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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研究

作者: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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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大学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作者:刘晓红

摘 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补齐“三农”领域主要短板和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国家战略。“五个认同”是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战胜乡村振兴困难的力量之基,是有效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从认同形成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讲,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应加强“五个认同”教育;从广义教育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出发,以及基于乡村广义教育的功能现状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难点问题,旨在提高乡村振兴视角下认同教育的有效性,提出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五个认同;认同教育;广义教育;西部民族地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强调“五个认同”的重要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关系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同时也面临较多实际困难,“五个认同”有利于从思想深处提升各族群众战胜乡村振兴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有利于从人才开发角度培育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学者们从多角度、多地区和多领域研究了“五个认同”的理论解释及实践应用。其中,卢云龙子和魏欣智[2]基于文化治理的中观视角,解释“五个认同”的思想内涵,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提出“五个认同”的实践意义及路径建议;针对个别地区和人群,何萍[3]总结了喀什地区的“五个认同”教育经验,张番红[4]基于对甘肃地区的调查,提出用“五个认同”整合新社会阶层;针对民族院校的特殊使命,梁莹[5]基于6所民族院校的调查,归纳了民族院校大学生“五个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李定杰和陈乐[6]分析了“五个认同”教育现状及有效途径。现有成果为深化研究“五个认同”的理论阐释、实践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奠定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战略,对乡村振兴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为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提供了指导遵循。本文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7]提出的“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振兴目标(简称“三个”全面目标),提出乡村振兴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价值问题,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应然要求,并研究其主要难点和实践路径。

一、认同的概念与作用

20世纪中期以来,认同问题受到了心理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从词源和词义等方面提出了对认同的解释。其中,Identity的词源是拉丁文idem,中文翻译为“相同”或“同一”(thesame)[8]。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identity成为确定认同和身份问题的流行词[9]。虽然至今学界对于认同的概念仍有分岐,但是对认同的基本特征形成了共识,主要有:认同的逻辑起点是人的自我认知[10],通过自我行为和与他人的反应来建构自我认识[11],以及认同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12]等。

认同概念有不同学科领域的特征。如心理学强调自我认知,政治学提倡国家认同,民族学关注族群认同,管理学涉及组织文化认同等。这说明了认同概念应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从认同基本理论讲,形成了身份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卫武和倪慧[13]根据身份认同理论,把认同划分为关系认同和集体认同。其中,关系认同更加关注所在关系中的他人利益,而集体认同则更加关注所在团队的整体利益。Tajfel[14]认为,通常情况下的社会认同包括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等三个基本心理历程。但是对认同概念的定量化分析仍面临较大难度,认同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从乡村振兴的政策效果讲,直接效果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有效补齐“三农”领域主要短板,服务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间接效果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升支持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西部民族地区有农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等,“三农”领域的主要短板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本文对其共性问题作简要归纳,涉及农业的主要短板有过度使用自然资源以及病虫、鼠害影响严重,依赖自然条件生存和提升抵抗自然风险能力较难等;涉及农村的主要短板有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相对不足等;涉及农民的主要短板有收入来源少且增收乏力、家庭储蓄少且负担较重、观念改变难且教育受限等。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依靠政府主导和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必要且行之有效,但是如果不重视培育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就会影响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从乡村振兴的政策效果和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面临的实际困难讲,“五个认同”对提升各族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对加快补齐人才短板并以此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认同概念讲,主要有关系说、层次说和工具说等观点。其中,关系说的重点是建构自我认识,从认同教育讲,包括形成和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通过展示尊老爱幼、谦虚谨慎、友善待人和互帮互助等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增强各族群众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通过党建引领营造好的乡村氛围,提高人人遵守制度和规则的自觉性,增强各族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使命感。认同概念的关系说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要求。层次说源于认同的范围分类,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开展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教育是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保障。认同概念的层次说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振兴、生态宜居”要求。工具说关注认同的社会互动性和强调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超过源于家庭和血缘的原生认同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理性选择,由此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教育。认同概念的工具说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活富裕”要求。因此,认同的多种观点及认同教育的价值理念贯穿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方面总要求。

从认同形成的复杂性和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特殊性讲,“五个认同”教育有重要的价值功能。首先,认同教育对铸牢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发挥价值作用,认同教育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自信、拥护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增强融入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精神家园的信心和能力;其次,认同教育对形成思想价值引领的关键发挥价值作用,认同教育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培育大量德才兼备的合格建设者,思想价值引领的关键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观,通过人才开发培育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二、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应然要求

针对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紧迫性,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新增加的战略。本研究拟从共同价值观的普遍要求和乡村振兴的特殊要求出发,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应然要求。

(一)“五个认同”教育的普遍要求

2015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强调了“五个认同”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求。在此之前,200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把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简称“四个认同”)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15]来推广。2010年5月17日至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16],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明确要求增强各族人民的“四个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看望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17]、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18]、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19]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上发表重要讲话,都再次提出了“四个认同”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认同”基础上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意义重大而深远。“五个认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求,既符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这一实际情况,又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需要。“五个认同”成为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观。

“五个认同”的内在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通过广义教育来引导认识并广泛形成“五个认同”。蔡荃和欧阳润清[21]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解释了“五个认同”的理论逻辑及应用。作者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属于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则可归类为身份认同。这种层次分类符合教育的过程特征,为“五个认同”的广义教育提供了参考。“五个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属性要求教育应建立在广义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基础之上,然而,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一些不良风俗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乡村广义教育的协同育人功能有待进一步系统提升。

“五个认同”的强大生命力,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民族宗教领域率先增强“五个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2],指出“必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即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打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3],总结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四个共同”历史特征,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广大乡村集中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虽然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未来能够长期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乡村振兴是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基础的战略之举,“五个认同”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长期任务。

(二)“五个认同”教育的特殊要求

西部民族地区处于维护祖国边疆安全和反对外部分裂势力的前沿阵地,是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深度贫困地区,承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功能和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等重要国家责任。因此,对“五个认同”教育提出了特殊要求。

“五个认同”提出的针对性,要求西部民族地区高度重视“五个认同”教育的特殊作用。“五个认同”最早是对加强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及更好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和增强教育活动的有效性而提出的。“五个认同”是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要发挥“五个认同”教育对提升国家重大政策效果的特殊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在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下,增加各族群众对“五个认同”的实际获得感,形成政策效果与认同教育的良性循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培育大量德才兼备的合格建设者。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要树立践行“五个认同”的教育典型,特别是在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团结、边疆安全和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付出长期辛勤劳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和事件,让“五个认同”教育充满现实性,成为各族群众喜闻乐见和可以学习的榜样,有效激励更多各族群众和人才资源投身乡村振兴战略。

“五个认同”指导的长效性,要求西部民族地区努力提升“五个认同”教育的固本作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是“五个认同”教育发挥积极作用的体现。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既要面对物质文明建设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基本公共服务条件较差、民生改善投入不足和家庭经济收入普遍偏低等,又要面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人文环境条件较差、不良乡风村俗影响较大和缺少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等。物质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且相对容易感知产出效应,自然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首选对象,如各类产业振兴项目等。但是,若不能及时补齐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不仅会降低物质条件改善的实际功效,还会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瓶颈。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后,西部民族地区将面临面广量大点深的相对贫困长效治理难题,这与“三农”基础薄弱、农村广义教育功能缺失有直接关联性。从长期发展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三个全面”目标的资源基础。教育扶贫是阻断西部民族地区乡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五个认同”教育则是补齐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短板的关键策略。

三、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难点问题

综合民族认同发生理论的“原生论”和“工具论”[24]的观点,本文认为认同教育一方面受到遗传和家庭等原生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广义教育对受教育者产生重要作用。认同教育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以及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广义教育功能不够健全,是影响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主要难点。

(一)认同教育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认同教育要求知行合一,这符合广义教育的目标要求,即对认同教育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认同教育目标要通过广义教育方式来实现。从自然科学角度讲,认同教育目标是养成共同的科学态度并遵守科学规律;从社会科学角度讲,认同教育目标是提高思想认识并形成共同价值观。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涉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且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影响,所以通常情况下社会科学的认同教育效果更难于有效评价。首先,分析认同教育的复杂性。由于认同教育涉及的内容面广量大、社会实践胜过理论解释,目前暂无办法用一本教材或一门课程来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认同教育需要。虽然在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知识领域,形成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亚当斯的社会公平理论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与认同相关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不属于认同教育的范畴,主要是用于解释与认同相关的心理动机或解释人们的行为选择。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一方面,已经有大量成熟的关于理想信念和价值观认同的教育内容及要求,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新对象和新要求存在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够的问题,落实知行合一的目标要求仍然有差距。其次,分析认同教育的系统性。认同教育要收到效果与系统性分不开,并且受到多重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方面,认同教育是强互动性教育,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强互动关系,互动环节出现问题不仅影响信任关系,而且还会降低认同教育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认同教育是强持续性教育,涉及个体、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共识形成过程漫长,共同价值观要经历充分的社会实践检验。认同教育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说教。西部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相对薄弱,认同教育受到宗教、习俗和语言等多因素影响,提升认同教育的有效性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二)乡村广义教育功能不够健全

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是教育扶贫的重点难点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差距较大。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主体组成了广义教育系统,分别承担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广义教育的功能现状不够健全,成为影响“五个认同”教育的特殊难题。

1.家庭教育缺失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青壮年人群外出打工的现象普遍,这对增加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和改变小农观念有明显益处。但是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而言,留守家庭的人员年龄结构呈现两极化,即以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和孙子孙女或外孙子外孙女为主,这对小孩的家庭教育造成明显缺陷———缺少父爱、母爱,容易导致小孩不够自信等。加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医疗和养老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客观上限制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弱化老年人重视家庭教育的能力,家庭环境对留守人员形成认同的教育功能受到限制。此外,西部民族地区有的农村仍有少数民族群众不能正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情形,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双语教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部民族地区留守乡村家庭人员的年龄结构、基本公共服务和语言沟通能力等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五个认同”家庭教育功能相对缺失。

2.学校教育基础薄弱。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教育扶贫领域。自1986年施行《义务教育法》以来,从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普及义务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国家实施优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地区加以横向比较看,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优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是因为教育发展具有复杂性,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不能局限于教育系统本身,不能仅依靠加大资金投入,而要通过教育经济社会系统分析解决影响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短板。首先,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历史欠账的领域较多,包括教育、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等多方面。其次,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历史欠账成因复杂,包括历史原因、自然条件、政策偏差和国家实际可支持能力等。再次,师资严重缺乏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优质义务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留住优秀教师和吸引优秀青年人群从事教育事业,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振兴的首要任务。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优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差距大,造成“五个认同”学校教育功能相对薄弱。

3.社会教育面临挑战。社会教育影响人与人、人与集体和人与工作之间的多种关系,并不断调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所形成的社会观念,提高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能力。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社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由基本情况相似的众多家庭所组成,缺少不同类型单位,特别是缺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各类经济组织。这就使得社会教育演变成为多个家庭教育的扩大版本,对于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家庭教育的一些错误观念,由于人们的从众心理或事务之间的共振现象,反而在社会教育中进一步被放大,成为影响更多家庭教育的错误观念。此外,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会受到宗教、风俗等影响,甚至还会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使得社会教育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效调整相对不足,造成了“五个认同”社会教育功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四、“五个认同”教育的实践路径

虽然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面临现实难题,但是拓宽实践路径可以提升乡村振兴视角下认同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此,本文从认同教育的系统观提出实践路径对策。

(一)遵守广义教育的形成逻辑

增强“五个认同”是多学科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有机统一,“五个认同”教育要遵守广义教育的形成逻辑。根据心理学的动机理论[25],个体行为由优势动机决定,而优势动机产生于主导需要,主导需要是个体内部因素与外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借鉴身份动机理论的情境社会认知视角[26],在动机理论的逻辑基础之上,对个体加入原生家庭和教育影响要素,在外部环境中加入群体结构、群体目标、社会结构、社会目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强化等要素,构建认同教育的广义形成模型,(图1略)认同教育的广义形成模型,在图1中,有两条主要逻辑线:一是用实线表示的方框和剪线组成的逻辑线,这属于管理心理学的动机理论,归纳起来讲,就是通过满足主导需要才能获得所希望的行为表现。二是用虚线表示的方框和剪线组成的逻辑线,这是本文基于广义教育所提出的新增加内容,主要用于分析认同教育的形成逻辑。首先,认同教育是广义教育,应当置身于特定的家庭和一定的群体与社会结构之中开展分析;其次,勾勒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又称为群体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个体认同行为表现的内因作用和主导需要的影响关系。

如图1所示,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针对性的两方面策略:一是按照动机理论,从满足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各族群众的主导需要着手,提高自我强化要求,提升对“五个认同”教育的新获得感;二是按照广义教育观点,行为表现对外部环境中的群体和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因此应当及时予以强化并提高社会要求,如及时肯定或表彰符合“五个认同”教育要求的行为,批评或匡正不符合“五个认同”教育要求的行为,提升“五个认同”教育的时效性。

(二)增加各族群众的新获得感

增强“五个认同”是公共政策与实际效果的有机统一,“五个认同”教育要取得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可。根据美国学者戴维[27]提出的公共政策分析概念,“五个认同”有公众决定且反映社会价值的基本特征,因此,可将其纳入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畴。2010年以来,从英国开始并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把行为科学引入公共政策领域,探讨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28]。本文认为提高各族群众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新获得感,既是增强“五个认同”的物质基础,又是提升“五个认同”教育有效性的群众基础。

首先,关于新获得感的讨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加以纵向比较看,西部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各族群众都有非常明显的新获得感;而从与中东部地区的横向比较看,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初期,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仍有获得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快速推进,西部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日渐拉大,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相对获得感有所下降。从社会环境角度讲,主要是贫富差距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全国人均GDP仅有155美元,各地区贫富差距较小(基尼系数为0.24,小于0.3-0.4的合理区间),相对容易提升各族群众的新获得感;改革开放40多年来,据相关研究表明[29],反映贫困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82年至2016年期间内呈现加大上升、减速上升和缓慢下降等三个阶段,自1995年达到0.434

(首次超过0.4的警戒线),2016年为0.465。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获得感的下降。其次,要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新获得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重点关注和帮助因病因灾因学等返贫的特殊群众,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是补齐劳动力与人才资源短板,通过人才开发培育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快补齐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宗教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夯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根基。

(三)聚焦乡村振兴的主要短板

增强“五个认同”是乡村振兴的长期任务和动力之源,“五个认同”教育要聚焦乡村振兴的主要短板。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在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方面的短板明显,而在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方面从区域内部讲也有较大的差异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参与渠道有待拓宽,各族群众主动作为的思想基础有待提升;要增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关键是要能留住青壮年人群和吸引外来人才资源。因此,“五个认同”教育要聚焦补齐乡村振兴的人才短板。

由于产业或产业环境不够好等问题客观存在,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不少青壮年人群外出打工,使得留守乡村人员年龄结构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有较大差距。民族地区“空心村”问题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30]。如果没有足够多的青壮年人群和农村实用型人才资源,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很多事业就难以落实。因此,要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高度出发,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和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下,通过解决个性化的实际问题来增强情感和身份认同,为乡村振兴留住青壮年人群和农村实用型人才,有效提升各族群众对“五个认同”的新获得感。同时,要发挥“五个认同”教育对培养、引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资源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有跨越千年的“直过”民族,从封建农奴社会和奴隶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实施了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建支持力度;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等。这些重大政策及其成功实践蕴含了丰富的“五个认同”精神,为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资源加入新时代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历史经验。“五个认同”教育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加速补齐人才短板的有效策略。

(四)扩大认同教育的受众对象

增强“五个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责任,因此“五个认同”教育要扩大受众对象的群体数量。认同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认同教育可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五个认同”的学习理解和自觉遵守,由于留守乡村的人员因年龄或语言能力等因素影响,缺少同外部社会的深度交流,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解较少,相对容易产生封闭的思维。因此,认同教育要扩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群体数量,提高认同教育的针对性和持续性。

首先,认同教育要提高针对性。按照认同教育的内容要求,针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不同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不同的目标要求和教育方式。如对情感和身份的认同教育,重点应从学前儿童开始,通过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使之能够正确知晓出身、生活和成长的地方,愿意同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撒下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种子;对价值观的认同教育,重点是教师和各类在校学生,通过学校课程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自信;对于行为的认同教育,则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系统教育工程,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承担教育职责。其次,认同教育要提高持续性。重点要发挥教师和学生群体的引领作用,随着教育扶贫作用的显现,重视教育成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的新价值观,以及贫困家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希望。从教育可塑性、持续性和相互影响关系讲,教师和学生群体相对更容易接受认同教育的要求,容易促成家庭成员的集体认同。教师和学生群体是西部民族地区开展“五个认同”教育的关键对象,“五个认同”教育要作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办学的特殊要求,增强其为乡村振兴培养未来“永久牌”劳动力的新使命;“五个认同”教育要符合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学情特点,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五个认同”教育要扎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实际,充分体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成就与现实需要。

(五)加强认同教育的系统研究

增强“五个认同”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学者的担当,“五个认同”教育要加强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民族干部学院的我国民族院校,成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院校不仅为西部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全面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对认同及认同教育开展了专门研究。结合民族院校定位与使命、少数民族学生特点,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认同教育的实践与案例。

“五个认同”教育研究要面向新问题。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为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提供了理论与案例借鉴,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认同教育规律和案例问题研究显得不够。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是“顶天”“立地”。其中,“顶天”要求认同教育的目标和评价应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地”要求认同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能被不同层次的各族群众所能理解、接受和认可。在乡村振兴的特殊背景下,“五个认同”教育目标的重点是要构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自我认知,并且要能够有效提升成为集体认同和社会认同。这其中仍然涉及对认同理论问题的研究。此外,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既缺乏足够的青壮年人群和农村实用人才,还缺乏懂专业技术、善于经营管理和会双语的复合型人才。各类人才培养和双语教育是提升“五个认同”教育效果的基础工程,因此涉及对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规律、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教育既有普遍性要求,又有不同群体的特殊性要求,对于两类不同要求的教育内容、方法与评估等研究有待加强。“五个认同”教育不仅要有教育学、心理学等单学科的研究,还要有基于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五、结束语

国家战略,有助于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如期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助于夯实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三农”基础。教育在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应重视“五个认同”教育,这不仅能提升各族群众战胜乡村振兴困难的信心和能力,而且能促进各民族群体增强“五个认同”的共同价值观。提升“五个认同”教育质量对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要进一步研究调动各族群众参与认同教育的积极性,增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协同性,培养和造就更多高素质的乡村振兴建设者,为西部民族地区实施高质量乡村振兴培育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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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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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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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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