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1期 作者：陈建翔 马婷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社会变迁，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在概念理解和表述上发生了四次重要变化，其周期律大致为每十年经历一次大的变化，粗略可以概括为：第一个十年为众口一词的“单向度的家庭教育概念”；第二个十年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的是“多向度交互性的家庭教育概念”；第三个十年普遍认同的是“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家庭教育概念”；第四个十年则形成了“时空交融影响的家庭教育概念”。总趋势是：内涵日益深入，外延不断拓展。家庭教育概念嬗变的“准周期律”，体现了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化节律与社会变迁主题变奏的某种同步性。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家庭教育概念；单向度；多向度；人与环境融合；时空交融影响；家庭教育概念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变迁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也迅速兴起，展现出勃勃生机。其中，对家庭教育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作为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也在不断拓展，呈现出频繁变化的“认知活跃期”特征。中国家庭教育研究在概念理解和表述上发生了四次重要变化，其周期律大致为每十年经历一次变化，粗略可以概括为：第一个十年为众口一词的“单向度的家庭教育概念”；第二个十年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的是“多向度交互性的家庭教育概念”；第三个十年普遍认同的是“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家庭教育概念”；第四个十年则形成了“时空交融影响的家庭教育概念”。家庭教育概念嬗变的“准周期律”体现了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化节律，与社会变迁主题变奏的某种同步性。家庭教育概念的不断演变改变了家庭教育理解的内涵与外延，深化和扩展了人们对家庭教育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显示出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浪潮之中，具有紧密互动的持续活力和巨大空间。
学科核心概念的厘定在学科的理论构架中占据基础地位，而其带有趋势性质的嬗变，往往提示其理论构架发生了结构性质变。本文期望能够对中国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趋势和学科发展脉络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认识与评价，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40年来发生的社会变迁。
一、改革开放历史变奏曲的回响：家庭教育概念厘定的四次重要变化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涉及关于家庭教育概念的研究和界定，有关的研究文献主要分布在家庭教育专著和一些期刊文章中；本世纪以来，研究文献数量有一定幅度增长，但总体上专门对家庭教育概念的研究文献还不是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者对家庭教育概念的理解和厘定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其粗线条的、非严格的周期律大致为每十年经历一次大的认知变化。
（一）第一个十年的概念界定形成了众口一词的“单向度的家庭教育概念”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匮乏，主要以学习引进前苏联的理论为主，对家庭教育概念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获得蓬勃发展，家庭教育基本原理的研究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1979年版的《辞海》对“家庭教育”的定义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里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教育。”[1]这是改革开放后所能查阅到的我国本土最早的对“家庭教育”概念的明确界定。由郑其龙（1984）编著的《家庭教育学》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本土出版最早的有关家庭教育学科性质的专著，在书中，作者虽然没有对“家庭教育”进行明确定义，但详细论述了家庭教育的起源和特点。该书指出，家庭教育在阶级社会中具有“社会性、阶级性、普遍性和继承性”，社会主义家庭教育则具有“全面性、一致性、系统性和复杂性”[2]。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对“家庭教育”的定义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3]而1988年赵忠心编著的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家庭教育的著作《家庭教育学》对“家庭教育”的界定是：“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家里的长者对其子女和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这种教育实施的环境是家庭，教育者是家里的长者，受教育者是子女或家庭成员中的年幼者。”[4]从该书开始，拉开了构建我国家庭教育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的序幕。
从以上对家庭教育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家庭教育的概念界定是围绕“单向度的家庭教育”这个内涵展开的，即把“家庭教育”理解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或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此种定义下的“教育”带有明显的“教养”性质。此时对受教育者——“孩子”或“年幼一代”的教育目标，主要定位于“按照一定社会规范培养家庭（或家族）后代、继承者”的意域。
（二）第二个十年，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的概念界定是“多向度交互的家庭教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以工业化、科技化和城市化为特点的中国现代化为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素质教育的倡导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育的发展方向。大众传媒技术的兴起，“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同喻文化”等新理念的普及和渗透，悄然改变着家庭教育的主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逐步兴起以及学科的初步创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家庭教育概念进行研究和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见表1（表略）①。
表1中是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间学者对家庭教育概念界定占据相对主流的特征：改变和拓展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向度，把“单向度”思维改成了“多向度交互性”思维，典型的表述是“家庭全体成员之间相互展开的教育，包括‘前喻的’‘同喻的’与‘后喻的’教育”。此种定义下的家庭教育带有明显的“教学相长”的意味。此时的家庭教育主客体，涵盖了全体家庭成员的完整人格，延伸到“全部家庭关系总和”的意域。
同时应该指出，家庭教育概念界定中“单向度”思维与“多向度交互性”思维，并不必然存在由此到彼截然区分的“进化阶梯”。作为研究中的两种审视和思考模式，二者并不是相互“替代式”“淘汰式”关系，它们存在一个可以共容的“交集地带”。甚至在今天，二者也经常是同时存在的，可以分别用以阐明家庭教育问题的不同侧重点。
（三）第三个十年，普遍认同的概念理解是“人与环境融合的家庭教育”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新纪元，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与突破。在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研究基础之上，研究者对家庭教育概念的认知有了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杨宝忠在《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育》一书中，从新世纪知识经济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背景出发，同时基于教育一体化的视野，把“家庭教育”理解为：“在人类社会家庭生活中，家庭构成人员之间的终生持续不断的一种教育和影响活动。既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自觉的或非自觉的、经验的或意识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多重水平上的影响，又包括家庭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和家庭环境因素对其成员产生的无主体影响。”[11]李天燕（2007）在其所著的《家庭教育学》中指出，现代家庭教育应该是直接和间接的统一。其中，间接的家庭教育即指“家庭环境、家庭气氛、父母言行和子女成长产生的潜移默化和熏陶”[12]。缪建东在2009年出版的《家庭教育学》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家庭教育的终身性，并总结到：“家庭教育不再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再仅限于帮助子代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而是促进家庭所有成员的身心健康及家庭关系的和谐美满；不再局限于人生的某个阶段，而是贯穿了人一辈子的过程。”[13]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者们已经把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影响来源扩展到了整个家庭环境、家庭文化等“非主体因素”（或称“隐性因素”）的作用，认为对“家庭教育”概念的理解应该扩大到既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多种水平上的相互影响，即“有形的或无形的、经验性的或有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同时还应当包括家庭环境、家庭文化等隐性因素对其成员形成的“隐性影响”；对家庭教育目的的认识，已经从帮助孩子实现社会化拓展到促进孩子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范畴。同时，伴随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的广泛渗透，家庭教育的时间尺度从对未成年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延伸到终身教育范畴，这极大地促进了对家庭教育概念挖掘的深度与广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中，对家庭教育概念界定的突出特征为“人与环境的密切融合”，将教育内容、教育影响从明确的道理、规范、习俗、知识、技能扩展到不确定、随机性、生活化的环境综合影响。此种意义下的“家庭教育”，概念外延的空间性得到极大拓展与深化，“教化”特性明显，带有更多“不言之教”“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内涵。此时，我们需要在“社会关系与环境关系的总和”这个意域上，理解家庭教育所针对的全体家庭成员的人格特性。
（四）第四个十年的概念认知形成了“时空交融影响的家庭教育概念”
2010年以来，“知识爆炸”趋势愈演愈烈，促使全世界文化交流融合；大众传媒技术特别是移动通讯技术迅速发展与普及，使得教育越来越趋向终身化与“随身化”；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网络视频公开课、远程课堂等逐步走入家庭生活，在线学习逐渐成为学校及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混合学习也成为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中国社会在短期内出现了数以几十万计、遍布全国各地的“家庭教育指导师”群体。这些都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形塑了家庭教育日新月异的面貌。
在宏观发展和顶层设计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三个注重”把家庭教育与家庭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战略高度，引导人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治国理政的高度来探讨中国家庭文明建设和家庭教育的转型与发展问题。这一层面的研究把我们对家庭教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带入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与此同时，我国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经过前面几个阶段的积累，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突破，但存在的问题也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虽然研究内容广泛，选题多样化，研究范式和工具也比较丰富，但普遍呈现出平面化、肤浅化甚至浮躁化的特征；对家庭教育重大理论问题、社会关切问题的阐述往往缺乏力度，难以深入。这与家庭教育实践领域特别是家庭教育市场的喧嚣、浮躁、功利化、短视化有明显关联。这个背景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警觉和反思，他们开始把研究视野投向家庭教育更深层、稳定的领域，投向家庭教育的时间维度和历史传承机制。
于子洋在其硕士论文《家庭教育中的“隧道效应”—关于家族性文化心理结构的代际传承作用》中，对“家族传承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揭示了家庭教育中的“隧道效应”对个体产生的隐秘的、深远的、持久的、复杂的影响[14]。曹继光在其硕士论文《远逝的箫音：家庭“隐教育”叙事探究》中，着重探索“人类在生命进化中获得的并不断累积演变的先在性的内在教育机制”，并把“家庭教育”理解为“家庭环境、家庭关系和家庭活动对家庭成员影响的总和，其教育过程既包括相互间外部的言语行为的显性影响，也包括个体内在的‘时间—历史积淀’与‘空间—现实关系’的交互作用”[15]。
陈建翔在《新家庭教育论纲:从问题反思到概念迁变》一文中，详细总结和分析了我国近年来对家庭教育概念存在的几种理解及其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家庭教育”的概念和主张。他认为，对家庭教育概念的理解应至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家庭教育包括“来自家庭成员的全部能动的教育”。它体现的是家庭教育的主体性、能动性、交互性以及对人“作为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其次，家庭教育包括“人所接受的全部现实存在的教育”，这一层体现了家庭教育中隐性因素的影响以及对人“作为现实的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再次，家庭教育还包括“人所接受的全部内在历史的教育”。这就更加深入指出了家庭教育的深远性、隐匿性、代际性以及对人“作为全部历史关系的总和”的理解，把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从空间层面延伸到了时间隧道中，拓展了教育的时空范围[16]。
综上所述，在近十年中，研究者对家庭教育概念的研究，主要是把认知视野带入了“家庭教育的历史密林的深处”，考察了家庭教育的代际传承机制和时间维度。这一概念理解强调了“来自家庭或家族代际传承的文化—心理历史结构的深远影响”。这种表述，基于前面所述“人与环境相融合的家庭教育”，又勘察了隐秘的“时间隧道”，空间性的认知与时间性的考察融为一体，构造出“时空交融影响的家庭教育概念”，体现出家庭教育固有的复杂而深远的因果联接。至此，研究者完成了将家庭教育培养目标所面对的家庭成员的人格中心，居于“全部自然与文化历史关系总和”位置的努力。
二、研究总结及展望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基本可以评定，这是“家庭教育”概念厘定的“认知活跃期”。人们对“家庭教育”概念的认识，显示出不断拓展、创新的活力和无限可能性。从最初的父母对子女的单向度的教育，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交互影响，再到家庭中隐性的、非主体性因素的综合作用，研究者的视野在不断拓展。而“隧道研究”“隐教育研究”和“新家庭教育理论”的出现，则试图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探讨家庭教育概念，有了一种期望达到人与环境融合、时间与空间叠加的研究态势，这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家庭教育的基本认识。
回顾、厘清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收获和启发。我们不仅在凌乱纷杂的历史步履中发现了家庭教育概念大约每十年出现一次重要变化这一并不严格的“准周期律”，而且，我们还有其他两点发现。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家庭教育概念厘定的这几次重要变化，都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某些重大的“关节点”“拐点”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每一次概念变化都对应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某些重大事件；家庭教育概念的变化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主题变奏曲的一个回响、一种共鸣、一曲和弦。第二，家庭教育概念的数次变化，显示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目的、功能、途径、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家庭教育所固有的“多向度交互性”“人与环境共同作用”以及“时空交融影响”等本质属性，对于学校教育并不特别突出，或者说并不作为其本质属性优先考虑；而在家庭教育第二、第三、第四种概念界定中，教育培养目标所涉及的家庭成员人格特性的意域，如“全部家庭关系总和”的意域、“社会关系与环境关系总和”的意域、“全部自然与文化历史关系总和”的意域，在学校教育中都不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前提。这说明学校教育对“人”的理解和塑造的抽象性—它不必在整个复杂关系系统中理解和培养人，而只需要在某种抽象的意义上（如“具有某些知识学历的人”“能够完成某些特定任务的人”）来理解和塑造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家庭教育比起学校教育具有更全面的人格意域指向、更丰富的生命活动内涵和更复杂的因果纠缠关系。
厘清家庭教育概念关系到家庭教育学科构架的搭建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纲举目张的效果，理应摆在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首要位置。通过上述讨论，结合对当前家庭教育研究局面的评判，本文提出如下一些涉及概念研究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是注重实践性和问题导向。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理论与实际、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我们需要结合家庭教育实践领域不断提出的现实问题，对家庭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重要概念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厘定与阐发，不断接受现实挑战，不断完善理论构造。二是加强科学精神与科学内涵。要尝试从更为普遍和多层次的视角、以更为科学的方法来探究家庭教育概念，并结合对家庭教育的本质、目的、功能、特点、机制、方法等问题的解答，提出富有创新性的命题或思想主张。例如，现代脑科学如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发展，在理解儿童“一目了然”“无师自通”的先验学习能力方面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这些都对我们理解家庭教育概念有重要启发。三是密切融合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不仅是“文化失范”，而且是“文化失本”，即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本体、本位和本意，在核心概念的认知上往往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入主出仆，以致造成“教而不化”“学而无觉”“师而离道”的局面。这就是家庭教育地位和作用的变异。这个问题非常隐蔽且影响深远，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要在对家庭教育概念的认识和厘定中注入传统文化精髓，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神能够在当代家庭教育实践中发挥作用。四是强调家庭教育概念研究的时间维度和历史观。要尽可能深入挖掘进入家庭和家族性遗传的文化—心理积淀及其复杂的时间隧道，探究家庭教育的历史构造和传承机制。五是关注宏观层面的思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来探讨家庭教育的内涵与外延，进而形成更科学、更丰富、更有特色的中国家庭教育理论体系，以服务和促进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的伟大变革。
注释：
①表1中含参考文献[5][6][7][8][9][10]。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023.
[2]郑其龙.家庭教育学[S].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15.
[3]胡乔木，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S].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40.
[4]赵忠心.家庭教育学[M].哈尔滨：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5.
[5]顾明远.教育大辞典[S].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1.
[6]王兆先，等.家庭教育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3.
[7]陈桂生.教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75.
[8]马和民，高旭平.教育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9]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
[10]关颖.社会学视野中的家庭教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7.
[11]杨宝忠.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6.
[12]李天燕.家庭教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5.
[13]缪建东.家庭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5.
[14]于子洋.家庭教育中的“隧道效应”——关于家族性文化心理结构的代际传承作用[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6.
[15]曹继光.远逝的箫音：家庭“隐教育”叙事探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7.
[16]陈建翔.新家庭教育论纲：从问题反思到概念迁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4）.
The Four Critical Changes in the Clarification to the Concept of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EN Jian-xiang MA Ting
Abstract:In the past fo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four major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concept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Roughly speaking, big changes emerge every 10 years. It can be rough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In the first ten years, the concept was “one-dimensional” that was highly identified by the absolute majority; In the second decade, the dominant understanding turned to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active”; In the third decade, it wa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the co-work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while in the fourth decade, the concept of family education became “time-space-entangled”. The general trend is tha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keep deepening and extending continuously. The “quasi-periodic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family education reflects the changing rhythm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ynchronicity with the vari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Key words: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 forty years; the concept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one- dimensional;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active; the co-work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time-space-entangled
责任编辑：赵华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