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余清臣
摘 要：当今时代是一个技术飞速创新发展的时代，包括教育在内的主要社会领域都在强大的技术潮流推动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相对而言，体现教育基本认识的教育基本理论领域并未对技术给予切实的关注，关于教育实践的基本理论研究整体上表现出技术的缺位现象。技术化是教育实践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技术的基本含义是实现特定目的的确定性手段，技术成分存在于包括教育实践在内的一切人类实践之中。教育实践需要通过技术化的方式实现对方法的升级和对资源条件的优化，并由此在技术创生和优化中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和师生对生命发展的寻求。在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过程中，应规避教育实践机械化、教育实践者仓皇应对以及对教育技术的鼓吹等风险。当代教育实践发展的技术化需要划定教育实践技术化的底线原则，限定在教育实践者群体主体性发展范围之内，尊重个体教育实践者的操控力整体水平，处理好教育实践技术化与艺术化发展的关系。只有在整体思考教育实践中的主体、目的、手段、技术和艺术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努力才能具有更为积极的方向和前景。
关键词：教育实践；技术；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目的
尽管，人们常说乔布斯（Jobs，S.）针对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不少教育技术界人士也对计算机技术未能深刻且广泛地引发教育变革抱以遗憾并作反思，但今天的教育世界从现实来看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一个具有深刻技术含量的世界。教育实践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设施，教育实践中所采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渗透着技术化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已难以否认技术对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然而，与这种现实情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体现教育基本认识的教育基本理论领域似乎没有明确反映出技术对教育的强力影响，尽管对很多具体教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需要考虑技术进步的背景。因此，对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问题的探究及技术在教育基本理论中的逻辑定位既影响着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教育技术研究的根本价值。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实践发展的技术化之路，以期能够明确技术在教育世界中的根本位置所在。
一、教育基本理论的人文情怀与技术缺位
虽然，教育理论在不少时候追求着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但教育理论终究是一个明显富有文化性格的领域。能够直接表现教育理论文化性的一个方面，是不同类型的文化世界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教育理论基本理念和结构模式。在对教育学知识建构的跨文化分析中，有学者曾提出，德国教育学以规范科学为主导，英国以基础学科为支撑，美国以经验研究为取向，中国以实用逻辑为依归。[1]当然，仅从对实用逻辑的依归来解释中国教育学知识的建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中一个需要重视的方面是中国教育学特别强调教育基本理论的位置和专门建构。具体来说，现在中国教育学依然比较坚持的一个发展理念是重视对教育基本原理的理解，与这一基本理念相对应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模式是专门分化出一个称之为教育基本理论的领域。教育基本理论偏重人文情怀，使技术要素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时常缺少核心要素的位置。
（一）教育基本理论的人文情怀
对于教育基本理论到底是什么及具体研究什么，学界虽然已有一些基本的看法和一些具体的观点，但更为普遍性的确切共识尚在形成中。有学者认为，“教育基本理论是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普遍理论。”[2]有学者将教育基本理论定义为：“是对教育现实的抽象表述，是对教育改革的理性表达，是对教育世界的理论表征”[3]。在对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或范围的表述上，较受关注的观点指出了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的文化研究，[4]以及教育理想中的人是什么、受教育者为什么成为教育理想中的人、教育者运用怎样的手段使受教育者成为教育理想中的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怎么样的关系及其价值意义如何[5]等方面。从这些观点来看，教育基本理论是关于教育的普遍性理论，涵盖了对教育本质、目的、动力和形式等维度的探索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基本理论领域体现出“四因说”模式的结构特点。
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最为核心的一个争论是围绕科学性与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教育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得以发展与科学化取向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在教育学科学化发展的道路上，赫尔巴特（Herbart，J.F.）、拉伊（Lay，W.A.）、桑代克（Thorndike，E.L.）等教育学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坚持教育理论的科学化取向，不少教育学家坚持教育理论以实践性或人文性为核心取向。赫斯特（Hirst，P.H.）在与奥康纳（O’connor，D.J.）的辩论中鲜明地提出，教育理论是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教育理论主要在于为教育实践制定理性的原则。[6]当然，相对于科学性来说，实践性更主要的意思是生活化和开放化，教育理论的实践性就是教育理论的生活化和开放化。
如果对实践性的内涵再进一步具体化，那么文化性就是教育理论实践性的另一种表达。有学者指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指教育学活动在实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归纳方法或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批判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活动和文化活动。”[7]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从根本上说就是教育学的人文性。泰勒（Taylor，C.）曾考察过以人文性为核心特征的现代社会，认为这个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在其中，超越人间福祉的所有目标的东西都被遮蔽，变得是可想而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遮蔽属于大众可以想象的生活之范围”[8]。这个观点指出了现代社会人文性的核心内涵就是一切以人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心。但是，从当代教育理论的现实体系来说，认为教育理论就是人文性理论尚不够严谨。
按理说，教育基本理论是教育理论人文性特征更为浓厚的领域和层次。今天，如果再从总体上探讨教育理论是科学理论还是人文理论，越来越没有更多的意义。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看到，教育理论在今天越来越被当作复数形式而不是单数形式，即教育理论本身已分化成很多具体的成分类型。一个比较著名的教育理论体系分类框架是布列钦卡（Brezinka，W.）给出的，他首先认为教育理论体系包括教育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理论，教育理论具体又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9]在这个分类结构中，教育科学很明显是非常科学化的教育理论，如果硬要说其具有人文性恐勉为其难，顶多是在更宏观意义上的。就今天实证研究在教育理论领域中的发展现状来看，很多相当标准化、科学化的教育理论确实存在着，这是一个难以争辩的现实。但是，判断教育基本理论是否以人文性为核心取向的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肯定回答的。
从现在还比较共识的基本理解来看，教育基本理论是关于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普遍理论，具体涵盖教育本质、目的、动力和形式等范畴。在论证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时，有学者提出，“以人为出发点，又以关于人的哲学为理论基础，并归结到人自身的发展，这就是教育学”[10]。这个观点后来引发了一些商榷，如尽管教育学的人文价值取向则是教育学必须时刻观照的一个目标，但教育学作为一门综合科学相对比较适合，[11]教育学属于典型的人文社会科学。[12]在今天，教育学是否属于人文科学的争论越来越导向对具体教育理论板块主导性质的分类认识。教育基本理论作为直接关注教育本质、目的、动力和形式的领域，更明显地以人的价值和培养人的价值作为核心观照，所以更具有人文性和人文情怀。
（二）人文化教育基本理论中的技术缺位现象
人文化教育基本理论在重点关注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的同时，经常出现相对冷落教育手段的倾向，显示出人文化教育基本理论中的技术缺位现象。按道理来说，作为表征教育本质、目的、动力和形式的教育基本理论应该合理地观照一切教育要素，无论是教育目的还是教育手段。但是，人文化的取向常带来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重视教育的理想和道义色彩，相对忽略教育的手段和操作元素。这个倾向在对教育实践内涵和特征的认识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在以往对教育实践内涵和特征的认识上，比较受关注的观点主要有：“教育实践并不只是受某些实践性理论所引导”，“而且亦受实际情况之紧急事件所影响”，“实践活动之特质显示于其反省性活动上”；[13]教育实践主要具有情境性、智慧性、反思性的品性；[14]教育实践的两个最基本特性是能动性和现实性；[15]“教育实践及其目的是终极的，具有合目的、合理性和合道德的根本品质，是规范性的价值行动，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技术行为”[16]。在对教育实践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尽管有些研究者也关注教育实践的技术要素，如有学者认为教育实践的逻辑有道义逻辑和操作逻辑，[17]但这种强调操作逻辑和技术元素的教育实践基本理论观在教育基本理论界还未得到更广泛的呼应。
人文化教育基本理论中技术的缺位问题，也时常表现为当代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对工具化和技术化的批判，这种批判构成了技术在教育基本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排斥力量。在今天，批判理论及其主要观点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是比较有影响的。批判理论在根本上以自由人性为中心，从社会意识的层面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中压抑自由人性的社会实践现象，以此来维护自由人性的核心地位。在批判理论中，技术化或工具化是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马尔库塞（Marcuse，H.）作为技术批判的一个代表人物就直接指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18]。这样的批判思路在当代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当前的很多教育基本问题不可否认地与技术化的禁锢性思维方式有关。因此，在教育基本问题探究的层面上，一类强调对技术和技术化思维进行批判分析的教育研究出现了。这类研究有很多观点直接批判技术在教育中的存在：“现代教育技术在促进教育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弊端，造成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思想中人文精神的陨落”[19]；“教育实践并非像机器人的行为一般，毫无意识、不假思索地执行机械性行动”[20]。如批判理论的很多研究者一样，当代追求守护人文价值和意义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指出，技术、技术化及其体现的工具主义思维是当代教育异化发展和扭曲发展的根源，技术使用的泛滥在当下已经构成了对教育人文性的重大冲击和破坏，维护教育的人文精神需要警惕技术在教育中的存在和力量。
技术的缺位不只在教育基本理论领域中存在，包括教育实践领域在内的广阔教育世界也存在着立足于人文性考量的技术悲观论。教育中的技术悲观论被描述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学对象是有感情、有灵性的活生生的人，不能试图用冷冰冰的机器来代替人进行教育活动，因而单纯拒斥，坚决抵制”[21]。可以说，在教育基本理论领域甚至在广阔的教育世界中，人文性考量构成了技术缺位的一个思想根源。在这种观点中，对整个人类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技术元素在教育领域时常成为需要防范的因素，教育的发展需要防备技术力量的参与。然而，这一切还需要进一步去检省。
二、技术缺位背后的教育基本理论发展问题
在教育基本理论的视野中，人文性的强大立场带来了对技术的相对缺位。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人可能去追问：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如果技术对教育足够重要，即便教育基本理论领域没有技术的核心位置，技术的力量一样可以被用来推动教育的发展。这种追问内在地坚持了务实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忽略了教育基本理论在教育认识和实践领域中的影响力。教育基本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可以表述为“它对教育实践和其他教育学科的发展应起到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22]。只要教育理论体系存在着这样的具体领域或层次，那么它就具有代表教育基本认识的特殊地位，尽管教育基本认识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和升级中。因此，不被教育基本理论关注也就常意味着没有被认可为教育存在的一个基本构成，即还不能被作为教育的一个必备元素。
（一）对教育基本理论中技术定位问题的已有探索
从教育研究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虽然有针对性地探讨教育基本理论该如何定位技术元素的研究还比较罕见，但近年来确实有一些有远见的教育研究者，不断深入关注迅猛发展甚至“野蛮生长”的科学技术对教育学理论发展的深层影响。在《为人的生命成长而设计和发展教育技术》一文中，作者较早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教育学原理视野中的技术通向人的生命成长和社会文化，通向教育本质、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23]虽然，此时的探索还主要是在已有教育基本理论框架下来看待技术和教育技术，但对技术在教育学原理中的位置问题进行的思考已经很明显开始了。《面对信息技术，教育学理论何为？》一文更是以“教育学理论”的名义和视角探索技术在教育学理论中的位置，总体上认为技术在教育学原理中是“进入者”，再次明确提出教育学原理承担了教育技术的警醒者、守护者、引领者和解蔽者等多重角色。[24]《智能时代的生命进化及其教育》一文在生命进化的总体视野中探索智能技术时代对教育发展的影响，特别提出教育理论研究需要用“本体思维”和“原点思维”来把握人工智能技术。[25]这个立场实际上也是更加明确了技术在教育理论中的“本体”和“原点”位置。当然，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接近着教育基本理论中的技术定位问题。在本体性探索教育与机器关系的方面，有学者提出，“教育学应该从哲学本体论、价值论层面上思考和研究‘教育与机器的关系’”，“机器至少将会从工具、技术、客体转变为目的、主体乃至本体的一部分；学校、教师、学生也会成为万物互联的一部分”。[26]有研究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通过推动教育实践变革促进教育学理论更新，也直接作用于教育学的当代重建，如对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教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形成冲击。”[27]所有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技术与教育学理论的关系，虽未直接揭示技术在教育基本理论中的定位问题，但都有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意识：技术需要在教育学理论中以本体性思维来把握。所以，关于技术在教育基本理论中的定位问题还需要在本体层次进一步探索。
（二）教育实践中的“目的—手段”链
技术能否成为教育基本理论中的核心主题之一特别需要考察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位置。教育基本理论是关于教育的基本原理，虽然其在表面上经常被分解为教育本质、目的、功能、制度与关系等方面，但这些方面在整体上都是对教育作为结构体系进行探究的理论结果。对教育结构体系进行探究特别需要从动态的教育实践机制上进行探索，由此得出的结论才能更为客观地反映教育的现实状态。因此，判断技术在教育基本理论中的位置，就需要看其在教育实践机制中的位置。在这个思路中，如果技术能构成教育实践的一个本体性因素，那么技术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占据一个核心位置，对教育的基本认识不需要也不能刻意抛开甚至去拒斥它。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技术就应该被忽略和拒斥。
从教育实践的内在结构出发，人文化教育基本理论中技术缺位的原因可以得到更为清晰而内在地揭示。一些研究者曾经对教育理论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其中最经常使用的一种分析模型是教育实践内在的“目的—手段”链模式，这个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穆尔（Moore，G.E.）。穆尔认为，教育理论在广义上具有更加深远的范围和目的，这种广义的教育理论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其内在基本结构是：第一，P（命题符号，用来表示一类事件）作为一种目的是希望达到的。第二，既然这样，Q（命题符号，用来表示一类事件）是达到P（命题符号，用来表示一类事件）的最有效方式。第三，因此，从事有关Q的任何事情。[28]穆尔的这种实践性教育理论观明确地展示了教育理论内在的“目的—手段”链，它构成了那些经典教育理论的共同模式。那些涵盖范围广的、能够对应整个教育领域的系统教育理论就是在“目的—手段”的思维中产生的，这里的目的既有个人维度也有社会维度，夸美纽斯（Comenius，J.A.）、赫尔巴特、杜威（Dewey，J.）都是这类教育理论建构者的典型代表。按说，教育基本理论只要坚持了“目的—手段”模式来认识和思考教育实践，应该就不会出现手段和技术缺位的问题。但是，这个道理在教育基本理论发展的现实中却没有被呈现。由于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中心关注，是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特别维护，是在教育中对人的理想的追寻。因此，这种人文精神经常带来的是“目的—手段”的分离。
（三）教育基本理论中技术缺位的思维逻辑
在教育基本理论的建构中，过强的人文化色彩会导致对目的的过多强调或排他性强调，技术因而会受到更多的排挤。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教育目的和手段往往会来自于不同的理论基础，这是人文化教育基本理论偏向强调教育目的和理想的现实基础。有学者指出，“这种一般价值观念，非教育学所须论证，教育学也难以做出这种论证，而由诸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之类学科分别加以论证。”[29]分别从不同学科基础探讨教育目的和手段的思路在赫尔巴特那里就已经明确了，实践科学在他那里是教育目的的基础，而心理学才是教育途径和手段的基础。从特定的理论基础和立场相对独立探讨教育的目的和理想，将为教育理论带来的一个主要影响是教育目的和理想被过度抬高，越来越不顾及手段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的和理想。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深度分析了目的、理想和手段、技术的分合问题，描述了两个方面分离的情形：“‘理想’是遥远的和高不可攀的；它们太高贵和太华美了；如果实现它们，就会使它们受到玷污”，“‘理想’是在一种不明确的方式之下翱翔于实际景象之外”。[30]杜威不仅提出了理想与手段分离的现状和内在原因，而且指出了这种分离的重大弊端，即单纯刻画理想和目的表面上会让它们达到更加完美的境地，但同时也会让理想和目的更加虚空。具体到教育理论领域，这样的情况在人文化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也常发生着：技术在完美的教育目的和理想面前是无需重视的，重视技术就可能会危害教育目的和理想的崇高地位。
在教育基本理论的领域中，技术在教育实践认识中的缺位也经常来自于教育艺术观的立场。教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教育学历史上一个非常根本的争议。在这种争议中，双方都不再只是看到教育实践中的目的和理想因素，它们都关注到教育是一种行动和活动，都认为教育作为实践本身包含着手段的核心要素。但是，教育科学观和教育艺术观在教育实践手段性质和实质的理解上产生了分歧，教育科学观认为教育的手段是技术，而教育艺术观认为教育的手段是艺术。因为艺术和技术看起来是不同的，如果把教育手段认定为艺术，那么技术就是不重要的。在教育艺术观方面，乌申斯基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实践活动是不断发生、指向未来和充满创造性的，因而提出教育学是“一切艺术中最广泛、最复杂、最崇高、最必要的一种”[31]。有学者对教育作为艺术进行了论证，把教育当作艺术的最根本理由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32]。在这些关于教育实践艺术性的论述中，与艺术活动紧密联系的创造性、自由自觉、人的精神性等特征被当作教育实践的所有根本特质，这些特质当然与技术所具有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并不一致。
在教育实践中，技术因素缺位的具体原因值得进一步商讨。在教育实践认识和教育基本理论探讨中，“目的—手段”分离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有不少问题。虽然，这种分离的思维方式确实是因为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理论资源，但是教育实践的认识和教育基本理论的探讨不能停留在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的分立探讨之上。这样的停留只能让以教育实践为中心的教育基本理论不成体系，也因此不能真正构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此外，通过把教育实践归结为艺术而忽略技术也是有疑问的。一方面，艺术性能否构成教育手段的全部属性，这是需要疑问的；另一方面，技术和艺术能否轻易截然分离，特别是能否轻易实现没有技术的艺术，这并不确定。因此，对技术在教育实践中定位的探索需要在清晰界定教育实践与技术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三、教育实践发展的技术化必然
在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和界定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实践观是不少研究者经常参考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要素出发区分了思辨、实践和创制，并认为“实践的本原即意图在实践者中，因为意图的对象和作为之结果是同一的”[33]。其目的在于自身的实践由此就与制作外在事物的创制区分开来，技术由此远离了这种意义的实践。因此，对教育实践与技术元素关系的深层探索需要从深入理解教育实践和技术的定义开始。
（一）关于教育实践与技术的概念界定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实质上是一种狭义的人类实践观，这种实践观只是涵盖了更能体现人自由特性的行动，而把那些受制于外在环境的行动放在了实践内涵之外。基于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教育实践理解因此会特别强调教育实践的德性目的和出于教育实践者内在目的的行动，同时也会相对忽略那些限制人类主体性的教育行动。卡尔（Carr，W.）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就直接反映了这种忽略的倾向。他提出，“实践不能被理解成为达成某外在目的之技术性专门知识或形式所刻意设计的。”[34]与这种狭义的取向相对，更为广义的教育实践是一种涵盖多种多样教育行动的本体性实践，是从当下称之为“教育”的现实中得出的教育内涵。在教育研究中，也有不少从这个方面进行理解的教育实践定义：“人类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35]；“人们以一定的教育观念为基础展开的，以人的培养为核心的各种行为和活动方式”[36]；“有教育意图的实践行为，或者，行为人以教育的名义开展的实践行为”[37]。由于，从教育实践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实践既具有核心与附属之分，又有本质与现象的变化，因此，历史发展视野下的广义教育实践更应该是教育之名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行为活动。
虽然，一般人通常把技术等同于技术人造物，但是技术的学术定义要丰富得多。通过对技术发展历程的考察、对技术现象的概括或对不同技术定义的提炼，技术理论学者们给出了一些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比较有影响的技术定义：“技术是人们运用知识、信息、经验和技能，并借助于物质手段以达到认识、改造和建设世界的完整系统和过程”[38]；“旨在控制或改造自然或社会世界的研究与行动领域”[39]；“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理性地取得并具有绝对有效性的方法总体”[40]；“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运用知识与组织来生产客体和技法的人造系统”[41]。即便都是在提炼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定义，它们也都明显存在着角度和层次的差异，进一步统合这些定义需要站在更高、更宏观的层次进行辩证地抽象和概括。在把技术的实质当作手段和方法、把技术的目的因当作特定目标、把技术的核心特征确定为标准化之后，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中可以定义为实现特定目的的标准化手段和方法。
（二）教育实践发展的技术路径
在历史发展的视野中，教育实践和技术的关系状态可以从内涵层面的本体性关系开始确定。面向探索教育实践和技术内在关系的目标，韦伯（Weber，M.）对行为和技术本体性关系的观点是比较具有启发和基础意义的。韦伯对技术的理解也是在手段的意义之上提出：“一个行为的‘技术’意味着行为所应用的手段的内涵”，“‘合理的’技术意味着应用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以经验和深思熟虑为取向的手段”，“对于一切行为和任何行为来说，都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技术”，“一个具体的行为的最后意向，把它放在一个行为的总的相互关系中，可能是‘技术’性质的”。[42]实质上，韦伯的这些表达就是说可以预想的行为必然存在着技术成分，技术在行为中作为手段存在着，行为因为技术而现实化。这个意思中的“可以预想”、“必然”、“作为手段存在”和“现实化”都为定位教育实践的技术因素提供思维上的启发和基础。在这种思维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现实，教育实践和技术的根本关系可以确定为技术化是教育实践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式和内涵，其在教育实践发展中的具体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以外在的方式通过促进教育实践者的完善而更有助于实现教育实践的终极追求。相对于人自身来说，无论是作为技法的技术还是作为人造物的技术都是外在的。可以说，技术的外在性是技术之所以被恐惧和抵制的根源，但也是技术不可以被替代的根源。戈菲（Goffi，J-Y.）深刻分析了技术恐惧症的原因，其中包括：“它令其使用者接受现实的惩罚”；“技术因其本身所固有的单调、平淡、重复而变得令人疑虑重重”；“它尤其无视生活的机械化这一现实，而强调广泛使用机器的威胁和人类生活构成单一化的危险性”。[43]确实，任何外在于生命的东西都可能让生命手足无措或狼狈不堪，但这不能由此看作技术给人带来的全部。在考察西方文化中技术起源以及技术与生命的内在关系之后，斯蒂格勒（Stiegler，B.）在海德格尔（Heidegger，M.）等人技术思想的启发下对技术的生命价值做出了一个核心的定位，“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44]。这个观点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观点，即力量有限的生命很需要以外在的方式实现更大的能动性。从现实的教育实践发展来看，技术一次次扩展教育实践者的能动范围，使教育实践者可以追求更大范围或更深度的教育实践目标。而且技术对教育实践者的外在作用不只是力量的增加和附加，而且还是一种对内在取向的选择、限制和成就。虽然，教育目的和理想要追求高位，但并非越高越好。特别是在需要把教育目的和理想见诸现实的情况下，技术作为外在的方式可以在选择和限定目的和理想高度的基础上去支撑和成就教育实践的目的和理想。虽然技术的选择和限定有时可能成为一种对教育实践者能动性的限制，但这种限制背后是普遍存在的作用机制，而不是偶发的现象。这种普遍存在的技术作用机制，就是教育实践者可能更加完善和教育实践可能更多追求的希望所在。
第二，技术升级了教育实践的方法。虽然，今天一提到技术，人们普遍想到的是人造物和工具，但这只是一种误解。技术在原初的意义上就属于技艺，这是一种技能和技巧的结合，也是脑和手配合的能力。[45]从教育实践的发展历史来看，教育实践的发展离不开方法，方法推动了教育实践的进步。那些真正推动教育进步的思想一定是包含了有效方法的教育思想，如苏格拉底（Socrates）教育思想中的“产婆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启发”教学、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中的“四步法”、杜威教育思想中的“五步法”等。当教育理论广泛吸收了科学成分之后，更多的教育方法出现了，学校管理、教育评价、教学设计等教育实践领域都是新式方法集中涌现的领域，教育实践在不断创新的方法的推动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近年来在不同领域和层面已经推动了教育实践发展的方法层出不穷：档案袋评价、小组合作教学、增值评价、目标管理、参与式培训、思维导图、翻转课堂、混合教学、项目学习……。不断翻新的方法让教育实践者拥有了更多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做法，这些做法更能够取得确定化的效果。同时，更多的教育技术方法也让更多的教育目的和理想全部或部分地变成了现实。比如，翻转课堂的技术就能让更多人更大可能地享受更好的教育。[46]
第三，技术更新了教育实践的资源条件。虽然教育界流行着反省信息技术未能深刻改变教育的“乔布斯之问”，但如果平心静气地观望一下就会发现，今天的教育实践已经被各种技术成果改变了，教育实践需要的资源条件因为技术的不断发展而更新换代。也许特别关注人的价值的人文化教育理论者并不是特别在意教育实践资源条件的更新换代，或许认为这只不过是物质条件而已。但是，如果把眼光从人性和人的价值问题放开去一点，人们就会发现，教育实践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变已经深刻影响到教育实践的广度、深度和方向。波兹曼（Postman，N.）通过技术对环境的改变来展示教育的时代变革，现代信息环境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让“童年消逝”[47]。这种观点的一个基本逻辑在于新的信息媒介取消了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原来通过是否读懂文字而形成的成年与童年差异被无门槛的新媒介技术条件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表面上只是提供了电视设备，但是以电视设备为开端的新媒介却深刻地造就了新的教育实践格局。在教育实践的历史上，促进教育实践发展的资源条件不一而足：电子化教具、以层级监视为核心的学校建筑、多媒体教学设备、慕课微课平台、虚拟现实（VR）教育装备、人工智能教育装备等。这一系列资源条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和促进或多或少地和电视技术一样，改变着特定时期教育实践的内在结构并推动其向纵深处变革。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重视技术方法的人也是非常负责任的教育理想建构者。技术不是教育实践的“死敌”，它反而是教育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育实践的发展也是教育实践技术化的过程，技术化是教育实践发展的一个必然表征。尽管，教育实践可能会因为内在的技术偏差而有时陷入被动和走偏，但它也会在更多的时候因为技术的推动而获得巨大的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忽略技术而追求教育实践的发展，而是要在正视技术作为教育实践本体性要素之一的基础上去思考如何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
四、教育实践技术化的限度
技术是教育实践的必备元素之一，因此，技术化也是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内涵和方向，教育实践在历史上已经基于技术的进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技术却在不小的范围内没有得到教育实践者的深入认可。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忽略技术的原因有些不同，不少教育实践者对技术的悲观和疏离更多是从技术在教育实践中发展和应用的主要风险中产生的。
（一）教育实践技术化的主要风险
目前，教育界对教育实践中技术及其应用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工具理性的异化、技术不能与课堂教学整合、技术不能融于日常教育实践等方面。这些方面实际上都是对教育实践中消极技术问题的典型概括，这些典型的问题折射了当代教育实践技术化的三个风险。
第一，过度应用技术带来的教育实践机械化风险。无论是方法的技术还是人造物的技术，其根本特征就是标准化和确定性，所以，技术在对象世界中的应用就是使对象世界更加标准化和确定性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同样出现于技术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特定的教育方法或教育设施一旦在教育实践领域中铺开，那么这个教育实践领域就可能会全面按照铺开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设施所附着的确定性思维和机制进行改造。比如，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全面铺开给特定实践领域带来的不只是方法和操作的更加标准化和确定化，而且还会带来关于教师地位、师生关系、教学内容选编、教学评价等多个方面的确定性改造，如师生在理智上的平等关系原则。这种确定化的趋势无论是否得到认可，其根本的效果就是一种机械化，即让原来需要人们思考的东西不再需要也不能思考了。那些直接接受某些知识的教学目标在启发式教学铺开以后就不需要也不能思考了，全面实施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实践者只需要也只能考虑那些启发式的教学目标了。虽然有人认为技术是价值无涉的，但这种观点多是一种辩解。实质上，每种技术体现的思维就已经预设了相当确定的价值甚至道德取舍。[48]这个方面的风险在不少研究中被概括为教育技术带来的工具理性僭越风险，这个风险的根本危害是“无法真正控制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工具’，相反，人类却被创造物所‘统治’，有时甚至变成了它们的奴隶”[49]。
第二，技术应用过程带来的教育实践者仓皇应对风险。在教育实践中，技术让人会反感甚至恐惧的一个具体原因是很多技术不容易被掌控，或者说很多技术掌控起来需要特别的素养和过程。由于技术本身直接是规范化的行动或使用，这本身就需要特定的能力作为基础才能很快地掌握，如掌握小组合作教学就需要教师有娴熟精到的分组和任务分配能力。如果教育实践者还没有很好地具备某项教育方法或教育设施所需要的操作能力，那么这类教育实践者在这些方法和设施的使用中更多出现的是仓皇应对的狼狈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仓皇应对的狼狈感不是技术本身带来的，而是技术的确定性给教育实践者带来的能动性压迫。不少教育实践者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对比强烈的两面，一面是让其仓皇应对的技术压迫和挑战，一面是日常教育生活的习惯和舒适。在两个方面的强烈对比中，教育实践者产生对技术的悲观和恐惧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第三，技术话语实践带来的教育技术鼓吹风险。在教育实践中，技术让人消极悲观还因有技术吹嘘和欺骗的风险。所谓技术吹嘘和欺骗是指，技术的开发者和推广者在宣称技术绝对有效并使人产生信任感的同时，却隐匿了技术的缺陷以及技术开展者、推广者附加在技术中的企图。[50]在教育实践领域，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教育技术在开发者和推广者的介绍中都是绝对有效的，让人相信它们对教育实践具有拯救和再造的力量。然而，教育实践的发展历史表明，很多有过光环的教育方法和设施最后都黯淡了。正如拉格曼（Laghman，E.K.）所揭示的那样，克伯屈（Kilpatrick，W.H.）当年推广“项目学习”所依靠的主要不是这个方法学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是他的实业才能起到了关键作用。[51]在很多教育技术的应用推广中，教育技术本身的有效性没有被说明，很多教育实践者在被鼓吹起来的信任中开始使用新的方法和设施，最终却经常因为事实存在的重大缺陷而废止并由此心生反感甚至厌恶。
（二）教育实践技术化的底线
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发展是必然的，但是其效果如何却是变化的。教育实践的技术化是发展的必然内涵，但如何实现积极的教育实践技术化是需要努力追求和作为的。积极的教育实践技术化在直观上就是不出现教育实践技术化风险的状态，就是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发展和应用不导致机械化、不让个体长久地仓皇应对和不以吹嘘欺瞒为基础。为了实现这种“标”，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就必须从“本”的层次划定教育实践技术化的底线原则，进一步明确教育实践技术化的积极空间。基于已经明确的现实经验和理论认识，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需要保障三个方面的底线才能得到积极的成果。
第一，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必须限定在教育实践者群体主体性的发展范围之内。从人的类主体发展来说，技术化的方式是一种外在于生命的发展方式，其之于人类根本的价值在于弥补人类生命技能的不足，增强人类的能动性。因此，可以说技术的人类价值在根本上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52]。但是，技术对于人性来说还具有毁灭的可能作用，如果技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在根本上与人性对立，那么就可能成为人性的灾难。因此，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从根本上必须要限定在教育实践者群体主体性的发展范围内，即教育实践在技术化发展之后还能够让这个群体具有认识和行动上的主体地位。如果教育实践在某些技术的推动下不能保障教育实践者群体的主体地位，那么这种教育实践的技术化行动就是需要限制甚至是禁止的。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教育实践者群体主体性本身是一个发展的存在，其对特定教育实践技术化行动的接受也建立在前瞻的水平之上。今天，一些教育者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表现出恐慌，认为AI在教育实践的应用就一定会让教育毁灭。这样的思考总体上还是没有建立在教育实践者群体或人类群体主体性发展的立场上，教育实践者群体或人类群体主体性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他们可能通过升级社会关系结构甚至是更大幅度地技术化升级生命能力而得到相当程度的提升。如果在这种群体主体性提升的背景下再考虑AI的教育实践应用，结果就不一定那么让人恐慌了。面对教育实践的技术化行动，密切而深入地考量它是否出离教育实践者群体主体性发展范围，需要持续进行探索。
第二，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必须尊重个体教育实践者的操控力整体水平。鉴于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可能会因为不能被很多教育实践者个体操控而难以日常化，或者教育实践中要应用的某种技术因为难以操控而使教育实践者产生逆反和排斥，这些都非常不利于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从今天的教育实践发展现实来看，对教育实践者个体操控力水平构成挑战的教育方法或设备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教育方法或设备本身的操作很难，很多教育实践者因此不能掌握或不能娴熟地掌握；二是教育方法或设备因更新换代过快而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让教育实践者去练习操控。在这个方面，之前曾风靡一时的电子白板可以视为一个例证。电子白板本身因操控要求较高而让不少使用该设备的教育实践者相当被动，后来更方便的触摸屏技术的迅速普及更是让电子白板失去了原来的众多使用者。从根本上说，推动教育实践发展本身是一个节奏不能过快的过程。有学者提出，教育不需要对任何新技术太敏感，这是因为教育本身还包含社会积淀和稳定的力量。[53]这里所说的社会积淀和稳定本身就说明教育具有一种基本的稳定节奏感，教育实践者个体应该在这种稳定的节奏感中学习、操控进而超越教育的方法和技术，由此使自己的教育追求和理想更加完满实现。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要允许教育实践者培育自己的匠心。
第三，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发展要处理好教育实践技术化与艺术化发展的关系。教育实践的基本逻辑结构是“目的—手段”，但是这里的“手段”并不是只有“技术”，与“技术”相并列的还有“艺术”。关于艺术的定义本身非常复杂，但不同的艺术观都相对共识艺术的基本精神在于“独特性”、“超越性”、“自由性”，这与技术所具有的“标准化”、“规范化”正好相对，其共同对应世界独特性/普遍性、动变性/确定性的辩证整体。舍恩（Schän，D.A.）曾经论述了包括教育实践实践领域在内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并存的辩证格局，技术主要被用来解决实践领域的确定性问题，而艺术主要解决实践领域中的不确定性问题。[54]这个观点也是对教育实践为什么会出现技术化风险的一个解释。如果使用技术手段和思维来处理本来就不确定的教育实践事务，那么这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技术的鼓吹欺骗问题，二是教育实践结构的僵化问题。因此，教育实践的技术化行动需要限定在确定性的领域和层次上，那些不确定性的教育实践问题更多地要借助教育实践艺术化行动来面对。
技术化是教育实践发展的一个基本努力方向，获得积极的教育实践技术化效果需要从根本上思考教育实践的“目的—手段”链问题。在这种思考中，技术可以被总体定位在教育实践的手段位置中，但在手段层面中同时还并列存在艺术，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包含技术的手段层次与目的层次之间还有不可简化的双向关系。只有在整体思考教育实践中的主体、目的、手段、技术和艺术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教育实践的技术化努力才能具有更为积极的方向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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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cessity and Limitations of Technicalized Educational Practice——Focusing on the Logical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y in the Basic Theories of Education
Yu Qingchen
Abstract:In the present era, which has witnessed the rapi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major social fields, including education,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pushed forward by powerful technology. However, the basic theories of education, which reflect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have not given due attention to technology, and on the whole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o educational practice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echnology. Technology, a basic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implies a specific means of achieving specific purposes, and exists in all human practices, includ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Educational practice needs to upgrade the methods and optimize the resources through technicalization, thus achiev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and pursu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needs to avoid such risks as inflexible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hasty response from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and the advocac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e are supposed to establish the bottommost principles of technicalized educational practice: guaranteeing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subjective status, respecting individual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ability of manipulation, and proper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ization and the artistic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Only by giving overall consideration to such basic elements as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educational purposes, educational approaches, technology, and art will technicalized educational practice have active prospects.
Keyword:educational practice; technology; basic theories of education; the goal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徐德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