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教师教育》2018年第1期 作者：郭祥超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想与中国现当代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中国现当代教育变革、改革和发展奋斗目标和美好前景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远理想和具体阶段性理想的统一。党的百年教育理想，体现崇高与现实、普遍与特殊、总体与具体、变化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与党的革命理想和社会理想、教育发展道路、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政策等紧密联系，是对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及教育和教育公平等的理想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教育理想;教育实践
理想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未来奋斗目标和美好前景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向往和追求，是将来实现的长远目标和希望实现的目的，是信仰的本质体现。信仰是理想的根本支撑，理想和信仰不仅对个人行动发挥指引和激励作用，而且对现实社会及其发展道路和方向发挥规范作用。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百年教育思想发展和实践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和宏伟高远的教育理想。党的百年教育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想与中国现当代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对中国现当代教育变革、改革和发展目标和美好前景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远理想和具体阶段性理想的统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实现党的社会理想的基本途径。
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与教育理想基本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指路明灯
自古以来中外进步思想家就有宏伟的社会理想。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先秦儒家的社会理想。近代以来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以不同方式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等构成西方文化中社会理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为人类指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科学理想及其实现条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共产主义理想既是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体现了社会理想和人的发展理想的高度一致。
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信仰的本质体现。“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2]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是“魂”和“钙”。《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理想和信仰的基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天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想和信仰的集中体现和衡量标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构成理想的根本要素，同时蕴含着实现理想的巨大能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当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大同世界理想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对中国现当代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目标和前景的向往和追求，呈现出和人的发展理想的高度一致，贯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整个历史过程。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时就明确提出，“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
（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变革、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
教育理想是人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教育发展目标和美好前景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向往和追求。与理想具有内在关联的是乌托邦精神，这种意义上的乌托邦精神摆脱了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桎梏，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其核心是对不在场的未来希望的追求精神和反偶像崇拜的反思批判精神。[5]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教育理想正是教育乌托邦的体现，教育乌托邦是教育理想的标识。纵观教育发展历史，真正有魅力的教育理想不在于最好而在于最适合，最适合的而非最完美的教育理想才能对教育发展真正产生深远影响。“教育目的与教育理想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教育理想是远大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是现实的教育理想。”[6]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想是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统帅和灵魂，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理想的具体化和行动化。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想分为最高教育理想和阶段教育理想。党的最高教育理想是促进现当代乃至未来的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党围绕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与总任务，确立的阶段性的教育理想，既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领袖、主要领导人的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宗旨、教育纲领、教育方针、教育任务中，也体现在各个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想分为总体教育理想和具体教育理想。总体教育理想主要体现在党的教育纲领和教育方针之中，具体教育理想体现在党关于各级各类教育的方针、目标和任务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想继承、发展和超越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教育理想，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与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教育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反映和预见了近现代、当代乃至未来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大势和根本要求，忠实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教育利益。实现了真正的科学性和真正的人民性的统一、鲜明的理论性与鲜明的实践性的统一、显著的继承性和显著的创新性的统一。
（三）崇高与现实相统一、普遍与特殊相统一、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指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真理，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独特传统、特殊国情、特定任务、特殊问题等现当代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现实、研究中国问题、设计中国方案、积累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智慧。“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7]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中，毛泽东等对社会平等的追求，既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物，也深受古代大同思想影响;邓小平等对小康社会的理想设计，既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物，也深受古代小康思想影响;习近平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设计，既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梦想的体现。这些都是将人类发展普遍性和中国特色有机结合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追求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同时，将自身的阶段性社会理想深植于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而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之中。最高理想和阶段性理想的持续统一就是在党的奋斗历程中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整合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8]党的教育理想不仅指示和引导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也探索出在中国实现教育理想的正确方法和有效途径，既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在党的教育理想的指引下，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也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了鲜活的中国经验、深邃的中国智慧和独特的中国方案，汇聚了教育领域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增强了教育道路自信、教育理论自信、教育制度自信和教育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为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本身的丰富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是在同各种理想的斗争、借鉴和比较中，在持续实现人民教育利益和各种利益中不断确认自身的正确性、先进性和可行性的。过去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党外对三民主义、教育救国论、教育独立论等各种教育思潮进行的批判和斗争，在党内对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社会主义探索中“左”的错误、改革开放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进行的自觉的反思和批判，其现实意义都在于保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领导人民接续奋斗，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关于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理想追求
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是自古以来教育的基本功能和不懈追求。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想中，促进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实现现代化是矢志不渝的追求，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中心工作以及理论认识的不同，教育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重点和途径各有特点，经历了从注重教育与政治军事的本质联系及教育的政治军事功能到注重教育与经济建设的本质联系及教育的经济功能，再到全面注重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本质联系及教育的全面社会功能的转变。
建党初期，正值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之时，由于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广大工农群众生活极端贫困、政治上极端不自由、文化上十分愚昧，变法改良和旧式革命相继失败，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力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斗争救国救民、改造社会、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和目标。在这个时期，党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革命理想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低革命理想，自觉领导工农运动并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建立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此时党领导下的初具中国特色的教育实践虽然所处环境非常恶劣、条件十分简陋，但仍然成为进行思想政治宣传、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培养政治军事干部、保障革命斗争胜利的基本途径，从而为工农运动、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毛泽东于1934年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中，明确了“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9]这就在通过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层面表达了党的教育理想，实现了最高和长远教育理想在重心转向农村和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和教育变革进程中的落地生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既联蒋抗日又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多重任务，为了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抗日救国争取民族独立必须形成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必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因此，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革命理想，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5年，在党的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他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0]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想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历史性成果，为党这一时期的教育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促进了最高和长远教育理想在以农村和武装斗争为重心的中国革命和教育变革进程中的开花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次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和目标。为此恢复和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艰辛探索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提供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全面继承根据地教育的宝贵经验和改造旧教育的基础上，走出了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开始本土化探索的新道路，逐步确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方针并开始从社会主义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去阐发教育理想，通过教育培养大批建设人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成为党的教育理想的主题。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实践发展和认识水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理想主要偏重于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认识和发挥，对教育的经济文化功能有一定认识但是发挥不够充分。这突出体现在1958年毛泽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1]的论断中。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和组织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全面实践和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初步探索时期，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理想基本实现和社会主义教育理想探索和初步确立时期，作为两种教育理想的交汇期和教育理想的升级期，充满了希望和光明，同时也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面对“文革”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和我国与世界发展差距拉大的严峻形势，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尽快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先后提出“三步走”发展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明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党的社会理想的集中表达。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创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成为党的教育理想的主题。“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8]进行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心，科技、人才和创新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和战略重点，在此意义上，“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8]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石，从强调教育主要为经济建设提供高素质劳动者和智力支持，到注重教育服务于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大领域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教育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作用更加全面、力度更大。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开启并全面深化教育领域各方面改革，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信息化、开放型、创新型现代教育，为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想奠定坚实实践基础，也为教育深化改革、向更高层次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教育在促进当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12]。“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12]当前，我国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富起来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强起来的理想蓝图正在绘就，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美好前景正在展现。党的十九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际情况，着眼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立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宏伟目标，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更高要求，这是党的教育理想的最新表达，表明党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理想追求进入了新境界。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关于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千百年来教育的根本功能和一贯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理想的核心要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的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和创造的条件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识不同，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目标、途径和程度也不同。人的全面发展有水平和层次之分，可以分为适应性全面发展和自由性全面发展。[13]我国目前人的全面发展和通过教育达到的基本程度主要是适应性全面发展，同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由性全面发展，需要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继续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致力于持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的水平和层次，使人的发展更多达到自由性全面发展的状态。
建党初期，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和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普遍处于德智体发展极不充分甚至发展停滞的状态，生存极为困难，在生活上无法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幸福，在政治上更无力担当自求解放、改造社会的革命主力军的重任。从思想政治上唤起民众促使民众觉醒、通过扫盲脱盲使工农群众具备从事革命斗争和享受文明生活所需要的文化知识能力成为党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现实任务和目标。要实现这一任务和目标，不能依靠旧的文化教育，只能在进行政治经济革命的同时提出新的教育任务和目标并在和现实革命运动的结合中着力推进。受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影响，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及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的道路，恽代英提出学问与职业一贯论思想，杨贤江提出全人生指导思想，这些成为党关于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理想的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和最初的表现形态。后来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中提出“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9]总方针紧密结合党在农村反封建、反“围剿”的中心任务，不仅强调实行共产主义教育，而且提出教育和当时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结合、让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享受文明幸福等，这是教育促进工农大众全面发展理想的初步表达，体现了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高远理想和革命时期阶段性理想的有机统一。这一时期党的教育理想的实现既需要也能够推动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上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政治上通过积极参与革命翻身做主人、在文化上提高文化水平脱离蒙昧状态，从而为享受文明幸福生活创造基本条件。
延安时期，领导和动员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广大民众自觉积极投身全民族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这一任务和目标，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关于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1939年，林伯渠论述边区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14]。同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14]。这其中反映了抗战建国事业对人发展的迫切要求，既有对人民群众具备的文化政治水平和民族精神的总体一般要求和期待，也有对抗战干部、成人和少年儿童等不同群体的人发展的具体特定希望。这一时期党的教育理想中，在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方面，坚持教育的民族性和大众性导向，提出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将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并培养造就大批能够担负抗战和解放使命的革命干部;在促进人发展的途径方面，坚持教育的科学性导向，将科学知识和开荒种地织布挖矿等生产实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斗争实际紧密结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已经着眼于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从而表现出较大的前瞻性。当然关于消灭文盲的设想在当时背景下尚未具备完全充分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继完成，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彻底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和建设者，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上获得充分而广泛的自由权利，这些为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新的建设目标和任务也对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此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普遍偏低、文盲率很高，人的发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不能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着眼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需要，在党的教育方针中表达了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理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5]。不久他又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时期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和促进人发展的途径方面，再次明确提出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重申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对建党初期教育理想的继承，反映党通过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不变追求，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体现社会和时代变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要求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种设想中“社会主义觉悟”的价值追求和“劳动者”的价值定位突出体现了教育理想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也反映出在日益强调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优先注重人才政治素养和革命觉悟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作为人全面发展基本途径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侧重于教育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这既受到当时我国生产劳动总体状况的影响，更受到对大工业条件下生产劳动认识水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改革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和实现人民更加全面层次更高的幸福美好生活的目标任务也对他们的素质及其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党关于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结合，突出强调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方向，自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取向。这一时期在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方面，内容更为全面、内涵更加丰富，反映了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对人的发展的要求。“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8]邓小平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理想，拓宽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党的教育方针中从“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凸显了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提升，同时将教育对象定位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体现了教育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大力倡导并持续推进和发展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既反映提高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追求，也反映充分体现个性差异的有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人的发展理想;从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到进一步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育人为本、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了教育促进人发展的突出位置，将“德”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法治、心理健康、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等在内的全面内容。在促进人发展的途径方面，不仅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并突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到新境界。在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中，着力拓展结合的范围、提升结合的层次、改进结合的机制、优化结合的状态。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关于普及教育和教育公平的理想追求
普及教育、实现教育公平是近代以来世界教育孜孜不倦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理想的不懈追求。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为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和创造的条件不同、对普及教育和教育公平认识不同，普及教育、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途径和程度、范围也不同。
建党初期，虽然中国现代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但受极度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无论是教育规模数量还是教育质量总体上极为落后，教育发展非常缓慢，而且教育的等级性和不平等状况十分突出，这就造成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经济上无权的同时，丧失了基本的受教育权，大部分处于文盲状态。在当时革命和战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初步普及教育以优先保证工农群众的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成为党普及教育、实现教育公平理想的必然选择。陈独秀、李大钊等指出教育的庶民方向，党的“二大”“三大”文件中提出制定保障工农和妇女权益的法律、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和义务教育。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规定了工农群众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16]“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9]1934年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一时期紧密结合党的革命战争中心任务，立足革命发展和根据地建设实际，坚持教育服务工农群众的方向，明确并优先保证工农劳苦大众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凸显了党领导下的教育的人民性。为使劳动人民子女都有受教育机会提出普及小学教育，为在工农成年人中努力扫除文盲重视和广泛发展非正规和正规的社会教育，并重视妇女教育和干部教育。此时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普及程度和正规化程度虽然较低，教育普及范围十分有限，但是实现了最基本的教育公平，切实保证了工农群众基本的受教育权利。这是在环境非常险恶、条件极为艰苦、经费和师资极为匮乏时期的合理选择，实现了党的高远教育理想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最初结合，增强了普及教育和教育公平理想的现实可能性。
延安时期，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任务要求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动和团结更多阶层的民众参加革命战争，这就对教育普及的范围和教育正规化、教育公平程度提出新的要求。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相对安定的形势也为教育普及范围扩大、教育正规化程度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党的教育理想中，普及教育和教育公平实现的层次和程度均有提高，其内涵继续丰富。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14]。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14]。这一时期由于党领导和团结的民众范围扩展，除了工农之外，其他很多社会阶层的民众也加入抗日救国和人民解放阵营，教育普及和受惠的范围从工农群众扩展到人民大众，提出普及人民大众的教育，当然工农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依然是大众教育的主体部分，并且在大众教育中进一步明确了消灭文盲的政策方向。由于部分地区形势比较安定，强调健全和发展正规教育并处理好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关系，正规教育规模扩大、类型比较丰富、机制比较健全，当然由于办学条件依然艰苦，教育普及主要还是依靠非正规教育。在保证人民大众基本受教育权利的前提下，为培养人才优先发展干部教育并处理好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的关系、教育普及和教育提高的关系。这些实现了党的高远教育理想和中国革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继续增强了普及教育和教育公平理想的现实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普及教育和教育公平的理想之实现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有利条件，同时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也对教育普及和教育公平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业余教育和干部教育等政策。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这一时期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受教育权利，更好更多更快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各方面人才，提出各级各类教育向工农开门的理想，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和人民刚刚获得解放，优先保证全国范围内工农群众的受教育基本权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普及教育、保证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普及教育、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并取得相当成效，有力促进了教育普及速度、层次、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国家百废待兴、各方面基础比较薄弱，能够用于教育的经费和条件非常有限，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举办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加速普及教育的合理举措。鉴于现代社会教育体系的复杂性和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举办各级各类教育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提高教育正规化水平大力发展正规教育并处理好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关系，成为普及教育和实现教育公平的现实依托。在普及教育、提升教育公平水平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有限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的支撑能力及社会和人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十分注重优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还重视优化教育规模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在较快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将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重要位置。此时教育普及的理想还体现在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中：“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17]。两种制度思想的长远目标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新型劳动者，近期目标则是加速普及教育。这些在曲折探索中实现了党的高远教育理想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际的初步结合，具备相当程度的现实可能性。同时由于国家经济文化总体上十分落后，加之受到一些不恰当的政治运动和错误认识的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普及教育、实现教育公平的进程总体上相对缓慢。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教育普及和教育公平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对教育普及和教育公平提出诸多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8]由于教育总体上比较落后，党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要求大力普及初等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等明确要求;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明确了教育普及的目标和时间表，到20世纪末这一目标已经达到。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持续迅速扩大，满足了人民接受更高教育的迫切需要。新世纪以来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以人为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此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其他教育阶段减免学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实行资助政策，进一步提高入学率和巩固率，在入学机会方面保证教育公平;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城乡、区域和校际间均衡发展教育，采取诸多措施保证教育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并提出了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发展的具体指标和要求，特别是对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有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倡导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大力推进教育领域的精准扶贫和脱贫，进一步优化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反映在教育领域就体现为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结构性矛盾突出，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4]这一时期充分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要，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积极提升教育公平的质量和境界，这构成党的教育理想的核心追求。因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数量，使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是教育发展的终极目标、最高理想、永恒追求和主题”[18]。从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到普及义务教育、从普及初等教育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再到普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从强调入学率到强调巩固率，从各级各类教育的普遍收费到逐步免费和不同程度的资助补偿，教育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有效满足了人民的教育需求，有效增强了人民的教育获得感，有效支撑了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有效保障了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在对教育公平和均衡的追求中，针对教育发展缓慢、教育资源稀缺和教育规模较小的问题，强调在教育发展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追求教育发展的高速度、教育资源的相对有效供给和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针对教育质量不高、教育资源相对充足，但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和教育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强调在教育发展中追求优质公平和有质量的公平，追求教育发展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优质有效供给和教育结构的优化;从以办学条件为核心的外在公平和均衡跃升到以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均衡和公平，这是不同于以往基本均衡和公平的高位均衡和公平。这些实现了党的高远教育理想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紧密结合，具备高度的现实可能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19]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坚守本来，追梦后来，圆梦未来。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教育理想，始终坚持并不断弘扬革命精神，在崇高与现实、普遍与特殊、总体与具体、变化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在与党的革命理想和社会理想、教育发展道路、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政策等的紧密联系中，形成了本质特征、中国特色和成功经验。近百年来，党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理论依据，以我国基本国情及其教育活动为实践依据，以党在不同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教育理想和中国各个时期的教育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想中国化和时代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经历了从比较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理想到日益符合现当代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想的转变，其现实性和可实现性不断提高，最终汇聚成凝聚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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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itial Pursuit and Great Development of Centennial Educational Ideals of CPC
GUO Xiang-chao
Abstract: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Marxist educational ideals and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of modern China, ideals of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e into being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led by the Party, represents the pursuit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s well as for the bright future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dicates the unity of communist ideal, long-term ideal of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pecific phased ideals. Centennial educational ideals of CPC, related 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liming and reality,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 as well as variation and invariability,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revolutionary and social ideals, way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system,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It reflects the pursuit of soci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education and all-rou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y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pursuit for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fairness.
Keyword: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educational ideals;educational practice
责任编辑：张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