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9期 作者：刘江 万江红

摘 要：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教育领域发生了性别逆转，出现了女性优势和所谓的“男孩危机”。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该现象，但是完全忽视了性别比，导致女性教育优势被低估了。本文基于这种认识，以录取规模而非在校生人数作为基本指标，考虑性别比的影响，对现有研究进行了修正。文章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与现有研究结论相比，女性教育优势出现的时间要更早，严重程度更高；不同层次教育（本科、大专和中专）中，女性教育优势的变化趋势和严重程度不同；女性教育优势是逐步积累而成的，经历了中考和高考的两次突破。不过，女性教育优势并没有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总体弱势地位。所以对此要树立正确的认识，促进两性共同发展。

关键词：女性优势；性别逆转；男孩危机；高等教育

引言

“性别平等”与“男女平权”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历次女权运动更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消除女性的结构性弱势地位^[1]。但是，2010年出版的《拯救男孩》却提出了“男孩危机”，这多少令人感到新鲜和惊讶，原来我国传统上存在的男性优势已经在很多方面转化为劣势，以至于该书用“危机”来形容男性。该书指出了男孩的四大危机—学业危机、体质危机、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男孩不仅在学业和体育方面不如女孩，而且心理更脆弱，更缺少责任感^[2]。

除了孙云晓等人提出的“男孩危机”外，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女性优势”“性别逆转”“弱势男生”等概念，这些概念意思相近，表现了女性在某一方面的优势地位。研究者们之所以关注这一现象，不仅是因为现象本身的反常性引发的研究兴趣，更是因为该现象与教育问题联系在一起。“男孩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教育危机”，研究者们从该现象中发现了目前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缺陷。从女性角度出发，她们在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对传统就业市场和婚姻市场引起了何种变化，同样值得关注。

女性教育优势只是现象背后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引发了三方面的思考：首先，女性教育优势对传统的“男女平等”和“性别平权”带来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是否需要在观念和政策上进行更新以适应新的形势；其次，女性教育优势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对教育的改革更加迫切，是否需要进行教育观念上的革新，例如建立分别适应男女天性的评价体系；最后，是否可以将女性教育优势问题化，将女性优势看成是“男孩危机”。可见，女性教育优势与基本的社会内容相联系，还有许多更为根本的问题需要澄清，而这已经超越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是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要超越男女对立的认识，不损害一方的利益来满足另一方的利益，促进男女共同发展，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

一、文献综述

从世界范围看，女性教育优势在发达国家较早出现，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教育优势也在逐步显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在2013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其成员国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普遍存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男性的情况^[3]。美国教育部对此做过专门的统计调查，数据表明，美国的女中学生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成绩高于男生，而数学方面的成绩和男生接近^[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则显示了全世界整体的变化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北美、西欧、北欧、俄罗斯以及中东欧部分地区，女大学生人数就已经超过男生；随后是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地区；再后来部分阿拉伯国家和东亚地区也出现了这种趋势^[5]。这些数据表明女性教育优势较为普遍，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这种现象出现得越早。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女性教育优势也会逐步显现。

许多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刘精明研究发现，1999年大学扩招导致女性高等教育获得机会明显改善，虽然与男性还存在差距，但是男性的相对优势已经开始下降^[6]。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男性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获得机会方面的相对优势也不复存在^[7]。2009年中国女大学生在校规模首次超过男大学生，达到50.48%，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8]。

女性优势不仅表现为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超过男性，还表现为女性有更好的学业表现。研究者发现，中国男性在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学业成绩全面低于女性^[9]。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除了数学等少数科目中男女表现相差不大外，语文和英语等大部分科目中，女性表现均好于男性^[10]。而进入大学后，这种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学习成绩在前25%的学生中，女生占有更大比例^[11]。

研究者们大多承认女性教育优势的出现，但是否将其理解为“男孩危机”则存在争论。一方认为“男孩危机”这种表述是对一些现象的过度渲染，真实情况是男女各有所长^[12]。何况，女性教育优势也并非都是存在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还在减少^[13]，各学科的性别隔离现象还未完全消除，特别是男生在工学学科中的比例还在不断扩大^[14]。另一方认为如果不考虑这种个别地区和个别领域的特殊情况，“男孩危机”和女性教育优势是同样成立的，正如孙云晓等人认为“男孩危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个众多研究数据支撑的事实^[15]。

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女性教育优势的出现。首先，宏观政策有影响。为了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大力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导致女性入学率大幅上升，这一政策成为女性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16]。这种趋势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变得更为明显，研究表明兄弟姐妹越多的家庭，女性的受教育年限越短，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出现，男女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大为改善^[17]。预算约束理论认为，兄弟姐妹的养育成本会影响自己获得的教育资源，独生子女在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更为充足^[18]。

其次，归功于女性的先发优势。从入学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来看，5岁男童的大脑语言区发育仅相当于3岁半的女童，神经系统的发育也显得滞后^[19]。因此这种女性教育优势在刚入学时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在这种比较中，男孩更容易产生失望、挫败乃至厌学心理，而女孩则积累了自信，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学习成绩。

最后，应试教育更适合女孩。我国的应试教育在教育方式上以言语灌输为主，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女生更容易适应这种教育方式；成绩的评价方式同样不利于男生，我国的考试制度重视记忆而忽视动手能力，而男生相对来说更擅长后者；另外，中小学中女教师比例高于男性，在成绩评价时也更容易倾向女生^[20]。

通过以上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研究女性教育优势和“男孩危机”的学者主要关注两个议题。其一是探讨该现象发展的历程和趋势，对其进行描述；其二是研究该现象出现的原因。但是以上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在研究女性教育优势时几乎都忽略了性别比的影响，在中国性别比偏高的现实情况下，有理由认为这些研究低估了女性教育优势的程度；对高等教育女性教育优势的研究中，缺少本专科的对比分析，笼统地结论不利于认识的深化；另外，缺少对男女教育历程的历时性研究。本研究正是基于文献研究中的这些发现而展开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女大学生的绝对数量在2009年就已经超过男性，占比达到50.48%，此后女性的这种优势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说法成为共识。但是该结论至少有两点不足：第一，以女大学生在校比例来衡量女性教育优势未免粗糙，更为精确的指标应该是女大学生的录取比例，因为该指标更直接反映了女性的高考录取优势；第二，该指标未考虑性别比，笼统地认为女性比重超过50%就是优势，实际上青少年年龄段的女性占比低于男性。考虑到这两点，女性教育优势出现的时间应该早于现有研究认为的2009年，而且程度更为严重。

如果认为女性教育优势反映了女性在更高水平的教育中占据优势地位，那么可以推测女性在不同教育层次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趋势和表现是不一样的。具体来看，本科女性教育优势的出现时间应该晚于大专，而大专也要晚于中专。

高等教育中的女性优势和“男孩危机”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一步步积累形成的，因此本研究的最后一项内容就是对这种积累与淘汰过程进行分析。女性教育优势的形成与中小学12年的教育历程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女性受教育者逐渐占据优势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它保障男女儿童按时入学和防止辍学，所以女性教育优势在义务教育阶段会受到政策的抑制而难以表现出来。

以上的推理过程包含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和研究内容。首先是考虑性别比情况，采用女性入学比例指标研究中国近年来女性教育优势的总体情况；其次分析本科、大专和中专中，女性教育优势出现的不同特点和趋势；最后分析高等教育中女性优势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的演变过程。

（二）数据

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上公布的历年来对相关教育数据的宏观统计，该统计数据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各个方面，较为完整权威。这些统计的起始年份为1997年，截止年份为2018年，但是2002年以前的数据没有将女性受教育者单独列出，所以本研究截取了2002—2018年的数据，这些数据只有个别年份有所缺失。其中那些比例数据，一部分是原始统计数据，另一部分是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总体人口和经济方面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三、研究结果

（一）女性教育优势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总体表现

女性教育优势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已经出现，并且越来越明显，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认同。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相关结论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没有考虑性别比情况，二是采取的在校生规模和比重的指标不能灵敏地反映当年女性的录取优势。因此，本研究首先对此进行修正。

从图1（图1略）可以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证明以往研究低估了女性教育优势出现的时间和严重程度：（1）即使不考虑性别比因素，2007年女性录取人数也已经超过男性，占比达52.99%，比使用女生在校规模指标所得到的结果早了两年；（2）选择当年15～19岁性别比作为比较，高等教育中女性教育优势出现的时间更早，2005年高等教育录取的女性比例就已经超过其对应年龄段的男性比例；（3）考虑性别比因素，高等教育中的女性优势被低估了，2012年录取的女性比例高于其人口占比5%以上，2016年超过10%，女性教育优势稳步扩大。

（二）女性教育优势在本专科招生中的表现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分别授予本科学位和专科学位，在中等教育中存在中等专科院校，授予中专文凭。一般认为这三种教育享有不同的社会声望，本科高于大专，大专高于中专，高考成绩较为优异的升入本科，其余进入专科^[21]。本研究将三者视为三个不同等级的教育，研究两性在其中的结构性差异。

从图2（图2略）可以看出，在2002—2018年的17年间，我国的本专科教育中女性所占比例的变化是不同的：（1）每年中专录取的新生中，女性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从2002年的50.43%下降到2017年的44.24%；（2）女性在大专新生中的占比经历了较大的波动，2002—2008年以接近年均3%的速度增加，但是之后又经历了3年的下降期，近7年呈现平稳中增长的趋势，保持在55%左右；（3）本科录取的新生中，女性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由2002年的42.17%一路增长到2018年的58.02%。实际上，本科和大专在这17年间均出现了较大的扩招，其中本科招生增长165.85%，大专增长128.09%，但是女性的录取增长速度远高于这一数字，前者增长265.82%，后者增长176.58%；中专招生总规模是先增长后下降，招生规模最多的一年是2009年，但是女性占比稳步下降。

同样，研究本专科女性教育优势也要考虑性别比。图3（图3略）是用当年本专科录取总人数的女性比例减去当年15～19岁女性比例得到的结果，是对女性教育优势的量化，从中可以看出本专科女性教育优势的变化趋势。

图3（图3略）中各年的数值越接近0，说明两性录取越平均，正值表示女性教育优势，负值表示女性教育劣势。由此可以发现女性教育优势在本专科中的表现不同：

（1）中专录取的女性比例与该年龄段女性自身的比例比较吻合，因此，在这一层次的教育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女性的录取优势，而是男女的录取均势。根据中专数据的微弱变化，如果说真的存在女性的录取优势，那么这一优势也是存在于本研究所选取的时间段的早期，而且这一优势随着时间发展逐渐失去。

（2）大专录取的女性比例与该年龄段女性自身的比例相比较，可以发现女性的录取优势是起伏不定的。2003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女性录取的优势，2008年及以前，女性的录取优势逐渐显现并扩大，特别是2007—2009年，女性的录取优势十分明显，优势比例在10%左右；到2011年，女性的录取优势虽然还是存在，但是陡然下降；2011—2018年，女性的录取优势又有新一轮的扩大趋势，2015—2018三年间的女性录取优势又维持在10%上下。

（3）本科录取的女性比例与该年龄段女性自身的比例相比较，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说明女性录取优势保持一贯的增长趋势。如果说2006年及以前，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于男性的话，之后情况发生逆转，女性的优势越来越大。2011年及以后，这一差距扩大到5%，2016年又达到10%。这说明目前的本科高等院校中，女性稳定地占据了优势地位。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在过去近20年的教育历程中逐渐往上攀登，先后占据了相应的优势地位。她们很早就在中专教育中取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录取比例，甚至犹有过之；后来她们不满足于只在中专教育中的优势，通过自己奋斗在大专教育中逐渐击败了男性，甚至将这种优势保持至今；现如今，这种女性录取优势扩散到本科教育中，逐渐将男女所占的比例进行“四六开”，或许还会更多。

（三）中小学教育中女性优势的积累过程本专科招生中女性占据的优势地位是中小学教育

期间逐步积累形成的。我国当前的教育基本是应试教育，学生们需要经过层层考试才能升入更高年级，进入更好的学校，特别是“中考”和“高考”是两道重要关卡，凭此实现教育分流和淘汰机制。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以成绩论英雄”，女性之所以取得了录取优势，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她们获得了学业优势。因此，本研究选择2018年录取的本科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回溯他们在以往中小学教育中经历的竞争和淘汰，证明女性教育优势的逐步积累过程。

这样的教育模式是中国多数学生都会经历的：一般情况下学生6岁入学，经历6年的小学教育后进入初中学习3年，这9年属于义务教育，是法律规定每个人必须接受的基本教育，换句话说是强制的、无门槛的；然后，学生们要经历一次转折—中考，这将决定他们能被什么样的高中录取，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两种，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的中专教育，一般中专毕业就参加工作；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还要学习3年，然后参加高考，这次考试的成绩决定了他们能上什么样的大学，分为本科与大专，一般情况下本科录取成绩明显高于大专。高中结束的时候，多数学生已经学习了12年。当然，也有不少学生会在中途辍学或者留级，并不会完全实现这一段教育历程。

表1（表1略）显示，2007年进入小学的这一批学生中能够完成中小学12年教育的不足一半，最终能进入普通本科的少于四分之一。其中女性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但是减少的幅度相对较低，导致女生从一年级占总人数的46.11%上升到本科录取的58.02%，女生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一些研究认为入学儿童中女童占比不足一半，表明女童的受教育机会依然低于男童，存在性别不平等。但是考虑到2007年5—9岁儿童的性别比高达120.53，换算成女生所占比例为45.35%，与表2（表2略）中一年级女童占比46.11%相差并不大，所以中国十多年前在总体上就基本实现了男女入学机会的平等化。但是高的性别比并没有使男生在以后的教育中保持数量优势，反而出现了性别逆转，这更加突出了女生在教育生涯中逐步占据了优势地位。这里需要注意两个节点，分别是2015年的中考和2018年的高考。首先，在中考之前的每个年级中，女生人数占总体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在46%～47%之间增长，如果考虑性别比，则可以认为这个阶段基本维持了男女均衡；不过中考第一次显著改变了这种形势，更多的女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使得高中阶段全国的男女学生比例基本持平，考虑到性别比的影响，实际上女生取得了优势地位；高考第二次更大程度地改变了总体格局，女生比男生更多地考上了本科，2018年全国录取的本科生中女生占58.02%，男生占41.98%，前者比后者高16.04%。

中考和高考这两次考试显著改变了男女对比，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这两次考试中女生的成绩普遍好于男生，将许多成绩较差的男生淘汰出局。这种淘汰出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男生们选择辍学工作，一种是选择上其他类型的学校。首先是中考失利的男生可以选择辍学，因为他已经度过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其次他们也可以选择读职业高中而获得中专文凭；而那些在高考中失利的男生也有两种类似的选择，一种是工作，一种是上大专。无论是哪种选择，女生们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了更多的普通高中和本科的学习机会。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现有研究虽然发现了中国的女性教育优势现象，并认为女性教育优势成为一种趋势，但是一个较大的缺点是没有考虑性别比的影响，导致对中国出现该现象的时间和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本研究证明了这一推测，发现2005年我国就进入了女性教育优势时代，比以往认为的时间要早4年，而且女性教育优势的严重程度更高，原因是我国青少年性别比偏高的现实情况。

接下来本文又分析了女性教育优势在本专科中的不同表现，揭示了这种层级性结构差异。结果表明我国本科层次中女性教育优势正在不断增长；大专教育中女性保持了比较高的教育优势，但是增长后继乏力；中专中的女性教育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进入男女均衡状态。这三个层次的不同变化，鲜明地展示了教育领域中女性不断向上攀登的历程，同时也说明男性逐渐失去了教育的优势地位，甚至处于劣势的现状，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面临的“教育危机”。

高等教育招生中的女性优势离不开中小学教育中的逐步积累，女生适应了学校教育环境，并转化为更好的成绩和考试表现，在竞争的环境中淘汰了更多的男生，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特别是经过中考和高考两道关卡的考验，女生教育优势实现了两次明显的增长，反映出女性在现有教育体制中相对于男性拥有更好的表现。

不考虑其他方面，女性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优势确实被低估了。这主要是因为忽视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差异，产生了几种错觉：第一，女童入学率总体低于男童，男女在入学时存在不公平；第二，高等教育中女性录取规模虽然高于男性，但是差距并不大；第三，虽然女性录取比例在增长，但是增长并不十分迅速。考虑到性别比，这几种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另外，如果只是笼统地考查整个高等教育，就会一定程度上忽视女性追逐更高水平教育的现实，实际上，女性教育优势在本科教育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如果进一步考虑“双一流”高校、一本、二本等层次的高等教育，也许能得出更明确的结论。

（二）讨论

教育系统是现代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实现社会化的途径和场所，还是获取社会资源、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许多人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进行深造，为的是将教育优势转化为其他优势。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因此被称为“教育资本”，这种资本可以在社会上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实现互换^[22]。按照这种理论，女性在教育中获得的优势地位可以转化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促进她们在学术、就业和婚姻等方面获得更多主动性，甚至有利于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性性别不平等。但是现实情况相反，女性教育优势并没有改变女性在学术、就业和婚姻等方面的劣势，男性也没有丧失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地位，这表明“女性优势”和“男孩危机”只是某些领域内的现象。

第一，学术领域中的现实情况是女科学家比例偏低，学术界中拥有较高职称的女性较少，特别是理工科中更是如此，尽管女性在经济学、物理学和数学专业中的数量并不少^[23]。虽然本科中女大学生数量多于男性，但是硕士和博士教育中女性数量并没有超过男性，这不利于她们选择学术之路。第二，女性在就业市场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就业率低于男性，特别是在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创业和自由职业方面的差距更大^[24]。由于男性工资的增加，家庭中妻子的市场参与率下降，产生了更多的家庭主妇^[25]。第三，女性的教育优势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婚姻结构，反而催生了更多的“剩女”。传统的婚姻结构是一种“梯度结构”，即女性倾向于选择与其社会地位相当或更高的男性，教育上表现为“男高女低”。在女性教育优势的情况下，这种结构应该发生变化，变成“男低女高”，但现实情况是婚姻依然遵循传统模式，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匹配困难”，出现了所谓的“剩女”群体^[26][27]。

这些研究说明目前我国的女性还是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教育领域出现的女性优势和“男孩危机”并没有明显改变这一现实情况。一方面，现有研究低估了女性教育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如果将这种优势推广到其他领域，又会高估女性的优势地位。所以对女性优势和“男孩危机”不宜过度渲染，甚至产生恐慌心理。最重要的是要抛弃两性对立的观念，促进女性发展不意味着削弱男性发展，反之亦然，最终达到的目标是两性的和谐共赢。恰当的解决办法是就事论事，反对因为女性优势而对女性设置歧视性障碍，片面追求结果公平而损害男女机会平等才是对男女平等最大的伤害。

“男孩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危机，所以研究女性教育优势和“男孩危机”的最大意义是发现我国现有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改进教育以促进男女共同发展。这一现象启示我国教育应该向素质教育发展，尊重孩子天性，因材施教，充分挖掘男女两性的优势和能力，给予两性充分的发展机会。当前社会各种早教、幼儿教育愈演愈烈，3～5岁幼儿就已经站在教育起跑线上，但是这种风气对男孩尤为不利，智力发育的相对迟缓使他们难以在这种教育中找到自信和学习乐趣，不妨尝试让孩子晚入学1～2年，切不可操之过急。要做到这些，需要国家在教育制度上做出改革，推动教育向包容、平和与平等方向发展，真正解决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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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