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8期 作者：栾淳钰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育新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培养方向。诚然，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是涵养时代新人的重要源泉，为时代新人培养提供经验和方法。文章辩证审视传统家风文化，抓准“育新人”的实践起点、关键环节和价值旨归，从家校协同育人的角度给出进阶思路：从家庭做起，养正于蒙，打胚模，孕育有理想时代新人；由学校着力，情理交融，强素质，练就有本领时代新人；家校同心共行，修齐治平，怀家国，培养有担当时代新人。这既可以促进新时代家风建设，又可以为培养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传统家风；家训；时代新人；育新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将“价值观”与“培养人”有机结合，且“育新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1]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文化涵养，而且传统家风建设为时代新人培养提供经验和方法。当然，新时代家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式家庭，家庭、学校、社会之间联系密切，时代新人的培养需要家庭、学校及社会互促共融，共同作用。鉴于此，辩证审视传统家风文化，建构家校育人共同体，抓准培养时代新人的实践起点、关键环节和价值旨归，尤其是把握家校协同育人的重要思路，既可以涵养新时代家风建设，又可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一、养正于蒙，打胚模，孕育有理想时代新人的实践起点
《易经》记载：“蒙以养正，乃圣功也”，而且“蒙者，知之始也”。显然，蒙童时期的教育尤为重要，是“培养人”教育工作的实践起点，而且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便教给他们“正学正德”，这样才能为孩子日后的发展“塑形”，打好基本的“胚模”。同样，党和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要在“智愚未有所立”的童蒙时期就开始对其进行教养，坚持“胎教”和“早教”相结合，结合“严慈”和“知行”，从而为孩子将来成为有理想的时代新人奠定早期教育基础。
（一）注重“胎教”和“早教”，为涵养有理想时代新人“踏红底”
理想信念培养的前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教育，而家庭教育，尤其是蒙童时期的教育，是实现“三观”教育的实践起点。儿童的“三观”形成表现为一个认识结构由萌芽、发生、发展到不断改组、提高的过程。古人从孩提时起就接受“三观”教育，譬如，据《经学理窟》相关篇目中记载，“三代时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张载也曾提及“‘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可见，使孩子在孩提时期就接受正确的教育，这是每一位家长和教师的责任。任何个体在母亲体内作为胞胎之时就已经开始受外界的影响，在小时候接受正确的教育，长大了自然可以自己去探求义理，进而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反之，“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2]所以，善教人才，胎婴为早，蒙养为先。辩证审视古代家风建设中养正于蒙的方法如下。
其一，注重胎教。朱熹认为：“子之初生，不可不慎。”类似，“正其本，万物理。”可见，“幼稚之时，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必能“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古人也提及胎教，这也体现“正本”“慎始”的观念。《大戴礼记·保傅》上记载：“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这是说母亲妊娠7个月以后要住到幽静的房间里，言谈举止要格外安详，遵守礼仪，沐浴良好家风的熏陶，给胎儿以良好的感化。孩子出生后，尚在襁褓之中，便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其进行系统的教导。此时，我们联想到当今的“早教机构”，体现着当今家庭和社会对教子宜从早开始的认同。但是，作为孩子家长、首任教师，也不能将其完全依附于“早教机构”，而是要从“自修”做起。因为孩子处于“婴稚时期”时便能够体察到旁人的喜怒哀乐，家长们要将孩子的“早教”落实到家庭的方方面面，追求“使为则为，使止则止”的效果。
其二，优化早教。道德认知的源发与发展规律、先入为主的“印刻”现象以及“积重难返”的特点等，都是历代思想家关于早教阐释的科学依据。《颜氏家训》记载：“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如果错失早教的时期，而养成骄慢的习性，则必然会日积月累，久而久之“终成败德”。朱庆澜还借助“染缸”形象比喻孩子的成长过程。个体在家要经历3～6年才能逐渐步入学校，这是第一道染缸，紧接着学校阶段是第二道染缸，当然，步入社会是第三道染缸。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人生的第一道染缸。我们追求良好的家风建设，从中涵养时代新人，也要“养之于幼”，正其见、其闻、其视、其言等，力争为孩子染上“红底子”，以达到端正无邪的效果，后期便会逐步实现“大红”“朱红”，进而利于学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反之，若在不良家风的熏陶下染上了“黑底子”，则会影响后期孩子的正向发展，甚至若再遇后期的不良影响则会“层层加黑”，有理想的时代新人教育也无从谈起。
（二）结合“严慈”和“知行”，为涵养有理想时代新人“树模范”
时代新人的家庭培养也可以采取“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办法，这既可以鼓励和引导个体成员积极向上，又可以预防和矫正不良品行。正如《颜氏家训》中所记载的：“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教不接，抑则怠慢生骄。”只有严慈结合，才能很好树立父母威严并维持家庭亲情，为涵养有理想时代新人“树模范”“营氛围”。此外，清代学者在“教子宜严”中，增加了新鲜元素，认为“严”还应包括父母自身的严。可见，为人父母者要严于律己，这使得“严慈相济”的育人思想更加丰富。当然，“严父慈母”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双亲在教子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教子中的严与慈，表现了教子方式中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两方面的结合，在适度的力度和适宜的节奏中塑造未来的时代新人。
其一，教子须严。古人家教历来重视教子从严的手段，主张对子弟加以严格的管束，包括有限制的体肤之罚。《韩非子·六反》篇中提及：“父簿爱教笞，子多善，闲严也。”类似的观点反映着棍棒式的惩罚在家教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磨炼孩子的意志。正如颜之推解释说：“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呵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一般而言，儿童天生具有乐嬉游而惮约束的性情，从儿童的成长过程来说，一定程度上的严责也是必要的。当然，对孩子的体罚要有理、有据、有方、有度，切忌严之过度，物极必反。此外，父母长辈要让孩子接受必要的磨炼，虽不必“苦其心志、饿其体肤”，但也可以采取某些方式，譬如，城市的孩子可以到乡下或者偏远地区进行生活体验，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磨砺意志，这对孩子的成长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其二，教子要慈。父母的关怀、家庭的和谐温暖，是子女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比起来，有着后者所缺少的天伦亲情关系。“慈”与“严”相对，也可理解为“宽”。或者是教育态度上的慈爱，或者是教育方式上的宽松。清朝崔学古在《训古》一书中提出在家教和启发教育中实行“爱养”的方法，便是讲此道理的。崔学古认为家长对儿童的教育，在六七岁时，不问智愚，皆应多奖励和鼓励，让他们知道读书的好处，不能视此为苦差事。八九岁时，可略用教笞以示威严，或一两月或半年一次，不可多用。当今，身为父母长辈切忌“爱之过度”或“训之过度”，而是要将爱养和严责结合在一起，从“严”入手，用“爱”引导。
二、情理交融，强素质，练就有本领时代新人的关键环节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世界是通过形象进入人的意识的。”家风的形成以及从中实现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在个体成员中的入脑、入心、入行，实现育人效果，也必须注意形象直观的问题。回顾历史，形象直观、情理交融、具体全面是传统家风育人的有效方法，也为新时代学校教育提供参照。
（一）采取生活化和情景化教育，润物无声中传授知识和技能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情景交融”与“心物感应”相互连接与沟通。家训作为中国传统家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其鲜活的部分。家训作为启蒙的教材，其文本的编纂过程当中，运用绘声绘色的形象化文字描述，将经典文本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名词短语和道德规范生活化、形象化、具体化[3]，来适应受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未来发展需要。可见，在新时代中小学校教育过程中，教材编写的生活化、形象化、具体化是基本要求，也是实现知识和技能入脑入心的有效保障。与此同时，以情感人是家风建设中实现育人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譬如，宋儒程颐曰“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因此，时代新人培养只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能启开受教育者的心扉，使其思维同步、心声共鸣，达到最佳教育效果。
可见，学校育人工作，尤其是教材的编写，可以借鉴传统家风家训经验，注重运用生动的语言、拟人的手法、形象的案例等。一方面，采用形象化的文字描述。传统家训借助一些人人皆知的人和事的形象描述，来解释说明“成风化人”的系列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譬如，《颜氏家训》中记载正反两方面案例情况，有些宦官子弟因为家室殷实，便不学无术，“全忘修学”，在谈论赋诗之时，难免“塞默低头”。“延颈企踵，甚于饥渴”等形象文字描述，动人心弦。此外，古人通过歌舞、诗歌等对儿童进行“德”与“智”的教育。可见，学校教育中系列教材的编写要把“回到语言的切身性”作为生成起点，进而确立一个共同的精神姿态，编写出融历史感、现实感以及价值感于一体的系列课程教材。另一方面，运用比拟的写作手法。传统家训文本中运用大量的拟人手法，来充分调动个体的五官功能，实现社会普遍道德规范个体化的综合效力。譬如，颜之推告诫弟子交友之时，采用拟人化手法，形象地将“与善人居”比喻为“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反之，“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弟子们可以很清晰体会到交友的原则标准。由此可见，当今我们在编写相关教材时，也要丰富写作手法，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同时，学校教育中可以将关乎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道理，通过耳熟能详的模范人物或重要事件来展现，让学生们看得见、摸得着，能入心、会行动。
（二）主张具体性和针对性教育，潜移默化中锻炼素质和本领
奥地利生态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在动物心理实验研究中发现了“印刻”现象。当然，人类个体优于其他动物，其出生所在的家庭是关键的教育场域，而在此场域的教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教化内容的明确具体。譬如，父母在家风建设中，需要有明确的内容、目标及奖惩措施。同时，每个人因为先天因素、后天阅历、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的不同，其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从实际出发，以切合受教育者的实际和发展需要。譬如，宋代袁采提出“性不可强合”的思想，正所谓盖人之性，或宽缓偏急、刚强柔懦等，所禀自是不同。
传统家训在设定具体可行的内容和目标的同时，还蕴含“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进行教育的育人理念，这也为我们新时代育人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一方面，有本领时代新人的培养要明确具体的目标。从教育的目的意义上来分析传统家风建设，其目标主要是“育人”“成德”和“成圣”。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育人工作的目标。同样，古人家教的内容主要有品德养成和知识学习两方面，内容相当详细，尤其是家风建设中教导子女做好人的元素，涉及立德、修身、处世等详细的内容。显然，学校教育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引领和目标导向。另一方面，有本领时代新人培养要遵循孩子的身心特点循序渐进。传统家风建设过程中，在落脚于孩子教育层面，十分注重对孩子身心特点的适应问题，遵循、顺应孩子的身心特点，反对对孩子个性、兴趣爱好的忽略和压制。譬如，朱熹教育思想中，分“大学”和“小学”教育，其中“小学”阶段，授以基本的行为规范、洒扫习惯即可。幼儿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体验，较为有效的当属“诱之以诗歌”，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类似所谓的“专务”渗透于诗歌当中，不仅易记，而且“易生其感发之心”，以陶冶性情、“发其志意、导之习礼”，并“开其智觉”。此外，如今许多孩子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急切，鼓励孩子参加文化课辅导班、音体美特长班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孩子的成长进步，但要真正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和个性化需要，则期待家长们“因材施教”。同时，学校教育目标和内容的设定也需合理定位，切忌“缺乏力度”和“负担过重”两个极端。
三、修齐治平，怀家国，培养有担当时代新人的价值旨归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家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譬如，家庭的因素向上延伸，使国家保留了许多血缘家庭的特色，如“父权制”“家天下”等；同时，国家的因素向下延伸，也使得家庭的维系蕴含着国家治理的色彩。由此，这种双向延伸的结果，表现为国的“家族化”和家的“国家化”。如此一来，国家植入家庭之中，家庭渗入国家之内，形成了传统家风建设过程呈现着浓厚的家国同构色彩。与此同时，家国同构的逻辑理路蕴含着“修齐治平”的内在要求和“家国情怀”的价值意蕴。如今新时代，虽然家庭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但正是因为家庭与学校、社会之间的联系密切，才使得按照“修齐治平”的由个人到集体，由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的实现模式，培养富有“家国情怀”、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成为必要。
（一）参照“修齐治平”，将新时代的“孝”与“忠”辩证结合
传统家风家训文化对个体成员国民意识培养的思路，首先在于“修身”“持家”。同时，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贡献，也以其家道的维护和家政的清理为基准。正如孟子所说的人伦关系之间的“亲、义、别、序、信”，实际规范了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4]恩格斯也认为父亲、子女、兄弟、姐妹等不仅是简单的称谓，更是一种“相互义务的称呼”，而且“义务的总和”彼此关联，构成该民族“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5]。由此可见，古代的持家有方、家族和睦乃是参与国家事务的前提条件。家风建设，可被看作治国理政的基础，将家与国统一起来，这也体现在个人—家庭—国家同构关系的儒家思想中。譬如，孔子所主张的“修己安人”思想，明确了修身—提升—安人—安定社会的逻辑关系，培养了孝顺之子和尽忠之臣，这也为时代新人培养提供逻辑思路。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时代新人的培养都需要上升至“国家”高度，以尽心尽己为起点，既要孝敬父母，又要报效国家，既要忠诚师长，又要忠于祖国。
鉴于此，辩证审视传统家风家训中所蕴含的“忠孝”文化，既可以实现传统“忠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可以应用于时代新人的培养。一方面，从家庭做起，培养既孝敬父母又报效国家的时代新人。时代新人的培养需要从“孝”文化抓起，培养“孝德”之人。简单而言，一个人有身、心、志三个层面，同样，对父母的孝养也就涉及三个层次，分别是孝父母的“身”、孝父母的“心”和孝父母的“志”，与之相应，形成“孝德”的“知”“情”“意”“行”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完善的“孝”人格。正如《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父母长辈要教导做儿女的责任和担当意识，走向社会有所作为，在为社会、为祖国作贡献中回馈父母，让父母为儿女而骄傲。由此可见，“孝德”是新时代家风建设所特别需要提倡的，借助于孝，培养具有“孝德”之人，这同时也是培养时代新人的价值指向。此外，新时代的家与国密切关联，家既是指个体小家庭，也指国家大家庭。我们做好“小孝”，致力“大孝”，立足“近孝”，追求“远孝”，实现“孝身”“孝心”和“孝志”的螺旋上升的“至孝”，圆满个体“小家庭”，成就中华民族“大家庭”伟大复兴的“中国梦”[6]。另一方面，由学校配合，培养既忠诚师长又忠于祖国的时代新人。一般而言，“忠”是一种伦理性存在，涉及个人伦理、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蕴含着“忠”的价值要求，是学校教育培养有担当时代新人的基本参照。其中，个人伦理层面，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且“忠”由心出，尽己之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对他人的高度负责和笃实无欺。同样，所谓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也需要具备“尽己之心”，尽己所能，真实忠诚。政治伦理层面，并非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国泰民安、民族复兴等理想的人格化，主要表现为个人与党和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忠君爱国”的时代体现，时代新人教育尤其突出忠于党和国家、人民，为共同体的利益尽心竭力。[7]此外，社会伦理层面的“忠”主要是“经邦济世”，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要自觉自发地对时世有强烈的责任态度和担当意识，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奉献社会，尤其是具有努力改变世界的精神和行动。
（二）培养“家国情怀”，将“个人梦”和“中国梦”有机统一
黑格尔曾认为，中国是建立在某种道德之上，若总结国家富有的较为突出的特征，那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8]。由此，传统家风的建设必然体现这样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从而来维护家庭成员的血缘纽带和家庭稳定。当然，与之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逐步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长久地左右着伦理道德、社会心理以及行为习惯，给中华民族打上深刻的烙印，构造出一种“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譬如，中华民族精神中强调个体在“家国”中的角色和义务，以及个体对“家国”的使命和责任。如此的家国情怀，会在提升家庭凝聚力的同时，形成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对维系家庭关系的和谐、人际交往的稳定、社会的正常运转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见，家国情怀也是时代新人培养的原点，家庭、学校与相关部门要注重从娃娃抓起，注重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以贯之地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把爱家和爱国相统一，实现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显然，家国情怀是传统家风文化的显著基因，其核心和实质是责任和担当。如此的价值指向，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国格”。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等是家国情怀的新时代表达，也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备元素。可谓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更多体现在面对任务和责任的一种态度。当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并非孤立的工程，需要党和国家及相关部门站在一定高度用家国情怀的价值指向和道德力量，从每一个家庭、家族着手，注重道德修养，重视人格完善，以道德为家风建设的文化基础，作用于家庭成员的“三观”以及整个思想体系。一方面，从外在教育来看，要以培养富有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为目标，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联动，同时建构大中小一体化的德育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当下我国德育的总目标，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体来看，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德育总目标贯穿于大中小幼各个阶段，连接着不同阶段的德育历程，同时可以将培养时代新人作为价值目标，打造横向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大思政”工作格局，[9]具体包括：完善德育体系，打造缜密系统；家校协同育人，创造合力平台；延伸系列课堂，实现内外联动；利用网络资源，构建育人共同体。另一方面，从自我教育来讲，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心系祖国和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责任和担当。诚然，“中国梦”是系列个人梦凝集而成的，它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人梦。同时，“中国梦”的实现是个人梦实现的前提与基础。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要以家国情怀所蕴含的使命担当意识来激发学生的自我教育。从“打胚模”到“上颜色”，使每个孩子能够在自由、自觉的环境中成长，在享受到身心和智力俱增的童年乐趣同时，能够逐步认识到作为社会一员的使命和担当，在担当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中执着地去实现中国梦指引下的个人梦，与历史同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在，最终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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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