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闫予沨 孟雅琴
摘 要：教育劳动是指人有目的地作用于教育对象的相关活动，即利用劳动使受教育者得到发展，满足社会成员对教育的期待。近年来，教育劳动在总量上呈现递增态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中，女性都是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教育劳动在分工链条逐级挤压下，逐渐向性别、代际、阶层的弱势群体扩散。针对这一现象，本研究通过梳理分析相关文献与数据发现，教育劳动具有道德性、情感性、长期性、重复性等特点;教育劳动女性化缘于女性一直作为结构性的劳动市场预备军，在教育劳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教育劳动与经济和文化互动，把女性推向了教育劳动主要承担者的位置。教育劳动女性化不仅导致女性教育劳动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还导致女性在复杂性教育劳动中逐渐被边缘化，进而缩小了女性在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教育劳动的高强度和女性化并没有带来青少年一代更为全面、健康的成长;相反，学校作为教育劳动的主要发生场所之一，将大量的教育劳动溢出性转移至家庭。教育劳动分配的冲突加剧着家庭成员之间、家校之间的张力。因此，应重新审视教育劳动的增加、性质和价值，以改善教育劳动女性化的现状。
关键词：教育劳动；女性化；性别分工；性别教育
这是一个教师与家长都觉得不堪重负的教育大时代：教师们自我调侃为“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事无巨细且24小时待机是常态；与此同时，家长也正被复杂、沉重的子女教育事务所困，他们不仅需要陪伴和监督孩子学习，还要完成“家长作业”，有的家长甚至为了子女教育而考出教师资格证。教育劳动增加之余还浮现两个问题：第一，在学校教育中，女性是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2016年《中国教育报》刊发的《中小学教师“阴盛阳衰”之忧》[1]一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教师队伍中女性比例高且呈增长趋势；第二，在家庭教育中，母亲是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回归家庭，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任。同时，父亲的缺位给许多家庭带来困扰。
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中，教育劳动都非常繁重，且主要承担者是女性。这不禁令人发问：教育劳动究竟有什么特点，是什么机制使得女性成为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本文根据已有文献与数据，结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队伍性别结构状况调查课题组于2018年调研的数据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试图做出回答。
一、教育劳动女性化的现状
(一)学校教育中的教育劳动女性化
1．教师队伍的女性化
近年来，学校教师队伍的女性化情况比较明显。从学段上看，各学段女教师比例均接近或超过半数，女教师比例随学段升高而递减。（图略）
2018年，课题组对北京、河南、安徽三省1352名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教师占比达75.22%。此外，从学校质量上看，一般质量越高的学校，男教师所占比例越高。从学科上看，语文、英语学科女性教师比例占绝对优势，男性教师主要分布在数学、物理、化学、体育等学科（图略）。
教师队伍的结构现状既与传统性别分工有关，也与教师职业专业化、竞争性、创造性程度的内部梯度有关。学段越低意味着专业化程度越低，低学段相伴随的养育照料内容也更适合女性的劳动分工，这使得更多男性放弃该职业选择。学校质量越好意味着竞争性越强，理科学科意味着创造性的增强，这些都符合传统性别分工中男性的工作特点。
此外，从年龄结构上看，第一，男教师年龄偏高。安徽某学校男教师中40岁以上的占比达62.96%。教师队伍性别状况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调研的教师中，30岁以下教师有429人，其中女教师353人，占82.2%，远高于总体样本中75.22%的女教师比例。第二，新入职教师女性比例偏高，教师队伍女性化趋势凸显。在教育局座谈会中，人事处领导反映“当时去巡查教师资格考试的考场，一个考场30个位置，最多有3个男生，有的考场甚至没有男生。幼儿园资格考试全部都是女生，小学段几乎没有男生，总体来看男女大约是1∶10的比例。”①
然而，作为学校中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教师这一职业并不是自古以来便由女性占领的，而是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官师合一”以及西方古代以神职人员为主的教师，都意味着长久以来教师其实是男人的事，女人则不会在家庭外的场合从事教育劳动。武晓伟、郑新蓉在考察了我国三省五县的教师队伍结构变迁后发现，农村教师群体女性化趋势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中国新式学堂兴起后的百年，也是作为职业群体的中国教师出现的百年，教师主要扮演着启蒙者和专业人两大角色。[3]随着基础教育普及化以及教师队伍的扩张，女性才逐渐代替男性成为学校中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导致了不同的分工。虽然随着社会的开放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多女性逐步走向社会，但在工种选择上依然存在性别倾向。如男性应当从事社会地位较高、工作量较大、较奔波的职业，而女性更适合较安稳、有更多闲暇时间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教师职业恰好符合女性的职业定位。长期以来社会对教师职业形成刻板印象，认为教师需要具备细心、耐心、温和的性格特征，这也与女性更相符。[4]
2．学校教育劳动向家庭溢出
教育劳动的内涵不断丰富，内容和名目也不断增加。个人对风险社会的知觉不断提升，“各种变革引导或迫使我们越来越多地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5]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学校和家庭自主给教育加码；为使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竞争中占有优势，学校和家庭不断提高儿童教育的标准，使得教育主体承担更多的教育劳动；同时，儿童价值的提升也使家庭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个性化教育，为其提供更多样化的教育和发展资源。[6]选择各种补习班、择校等都成为教育劳动新的组成部分。
教师教育劳动繁重已成为客观事实，其中简单劳动的比例居高不下。秦玉友等人根据全国10省20市(县)的数据发现，教师日均教学工作时间平均为8.65小时。[7]童星根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分析指出初中教师每周工作时间均值达47.5个小时，超过国家法定标准(最高不超过44小时)。此外，教师的教育劳动内容多元化，简单劳动的比例较高。童星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教师教学时间为10.07小时，教研(主要指备课、批改作业和试卷、培训等)时间为22.40小时，管理班级和处理行政事务(比如管理班级纪律、开会等)时间为15.03小时。[8]教师教育劳动繁重和劳动的简单化造成较大的工作压力，并因此导致教师职业倦怠和流失。刘晓明在相关研究中指出职业压力将导致中小学教师出现情绪衰竭和人格解体症状，职业压力越大，职业倦怠的程度就越严重。[9]王恒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工作量、职业倦怠对教师留任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0]2015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仅有10个字的教师辞职信便是该问题的集中体现。
在上述背景下，学校教育劳动开始向家庭转移。自学校产生以来，特别是近代社会大工业生产后，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使学校作为制度化的教育逐渐成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核心”。[11]正如劳伦斯·A．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教授在《公共教育》中指出的，19世纪以来，学校已取代了家庭与教会在未成年人社会化机构中的首要地位。[12]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为目标，教育的公共性凸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共教育进行了一次转型，转型后我国学校教育目的的公益性弱化，私益性日益突出，从过去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目标“彻底演变为私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共识的‘教育为就业服务’的现实实践”，家长在高竞争的社会环境下奋力前行，教师受工具理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仅忠诚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并将教育结果的不公平归因为教育体系之外的因素，如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本身。[13]在这一背景下，教师非常重视对家长的教育动员，以便实现培养劳动力的教育目标。
20世纪后半叶，国际教育改革意识到要提升儿童教育教学效果，有必要“拆除学校围墙”，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教育体系，鼓励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参加学校一切可能的互动行为。在此背景下，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开始增多，家庭的教育功能开始备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受到西方“家校合作”运动的影响，中国的“家校合作”运动开始起步，学校教育相关改革对家庭的影响不断加深，家长开始面临越来越多来自学校教师的要求。[6]近年来，随着国家“素质教育”的展开以及“减负”呼声愈喊愈烈，学校教师教育劳动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向外转移和溢出。
(二)家庭教育中的教育劳动女性化
随着学校教育劳动的溢出和转移，家庭中的教育劳动越发繁重。家长，尤其是女性家长被裹挟到前所未有的教育劳动中来。家长把教育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但家长投入的远远不止经济资本，还有他们大量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将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单位制结构下，成立了具有公共性、单位附属的托儿所、幼儿园与中小学校，把妇女从家庭负担中解放出来，加入生产劳动，进入社会舞台。然而，在经历近40年的发展后，一些曾经由学校承担的教育劳动又悄然回到家庭，而且家庭在承接学校教育劳动溢出部分时，存在明显的代际分化与阶层差异。
家庭中承接这些教育劳动的主要是母亲。“下午四点放学到家，马不停蹄吃饭、跳绳、读书、练琴，忙完所有作业，上床接近21∶00了。这其中学校布置了不少作业，比如读课文、跳绳等，老师都要求家长全程参与，孩子的完成情况，家长都要拍好视频传给老师。”[14]这是一名全职妈妈的心声。相关研究指出，在参与学校教育过程中依旧存在父亲参与不足的情况，[15]如宋广荣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学高年级母亲参与显著高于父亲参与。[16]在内容方面，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陪伴学习等是教师教育劳动转移的最为常见的形态。此外，还包括与教师及其他家长互动，[17]亲子互动、制定规则、处理冲突策略以及学习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教育劳动内容。[18]而上述功能也主要与侯忠伟所说的母亲参与(即行为生活照顾、管教与教养互动)更为相近。[19]
但被牵扯进繁重教育劳动的家庭成员并不仅仅是年轻的母亲。21世纪后，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城市青年成为婚育主力，2017年二胎放开后，许多“421结构”的家庭发展成了“422结构”。[20]根据近年来的统计，绝大多数的城市夫妇需要依靠自己的父母帮助照料幼儿(3岁以下)，而将近1/3—1/2的家庭是由祖父母辈作为幼儿的主要照顾者。[21]其中，承担家庭幼儿抚养教育主要责任的是年长女性，即祖母或外祖母，因为她们富有母性，也更有养育子女的经验。
在不同阶层家庭中，教育劳动女性化的体现也不同。其共同点在于教育劳动往往需要紧密相伴的参与，差异在于教育选择的多寡和替代性教育劳动的购买力不同。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之间存在显著关系。[22]赵呈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阶层的小学生家长在参与学校教育的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上层家长的参与意愿最突出，中层家长次之，下层家长的意愿最弱；在参与实践方面，上层和中层家长在家校交流和志愿支持这两个层面上的参与度显著高于社会下层家长。[23]
在城市中产家庭中，随着全球化高竞争劳动力市场中精英准则与自我价值实现这两种观念的挤压，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期待转化为高强度的教育劳动。首先是为了做出正确教育选择的付出，如精心钻研各学区、学校、师资信息，了解各类课外班的教育理念等。其次，一切的教育决策都少不了陪伴。如父母为陪孩子上好学校，全家移居“老破小”；为了满足学校的创意性作业要求，下班后陪伴孩子一起做手工，节假日陪孩子上课外班等。最后，为落实上述教育决策，家庭往往需要一位家长负责在劳动力市场拼杀，一位把重心转移到家中，精心负责孩子的教育，随之而来的就是家庭教育劳动的性别分工。通过性别和代际分工，年轻母亲往往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并承担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20]
劳动阶层家庭则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支持——陪读。这里的“陪读”特指家庭(尤其是农村)从原住地迁移到城镇中，在孩子就读学校附近租房，照料孩子学习生活的行为。范云霞在M镇发放的401份有效家长问卷显示，陪读家长中农村女性占比高达88.8%，其中妈妈陪读占67.85%，奶奶陪读占13.3%。陪读行动既是在社会结构下，原子化的家庭和母亲不得不以“照料子女生活”的方式参与到子女教育中，也是劳动为本的女性家长为争取子女教育成果所做出的能动的、理性的行动策略。[24]可以看出，陪读这一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高度女性化，其劳动内容也是传统意义上家庭女性所承担的职责。
二、教育劳动女性化的成因
(一)教育劳动及其特点
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是人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与性质，使各种原料成为人类生活需要的财富，借以满足人们的需要。[25]教育劳动则是指人有目的地作用于教育对象的相关活动，即利用劳动使受教育者得到发展，满足社会成员对教育的期待。
对于教育劳动属性的讨论，至今观点不一。以教育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这个问题为例，有学者指出，教育不仅是非生产的，而且还是一种纯消费的劳动；[26]而另有学者认为教育劳动具有一般生产性劳动的最基本特征。[27]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争论，本质上是要为进一步辨析教育劳动中的劳动付出与收益奠定基础。高小强按照阿伦特思考人类活动的方式，将教育活动按照与人生存必需性的关系的紧密程度，分为教育劳动、教育工作和教育行动。而教育劳动，因其是指向生产生存必需品的活动，直接与人类维持其生存有关而致使从事这种活动者的自由程度最低，甚至不存在自由。[28]
教育劳动是人类不可避免、需要共同参与的劳动。它具有复杂性，既包含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包含复杂的脑力劳动，既是服务性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本文所探讨的教育劳动主要是围绕未成年人教育而在家庭、幼儿园及中小学校等相关场景、关系内发生的劳动。
此外，笔者还有必要阐明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要使用“教育劳动”这一概念，换言之，为何要以劳动的视角来看待教育？
第一，“教育劳动”概念强调了教育的劳作性，把教育从道德主义与专业主义的神圣化迷思里抽身出来，认识到教育是具体的、日常的、频繁的积累性劳动；第二，教育劳动中存在性别化分工，这与复杂/专业劳动和简单/日常劳动的分化密切关联；第三，“教育劳动”涵盖了与学校联动的由家长承担的劳动，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被区隔看待，认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两种不同教育，而事实上，教育劳动具有相通的性质，是一场贯穿了学校、家庭与校外机构等场景的大分工；第四，以劳动的视角看待教育，有利于再澄清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与教育现实的关联，更好地描绘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者面对的困境；第五，将教育视为劳动，可以更好地运用性别分工视角来解释教师队伍性别问题与家庭教育中的父职角色的缺位。
在教育劳动特点方面，田伏虎、李月侠指出，教育劳动具有复杂性、创造性、示范性、长期性、社会性、时代性等特点。[29]檀传宝总结道，教育劳动具有活动的教育性、劳动主体与对象的主体性、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教育活动过程评估与管理的困难等特征。[30]此外，李江也指出作为教育劳动之一的教师劳动的示范性、艰巨性、创造性，并指出其无时间限制的特点。[31]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劳动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教育劳动的特点决定了教育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所需具备的特质。
1．道德性
教育劳动的道德性有两方面的意涵。首先是指教育是人的道德性在教育活动中的集中反映。从教育的本体功能上看，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32]教育本身是一种带有道德价值的劳动，同一些与自然物打交道、价值无涉的劳作相比较，教育活动与价值或道德属性在逻辑上无法剥离。[33]
另一方面即教育劳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道德的主体，被社会的共同价值赋予某种道德甚至超越道德的期待。尤其是教育者，诸多隐喻可以一窥其道德形象。教师的隐喻主要包括了蜡烛、工程师和园丁等，这些隐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期待以及教师本身的工作实践。[34]又如“母爱如海、父爱如山”，意指母亲对待孩子如大海一般包容，如海水一样温柔却壮烈，并有推动力，而父亲对待孩子则是沉默的、含蓄的、不变的，是最坚强的后盾。诚然，具体的道德期待依文化而不同，随时代而变迁，受到家庭、宗族、宗教、国家等多重结构的共同调节，但教育劳动一直肩负着神圣、义务、付出等岿然不动的道德属性。
2．情感性
“情感劳动”概念来自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是指个体在日常交往或者组织环境中必须根据情感规则来调整外在行为表达甚至内在情感。赵鑫、高晓文等探索了教师情感劳动，指出教育就其本质而言，也是教师的一项情感劳动，[35]在情感劳动中，教师需要消耗一定的心理资源，高负荷的情感工作会产生一定的负性效应。[36]马冬玲引介霍克希尔德的论述，认为情感劳动中存在性别划分，以两性的性别特质为基础，由于女性在服务业尤其是一线服务业中人数上的优势，她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情感劳动的负担。[37]
无论是学校教育劳动还是家庭教育劳动，都包含情感劳动的成分，且同样具有难以计酬、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等特点。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学校的教育劳动甚至具有了情感劳动的服务性特征，学生与家长被视为消费者，教师成为满足其定制化需要的服务人员。教育领域中的消费主义和某种特定的民主观，实际上造成了教育中公共领域的没落，淡化了教育作为公共物品的维度。[38]
3．重复性与长期性
教育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性劳动。对于教师而言，教育劳动意味着每天、每学期、每年面对特定年龄段学生、特定学科的具体教学，按照制度与教材授课、上操、批改作业等；对于家长而言，教育劳动意味着常年的保护与陪伴、持续监督辅导孩子完成作业与课后活动，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这样描述一个母亲的琐碎日常：她(母亲)没有时间去“培养”他(孩子)，首先必须阻止他闯祸，他打碎东西，撕破东西，弄脏东西，他不断危及物品和他自己…她要求他完成作业，但她不会解决他要做的习题、要翻译的拉丁文。[39]
此外，教育非一日之功，教育的价值与效益是需要时间来体现的，这即所谓教育劳动的长期性。重复性与长期性的劳动往往被视为“低创造性”“低专业性”和“可替代性强”的，被认为凭借耐心、熟练和长时间专注的付出即可获得成功。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教育劳动是一个持续施加的力度，重复不意味着不变，也不意味着必然的收获。教育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也是有助于创造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创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意味着教育的不确定性；教育过程和实践不是以机器运行一样的方式来运行的，教育不是填充一个空水桶，而是生起一团火焰，真正的教育总是缓慢的、艰难的、受挫的。
(二)教育劳动女性化的成因
1．女性作为结构性的教育劳动预备军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教育还是其他职业领域，女性一直是社会雇佣劳动的预备军和蓄水池，弹性地适应着社会的需要，随其涨消进退。这种预备军性质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结构上。
如在19世纪的美国，随着中小学教育的普及，为培养“共和国母亲”而扩大招收女学生，教育界对女教师的需求增加。加上当时舆论认为，儿童教育符合妇女“天性”，是“女性的领域”，所以教师成了美国社会中第一个向妇女开放的职业。[40]此外，雇佣女教师还可以使公共教育成本降到最低，因此当时成为女性从家庭涌入教师职业的契机。米利特指出，人们发觉可以把妇女当作“预备劳动力”进行剥削，战时经济需要时就让她们出来工作，不需要时就打发她们“回家”。[41]
揭爱花指出，中国妇女解放实践从一开始就与民族独立、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因而妇女解放实践的人力资源动员功能首先得到了最充分的肯定。而在下岗浪潮中，女性首当其冲，女工失业和下岗的概率是男工的两倍。[42]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曾发生过4场较大的“妇女回家”的论战。[43]无论是出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还是家庭创造高效益、好生活的需求，妇女都被裹挟在这场调度漩涡中，成为国家、市场和家庭服务的劳动预备军。
郑新蓉等通过对个案县乡村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师性别的快速变化主要有三个时期，即1958年“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以及2006年到目前的阶段。她们指出，一方面，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必然带来女性担任教师机会的增加，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女性乡村教师的增加与乡村男性教师的退出同时发生，这也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事实。[2]
综上，教育劳动女性化的一个重要成因，是在某些阶段和背景下，男性退出了教育劳动进入其他劳动市场，女性得以或不得不大量进入教师职业领域以填补空缺。
2．教育劳动的总量增加
从现状来看，当前阶段的教育劳动女性化与教育劳动总量的增加密不可分。所谓教育劳动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家长对孩子教育投入普遍增多，教育投入不仅在经济、物质方面增长，而且在精神与情感方面增长更多。在儿童本位的思想下，社会、学校和家长都把陪伴、监督、配合学校活动当做衡量家庭教育的指标。其次，改革开放至今，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社会化和公共化形态，过渡到家庭为主要基本受益单位、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的阶段。家庭对教育的高期待和多元化，也对教育劳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相比独生子女时期，无论是在二胎家庭内部还是在学校中，教育劳动的总量都必然增加。最后，无论教育的目标、内容如何变化，教育劳动中道德性、情感性、重复性和长期性的那部分劳动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有人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应对这些琐碎而短期收益低的劳动。这充分调动了作为劳动预备军的女性的参与；与此同时，学校教育溢出的教育劳动走向家庭，在家庭内部实现再次分工，母亲和(外)祖母“义不容辞”地承担着照料、养育、教育孩子的职责。
3．教育劳动与文化和经济的互动
其实，当下大多数人早已意识到，教育应该是由两性共同分担的。许多年轻父母有意识尝试重新分工，即父亲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劳动中来；师范院校和中小学以一些倾斜的做法来吸纳更多男性加入教育行业。然而，教育劳动内部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分工。
教育劳动似乎确实是天然契合女性特质的，这不仅在于女性有生育哺乳的能力而产生的惯性，也在于女性所谓有别于男性的特质。关于女性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已有过许多研究探讨。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考察了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气质与劳动分工后发现，独立、暴烈、攻击性并不是男性的专利，依赖、敏感和情绪化也非女性所独有，这些气质是很容易被社会文化所塑造出来的。[44]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认为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首要的，男性无需承担生物功能，因此形成了典型的性别分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把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联系起来看待，认为私有制是总根源。[45]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认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与性别分工是家长制与资本主义体制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46]马克思主义女性学者凯琳·萨克斯(Karen Sacks)对恩格斯的理论进行补充，指出剥削阶级喜欢把剥削强度高的社会生产作为男性的工作，家庭个体劳动必须成为公共劳动，这样才能使妇女真正成为社会性成人。[47]性别劳动分工的研究卷帙浩繁，难以面面俱到，但讨论的切入点可归纳为二：一是性别何以成为性别；二是不同种类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区别于女性主义主要以性别为出发和归属的考量，教育劳动女性化的成因需审视教育劳动本身的属性、特点与地位。在笔者看来，教育劳动女性化是教育劳动根据其特点与当下文化和经济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教育劳动与现有的性别文化互动，把善于教养、陪伴的女性留在基本的教育劳动之中；另一方面，教育劳动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所谓的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在分工链条中能够产生相对更大经济效益的个体纷纷离开教育劳动。教育劳动契合女性特质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巩固、加强。即便有许多家庭愿意尝试脱离这种“常识”，但他们迅速被扑面而来的大量教育劳动打败，被教育劳动的长期高付出、短期低收益打败，因而不得不重新寻求传统的、划算的性别分工——女性从事教育劳动。
三、教育劳动女性化带来的挑战
(一)女性的教育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重视
当前，关心教育劳动女性化的声音很多，往往将教师队伍女性比例高当做一个急需治理的问题——这里隐含了两种假设：一是教育劳动女性化可能带来某种恶果，二是教育劳动可以通过某种治理来实现男女平等分担。关于第一种假设，最大的担忧是女教师比例高、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位会让下一代变得娘娘腔、没有阳刚气。诚然，更加多样的社会交往、完整的家庭结构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与发展，但“女性/女性特质的人会教育出女性特质的人”，这个因果推论显然十分草率且缺乏依据。
事实上，教师队伍女性比例高只是一种结果。无论通过何种手段，若仅仅只针对数量平等进行纠正的话，那还是一种男性本位、技术本位的思路，并不能真正解决教育劳动中性别化倾向的真实问题，也不能提升教师质量、保障儿童成长与发展。这些担忧和舆论反而进一步导致了教育行业对女性的轻视和排斥，造成了顺理成章的、以优化教育为名的就业歧视。因此，如果一味强调男性教师的数量和重要性，就会进一步边缘化女性教师的地位和声音，会更加视男性为得来不易的珍贵品，视女性为招之即来的庸庸之众。
此外，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中，教育劳动被视为女性更擅长乃至道德上更应该承担的工作，与女性的母性难以分割。在各取所长的所谓经济理性下，在高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很容易将女性从其他行业推回教育劳动中来，成为其他行业的后备军。教育劳动是无酬与低酬的，同时其投入—产出也是难以精确衡量的。如此，女性参与教育劳动的价值也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二)缩小女性在更广阔社会劳动的发展空间
教育劳动女性化缩小了女性在更广阔社会劳动的发展空间，也进一步增强了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女性被分配到重复性高、技术含量低，需要投入情感、时间与精力的劳动中去，以便更好地照顾家庭，需要追求稳定而非高收入；男性则被鼓励投入到创造性高、技术含量高、能够精确衡量投入—产出比的劳动中去，承担家庭经济支柱的重任。
在学校中，即便女性往往保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在权力结构中男性仍然占上风。许多学校都呈现出男性干部多、女性教师多的样貌，甚至出现一位男校长统领一队娘子军的情况。女性因生育和照顾家庭之故，不得不减少工作中的时间投入，也削弱了在男性面前的权力竞争力。此外，地方教育部门权力结构以男性为主，当地男性干部群体既“不便”也“不愿”与凤毛麟角的女性干部为伍，这使得女性开展领导工作非常困难。有些女性学校干部诉苦说，因为干部大多是男性，偶尔提拔起女性来便非议多多，或把女性妖魔化为不顾家的女强人，或议论她的背景与关系。对教育劳动性别数量失衡的担心，有时反而会弱化对教育行业内性别权力结构的关心，会忽视学校内少数男性意气风发、多数女性匍匐前行的社会现实。
与此同时，教育劳动女性化还缩小了女性在其他行业中的选择与发展空间。随着二胎社会来临，越来越多年轻母亲选择离开职场，暂时或长期地“回归家庭”。
(三)无法应对当前教育需求和教育供应之间的不匹配
无论是国家对教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公共性要求，还是家长对孩子既具备较高竞争力又能够自由快乐的私利性要求，教育需求的增长都远远超过教育供应的能力。教育劳动女性化是诸多因素推动的分工结果，但人们的不堪重负和不甚满意，则折射出这种分工无法应对当前教育需求和教育供应之间的不匹配。
从教育质量看，教育劳动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校教师队伍补充不足，较高的生师比与相对繁重的教育劳动导致教师无法产出高质量的教学成果；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与母亲在社会中的低竞争力都会影响家庭教育的丰富与儿童的全面发展。学校和家庭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在教育需求和供应不匹配的现实与具体分工中，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与矛盾。从教育的公平与均衡方面看，教育劳动女性化不仅本身就是性别刻板印象与分工的产物，而且教育劳动的分工进一步增加了对性别、代际和阶层中弱势群体的挤压，加剧了不同阶层家庭间、城乡学校间的差距。教育劳动女性化的趋势，不仅对女性在劳动市场就业产生阻碍，实际上也将男性排除在他们本该深度参与的教育劳动之中。
四、结语
至此，教育劳动女性化不仅是指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的教育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同时也意味着教育劳动愈发被视为一种女性领域的劳动、一种女性化的劳动、一种男性有限参与的劳动。可以这样说，“教育劳动女性化”包含了教育劳动的女性化与女性化的教育劳动这两个维度。教育劳动女性化并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现象只是一系列问题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截面。教育劳动的性别分工或许没有绝对的均衡，但有相对的、动态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体现在数值上的绝对对等，而是体现在女性教育劳动的价值得到应有的重视上，体现在男女两性选择与发展空间的对等上。
要逐渐改变刻板印象下的性别分工，直接从师资招生、招聘环节或者从家庭分工上寻求“配平”固然是可行的办法，但性别的平衡只是“表”而非“里”，无论如何分工，目标应当指向推动教育的完善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笔者认为还可以对教育劳动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教育劳动的总量增加是否合理。在当前如火如荼的教育劳动中，到底哪些是符合教育本质、教育规律、有益于孩子全面发展的，哪些是高竞争社会下教育焦虑失控所产生的冗余和负担，需要进一步分析厘清。从根本上说，教育劳动总量的合理化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减负和解放。其次，我们该如何看待教育劳动的性质。当教育劳动过度的私人化、家庭化、市场化时，每个家庭、每所学校都必须按照个性化的目标和生存的法则自行解决教育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然而，教育本身是一项具有公共性的事业，是关乎全社会乃至人类发展的共同事业。这样的事业本可以拥有共同目标，并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和解决。而且，只有将教育劳动视为公共劳动，身处其中的男性与女性才能够走出单一的家庭本位道德角色，再次获得合理分工的可能。最后，如何看待教育劳动的价值。一直以来，教育劳动都处于“教育被看重，劳动被看轻”的特殊境遇中，因为教育劳动确实包含了太多日常的、琐碎的事务，正是这些劳动的积累才能够有真正的教育发生，才滋养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重新审视教育劳动的价值，尤其是女性在学校和家庭中所承担的那些基于道德与情感、重复与长期的教育劳动的价值，是改善教育劳动女性化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7》。
②数据来源：教师队伍性别结构状况调查课题组安徽省某市调研报告中教育局座谈录音稿。
③数据来源：2018年课题组全国性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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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Root Caus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YAN Yu feng MENG Ya qin
Abstract：Education labor is the most basic human activity. In recent years,the total amount of education labor is increasing,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in school or at home,in China,women are main force of education labor. Education labor,under the pressure of hierarchy chain of labor division,has expanded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gender,generation and class perspective. Addressing this phenomen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data,this study found that education labor enjoys characteristics in morality,emotion,long-term and repeatability,and the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i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female has always been the preparatory force of the labor market. Thu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increasing total amount of the education labor,interaction of the education labor with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has resulted in positioning female to the main force of education labor.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has lead to devalue of female education labor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t among the complex education labor system,further compressing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female working in other industries. The high intensity and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did not lead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growth of the young generation,instead,schools,as one of the main places of educational labor,have transferred a large number of educational labor spillovers to the family,and the conflict of educational labor distribution intensifies the tens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Therefore,the increase,nature and value of educational labor should be re-examin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tus quo of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work.
Keyword：education labor; feminizatio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董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