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钟秉林 朱德全 李立国 洪成文 柳友荣 张东 薄存旭 蒋华林 廖伟伟 管华 周序 王硕旺 张务农
摘 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成为考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疫情对社会和高等教育本身产生哪些重要影响？高等教育界应对的态势如何？“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有效性怎样？在线教育缺少了哪些教学要件？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但疫情的发生更加提醒我们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教育”。在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关注教育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强教育危机的风险研判，提升教育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大学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人才培养，要培养具有理性认知的人，关注人的内在情感体验和人格完善；要扎根中国的现实办大学，既要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又要促进重大战略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
关键词：新冠肺炎；教育治理；在线教育；风险防控
重大疫情与教育治理现代化
钟秉林
当前我国正处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教育领域积极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教育部推出延迟开学和“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等系列措施。面对这场突发公共事件，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更加凸显。
一是尊重教育规律，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后，教育部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响应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启动教育系统应急预案，指导各地落实属地责任，各级各类学校扎实开展疫情防控，迅速落实延期开学以及“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等措施。随着部分地区和学校线上课程的实施引起公从对增加学生和教师负担、直播平台拥挤、教育公平等各方面的质疑，教育部及时发布通知，明确了“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内涵，紧急叫停各种提前线上课程学习的行为。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教育治理要服从国家大局需要，遵循教育规律，针对现实问题，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重视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教师队伍水平的差异。
二是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21世纪以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与教育教学融合速度加快，这有利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供个性化的精准教学指导，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网络教学突破了个体学习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可以满足学生居家学习需求，同时有利于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促进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也正式开通。当然，全面实施网络教学也可能会因为教育技术资源配置的区域、城乡差异而带来教育公平等问题。因此，应以重大疫情防控为契机，提高网络教学质量，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三是发挥高校科研优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这次重大疫情防控中，截至2月10日，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和举办医学教育的综合大学共计123所高校的287家附属医院派出7924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市和湖北省，350多家附属医院全面投入当地疫情防控，成为新冠疫情防控的生力军。面对重大疫情防控以及人类命运面临的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更需要高校发挥科研和学科优势，服务国家与全球重大战略领域的迫切需求，加强基础学科建设，重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促进重大战略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及管理人才的专业化。
四是重视舆论引导作用，建立教育决策实施和风险评估机制。在当前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远程专家会诊，可以追踪患者的信息与活动轨迹，可以全民“云监工”见证10天建造医院的奇迹。但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也面临新的挑战，网络舆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政府的权威性与社会公信力。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重视网络舆情的引导，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教育治理体系，充分倾听学生、家长、教师、行业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保持信息渠道畅通；要建立教育领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教育政策出台带来的网络舆情进行预判、监控与反馈，回应社会关切，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重大疫情下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考量
朱德全
目前，我国学历教育在校学生数已达到2.76亿人，在如此大的人口基数和强传染性疫情面前，学校作为相对封闭、人口密度较大的场所面临着巨大挑战。2019年2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聚焦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将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要战略之一。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成效，是对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写照。
教育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旨在明确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维护公共教育事业的秩序性和逻辑性，维系教育教学活动的确定性。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体现在公共教育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过程民主化、运行法制化、结构一体化、效率最大化等5个层面。虽然疫情的大面积爆发正值各级各类学校寒假时期，学校并未出现集体性感染事件，即便如此，教育部于2020年1月21日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教育系统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随着疫情的不断加剧，教育部发布了新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并就学生学习、考试、就业、资助等问题做了相应安排，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制定了本地区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政策。与此同时，各级各类学校在寒假期间扮演了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站角色，部分高校还开设心理咨询热线和网络辅导，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心理危机和社会恐慌。社会办学力量也纷纷免费为不同学生群体提供网络课程、在线辅导等学习资源。可以看出，在重大疫情的不确定性面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治理体系能够协调不同教育治理主体，及时提出理性的应对举措，确保教育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应对本次疫情，各级教育系统以教育部为唯一信号来源，在上传下达中难免存在时间差，且教育部的应对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性而非常态化的，同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在后续工作的开展中逐渐显露。教育治理要从不确定走向确定，避免政策传达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时间误差，需要发挥教育治理体系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将威胁公共教育秩序的不确定性社会危机的应对措施纳入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之中，建立常态化的危机应对机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危机应对机制制度化，明确不同教育治理主体的权责，确保不同教育治理主体能够在危机发生之初有法可依，能够第一时间保障教育教学秩序的确定性与稳定性。
教育治理能力是不同教育治理主体按照教育治理体系，运用法律制度管理公共教育事业的能力集合。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效益的现代化，体现为以法制、民主、高效、科学的手段保障公共教育事业稳定有序运行。为解决学校“开学难”问题，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推行“停课不停教、不停学”计划，希望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相较于SARS时期，我国不管是教育治理能力还是信息化教育水平均实现了质的飞跃，不再会出现停课即停学的现象。但“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政策在实施前期，由于未明确定位，出现了一些普遍性问题，如不同学校在政策解读上存在一些误差，要求教师通过录播或在线直播的方式进行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负担。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立即做出回应，并就“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学习内容、教学方式、教师教学负担、学生学业负担、居家学习与学校学习衔接等问题做出回应。以上应对措施表明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疫情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应对过程也体现了教育治理能力的民主性、高效性等现代化特点。在具体举措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应对公共社会危机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教育治理主体并未完全具备应对公共社会危机的教育治理能力，包括对危机的教育预警能力和应对能力。因此，在建立常态化的危机应对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制定“后危机时代”教育治理能力提升方案，促进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首先，增强教育危机的风险研判能力。在面临突发社会危机时，地方教育治理主体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立即采用各种手段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其次，提高教育危机的风险应对能力。要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必须要将信息化教育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在“后危机时代”，信息化教育不仅是一种补充式教育，还应该被当作应对危机的替代式教育进行设计。最后，发挥教育应对公共社会危机的作用。在“后危机时代”，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应开发适合不同教育对象的危机防控和心理辅导课程，在危机发生前就建立民众的认知和心理防线，降低危机应对的社会成本并缓解危机带来的社会恐慌。
以治理改革推动教育体系的完善
李立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对新时代教育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加提醒我们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思考教育改革发展问题，树立大教育观，即“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教育”。教育的作用与价值不仅是积累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养成社会文明风尚，树立科学观念，具备科学知识与现代公民意识；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在校的青少年，还包括社会的个体；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书本知识，更包括人类文明与道德教化的传承；教育的形式不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企业教育等；教育的方式不仅是课程与课堂，更包括各类社会机构。由此，教育的体系不仅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学校教育，忽视了社会教育体系的建设，导致我国教育体系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进而导致社会文明素养的缺乏与科学素质的薄弱，也导致学校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实现，需要逐步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相协调、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从治理角度看，推进教育体系的完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和教育相关的部门切实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优化组织结构、创新运行机制、改进管理和服务方式、增加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
一是强化政策研究与引导职能。政府部门亟待加强教育改革与发展宏观战略研究，以提高统筹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方式，切实提高宏观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强化统筹协调职能。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变化和越来越多样化的教育活动，政府部门必须统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三是加强和规范监督管理职能，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减少政府过多的直接管理职能，按照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要求，重点加强服务和监督管理职能，履行政府职能的方式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信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四是民主决策，社会参与。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公共服务，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政府部门要加强民主决策和社会参与，建立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各种决策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建立健全政府重大教育决策调研论证、公众参与、社会听证、质询等程序和制度；建立教育协商议事制度，就重要教育事项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的意见和建议；建立社会各方面建言教育的正式渠道。
在新时代，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积极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治理体系，以教育治理改革推进教育体系的完善，早日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教育应对疫情防控大有作为
洪成文
新冠肺炎疫情必将得到有效防控，但即便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深受疫情影响的教育事业，虽然居于“大后方”，也是该做一些相关性反思的时候了。与本次疫情事件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将来出现类似的疫情，我们的教育应做哪些预判？有哪些功课需要提前做？从实战的角度看，主要有三：教育与疫情防控的问题；预防科学人才培养的规划问题；社会心理成熟度的提高问题。反过来说，全民如果没有流行病防治的基本认知、医生和护理人员严重不足、社会心理极度不稳定或不成熟，以后疫情再来，还会延续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痛苦的被动战。
打好防疫战，关键在防，不让小问题泛滥成灾是防疫工作的第一步。“早发现，早隔离……就不会有大暴发”是钟南山院士的叮嘱。也即是说，少让疫情发生，不让疫情发生是最好的防控。防疫的认知不是天生的，是与全民教育直接相关的。全民防疫知识都有了，疫情发生或暴发的可能性就小了。有研究表明，经过健康教育的学生，其健康态度的持有情况与健康行为的形成情况均好于对照组。
疫情一旦泛滥，就需要真刀实枪地去阻断、去击退。每一个国家都有流行病暴发的可能性，但也不是每一天都发生。一旦暴发，就需要应对，有没有足够数量和规模的防疫医护人员，以及他们具备的专业知识是否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或者打赢防疫攻坚战的关键问题。经过了SARS，我国预防医学课程得到了重视，但是预防医学不能是预防科学专业学生的专修，而应该成为所有医学院的必修课程。
大灾大难之际的社会心理稳定度是一个大问题。确保一定水平的社会心理稳定度，是防疫抗疫的又一关键。传染病最怕的是社会大众恐慌，一旦慌乱，就会激发无序的人口流动，进而造成传染范围的扩大。社会心理成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成熟度的反映，更是预防疫情进一步扩大的关键。
解决了这3个问题，我们就不再惧怕新的疫情突如其来，不仅不会遇事慌乱，手足无措，还会保持良好的心态，自己尽好自己的责任，群体尽好群体的责任，最后做到疫情虽来得快，但控制得快，范围控制得小，受影响的人比预期的少。
疫情防控的3件事与教育并非截然无关。首先，大众防疫开始于教育，没有教育的好源头，就没有全民疫情防控的理性基础。因此，建议在学校课程里增加科学防疫的校本教材，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其次，要对高校人才培养计划做紧急调整。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我们最缺乏的还是专业医护人员。因此，要增加预防科学及相关学科的招生总量，强化人才科学培养，适当做好一定的人才储备。再次，要有目的地关注社会心理成熟度的问题。社会心理成熟度不能光靠自然衍生来实现，教育或通过教育的手段提高社会心理的成熟度，是一个重大且不可忽视的基本问题。建议国家组织专业人员，设立重大课题专项，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谁都期望疫情不再来，但是没有人能保证疫情不再来。如果做好了这些工作，即便疫情来了也不会慌张，不再有大难临头的恐慌情绪。做好这些工作，教育就真正尽到了社会责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发和一定程度上的失控，似向教育界猛击一拳：教育部门，在疫情防控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学如何才能“近道”
柳友荣
近日，为打发疫情居家之闲，看了一部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世纪战疫》，电影讲述了一种不明病毒迅速扩散导致人们极度恐慌的故事。电影里抢劫“连翘”的行为展现了人性的恶，而为了全人类，医生用自己的身体实验疫苗的举动却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今天，我们面临这一场疫情，在强大可依赖的政府面前，在“党旗飘扬在战‘疫’一线”的誓言下，总感觉大学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中规中矩，安守一隅。《学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多的人可能只能选择消极自闭。在疫情何以暴发、疫情下的行为选择、秩序遵从、心理呵护等很多方面，不得不去反思我们的教育。在文明的社会里，只是参与方式不同，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教育不会缺席任何一场社会事件。
《大学》开篇始于言“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这一宏大场域里，我们的高等教育只有知其“本末”“终始”，才能“近道”。“近道”的内涵是“修己治人”，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如何体现时代担当，做到“修己治人”呢？
一是大学必须放弃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加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用钱理群教授的话说就是“世俗、老道、高智商、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学培养这样的“人才”参与未来的社会治理，毫无疑问对社会是一种灾难。回首千年的大学史，最初的核心价值是“人才培养”，在洪堡现代意义上的柏林大学产生前，大学用近800年的不离不弃关注“人”的培养。即使在现代大学的炫目的光环下，普林斯顿大学弗莱克斯纳也在大声疾呼“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哈钦斯倾力推崇“教育目的不是‘人力’（man power）开发，而是‘全人’（man hood）的发展”。“全人”教育虽然不否认物质的重要性，不排斥社会存在，但更关注人的内在情感体验和人格完善，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和谐。
二是大学要培养具有“理性认知”的人。“理性认知”是人的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知凭借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综合分析事物的各种关系，推断事物的发展。“理性认知”建立在个体思维的逻辑性和独立判断的基础上，运用自身思维的批判性对诸如想象、直觉等非逻辑形式表现的非理性因素予以自觉拆解。哈钦斯把这种“理性”归结为思维的逻辑性、道德的判断力、顺畅的表达、良好的道德感、创造性，强调博雅教育在涵养“理性认知”中无可替代。现代大学与社会全领域融入，已经不再界限分明。正因为如此，现代大学很容易走向偏工具理性。当年，比起北大的蔡元培，南开校长张伯苓就讲究实业化办学，偏爱工具理性而淡漠价值理性。因此，张伯苓时代南开的人文学科是边缘化的，就连他非常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张子田先生也会当面批评他“破坏学术生态”。
三是大学要培养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习近平总书记承诺让中国人民享受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公民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得让人民享受更加美好生活的能力，高等教育无疑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最佳场所。英国教育家阿什比用“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来评价美国高等教育的贡献，言下之意，现代大学应推倒“围墙”，走出“象牙塔”，为社会提供更为直接的服务。然而，毋庸置疑，大学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依然是人才培养，通过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高层次人才来服务于社会。在USNEWS的排名中，普林斯顿大学居然连续多年排在了哈佛大学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究其原因会微缩到“学校更具包容心”这一点上。即使在美国的名校，招生录取的标准都会赫然列入“社会责任”“公共意识”。
四是大学要培养接纳“核心价值”和“社会规范”的人。西班牙高等教育家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中有言，大学首先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而存在。很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在“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要始终看到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这一根本出发点。《高等教育法》第四条、第五条分别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法规标准。高等教育更是依法坚持“四个服务”，始终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精神，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作用。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诺曼所言，好的教育能够强大公民个体，增强社会凝聚力。现代大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成为社会治理中“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体，首先就应该强化治理主体意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中更加关注责任意识、理性意识和规则意识。
重大疫情背景下高等教育治理的理性反思
张东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根本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才的现代化。现代高等教育要培养以公共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精神意识，促进高校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能力提升，引导尊重生命的行动自觉，努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与文化环境。
一是在本体论上彰显高等教育公共存在与公共理性。高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中是独特又关键的“公共存在”实体。高校应关注人作为公共存在的本质属性，并基于此培育公共理性，将公共理性作为高校内涵提升与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约。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一是引导各级各类高校积极履行公共责任，发挥组织动员速度快、师生群体易集中、办学场地易调度、高新技术实力强、决策咨询研究深等优势，积极应对国家卫生部门场地不足、人力不足、应急知识储备不足等困境和问题；二是引导青年学生摈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狭隘学习观，以公共性视角探索面临的公共危机，让每一位学生置身于社会、国家乃至全球的视野中，思考个人与他人、自然与社会、当下与未来的关系，让公共理性的意识既在自己内心深处扎根，同时又影响社会公众，让所有人都努力成为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与共治者。
二是在方法论上倡导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协同治理与交往理性。在重大疫情防控中，需要快速重构秩序格局和治理体系。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教育与政治、经济、法律一样，需要井然有序地运行，自负其责，发挥功能，同时又要倡导以多元主体交往对话、信息交互、协商共识为基础的方法体系，在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这一统摄下，快速在行业内外、政府与社会中构建具有共同价值和服务理念的伦理关系，实现协同增效。一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制度设计和资源调配，引领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高校积极融入服务型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二是要促进政府治理的转型升级，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制定重大公共安全预案，明确高等教育介入方式，以机制创新驱动实施党委领导、政府协调、公众参与的疫情共治模式，有效发挥高校宣传阵地和信息平台优势，实现系统化、数据化、多元化、透明化的治理目标；三是要与家庭、社区、园区等加强信息联动，注意疫情信息的传递和舆情信息的引导，营造诚实、公信、科学的防控环境和公众舆论氛围。
三是在价值论上呼吁基于生命的主体自觉与指向行动的实践理性。泰戈尔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传送生命的气息”。《说文解字》解释“育”为“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应该从尊重生命开始，使人性向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看，教育要展现一种对全球人类的生命、尊严、权利以及文化的深切体认。灾难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教育的“中断”显现出“非连续性”的一面，但如若积极反思，落实行动，发挥实践理性的作用，调动重大疫情事件的情境因素和情境智慧，化危为机，则具有决定性、持久性的人生意义和教育功能。一是引导高校在教学中及时嵌入生命教育、安全教育、责任教育和美德教育，补齐教育短板，尊善、崇理、合美地设计人才培养新体系；二是积极协调高等教育涉及的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学科资源、科研平台及智力团队，适时组建宣传、后勤、医疗等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公共卫生安全相关人员轮训等，以实际行动承担应急任务；三是积极面对重大疫情冲击下高等教育问题域、主体性、育人方式的变化，发挥各级教指委业务指导作用及高校自主探究能力，稳妥实施新形势下在线教育模式等相关举措。
风险社会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深度考量
薄存旭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高等教育领域通过延迟开学、停课不停学和控制学生流动等方式加以应对，为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做出了很大贡献。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进程中，突发公共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呈现局面更复杂、影响面更广、防控更难的特点，风险社会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实际状态。近年来，高等教育不但经常被突发公共事件卷入其中，而且自身也在不断制造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态势趋高。对此，高等教育界应对的态势如何？对社会和高等教育本身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改进的落脚点在哪里？不断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成为考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和检测点。
从参与领域来看，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等教育治理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搞好高等教育的内部治理；二是积极参与社会外部治理。从应对水平来看，高等教育治理水平虽然较以往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距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亟待明确其短板和找到改革的落脚点。
就内部治理而言，需要从“被动应付”变为“主动对对”。高等教育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着“灰线”和“长线”作用，无论从制度性风险、文化性风险来说，还是就现实主义的风险而论，高等教育倡导的生活方式、专业程度、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势等，都会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人嵌入社会系统中，以潜隐方式影响社会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及程度。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来看，高等教育大多还停留在“明线”和“短线”层面，与应对2003年SARS病毒引起的重大疫情方式没有本质性区别。从形式上来看，依然采取机械控制、表面治理的方式，借助信息技术而开展的联络学生、学业授课虽有一定改进，但高等教育的相关办学主体，仍然没有对高等教育在风险社会中的深度影响角色产生新的认识。因此，高等教育治理必须从单向度的思维中跳出来，承担起社会发展的长远责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着眼于社会发展风险研究和教育，立足常态，从办学理念、管理体制、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团体活动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入手，通过搞好内部治理，提升构建社会秩序能力，降低制度性和文化性社会风险。
就参与外部社会治理而言，需要从“边缘性业余选手”转变为“协同性专业选手”。风险社会中，利益格局复杂、信息庞杂是常态，即使是主政者和专业人员，也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这就急切需要建立一个能融合专业技术和社会操控力量的运行平台和机制。国家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政府决策与专业服务要走向法治道路，高等教育作为治理系统中的专业子系统，在任何一次突发公共事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受协同体制建设不健全、高校协同能力弱等因素影响，高校常常只能处于边缘位置，甚至找不到位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人士“发声少”“发声弱”“发声片面”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出现了令众人质疑的“虚假发声”。以社会心理支持服务为例，虽然部分高校参与其中，但是高校心理咨询人员单打独斗比较多，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高校其他相关学科的协同机会很少，其结果是协同性差，只能解决部分浅层次的心理困惑，一旦遇到涉及多领域的复杂性问题就往往难以奏效。因此，高等教育相关办学主体必须基于专业特长，积极研判风险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做好研究和资料储备，逐步建立起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合作平台和机制。
大力加强非传统、非常态教育治理能力建设
蒋华林
近年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目前这种教育治理的视域是传统的、常态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引发的非传统的、非常态的教育治理的关注或讨论则明显薄弱、欠缺，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治理手段方面更是短板，教育治理能力亟待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姑且不论整个政府治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单就教育系统来看，其应对明显有些滞后或反应偏慢，遇到问题多是要“审慎研究”。审慎研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也正说明事前没有预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所谓“及时评估可能产生的影响”；或在治理主体参与不到位的情况下仓促出台政策，事后如遇舆论反弹又一再妥协式“亡羊补牢”；或被动等待上级红头文件，不断修修补补；或使用传统的人海战术式疫情防控手段，缺少“互联网+治理”手段。这对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现实挑战。鉴于此，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非传统、非常态教育治理能力建设。
第一，将非传统、非常态治理事项纳入日常治理框架。从广义上说，非传统、非常态治理事项已经被纳入教育治理框架，但由于没有进入教育治理的日常工作计划，因此不是事到临头就不会被想起，也不会有日常工作安排来研究、推进或落实。常抓才能不懈，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应将非传统、非常态教育治理，特别是教育本身之外引发的社会风险治理列为日常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落实月度、季度例行安排，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第二，加快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治理体系。传统的、常态的教育治理通常是制度化、文件化、会议化的，即在常规情况下通过制定制度、发布文件或召开会议就能推进治理。面对非传统、非常态的教育治理问题，需要有足够的大数据支持科学决策，需要有完备的现代治理手段支撑实施，从而保证精准施策，而不是“一刀切”。为此，要加快建设基于数据挖掘的“互联网+治理”平台，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式方法，调动相关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第三，制定并及时更新完善非传统、非常态治理工作预案。根据国家和上级要求，教育系统或学校针对涉密事件应急处置、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社会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或许都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但这些预案要么规定性强于操作性，遇事并不能及时响应启动，要么更新不及时，如《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还是2009年编制的。为此，不仅要制定非传统、非常态治理工作预案，而且要结合国内外相关重大事件的处置情况、政策法规更新情况，及时（比如可以强制规定每年一次）更新完善，保证其先进性、适用性和有效性，同时要结合实际，随机应变，灵活应对。
第四，加强治理体系实战演练，提高治理能力。相当多的治理机制特别是非传统、非常态事项的治理机制，只是纸面上的，也许连沙盘推演都没有做过，没有得到实践检验。比如，某校的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校长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校医院，可以想像，面对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事件，这种治理机制（也没有分级启动方案）显然力有不逮，事实上也没有按该预案执行。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没有进行预演或模拟，大家并不知道此方案是否可行，有什么缺失或风险，只好另起炉灶临时制定新的方案。鉴于此，要加强治理体系实战演练和模拟训练，特别是针对非传统、非常态治理事项，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也不用而无备。
教育系统依法应对疫情的关键举措
廖伟伟
教育应急机制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设定，新冠肺炎疫情应当属于特别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教育部门对全国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已经成为保障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秩序、国家教育考试秩序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性能力之一。我国的教育系统属于世界范围内的超级巨型系统，其涵盖的教师和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单个国家的全国人口总量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对传统的教育立法与教育行政带来了诸多挑战。从现行教育立法以及疫情发生之后教育行政部门采取的防控措施来看，我国教育领域目前针对重大疫情防控的薄弱点在于：由于我国教育法的主体框架法都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国家尚未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法律制度，仅《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教育立法整体上缺少应对重大疫情的体制机制设置；施策过程向教育系统与地方政府放权不足，导致疫情应对的重大决策反应滞后，不能够及时根据疫情进行教育系统公共安全响应；应急状态下的教育应急行政措施与力度亟待加强与完善，需要形成具有全球示范价值的教育治理方式，尤其是有效针对突发事件的预案体系和符合疫情治理需要的应急行政执法体系。概言之，教育系统依法应对疫情的关键举措，应当包括以下3个方面。
首先，建立能够切实应对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教育应急管理法治保障体系。对于生物安全、传染病、地震等特大灾害或者超大范围的其他疫情，常规的灾害预案是不足以应对的，在极端情况下，突发事件可能会引起教育系统运行障碍或系统崩溃（如停学、停课、停考等）。当前，国务院应当授权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迅速对现有的教育系统部门预案体系和地方预案体系进行深度修改，系统性地编制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预案。需要将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列为教育行政的工作范围，在立法上给予必要的安排，让教育应急体制机制在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全国人大应当根据中央与地方教育应急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需要，紧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修订列入本年度修法规划，增设与教学、科研、国家教育考试等重要事项相关的突发事件处理的法律制度。在全国统一性事务尤其是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中，设定细致的突发事件应对举措，并上升到立法层面。分别在中央与地方层面建立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处理制度，以重大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为背景，尽快制定《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其次，建立以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教育系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教育系统的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依法有序进入或解除紧急状态。疫情防控是系统性工程，涉及中央与地方多个层级的政府，同时也有赖于医药卫生、教育、交通等众多部门与系统的协调。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通常有两个关键时间节点：紧急状态的开启与关闭。我国现行应急法律体系对紧急状态的宣布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法决定。地方政府应当是教育应急管理的主要责任主体，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超级巨型教育系统而言，紧急状态下的应急处置权由地方承担是较为可行的办法。从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暴露出的问题来看，《湖北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67号）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意见》（武政办〔2005〕108号）等现行有效文件均未明确将教育系统的应急处置权限列入。地方人大可以考虑快速修订地方的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或者指导地方政府修订本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具体办法，在地方教育立法中赋予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相应的应急处理权限，赋予地方政府宣布教育系统进入与解除紧急状态的权力。教育系统应当与医疗系统衔接，建立分布式预防、检测、防御与应对系统，在时间上进行竞争性赛跑，启动分级预警与应对机制。在空间上增加统筹，具体应对权力向地方和基层下放，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时为教育系统提供指挥、资源利用、信息和应急保障等条件。
再次，强化教育行政执法的作用，对紧急状态下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设置与规范。从常态行政过渡到应急行政，不仅需要强调特事特办，也需要强调合法合规。当前的教育行政执法措施大多只是适用于常态行政的状况，但是在紧急状态下，教育行政执法的组织框架、专业处置要求、执法措施与程序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在预防原则和应急原则下，甚至存在高强度的执法行为，如限制人身自由、征收征用、管制各类教育辅导机构运行等，此时行政裁量权扩大，对行政结果的追求更加刚性，对行政程序的要求则会减弱，政府承担损害责任的范围及其法律基础都会发生变化。强制措施的使用机制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要符合比例原则的法治要求，防治疫情而频繁使用的强制措施要尽量减少对学生和教师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损害；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执法程序可以缩减，但是执法主体的实体性权利应当适用利益平衡与事后补偿原则；部门执法的协调联动机制需要尽快完善，联合执法与协同执法的能力需要显著增强，例如对留学生的管理需要与移民、海关和外事部门深度合作。
重大疫情背景下教育治理主体的功能与目的反思
管华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民停产、停工、停学而产生诸多问题，引发我们就教育治理中主体、功能与目的进行反思。
第一，父母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责任人。在疫情防控时期，“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对家长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家长拍照反馈、检查作业等。许多家长表示没时间、没网络、没电脑和打印机，戏言“已疯”。这种舆论迫使我们反思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康德在阐述父母与子女关系时认为，“根据繁殖的事实……就产生了保护和抚养子女的责任……为此，儿童作为人，就同时具有原生的天赋权利去获得父母的悉心抚养，直到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为止”。近现代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以前，教育长期以家庭为主，学校教育为辅，是否上学的选择权也掌控在家长手中。即使在现代，欧美等国亦认可在家教育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家长教育权是基于自然和伦理产生的固有权利，是国家和社会教育权的起点与基础[1]，家长是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主体和第一责任人。学校教育被迫暂停，家长承担教育子女或辅助学校教育的责任乃应有之义。制定《家庭教育法》已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重庆、江苏、贵州、山西、江西等多省份《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已出台，家长应当履行家庭教育义务，适时开展多方面教育，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教育的责任已有地方性法规作了明确规定。
第二，教育领域的国家基本功能是保障最低限度的教育条件。教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鼓励信息化教育教学，各学校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了教学工作。网课方式的“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产生了许多问题，如陕西镇安县学生因信号差聚集山上搭帐篷上课；没有健全的教育平台，大规模利用办公软件钉钉；网课网络堵塞严重；教师和学校缺乏经验；学生视力下降等。诸多问题凸显我国教育信息化的不成熟，这也敦促国家需要加快教育信息化改革的步伐。但是，保障国民接受网课，提供信息化服务全覆盖不是国家义务。国家在教育领域最低核心义务有四：确保入学非歧视；确保教育目的符合国际公约；保障初等教育的义务性和免费性；保障选择教育的自由。教育部也表示，“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不是指单纯意义上的网上上课，也不只是学校课程的学习，而是一种广义的学习，只要有助于学生成长进步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可以的[2]。因此，国家虽尽力保障远程教育，但网络上课只是教育信息化的一种探索，而非国家教育的核心功能。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另采取措施，如缩短暑假、周末补课等方式完成系统性教育，不使学生受教育权受损。
第三，教育的目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人的个性、尊严、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受教育者对人权、自由等基本价值和对不同文明、不同人种和自然环境的尊重，核心在于保障人权，教育教学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以及教育过程本身应符合人性尊严的要求[3]。在教育治理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也要教学生懂得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我们应当开展法制教育，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保障公民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在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中，不忘初心，在各教育阶段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完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治理能力的提升要以是否保障人权、服务人民为标准。通过教育使保障人权的理念被广泛认可，也将有力地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国家治理能力是一场巨大考验，我们在这次考验中吸取经验教训，明确家长是儿童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国家在教育中承担保基本、兜底线的作用，教育以维护人性尊严为鹄的，应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什么样的课程和教学才能有效“战疫”
周序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措手不及，为了有效“战疫”，人们被要求尽量减少外出，以降低相互传染的风险。教育部门也发出了“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通知，要求大学生们一方面不得私自返校，另一方面不能中断学习。于是，教师在线授课，大学生在家学习成为“战疫”期间的教学方式，有人甚至调侃说教师成了网络主播，正努力将学生变成其粉丝。
的确，“战疫”期间，“在家学习”是一种无奈但也适用的方式，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微课、慕课的重要。但“网上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实现“停课不停学”，而是要让学生也能学得会、学得好，否则便流于形式。无论是微课也好，慕课也罢，相比于传统课堂来说，都存在着无法面对面深入讨论、难以及时反馈、无法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来针对性地提问、缺少目光交流等一系列弊端，这些弊端是无法通过建设几个在线交流平台、提供几个网上互动讨论区就能解决的。尤其是在当前疫情严重的大环境下，大学生们心态浮躁、迷茫不安，仅仅是将课程从线下搬到线上，那么教师这一“网络主播”在缺少目光交流、现场提问、空间移动、及时反馈等“武器”之后，是很难成功“圈粉”的，自然也就无法保证学生能够“学得好”。
于是，增强线上课程的吸引力就成为必然。当一门课程从线下搬到线上，相比于小组合作、自主探究、课堂讨论等教学方法来说，教师的讲授是受到影响最小的一种方法。一个在讲台上能够侃侃而谈的教师，到了网络直播的时候不至于会张口结舌。同时，讲授法也是微课、慕课中运用最广泛、最常见的一种教学方法，我们难以想象有教师在网上授课的时候会要求分散在各自家中的大学生“小组讨论”或者“合作探究”一下。因此，只有尽量提高讲授的水平和技巧，能够讲得让学生爱听、想听，听完之后还能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线上的课程才能有效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影响其学习动机，从而让学生在“不停学”的同时还能“学得好”。
讲授水平的提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也无法要求广大教师在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的时候忽然就能够提高语言技巧，从而有效吸引学生学习。“战疫”期间的课程与教学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如果平时只关注智慧教室、教学平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只重视“关注兴趣”“启发诱导”等理念的强调，却对最基础、最传统的讲授技能不作要求，甚至斥其为落后的、过时的教学方法，那么让学生在最先进的平台上听最苍白的语言是否就是教学的进步？我们又该拿什么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积极思考，从而落实各种先进的教学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新的东西未必总是好的东西，正如我们不会期盼一种新的病毒、新的疫情的出现。同样道理，旧的东西也未必就是坏的、需要淘汰的东西，正如传统国学至今仍然云蒸霞蔚。讲授法这一旧有的、传统的教学方法，应该在新的时代中得到更多的思考、更多的重视，让它不仅可以在日常授课中继续发光发热，也能在非常时期迎难而上，保障课程教学的质量。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开展在线教学
王硕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开学时间均被迫推迟。为此，教育部做出紧急工作部署，要求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通过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此举无疑给公众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因无法正常开学而引发的焦虑。但是，如果各级各类学校只是被动执行教育部的行政指令，而不对“在线教学应该如何开展”这一实践命题进行深入思考，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在线教学不能“一刀切”，必须充分尊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教学管理的责任主体是学校，教学活动的参与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学校和教师充分放权，才能够确保各级各类学校因地、因校制宜，合理安排在线教学工作。近日，有媒体报道个别幼儿园大张旗鼓地开展线上教学，要求全体幼儿按时打卡，在老师带领下隔空做游戏，幼儿、家长和教师均苦不堪言。这不仅曲解了“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政策，而且违背了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中小学阶段教材相同，能够统一安排教学进度，网上的教学资源也比较丰富，开展在线教学的难度也相对较小。高等学校的教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需要整合多方面的教学资源，开展在线教学难度最大。实习、实训和实验类课程，因缺少实践场地和实验设施，不具备开展在线教学的基本条件，必须果断叫停。
第二，必须尊重在线教育的规律，充分发挥在线教学的优势。在线教学不是把常规的课堂教学搬到网上，不能照搬和套用常规课堂的教学安排和教学方式。如果仍然采用“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仅会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而且会造成教学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线教学的独特优势在于资源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从开放性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小学慕课网、中小学同步慕课网、中国大学MOOC（慕课）国家精品课程教学平台、国外大学公开课等开放教育平台汇集了两万多门高质量的在线学习课程资源。教师可以对这些资源进行筛选和整合，并将优质资源推荐给学生，通过在线教学指导学生科学遴选学习资源，完成相关教学内容的学习。从共享性的角度来看，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应鼓励相同学科、相同教学进度的老师通过网络联合备课，共享教学资源，合作开展教学。
第三，在线教学评价应当以指导任课教师掌握在线教学技能，帮助任课教师提高在线教学能力为导向。教学管理部门必须认识到，管理的本质是服务，管理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而提高工作质量。对绝大多数教师来说，在线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如何查找、如何整合，教学平台如何操作，教学互动如何开展等一系列问题均困扰着每一位教师。很多教师都是边学边做，各种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产生各种教学失误也在所难免，既可能是个人原因，也可能是设备故障。教学督导评估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个实际情况，提前研判，及早部署。在全面防控疫情的情况下，在线教学应当建立一种全新的评价范式，由传统的终结性评价转向以诊断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为主。在线教学评价的当务之急不是要把任课教师的工作质量划分成三六九等，而是要充分总结教师开展在线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和培训，最终目的是提高全体任课教师的在线教学能力，进而把延迟开学的损失降到最低。
此外，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在线教学虽然拥有常规课堂所不具备的技术优势，但课堂教学的生命力在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中对学生的启迪和陶冶、学生对生命意义的觉察和唤醒、文化与人的互动和人对文化知识的建构。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在线教学仍然可以作为常规教学的有益补充而被教师广泛使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常规教学中的师生交往绝不是在线教学的技术能够取代的。
在线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在线教学空间重构
张务农
原本坐落于阡陌大地上的实体学校，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向互联网空间大规模迁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在互联网空间重建教育空间的重任。由于中国的教育体系以公立为主，因而也拥有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为各级各类学校建设划拨土地、建设校舍和采购各种仪器设备，这些基础设施加上学校的制度、文化和人员，共同构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线下教学空间。线下教育的公共基础设施不仅保障了我国教育体系的公共性，也保证了学校教学秩序的稳定。在疫情防控期间，线下教学无法正常进行，线上教学成为各学校落实“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关键平台。然而，在线下教学向线上教学迁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线教学空间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公共基础设施”。尽管在线教学有各种各样的教学平台可以利用，但是这些平台多为电信运营商和各式各类的互联网公司所拥有，政府并没有直接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充足的在线教育公共基础设施，这使得线上学校的“公共性”面临挑战。另外，当在线教学失去了线下教学的“组成要件”时，我们应当如何重构在线教学空间，使之像一个学校的课堂而非一个教学直播间。
一、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空间转移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
（一）在线教育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无法满足大规模在线教学需求
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大规模的教学需求和人员访问，云课堂、雨课堂等在线教学平台不堪重负，充分暴露了我国在线教育基础设施的薄弱。这不仅无法满足特殊时期的大规模网络教学需求，也难以在平时的在线教学中给师生带来满意体验。首先，我国当前可用于教学的网络带宽严重不足。根据国际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2018年《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2018年第四季度我国固定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只有28.06Mbps，在全球排名仅为49名，其中下载速率最快的上海、北京、江苏也只是刚超过30Mbps[4]，与全球下载速率最快的新加坡（185.25Mbps）、冰岛（153.3Mbps）、韩国（114.31Mbps）、美国（107.28Mbps）差距巨大[5]。其次，就国内的带宽而言，优质的宽带使用权主要分配给了运营商，学校的宽带严重老化。这种状况在平时网络教学时尚可维持，一旦遇到大规模在线教育需求则难以有效应对，也不利于我国在线教学的未来发展。
（二）在线教育平台由互联网公司市场化提供，在疫情期间无序竞争
疫情期间，私营化的互联网教育公司看到了扩张的机遇，纷纷借机扩展业务范围，以占据未来教育发展的空间。但互联网教育公司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会给教育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一，互联网教育是盈利性组织，将公共性教育系统的基础设施建立在逐利的企业组织之上，无疑会动摇教育的公共性基础。其二，互联网教育公司的自由竞争会加剧教育的无序发展。据观察，很多学校在平时就接受了多家互联网教育公司的培训，在疫情防控时期为了避免网络崩溃对教学的影响，采取了与更多在线教育平台合作的策略。但这些平台模式不同，水平也参差不齐，不仅导致教学的无序，也给教学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其三，知识鸿沟理论认为，“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网络的运用只会加剧这一趋势”[6]，互联网公司通过市场竞争法则提供在线教学服务必然使这一趋势加剧。
（三）在线教学导致传统纸质教材失效，网络教材建设缺乏合理规划
线下教材建设有统一规划，线上教材建设则没有。各类在线精品课程主要是以单位申报，通过学校内部的教师团队申请、上级主管部门推荐、专家评审、立项等一系列程序产生，因而在线精品课程体现的主要是学校特色和教学团队特色，并不适合作为国家统一教材使用，而且入选精品课程数量存在地区差异、校际差异、学科差异等不平衡问题[7]。另外，由于当前学校评估指标体系的牵引作用，这些精品课程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学科评估和教学评估的工具。因此，尽管由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开发了诸多在线教学精品课程，但总体使用情况不尽人意，而且这些精品课程种类仍不够齐全，结构也不尽合理。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就暴露出没有足够多的防灾、防疫类课程，不能满足特殊时期充分结合当下社会形势展开教育的需求，即在线教育课程没有充分发挥线上课程的优势而形成专题性、问题性课程等，以弥补传统分科课程的缺陷。
（四）在线教学导致线下教学建制被打破，教学规训措施在网络空间失效
学校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也是育人的场所，还是“规训”的场所。学校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规训体现在学校教学中的各种仪式上，也体现在教师的日常言语、行为之中，还与学校的各种制度、校园文化氛围和环境布局有关。然而在家庭环境中，上述各种仪式化的引导、教师言语的训诫、校园文化、物质环境的熏陶都不复存在。学生分布于形形色色的家庭中，学校的那一套规训方式鞭长莫及。教师、家长和学生面对新的教学场景都显得手足无措，即使家长能够摆脱烦琐的家庭事务陪孩子学习，也无法弥补学校环境、制度和文化的育人作用。在线教学没有了庄严的校门和肃穆的教室，只有一个直播软件的链接和打开后的视频窗口以及各种各样闪烁的商业广告。教师丧失了几乎所有线下学校场域里的教师角色，转变成了“教学主播”，而学生也成为心不在焉的“观众”。
二、在线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教学空间重构
（一）政府“划拨”教育网络使用权，保证学校教学优先用网
疫情防控期间暴露的网络信息通道不畅问题有多重原因，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最好的网络带宽往往用于商业；二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包括教育用网络技术升级跟不上和技术运用不合理。因此，要相应地从两个方面解决在线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首先，在顶层设计上保证在线教育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国家工信部应当把优质的网络使用资源“划拨”给教育，保证教育在任何条件下能够使用优质网络通道。这种网络使用优先权应当对全国大中小学校免费开放，这样就能复制线下教育基础平台设施主要由国家提供的模式，国家也能够据此管控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学校之间的信息鸿沟，从根本上保证教育的公共性，维护教育公平。其次，加快技术迭代步伐，加快教育用网络陈旧设施的改造，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领域中贯彻“再慢不能慢教育”的建网思想。另外，可以根据实际从技术上采取优化设计方案，例如运用P2P技术解决网络通道拥挤和用户激增问题等。
（二）运用政府统一购买形式，优化学校与平台公司的合作
政府提供在线教育的公共基础设施，并不意味着政府在互联网时代仍然要为在线教学提供一切保障。即便是全能型政府，也不可能为在线教学提供一切，因而线下学校与互联网教育平台公司合作实现教学转型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合作仍然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统一规划，避免一些学校过度购买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权，另一些学校则无足够资金支付必要的平台费用，造成国有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例如，根据观察，在疫情防控期间一所中学为了应对可能的在线教学信息通道不畅问题，一共签约了5家互联网教育平台公司；一所大学不同院系邀请了不同的互联网教育公司来培训教师，在疫情防控期间学校甚至鼓励教师个人自选教学直播平台。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会引起教学管理的混乱。政府统一购买则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并兼顾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需求，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避免互联网教育平台基于市场原则的无序竞争而给在线教学带来混乱。
（三）开发国家规划网络教材，优化在线教学教材体系结构
线下教材一直有5年规划的国家教材建设，但线上教材显然没有类似的明确和一以贯之的5年规划。线上教材更像是线下教材的补充，完全不能取代线下教材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建立线上教材的5年规划和开发制度，使线上课程形成完整的体系，尤其要注重国家层面的网络教材开发。这样做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有利于在网络教材建设领域统一思想，统一标准，形成国家层面的网络权威教材。例如，我们当前建设的“马工程”教材系列，每本教材都是学科领域顶尖专家集体智慧结晶。在线教材也需要这样的模式，集中国家力量，抽取领域内最优秀的专家建设网络在线课程，作为全国层面的推荐教材和权威教材使用。尽管当前也有国家级的在线精品课程，但从其来源、开发模式来看，仍不能视为国家统一规划建设教材。国家在遴选建设精品课时的评价标准也不能等同于教材建设的国家标准。另外，国家教材要完善结构，开发疫情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健康教育、科学教育等专题课程，打破传统学科限制，突出网络教材优势，为在特殊社会情境下开展专题性教育提供素材。
（四）优化在线网络教学空间，增强在线教学的仪式感和沉浸感
学校并不仅仅是一个课程知识传递的机构，而是一个规训的场所，各种制度和文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线教学由于没有了传统意义上学校的边界，传统的校舍消失于互联网空间，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和引导、教学管理部门对教学质量的监控等传统学校的规训制度和规训方式都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在互联网上嵌入一个“直播软件”就能复制线下教学空间，而需要在网络上重建学校和课堂。首先要做的就是净化网上教学直播空间，清除各种或明或暗嵌入的商业广告的侵扰。这也是上述所谓在线教学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思路的目的之一。其次要优化教学空间。例如，通过技术处理，设计网上学校的校门、标语、旗帜等，让学生打开教学网站时有一种走进现实学校和教室的庄严感和神圣感。在网络上重建教学空间，不仅需要网络应用技术的迭代升级，也要通过虚拟教学空间营造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在网络教学中的体验质量，增强沉浸感。
注释：
①依据2019年8月8日在教育部网站公布的2018年教育统计数据，我国教育系统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9602所，教职工20907111人，专任教师16737603人，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数为282597106人。此外，教育系统还与家庭、社会及经济产业具有非常广泛的联系，估计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措施涉及的直接人口与关联人口总数接近全国人口的半数。
参考文献：
[1]管华.儿童权利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权利与保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5.
[2]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小学延期开学“停课不停学”有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002/t20200211_420109.html.
[3]管华.教育人权：国际标准与国家义务[M]//李延平.人权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68-98.
[4]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公布其中固定宽带下载速率提升达47.6%[EB/OL].http://news.chinabaogao.com/dianxin/201902/02163c1642019.html.
[5]新科网.全球各国宽带速度排行榜[EB/OL].http://www.xker.com/a/15901.html.
[6]KWAK N. Revisiting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 education, motivation, and media use[J].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9,26(4).
[7]方旭.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7）.
Education Governance Major Epidemic Situation (Pen Talk)
ZHONG Binglin ZHU Dequan LI Liguo HONG Chengwen LIU Yourong ZHANG Dong BO Cunxu JIANG Hualin LIAO Weiwei GUAN Hua ZHOU Xu WANG Shuowang ZHANG Wunong
Abstract:The fight against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is a major test for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t has also become a touchstone and testing poi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What is the important impact the epidemic have on the society and higher education? What is the sit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ow effective is “suspended class, ongoing learning”? What are the missing teaching elements of online education? These issues are worth our consideration. Howev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epidemic reminds us to think about th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to “go out of education to see the education” and “go out of school to see the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uncertainty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research and judgment capacity of the education crisis, and improve education’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 security emergencie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university is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t is necessary to train people with rational cogni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people’s internal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personality perfection. To take root in China’s realistic soil, we must strengthen the basic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major strategic fields.
Key words:new coronary pneumonia; education management; online educat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责任编辑：王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