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朱卫国
摘 要：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热点问题。在理解课业负担基本内涵时，需要考虑家庭和课外培训机构施加的负担，且这种负担同时包含主客观双重指标，同时要注意课业负担的学科差异、心理活动差异和群体差异。政策执行偏差是减负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和替代性执行。课业负担过重不仅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还对家庭和教育生态系统有消极作用。为此，政府需要在减负中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多轨贯通的升学评价体系，贯彻落实学生发展指导机制，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生态系统，提供更多均衡且优质的教育资源，让中小学生减负取得更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减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在七十年间不断发展和进步，取得了诸多令人鼓舞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基础教育中的一些“顽疾”依旧存在，比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长期存在，减负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如何正确深刻理解课业负担的基本内涵，揭示和解释这一教育瘤疾背后的深层原因，厘清课业负担过重对学生、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危害，探寻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建议和对策，直接关乎教育能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到新时代如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我国教育事业水平提高和社会稳定发展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一、课业负担的基本内涵
尽管中小学生减负频繁见诸报端，成为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基础教育热词，但是关于课业负担的基本内涵却并未完全厘清，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的争论集中于三部分。
第一，课业负担中的“课业”的组成问题，即课业负担是单指学校课业负担，还是包含着由家庭、课外培训机构施加的课业负担?学生课业研究的资深教授Cooper最近将“课业”定义为“由学校老师布置的需要在非教学时间完成的工作”，[1]据此可认为，课业负担是由学校教师布置的课外作业所产生的负担。我国部分学者在进行课业负担概念界定时，也将关注点聚焦于学校内的课业负担，比如艾兴认为课业负担指“中小学生达成学校教育目标所要承担的学习任务及由此带来的生命消耗”。[2]与此相对，不少学者认为课业负担不只是学校内的课业负担，还应包含家庭作业、课外培训产生的负担，课业负担由学校内课业负担和学校外课业负担共同组成。胡惠闵等人认为，需要以广义理解为基础来界定课业负担的外延，把当前社会、家长和教育者所关注的各个负担维度容纳进来。[3]更多的学者并未直接说明课业负担的组成，但在论述过程中，他们经常会提及到父母布置家庭作业、参加课外培训机构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实际上已经将课业负担概念外延至家庭、社会等更多维度。
第二，课业负担的主客观性问题，即课业负担是一系列客观指标还是学生的主观感受?不少学者认为负担是心理学中常见的概念，基本等同于“压力”、“心理承重”等概念，既然称之为负担，那么课业负担自然是学生对课业的一种主观感受，对课业负担的认识要聚焦于个体的主观体验。谢维和就认为，减负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业，更关键的是减轻学生对课业的心理负担。[4]当然，主观的心理感受会随着个体的年级升高、学习能力、个性特征而变化，不同的学生在面对同一份试卷的感受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学生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对同一份作业的感知也会截然不同，课业负担也因此具有强烈的情境性，难以十分准确客观地评估学生的主观课业负担。因此，部分学者在进行课业负担的调查、模型建构时，倾向于将课业负担理解为外部施加的客观物。比如有学者在建构课业负担监测预报模型时，将课业负担操作化为写作业时间、体育活动时间、睡眠时间、考试次数及教辅本数等共12个因子。[5]更多的学者认为课业负担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课业负担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在调研中同时包含学习时间、课时数、考试次数、学习的心理感受等多个指标。
第三，课业负担概念的感情色彩问题，即课业负担是一个中性词还是贬义词?有一些学者指出，课业负担本身是中性词，任何学生为了达成学习目标都要承受一定的压力，课业负担是合理且无法避免的。比如娄立志将课业负担界定为“学生在学业方面应该担任的责任、履行的任务和承受的压力”。[6]这些学者认为试图通过教学优化、考试制度改革彻底消解课业负担，这既无可能更没有必要，合理的课业负担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当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仍未完全得到解决，加之各种报纸媒体对课业负担的负面报道，不少人往往自发将课业负担视为一个贬义词。有学者通过对国内500篇代表性文献的文本分析发现，有近60%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课业负担概念带有贬义色彩。[7]比如杨兆山认为学习负担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教育者提出的要求超出学生的身心承受能力或违背学生意愿需求以及学生对学习后果的担心等所造成的疲劳性身心体验”。[8]这些学者认为，负担就意味着课业超出了学生的能力和承受范围，本身就具有“不合理”、“过量”的意味。
我们认为，课业负担不仅指学校教师布置作业产生的负担，更应包含由父母、校外培训机构施加的负担，这有助于全面把握课业负担的组成和内涵。同时，课业负担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我们既要从课时数、学习时间和考试数等客观指标测量课业负担，更要关注学生对课业负担的主观心理感受。最后，需要认识到课业负担是正常的，合理的课业负担有助于学生学习目标的达成，我们反对的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即对学生身心发展造成伤害的课业负担。
笔者认为，在理解课业负担内涵时具有差异化视角十分必要，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地把握课业负担的基本内涵。首先，课业负担过重并不意味所有学科课业负担过重，即存在着学科的差异性。当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科目主要集中于语数外等考试科目，它们的课时数、作业量、考试次数严重超过了学生的承受范围。而与考试关联不大的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德育课、劳动技术课被边缘化，它们在学校、家长中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科目也就不存在负担过重的现象，而是存在负担过轻、被边缘化处理的问题。因此，我们所言的课业负担过重更确切的是考试科目负担过重，更进一步讲，则是该科目中容易成为考试内容知识点的学习负担过重。其次，除了科目的差异，我国中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还存在记忆负担重，想象、逻辑、创造性思维负担轻的问题，即学习心理活动负担的差异性。个体的学习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记忆、想象等多种心理活动，多种心理活动并行且均衡的学习过程最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但不少中小学生习惯于死记硬背，造成机械记忆负担过重、更高级的心理活动训练不够的问题，反而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最后，虽然减负政策是针对我国所有中小学生，但课业负担在不同群体中并不均质，即存在群体的差异性。以不少农村留守儿童为例，由于父母的缺失和祖辈的溺爱，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帮扶和监护，他们在校内外习惯于被动学习、敷衍了事，连基本的课业学习任务都不能高质量完成。对于这些留守儿童群体，他们可能需要的并不是减负，而是合理适当的增负，这对于他们的知识学习、人格发展才更有益处。
二、政策执行视角下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探析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起，中央政府就多次颁发关于减负的政策意见，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本。但现实中减负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教育的期待。美国著名政策学者艾利森认为，政策目标能否最终得到实现，仅有10%取决于政策方案的确定，而其余的90%则依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9]可以推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与减负政策的执行偏差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选择性执行。在减负政策颁布后，部分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会对政策文本进行裁剪，选择容易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内容加以执行，刻意回避部分政策要求。比如说，2013年教育部颁发《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对小学考试次数和评价内容做出了规定，要求“小学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从四年级开始，语数外语每学期可举行一次全校统一考试外。实行‘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采取‘优秀、良好、合格、待合格’等分级评价”。对学校而言，对学生考试成绩采取等级评价方式容易执行，但不少老师无法接受对考试次数的规定，尤其是一到三年级不举行考试测验，部分小学仍然采用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频繁的考试测验。另外，减负政策文本中鼓励性内容由于缺乏强制性往往被中小学有意无意忽视、回避，比如《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中的“因地制宜地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社会设施”，不少学校管理者常以安全考虑、校外资源匾乏为由不执行相关政策内容。
2.象征性执行。减负的象征性执行即政策执行主体也会有些许举措，但往往只表现为政策宣传、口头传达、书面文本发放等形式，缺乏真正落实减负政策的实际行动和监督机制。在2013年《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和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中，均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减负督察工作。但现实中，部分教育主管部门并未高度关注减负工作，只是通过书面文件的形式向中小学发放减负通知，并未严格落实督学责任区制度，对减负工作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也缺乏问责惩罚机制。除了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在中小学内部也存在着象征性执行减负政策的问题，比如国家和地方减负政策规定学校不得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一些学校只是从名称上消除了重点班，但在资源分配、教学进度和学习任务上仍然存在明显的班级差异。
3.替代性执行。如果说象征性执行是政策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那么替代性执行则是政策执行方向的扭曲，政策执行者实际行为与减负精神背道而驰，导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一方面，减负政策的替代性执行体现于学校内部，部分中小学管理者依然以考试成绩为中心，他们担心减负政策会降低学生考试成绩，损害学校的升学率和社会声誉。因此，学校的日常实际工作均为实现“提分”效果而展开，上课时间长、考试次数频繁、家庭作业多、教师施加压力大是学校的常态，且学生课业负担随着年级升高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各级减负政策对中小学生家长也提出了要求，比如《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呼吁家长“把培养孩子的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作为首要目标”。但现实中，不少家长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竞争的影响，丝毫不敢在子女学业上有一丝懈怠，请家教或者将子女送进校外培训机构是最“安全”的做法，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火爆映射出减负政策执行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许多家长也是减负政策替代性执行的主体，这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现象较为普遍的存在。
三、课业负担过重的多重危害
从微观层面上看，课业负担过重直接作用于个体，对中小学生身心发展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当课业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群体的普遍问题，且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时，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教育系统都会受到消极影响，课业负担过重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影响学生个体的身心健康，削弱学习和探究的兴趣
中小学生是课业负担过重的直接受害者，为了完成繁重的课业任务，他们不得不放弃体育锻炼、兴趣爱好和社会实践活动，甚至连基本的睡眠时间都要牺牲。中小学生正处在身体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过重的课业负担会危害他们的发育，造成身体上不可逆的伤害。过重的课业负担还会严重危害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巨大的课业压力会造成焦虑、烦躁和抑郁情绪，长期不良清绪下的学生甚至会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过重课业负担对中小学生更普遍的影响是削弱了学习和探究的兴趣，在经历了长期课业负担的折磨之后，不少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学习态度、动机和兴趣都出现了较大问题，这也是课业负担过重的一个长期恶果。
2.造成家庭活动内容单一化，使得家长陷入巨大的焦虑之中
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家庭活动以子女学习为中心，任何影响学业的家庭活动都可能被放置一旁，本该属于亲子情感交流、共同劳动的时间被用于完成作业，本该丰富多彩、充满温情的家庭活动变得紧张且单一。更关键的是，不少父母因子女课业负担陷入巨大的焦虑之中，感受到难以承受之重。美国学者米尔斯曾指出，在西方中产阶层有强烈的焦虑情绪，其中子女的教育就是中产焦虑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课业负担过重给我国许多家长造成了巨大的焦虑，且这种焦虑甚至跨越了阶层差异。不少家长也深知课业负担对子女的不利作用，但却无法放弃对短期考试成绩的功利追求，这使得他们处于严重的矛盾和张力之中，导致自身被巨大的焦虑感包围。还有部分家长的焦虑来自课业竞争带来的经济压力，校外培训机构高昂的收费对不少家庭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不让子女接受课外补习又让家长陷入自责和担忧之中。
3.窄化教育的育人功能，导致教育生态环境的恶化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再次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课业负担过重反映出我国中小学教育疏于德、弱于体和美、缺于劳的问题，学校的日常工作围绕着考试展开，教育对人全面发展的促进功能被严重窄化。课业负担过重也影响了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使得我国中小学教育被贴上了“应试教育”的标签，严重损害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声誉。部分家庭的父母为了让子女免于承受课业之重，过早让子女在国外接受基础教育，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我国出国留学生的低龄化现象。同时，一个良性的教育生态系统应该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组成，三者之间应该协同发展、信息互通、合作育人。但是，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家庭教育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社会教育简单异化为课业辅导、考试培训，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互动也以课业学习为主要内容，无法发挥各主体在育人中的独特功能，整个教育生态环境也因此而恶化。
四、减轻课业负担过重的建议对策
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主体因素纷繁复杂，减负需要学生、家庭、学校和政府的多方协同、综合治理，学者们也反复从多个主体对减负提出了建议。笔者认为，中小学减负是基础教育中一项长期的重点工作，在实践工作中依旧存在诸多难点，政府应该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具体建议对策有以下几点：
1.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生态系统
可以说，当下我们正处于“文凭社会”，拥有名牌大学、研究生学历对个人职业获得发展十分关键，这也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社会原因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未来职业对人的知识、能力的要求会愈加提高，远非接受几年高等教育所能完全提供，它需要个体终身的不断学习，大多数政府机构、市场组织也将更看重个人的实际能力而非只看文凭。因此，政府需要建立适合终身学习的教育生态系统，使得个体有除了高等教育之外的学习场所和机会，在一生中有不断提升自我的可能性，进而持续增强自我的职业技能水平，获得职业的升迁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通过终身学习拉长教育生态系统的纵向维度，分散集中于中小学阶段的教育竞争压力，保障个体即使中高考失败也不用付出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2.提供更多均衡且优质的教育资源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要承认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是相对稀缺且不均衡的。教育是个体保持阶层优势、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每个家长都希望子女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课业负担过重就是优质教育资源争夺战的具体表征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如果能提供更多均衡的优质教育资源，势必能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缓解学校、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情绪，从而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具体来讲，政府首先要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从学校数量、学校硬件设施、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高经费投入，通过各层级、多途径方式培育和提升教师的水平，提高优质教育资源“量”的供给。同时，还要注意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在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之间公平分配，让每个中小学生都能享受到适合自身的优质教育资源，自身的潜能通过教育得以最大发挥。
3.建立多轨贯通的升学评价体系
必须承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小学生期望通过学术轨道进入名牌大学的心态极为普遍，这也是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因此，要有效减轻课业负担，必需建立多轨道贯通的升学评价体系，加强职业教育、自主招生等渠道在升学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且各轨道之间要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比如近些年不少地方实施的“中本贯通”制度，将传统相互隔阂的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高校置于同一人才培养框架之下，使学生读职业教育也有机会获得本科学历，有效缓解了中考升学带来的繁重课业负担。通过建立多轨贯通升学评价体系，给中小学生的成长发展更多元灵活的途径，家长也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意愿和机会，还能倒逼中小学日常评价体系变革，将学生的道德发展、审美能力和劳动素质等内容纳入学生评价中，充分发挥学校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功能。
4.贯彻落实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当前，我国高中生对名牌大学和所谓热门专业有盲目的追求，缺乏对自身兴趣、性格和学习特点的理性分析，在题海战术带来的课业负担中苦苦挣扎，造成了个人片面、单一、不健康的身心发展状况，亟需学校加强对个人发展的全面指导。早在上世纪，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已经在国外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明确指出：“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指导”。学校需要针对个体的差异，对学生进行学习、生活、心理、升学和社会全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压力、了解自我和认知社会，建立积极的自我评价和人生价值观，探索适合自己的未来人生发展方向。必须承认，我国学生发展指导还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专业性较弱和缺乏外部政策保障等问题，需要政府统筹加以规划、指导和支持。近期，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要注重学生发展指导的实效，健全指导机制。未来，政府要督促学校更好地贯彻落实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满足学生多样化健康发展的需求，帮助学校和学生走出应试教育的泥潭，让整个社会回归教育的初心。
参考文献：
[1]陈霜叶，柯政.从个人困扰到公共教育议题：在真实世界中理解中小学生课业负担[J].全球教育展望，2012..
[2]艾兴.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概念、归因与对策一基于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5.
[3][7]胡惠阂，王小平.国内学界对课业负担概念的理解：基于500篇代表性文献的文本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3.
[4]谢维和.重要的是减轻中小学生的心理负担[J].教育研究. 2000.
[5]杨光，武帅，张君.课业负担监测预报模型建构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4.
[6]娄立志.关于学生学业负担的理性思考[J].教育理沦与实践.1999.
[8]杨兆山，陈旭远.关于普通教育学习负担问题的理性思考[J].现代中小学教育，1996.
[9]陈振明.政策科学一一公共政策分析导沦[Ml.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6.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Academic Burde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Zhu Weiguo
Abstract：The heavy academic burde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in China's basic education. When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academic burden,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burden imposed by family and extracurricular training institutions, which includes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cipline difference, psychological activity difference and group difference of academic burden. The deviation of policy executio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unsatisfactory effect of burden reduc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selective execution, symbolic execution and vicarious execution. Academic overburden not only affects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has adverse effects on family and educational ecosystem.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alleviating burden.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uch as promoting test enrollment system reform, improving students' academic burden monitoring and announcement system, providing more balanced and th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establishing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ecological system.
Keywords：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academic burden；burden alleviation
责任编辑：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