于传播、践行、固化多元文化融通观念发挥着重要作用。
5.跨境民族教育的“粘”性耦合价值与和谐生态共建
“耦合性”原是描述模块之间关联程度的尺度，指向模块之间的依存关系，模块之间联系越紧密，其耦合性则越强。跨境民族教育与和谐生态共建具有起源耦合、价值耦合、工具耦合等多重内在耦合性，即“粘”性耦合价值。跨境民族教育与生态环境都因人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活”的意蕴，他们的哲学起点均指向以人为本，体现了起源耦合；将生态中心主义而不是个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判断寓于跨境民族教育之中，体现了价值耦合；通过跨境民族教育提高受教育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劳动技能、行为规范，体现了工具耦合。和谐生态的思想强调经济发展的绿色环保，经济发展不应以生态资源的肆意掠夺为代价，不应重蹈西方工业化发展先对生态资源严重破坏再以更大的代价来恢复治理的覆辙，而是主张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相协调，以生态资源承载能力为限度。恩格斯认为，“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11]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价值意蕴不仅指向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供给，而且指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资料供给。跨境民族教育的“粘”性耦合价值对于跨境民族地区和谐生态共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的创新路径
统整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的现实性和战略性需求，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措施探索跨境民族教育的创新路径，既是提升跨境民族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也是持续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向。
1.重建跨境民族教育的价值定位，凸显互联互通的发展理念
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提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民族复兴大任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跨境民族教育中体现了多重意涵，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二是本民族文化的复兴，本民族文化复兴同时肩负“立起来”和“走出去”的双重使命。跨境民族教育需在国家人才培养目标框架下，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发展的历史使命，凸显“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发展理念，明确跨境民族教育人才培养价值取向及目标。跨境民族教育不仅要在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和“一带一路”文化方面有所作为，而且要在培养跨文化适应力和发展力等方面作出新的贡献。因此，跨境民族教育应有效融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发展理念，通过形塑价值观念，实现培养目标。首先，政府层面要不断完善上下衔接的制度体系，明确跨境民族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规范跨境民族教育人才培养活动，指导跨境民族教育应对“一带一路”发展复杂的现实问题。其次，学校层面要透过柔性的“知、情、意、行”过程形塑价值观念。“知”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建构教育指南，将国家人才培养目标及互联互通的发展理念传递给跨境民族学生，既包括民族间互联互通的价值取向，又包含国家间互联互通的价值取向；“情”旨在彰显教育艺术，利用教育教学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的柔性方式，将知识、技能以及价值观念渐进地传授给学生；“意”旨在突出教育深度，帮助学生将互联互通的发展理念及国家人才培养目标内化为积极的、稳定的价值认同；“行”旨在践行教育观念，将通过知、情、意所习得的理念及内容认同外化为个人价值取向。
2.加强跨文化理解教育，夯实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全
跨境民族教育需要充分发挥跨境民族作为桥梁民族具备的文化同源、语言相通等特点，通过跨文化理解教育，夯实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全。首先，构建突显跨境民族教育优势的语言特色教育。挖掘跨境民族多语种语言优势，既是培养“一带一路”急需的多语种语言人才的现实需要，也是“一带一路”推广汉语、提升汉语国际影响力的远期愿景，更是增进跨境民族地区的跨文化理解的首要步骤。跨境民族语言特色教育需要强化汉语教育及扩展民族语言教育。汉语作为我国实施的跨境民族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教育政策的内在要求。民族语言是跨境民族内部实现本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能为跨境民族教育的实施提供工具和心理安全环境的塑造，同时，再把民族语言教育扩展到跨境国家的民族语言和通用语言教育。如中国西北陕甘回民与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东干人是同一跨境民族，东干语是我国陕甘方言的特殊变体。[12]该地区的跨境民族语言特色教育应在汉语学习的基础上，加强东干语的学习，以及扩展到对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的了解和学习，以跨境民族自身语言能力的丰富和提升来带动汉语在中亚的使用。其次，通过特色化民族课程资源建设与运行，增进跨文化理解。课程是人才培养目标得以达成的重要载体，各跨境民族文化渊源不同，所需的文化课程资源不同，通过建设特色化民族课程资源，既尊重了跨境民族多元文化，又可透过课程“柔”性形塑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以跨境民族学校教育为主要阵地，或寻求民族高校的智库资源合作开发，或面向技术市场购买，通过具体的课程资源为载体，在学校场域学习民族文化和国家安全知识。跨境民族语言特色教育及民族课程资源建设，对于丰富“一带一路”多语种语言人才，解码跨境民族联通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汉语与中华文化，增进跨文化交流与融合，夯实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3.探索跨境民族教育的区域联盟，推动跨境民族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以“一带一路”的开放性视野突破传统的国界限制，探索跨境民族教育的区域联盟，为区域内跨境民族教育的共建共享提供试验环境。比如，云南民族大学澜湄国际职业学院于2017年开建，是“一带一路”澜湄合作框架下第一所面向六国共招、共育的联合培养大学。[13]澜湄国际职业学院的开建是跨国学校共建、创新办学模式的大胆尝试，为跨境民族教育教学融合创造了契机。“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跨境民族教育区域联盟建设构想，是超越跨国学校共建的更高的虚拟教育组织形式，需依托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区域内各教育机构的沟通和交流，推动跨境民族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借助“互联网+”教育的技术革新，建设学区综合信息平台，平台建设与资源建设同时布局。用大数据技术做好区域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维护及使用效果监控，构建常态化的区域综合信息平台学习及更新机制，通过使用效果的大数据分析掌握跨境民族学生学习特征及学习风格，为民族资源建设及改进提供参考。跨境民族教育资源建设需区域内跨境民族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广泛论证，以增加资源的内容吸引力。比如，可以将民族文化资料，利用音频、视频、Flash、VR等信息技术手段转化为电子资源，通过综合信息平台在区域内跨校际、跨民族、跨国际共享。[14]跨境民族教育区域联盟还需探索更多的共建共享保障机制，如创新学制、灵活学籍、学分互认，以扩大受教育群体。学制方面尝试“X+Y”形式的学年分段式，寒暑假衔接的学时分段式，课堂学习和网络学习的空间分段式。学籍方面探索双学籍、连续学籍或者单边学籍等多种学籍管理模式。学分方面构建区域联盟学分互认框架，以学分互认为基础，衔接区域联盟内各阶段、各类型教育，同时也为沟通区域联盟内外的教育提供接口。
4.激活跨境民族教育的要素市场，促进跨境民族教育的创新发展
跨境民族教育要素市场可概括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三种类型。“一带一路”视域下开放政策不断完善，开放领域不断增多，影响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的要素市场也要面向开放创新发展，形成以整合为支撑的跨境民族教育协同发展新格局。首先，激活人才市场，拓宽跨境民族教育人才视域，充分认识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不同主体在跨境民族教育体系中的作用。政府部门要着力解决体制机制障碍，提供制度和环境保障；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整合教育资源，着力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监测评价等改革，提供观念和服务保障；学校要结合办学实际，优化教学过程和教育方法，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教育实施和效果保障。其次，激活技术市场，包括现实技术和虚拟技术。现实技术指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生产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虚拟技术指进入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之后产生的移动互联技术、智能设备、大数据、云存储等技术体系。如现实技术发展带来的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创造，民族文化遗迹的发现与修复，丰富了民族文化知识体系；虚拟技术带来的MOOC、SPOOC等，突破时空界限创新了教育形式。从历史维度和学科维度整合不同的技术成果，以丰富跨境民族教育内容，变革跨境民族教育形式，支撑跨境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最后，激活资本市场，鼓励多主体投资，形成多元融资渠道。以跨境民族教育显著的外部效益、较高的资源边际效率，争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以跨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培训教育需求量大、投资回报周期短的优势，吸引金融资本投入；以捐资助学较高的社会名誉回报吸引捐赠资本投入。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教育服务贸易更加开放，教育的境外消费，跨境支付，境外资本合作办学已具有国际公约效力，“一带一路”视域下更需要整合多元投资主体、多样投资组合形式，以促进跨境民族教育优质高效发展。借鉴市场机制活力，对有效激活的要素市场进行资源选择与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促进跨境民族教育的创新发展。
注释：
[1]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J].云南社会科学，2004（5）.
[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94.
[3]贾付强.公共外交研究：理论、实践及不足[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2）.
[4]T.W.Schaltz,“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5.
[5]中国一带一路网.六大经济走廊[EB/OL].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rcjd/60644.htm,2018-07-20/2018-11-06.
[6]R.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
[7]殷德生.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个理论综述[J].经济学研究，2001（7）.
[8]张学敏，叶忠.教育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5.
[9]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207.
[10]苏泽宇.“一带一路”境外文化融通的空间向度[J].青海社会科学，2016（2）.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5.
[12]金蕊.“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使者：中亚东干人—以东干人与新疆昌吉二六工人的共享叙事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6（2）.
[13]凤凰资讯.云南民族大学澜湄国际职业学院落地瑞丽创新中外办学模式[EB/OL].http://news.ifeng.com/a/20170116/50581538_0.shtml，2017-01-16/2018-12-06.
[14]李孝川.民族文化传承的使者——一个布朗族“末代王子”的生命叙事[J].学术探索，2016（3）.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Path of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Proposal
CHEN Shi-jian1 HU 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due to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Developing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realistic need to achiev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a strategic choic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elt and Road” Proposal has created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not only presents new era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direc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ulti-polar political security,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social governance,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harmonious ecological co-construc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new choices in such aspects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positioning, the enhancement of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regional alliances, and the activation of factor markets.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ethnic educa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cross-border ethn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李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