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11期 作者：吴晓蓉 张晓文

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为教育反贫困带来契机，同时也有其局限。深入分析教育反贫困发生的内在矛盾是解决贫困的逻辑起点，作为构建思维层面的分析，此为寻找消解内在矛盾良方的基础。区域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利益、贫困文化惯习、人口综合素质与智能化教育经济价值、社会功能、文化创新、人才标准之间存在四类矛盾。因此，从智能化生产力、社会网络、教育要素、人才规格四维度，改革教育经济价值理念、社会效能、文化价值、顶层设计是智能化教育反贫困的四大行动路向。在思维层与模式层分析前提下，对未来智能化的教育反贫困进行三维系统化反思，坚定智能化对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以及智能化对教育反贫困的革新，冷静省察智能化技术的过分异化与实用价值，再度反思教育反贫困的“无能”与“万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困；贫困

一、问题提出

贫困问题是我国乃至全球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并存的长久话题，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伴随我国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即将胜利，脱贫之战取得了极大成就，2020年，作为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亦是小康社会建成之年，标志着我国建国以来70年扶贫工作迈上了新台阶。承接扶贫时代而来的将是后扶贫时代，其中，返贫现象、相对贫困、城市贫困等贫困后续问题遗存，因此，未来教育反贫困乃为教育发挥其长久之计、根本之策的重要反贫价值功能的应有之义。在以往反贫困之中，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即温饱问题，是反贫困的主旨。信息化技术升级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化将助推反贫困深化，教育系统活动在其中作用功能也更为显著。作为反贫困根本性行动实践，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将会呈现新的特质和趋势，且会彰显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实现依靠教育扶贫的理想化追求，最终消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遵循分析贫困、解决贫困和反思贫困的基本逻辑，探究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的内在矛盾与相应对策，成为未来此领域的重心。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反贫困有何不同？智能化为优化教育、为消解贫困、为教育反贫困带来何种契机？基于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考量，教育反贫困的逻辑起点何在？在对现有贫困的分析基础上，解决贫困有何良策？未来智能化时代的教育反贫困又该如何布局？基于此问题，以智能化为牵引，以教育为核心，构建思维层、模式层与行动层的“三位一体”逻辑思路和分析内容。首先，对现有贫困的分析作为反贫困的起点，即四重内在矛盾；其次，为了解决矛盾，勾画反贫困方略，即四项举措；最后，全方位反思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困的未来走向，即三维侧度。

二、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的分析框架

智能化技术的不断更迭，已催促教育发生不得已的变革，在面临人类社会共同贫困问题时，教育又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以消除这一世界难题，已成为全球教育关切的焦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反贫困由于历史任务的转变，将不同于以往。贫困问题的久存势必有其原因，对贫困的分析是反贫困的起点。从贫困分析中寻找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困的内在矛盾是分析框架构筑的基础。由于智能化技术的催发，教育系统化作用的刺激，精准定位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困的内在矛盾是未来教育反贫困的技术化契机。2020年是小康社会建成之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性飞跃的一年，小康社会的实现，标志着我国反贫困攻坚战取得根本性进展。由于深度贫困地区自然环境脆弱、地理位置偏远、公共设施落后等客观基础性条件限制，社会参与权利、可行能力、生计资本等主体性条件的约束，两大类致贫原因使得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伴随贫困标准提高而依然处于贫困线之下。

人工智能时代不只单纯强调收入增加，而要深刻解剖智能化在贫困地区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窘境。比如，信息智能化产业的引入对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与质量的影响；智能化的日常生活生发贫困人口现代化的思维理念；技术化的冲击带来社会性流动的变化引发贫困人口对技术的崇拜和信赖；智能化媒介的普及，塑造着贫困人群的智能化素养，改变以往对信息技术“闭关锁国”式的态度。当然智能化推进受阻理所应当，因为技术化成本城乡二元结构性导致技术化的区域差距；智能化技术的经济距离在贫困地区延伸为思维距离、心理距离、认知距离和资本距离等差异；技术进化的文化阻隔也在其中，影响新文化的新陈代谢；致命性的个体能动因素对技术化的简单排斥和理性崇拜的异化。此外，透过技术化表层现象的渗透，更应关注相对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权利、可行能力、主体性等贫困主体内在动因，由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真正发挥教育反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教育优先发展的独特价值功能。基于对智能化、贫困及教育三者关系的层层缕析，可以精确判定：深度贫困地区仍然会存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结构因素排斥、贫困文化习俗阻滞、人口综合素质影响等四类主要致贫因素影响，且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经济理念、教育社会功能、教育文化创新、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分别形成了四大类内在矛盾。

智能化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机器人生产、销售以及日常生活智能化，进而刺激人类思维范式的转型，智能化理念将成为人类未来必备意志。客观事实与主观意志的与时俱进，将为智能化时代的教育反贫困提供本质性的变革基础。在人工智能推动下，教育作为人类能动的主体性活动，将精准识别人脑学习机理，精准刻画人类意志行为，精准判定社会贫困，精准评估多维贫困，精准消除多重矛盾，以教育系统的能动类本质性事业、活动与思维立于众学科之林。以系统论视角分析贫困，挖掘教育反贫困的四重内在矛盾，设想智能化的教育能动行为将为教育反贫困提出四大行动路径：智能化生产力革新需要诱发区域经济发展因子，开发区域适宜性智能化产业，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步；智能化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要破解社会结构性要素缺失困境；通过教育组织形态、教育理念等要素重组革新，根除贫困文化遗留基因，重塑现代化文化基因；基于智能素养培育，升级人才培养规格，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能力。

总之，在教育智能化时代反贫困，必须发挥贫困人群的主体能动性，诸如增强贫困劳动力可持续生计资本、社会参与权利，确保贫困个体在社会结构网络中能够顺利实现阶层流动，以保证社会经济之变或时代演进时的断裂式贫困涌现。而最根本性的自在自为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教育能动行为将是促发贫困者认识自我、改变贫困的动力源泉。

三、四重矛盾：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的分析起点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对贫困的分析，基于在智能化时代的前提之下，探究智能化与贫困、智能化与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分析贫困产生的缘由以及存在的内在矛盾。承接贫困地区的智能化取向及教育的社会功能，贫困地区各方各面发展将如何与智能化时代有效接轨，是教育反贫困实践中必须且预先审视的价值层面问题。找准教育反贫困内在矛盾，将是智能化优势应用于后续反贫困行动的指针。

（一）区域经济薄弱基础与智能化教育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

我国70年反贫困历程表明，经济发展始终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才能使贫困地区从根本上脱贫致富，然而现实贫困地区产业类稀少、技术落后、人才稀缺，最终使其发展缓慢，贫困人群难以就业，经济收入微薄。经济在发展，科技在革新，我国已逐渐迈向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产业数据化，数字化产业升级发展，加快实体经济智能化速度，这种新智能化经济需求催生变革区域经济基础，推动信息化带动工业产业化，进而实现智能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人类脑力劳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智能化是工业化的新类型及高级阶段，‘资本的智能生产率’已经成为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1]。智能化时代的教育必然也会伴随智能经济发展诉求，教育如何面对智能化挑战，其存在的经济价值又如何表现，贫困地区未来智能化教育的经济价值效用该如何发挥减贫脱贫作用，这都应成为此阶段深思的矛盾之一。一方面，个体经济收入薄弱与智能化教育投资之间的矛盾。贫困群体在现实经济领域，由于封闭环境、传统生产、落后技术、懒惰思想等内外致贫因素困扰，且区域经济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现有低端型产业劳动力已饱和，贫困人群面临劳动力转移困境，导致其难以获取更多经济资产和生活收入。由于贫困人口单一经济来源，教育经济价值滞后，对智能化教育的盲目无知，不愿意为教育做出长远投资。另一方面，区域经济资产薄弱与智能化教育投入之间的矛盾。贫困地区依然面临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由于地理位置、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内外因素，地方财政收入微薄，教育经济资源投入结构不合理，致使扶贫脱贫资源配置不利于贫困群体长久发展而摆脱贫困，更难为智能化教育投入与发达地区同等的人财物供应链，最终使其处于智能化发展陷阱。深度贫困地区教育减贫效能与贫困人口现有教育可获得性形成较大差距，加之教育质量差，对已接受教育报较低期望，无法让其获得成长的足够经济资本。

（二）社会结构利益失衡与智能化教育社会功能之间的矛盾

社会结构致贫也是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区域性社会结构也逐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研究认为“结构解释注重贫困的客观状态，认定贫困是一种客观拥有的匮乏状态：收入、职业、权利、地位、市场机会的缺乏”^[2]。社会收入结构、职业结构、权力结构等均会无形中影响到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加之社会政策失误也极易造成不同层次型贫困。贫困地区群体社会结构复杂，利益争夺严重，对于有限扶贫资源进行无情乃至破坏原有社会规则或文化规约的“社会反常”行为时有发生。弱势群体在社会资源分配中遭到常见的显性排斥或更为间接的隐性排斥，况且贫困群体自身素质技能低端等，自致性与先赋性因素叠加使得贫困人口依然处于社会底层。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3]。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织，智能化教育必然会以新兴方式为贫困群体创造更迭原有社会地位、职业类别、家庭结构等结构性致贫基质，突显智能化教育的现代社会功能。智能化经济体涌现以及智能化思维蔓延，教育作为培育劳动力的重要场域，是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市场结构、信息结构、教育结构成为智能化时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助推器，也为教育社会化功能彰显提供有力武器，成为贫困人群获得新一轮社会变革、科技革命的结构性优势。而贫困地区人口呈现低端型工作为主的职业结构，“369”（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子女多、婚姻异变、不科学生育观念生成的家庭结构，义务教育基础差、中高职教育质量低、高等教育服务水平有限的教育结构等多种不合理化社会结构，唯有在智能化社会，新信息技术变革生产力、重组生产关系，增强智能化受教育机会，习得智能化技术技能，为步入现代劳动力市场剔除社会排斥因素而赋权增能。

（三）贫困文化惯习阻滞与智能化教育文化创造之间的矛盾

贫困原因是复杂多维的，贫困人口则是能动易变的。贫困文化对于久扶还贫、再扶还穷者来说是最为深切精准致贫归因。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研究墨西哥贫困问题时提出“贫困文化”。由于贫困人口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在生活习惯、思维范式、行为规则等方面形成一种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影响极为广泛深远，诸如：它“形成教育观念的偏差，导致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较低；导致缺乏创新精神与学习意识，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体发展机会；具有代际性，贫困人口子女复制父辈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个体发展机会”^[4]。恶劣封闭的自然环境、单一粗放的农牧生产、传统保守的生活理念、自给自足的消费思维等造成了贫困者长期生活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偏僻地区，固定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贫困者生存的亚文化场域，自然而然形成阻碍现代化脱贫致富的文化根基。科技发展不会因贫困文化而夭折，人工智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蚀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也为人类生产生活范式转向提供了技术支持。学校教育中隐性辍学依然普遍，学生逃学厌学，对学习充满仇视，学生“贫困学习文化”也根深蒂固，为此，造成贫困地区教与学矛盾尖锐，使得贫困者不愿意为教育进行长远投入。家庭及社区教育更不利于智能化教育文化生长，贫困者家庭与贫困社区无形有形的交织使得贫困者处于“信息盲区”“数字隔离”之中，他们对智能化潜力远不及上层社会认识全面及前沿。贫困文化阻止智能化教育文化理念更新以及文化创造，生活习惯等不利于智能化教育思想传播，也不利于教育文化传承与价值发挥。贫困文化与智能化教育主流价值存在矛盾，贫困者始终囿于固有生产生活惯习中，对未来智能化教育认知模糊，更无创造智能化文化之意。贫困文化与智能化教育文化创造本质相矛盾，教育本可传承民族文化，但却阻碍了应有文化发展以及跟随智能化创新社会发展的新文化基质。

（四）人口综合素质偏低与智能化教育人才标准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经济贫困、文化贫困或是教育贫困，归根结底是人才资源、人力资本的匮乏，贫困地区高精尖人才稀缺制约其生产力变革，社会经济增值，教育质量提升。人口素质不但制约着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与价值，而且决定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整体上低于发达地区，在智能化社会中依然无法占据市场优势，迟早会遭到智能化市场的社会排斥。然而，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标准要求升高，智能化生产生活，网络化社会交往交际，数字化科学技术等均在迅速更新着智能化人才培养标准，也使得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及时调整，促进教育改革适应智能化社会导向。智能化时代人才培养“不仅是指生物学意义上‘人’的健康，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人’的自由、独立与完整；不仅仅是指技术层面上‘才’的精，也包括价值层面上‘才’的人格养成和可持续发展”^[5]。智能化教育对人才培养标准的升级，使其在贫困地区面临更为紧迫的反贫困重任。智能化时代要求“人”再进化，“才”将升级，而智能化教育则对“人才”既集聚了“人”的智慧，又融汇了“才”的素质，为智能化人才标准升级奠定基础。但是，贫困地区人口教育文化素质较低，无法接受智能化教育先进思维理念，对智能化教育人才标准无清晰概念。贫困地区人口市场化意识较低，不能有效融入现代化智能社会难以熟知智能化市场信息、技术规格、人际交往等多样化社会标准。贫困人口信息素养、智能素养薄弱，也无积极自愿追求智能化优势资本之意，更无丰厚资金、强大社会网络、优质生存文化等支撑，教育则被视为一种强制性逼迫义务，“可有可无”成为教育在贫困者心中的精确暗述。总之，贫困地区人口教育文化素质、现代化智能素养、市场化思维、自我学习力、公民修养等综合素养与智能化教育内部诉求矛盾重重。

四、四项举措：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的解决方略

网络扶贫、技术扶贫、智能扶贫等都成为智能化信息社会的热词，如何将智能化技术最大化应用于教育反贫困之中，是解决四重矛盾的良方。在智能化技术笼罩之中的教育，将必然反馈自身组织的特性，寻求教育学视角对智能化反贫的关照，当然也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的进步。从教育存在的价值功能层面反思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反贫困道路大步前行的动力，方可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探索中国化方略，贡献中国化智慧。

（一）改变教育经济理念，拔高智能化生产能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一场新技术革命，已在或正在逐渐改变着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类生产力要素，推动着作为智能主体（人）、智能客体（如智能机器设备、信息与数据）的深层次变革，为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虽然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增长速度快且领先于世界，但是深度贫困地区依然会呈现以实体经济体为主的经济发展态势。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智能化等，均需积极学习人工智能先进技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改变贫困群体对智能化发展的误解，最终促成产业流、技术流、人才流交融发展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共存共赢的良好局面。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在于科学技术的驱动，两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可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技术进步适应智能化要求—推动实体经济产业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实现国民经济常态增长”^[6]。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中智能化经济体兴起，智能化劳动力市场需求，智能化经济效益逐步涌现，贫困人群将会认识到智能化带来的经济利益，从盲目无知到积极主动消化吸收智能化技术。发挥人工智能的催化剂作用，诱发区域经济发展因子，以教育经济价值理念转变为中轴，拔高智能化生产力，刺激区域经济升级变革。智能化教育现象的外显性使得贫困人口对教育有更为明晰认知，教育经济价值的突显，学校教育中智能化技术涌入，变革了学校教育理念，进而影响扩散于贫困群体对智能化教育经济价值的青睐。此外，推广普及人工智能知识，利用多种信息传输平台，让贫困人群知晓智能化信息技术的经济价值效益，增强贫困地区智能化生产能力，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贫困人群对智能化的认识必将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对智能化技术、智能化产业和服务业等与区域经济、个体收入直接相关的认知到对未来智能化教育心理认知范式更新，人工智能将会对贫困地区生产力升级、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彰显教育社会效能，强化智能化社会网络，排解异化结构失衡毒瘤

智能化技术作为新一代生产力，不断变革着贫困地区经济产业化，且重组了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智能化科技与智能化经济生产关系的变革终将推动贫困地区社会关系重组，“信息智能化技术作为社会意识群体的整合技术，为社会化生产从自在形式转为自觉形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手段”^[7]。智能化社会关系网络催促着社会化生产力，为新兴社会结构重组提供新路径，智能化产业链联动着贫困地区人口的职业类型，为贫困者进入现代化劳动力市场提供社会资本存蓄。贫困的代际传递呈现地区差异，具有城乡异质性，不同的贫困区域、不同贫困程度、不同贫困主体等均表现各异，在贫困社会结构中，贫困者的已有社会资本将影响处于社会关系网中的其他社会成员。教育在贫困个体与群体结构中的作用也视个体的社会性而定，可见，教育对贫困地区代际流动和阶层改善效果明显，因此，对贫困地区教育社会效能的发挥理应予以高度重视。教育结构变革促进社会结构变化，各层次教育结构比例设置规定了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结构。有研究表明，“从不同教育结构的减贫效应来看，中等教育对于城乡贫困减缓的作用更大，具体表现为教育质量提升和更大”^[8]。中职教育培养的中等技术型人才能为贫困地区发展带来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效益。因此，合理优化教育层次结构，为改变贫困地区人口受教育结构提供支持，有利于提高贫困地区人才资源利用率。此外，社会结构利益失衡需要社会多方主体齐心协力反贫困，智能化社会导向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又一次机遇，同时能为贫困人群扩大社会有效参与权利及机会，进而增强贫困者可行能力，使其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智能化生产力、智能化社会网络都为改造社会异化结构而起作用，而智能化教育系统则是区域社会结构变革的最主要动力，变革着贫困地区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家庭结构，最终将根除社会结构性失衡毒瘤。

（三）更新教育文化价值，重组智能化教育要素，铲除贫困群体传统思维

无论是何时期的反贫困实践，终将以教育反贫困作为最根本、最有效、最持久的策略，正是由于教育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智力资源，且是一种弘扬创生优良文化的人类主体能动行为。以人工智能为背景，探究教育反贫困的文化价值实为长久之计。“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9]，作为文化再生产实现的三类机制，贫困者是否具有较高教育期望、是否可以获取文化、人力资本，这都关涉贫困者对已有亚文化的摒弃以及对智能化时代新文化基因的吸收。智能化教育本质现象的外显性有利于贫困者清晰认识教育现象的发生过程，从根本上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社会文化沟通的思维枷锁，激化贫困者已有文化惯习新因子。人工智能刺激着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等要素重新组织，以便实现在贫困地区的“在地化”，使得贫困者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廓清智能化教育的时代与个人价值。智能化社会导向影响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对教育行为的深入思考，为此，重组和优化教育要素运行，为贫困者获得生存资本而深虑，为抓住智能化时代先机而专注。然而，贫困亚文化与智能化教育文化创造的矛盾也倒逼教育内容的再审视，由于学校教育主流文化与贫困者地方性本土文化的差距，甚至是隔阂，才使得学生厌学逃学或是对教育无望。结合智能化技术平台，开发贫困地区优质课程资源成为智能化教育内容多样化，多主体性参与的潜在路径。智能化教育过程将呈现：“以自然语言处理作为基本前提，以知识驱动与数据驱动结合展开建设过程，以虚拟现实技术承担人机交互与系统合成”^[10]，以师生互动语言、互动内容、互动系统的变化变更着贫困者对教育发生的传统心智范式。智能化教育系统亦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组织，它为贫困者积累融入智能化社会的基础条件。此外，加强社区教育力度，扩展社区文化建设。利用多媒体平台、网络视频、手机APP、数字图书馆等实体与虚拟文化载体，消解贫困文化，更新贫困者传统陈旧生存理念，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保持与智能化时代齐头并进。

（四）优化教育顶层设计，树立智能化人才标准，建立教育联盟共同体系

人才匮乏依然是诱发贫困的关键，智能化教育反贫困的根本也即是培养贫困地区发展的人才资源，以区域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国家意志指引现代化智能人才的培育。智能化人才标准作为教育顶层设计理念，统领着教育联盟共同体，为教育联盟共同体在反贫困行动中提供纲领性指针。因此，教育人才培养共同体在反贫困道路上至关重要，对贫困地区教育层次结构进行智能化人才标准判别，不仅要提高贫困者教育文化程度，且要强化融入智能化社会所需素养，如数字素养、媒介素养、智能化学习力等高端多维人才资本规格。基于智能化人才标准的教育反贫困系统，不能只注重偏倚教育人才标准，而要优化教育顶层设计，构筑教育生态系统发展共同体，以使文化、经济与教育共存共荣，方是实现教育反贫困的根本之策。“教育通过培养能将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恰切’人才，盘活文化与经济关系，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上实现‘共生’”^[11]。教育、经济与文化三维生态系统有机融合、互相作用、互相促进，为反贫困人才标准构建以及贫困地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此外，为全方位构筑贫困地区发展的人力资源体系，全员反贫困主体参与亦是人工智能时代赋予贫困地区发展的福利，也是贫困地区自身内生动力焕发的时代机遇。由于贫困地区致贫因素复杂，除了国家扶贫脱贫政策的社会保障基础外，教育反贫困主体联盟搭建是反贫困成效获取的重要途径。为此，在智能化反贫困平台中，基于人类反贫困命运共同体使命支持下，全球反贫困利益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市场主体，教育系统人员等教育内外世界反贫困参与者，由救济式、开发式扶贫转向多元主体、全员主体反贫困，让反贫困成为智能化时代每一个社会人的职责与使命。

五、三维侧度：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的反思指向

人工智能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对教育系统的影响已逐步彰显。教育与人工智能发生碰撞，能为教育带了什么？教育应以何种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同时，贫困的追随与交织，在智能化面前，教育与贫困的关联呈现新的态势，智能技术以催化剂的形式激活教育反贫困的未来样态。作为对技术化的应用与教育本质性功能的思索，探究智能化对教育及其教育反贫困的深层性影响，从教育学视角展望教育反贫困的地位与可能，是未来反思本问题的坚定立场。

（一）智能化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

1.人脑认知神经的外显，人类学习机制的进化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将会是一种可观可见、可知可感的活动。智能时代，信息技术使得教育现象更为透视显现，由原来一种捉摸不定的科学，经过人工智能改良将会呈现一种客观可见、可知可感的有意识的主体性活动。智能化教育使得教育趋近学习的本质，能够为学习者提供多元智能化培育的平台，有利于学习者智能的提升和进化。脑科学、自主个性化学习、智能式教学测评等实质性变革了人类大脑神经质的进化，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正规教育场域，或是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等隐蔽性教育形式，人工智能将人脑刺激—反应接受机制外显为可视化脑科学运行过程。深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典型特征，它使得人脑学习机制进一步延伸，而且模仿近似人类大脑感知已在世界、探究未知世界的学习过程。智能化教学更能提供具身化、具象化的学习场景，将抽象知识技能立体生动化，满足了学习者个性化的兴趣追寻。以往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功能，只能是滞后性的人类实践行动，显性教育形态或许可为人察觉，而隐性教育现象则被人类忽视，殊不知这类“濡化”式缄默活动是影响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行为。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的调节改造作用，优先展现为人脑学习机制的进化，在智能化社会中，更突显教育作为主体能动的人类本体意识行为。

2.智能媒介优合教育多维要素，学校教育再生产价值突显

教育要素是教育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以及教育发展的制约条件。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影响作为最初基本三要素，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信息技术更新，其中，信息技术革命作为教育活动变化的助推器，不断影响着教育要素的更新与重组。教育传播学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互动，是一种信息化的传递活动，教学信息流在两类主体间传播，逐步被他们理解、认可、消化，进而生成融汇已有知识、经验的交互意志或行为。信息化终端作为信息传播接受器，智能化加速了人类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提高了信息传播质量，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搭建了现代化平台。正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样态以及人工智能化的飞速发展，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将进行新一轮优化变革。人工智能社会改变着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教与学的手段方法，同时对两类主体自身智能化素养品质提出较高要求，使其不断适应智能化，且完善创造适宜的教育环境，对作为联结二者的教育媒介给予更高期待。智能时代，渴求学校教育再生产的教师、学生、管理者等涉及教育发生的能动主体，对学校传承知识文化、技能素质的基本功能予以再度审视。因此，教育内容的重新设计、教育手段的改造升级、教育环境的改良完善、教学过程的建构生成、教育评价的多元有效等诸要素在智能化社会进行的优化重组将为教育走向智能化奠定基础。

3.智能化思维模式普及化，教育系统范式转型

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等进行的多维加工组织，在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脑科学等各类人类信息成果共享协同发展，教育系统组织的变革中，教育理念的更新升级已成为国家政策、学界学者、社会人士等共同关注的焦点。人工智能而非全人类智慧，只是借助技术工具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提供外部支撑，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非主体。无论是“人工智能+教育”或是“教育+人工智能”均在革新人类集体智慧，变革教育思维理念，为现有教育实践主体意识搭建探索未来世界的认知桥梁。一方面，教育时空理念的变化。传统标准化教育苛求人类教育活动的模式机械化，单一死板教育内容、固定不变教育场地、规制化教育时间、机械传统教育形式等都为复制工业化、现代化人才需求。然而，科技革命式的智能社会为教育发生的时间、空间场域提供了媒介基质，使得不受时空约束的学习随处可见，在线情境化学习、个性化学习、移动学习、体验式深度学习等终将调整教育活动的时空理念。另一方面，教育时空理念驱动着教育实践范式理念的变化。由以往单纯面对面师生互动教学逐步演化为体验式感知教学、项目整合式教学、深度学习教学等智能化多种教学范式的涌现，受教育个性化多维立体式接受形象化知识与技能，呈现直观可感的教育行为。此外，借助人工智能化，加快教育组织形式变革，使教育资源优化组合，让每个学生都能接受面对面（远程人机互动答疑解惑，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能层面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授，有利于治愈填补新技术革命后带来的“数字鸿沟”，推动教育普惠性公平的实现。

（二）智能化革新教育反贫困理念

1.社会智能化导向与教育反贫的客观需求

教育起源于人类生产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各形态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的意志表征。“从原始社会，到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人类创造新的世界，产生与社会发展和人类需求相适应的教育，带来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变迁”^[12]。教育的发端及进化都隐含着对人类生活的不断改进，即消除人类的贫困现象，实现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客观需求成为教育反贫困的社会属性。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生产、销售、消费等一系列环节改变了以往传统化生产模式，从需求到享受，缩短了中间繁琐环节，实现智能化生产消费一体化。未来人类社会生活也将智能化，智能化城市、智能化医疗、智能化交通等，智能化的日常生产生活将倒逼着教育进行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为导向的变革，重新思考教育反贫本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智能化社会资源、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的变革，均需重新建构教育系统与智能化社会间的复杂关联，重申智能化时代的教育社会价值。而人工智能将作为教育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助推器，不仅传递两者互动信息，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资源与教育活动的互促互进，构建智能化社会取向的教育系统，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多类贫困的消除发挥教育的正向功能与积极作用。

2.智能人才培养规格与教育反贫的育人指向

人是贫困主体，反贫困必须着眼于对人主体意识的唤醒，也即是教育的目标。存在教育的地方，就会思考教育存在的育人方向，培养何种类型的人才是教育的起点，亦是归宿。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我们依然需思考教育的逻辑起点。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实践行为，学校教育是塑造人才的基地。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各国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引擎，智能化社会人才标准规格的升级，学校教育理应顺势而趋，铸造高端智能化人才。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中也强调教育在培养未来智能化拔尖人才的重要作用。学校教育如何培养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高端智能人才，如何让学生掌握智能化社会的知识技能，且拥有社会关系人的价值情感，是教育反贫急需思考的关键问题。智能化的社会需要智能化的人才来支持，智能化教育需要智能化的人才来发展，然而只有人实现了智能化，才可推动智能化社会、智能化教育的转型，因此人才标尺和教育目标互相依存且相互作用。智能化已对人才标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在智能化时代人才培养规格升级后，当需积极应对，激发人脑智慧，培养学生创造力、想象力、学习力，为未来智能化社会人才构筑教育培育体系，达到教育反贫的人才标准重塑与人才供应自足。

3.人类共生命运与教育反贫共同体的应然诉求

随着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万物互联、万物相通，互联网、物联网再到教联网等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难题，比如：全球变暖、信息安全、自然灾害、人才流动等自然与人文诸领域。其中，贫困问题乃为难以回避的世界性、历史性、共时性的难题，在人类共生命运的指引下，如何从教育反贫困中实现人类对贫困的共同消解和对幸福的美好追求，是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的应然诉求。在教育领域中，智能化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强大作用，利用物联网、教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模拟人类生产生活，甚至是思维模式，及时追踪、定位、判别教育系统化活动，建构开放共享、自由独立、互联协同的教育生态网络。以此，不断满足个体主体化学习诉求和人类共同命运的教育互联。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知识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教育越来越被视为全球共同体之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教育共同体理应建构自身系统成分，关切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重申人文教育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面前实现资源共享、文明互鉴、绿色生态、人类幸福。教育共同体将为全球人类命运而作为，消除人类发展的共同隐患，积极组织智能化社会人才培养、智能化信息安全、智能化反贫困、智能化教育变革等，为全球共同利益命运搭建现存世界与未来世界发展的纽带。

（三）智能化技术在教育反贫困中的局限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又该坚持哪些原则、何种立场？既能突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能彰显教育学的学科优势价值。首先，教育在智能化经济价值、社会功能、文化创造、人才标准等思维反贫困层面将发挥不同程度作用，化解区域经济薄弱基础、社会结构失衡、贫困文化惯习、人口素质偏低等四类智能社会化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矛盾。此外，要正视教育的学科地位与贡献，教育何以是“万能无缺”，何以是“无能为力”，既不坚信“教育万能论”，又不否认“教育无能论”，把好教育在智能时代反贫困的脉搏，厘清教育在反贫困道路上的局限，是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应深思的根本性问题。

1.避免智能化技术的异化迷恋，摒弃教育反贫困的“万能论”

技术作为对人类社会的解蔽方式，人工智能，尤其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升级的表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及思维范式。“当人们据此天真地认为现代技术也是一种合乎目的的手段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误读了人和现代技术之间的本质关联——不是人摆弄着技术，而是技术摆弄着人”^[13]。深思技术的本质，站在人类立场上，对这种“座架”式的现代化技术，抛开迷离多彩的炫丽外象，认清具有此在历史性的技术追问。20世纪以来，对飞速更新的技术，人们往往显示出“理性的迷恋”，酷似一种无法顽抗而深陷顽固的难以理解之中。虚拟人脑运作的智能化技术，更是让人笼罩着“理性的迷雾”，技术化的这种理性的崇拜，使得教育不得不反思自身已有的位置及功能，如何在反贫困的历时与共时矛盾间清醒被科学技术支配的人类自身。如何利用智能化技术的中性本质，发挥其在教育反贫困中的合目的性手段和合理性工具价值。教育反贫困被视为一种最长久、最有效、最根本的反贫困行动，加之智能化技术的联动，对未来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提供充分的技术化支撑，但技术化的实践价值必须加以审视。其中，运用智能化技术提高贫困者主体性的个体社会参与能力，摆脱社会结构的规制，从“提高收入”到“提高社会参与能力”，从只关注“贫困地区”到兼顾“贫困地区”与“贫困者个体”。反思技术化的实质，并不可夸大智能化技术的作用，迷信智能化技术在教育反贫中的“万能化”。

2.深省智能化技术的实用倾向，审视教育反贫困的“无能论”

智能化技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一轮的革命动力，技术化拓宽了人类的生存时空，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新的阐释和界定方式，是人本身之外的世界开放可能性的延展。智能时代，是一个工具性时代，对智能化技术的理性判断，成为对人类智慧独立性反思的关键。智能化大数据的云计算，使得万物互联、万事可通，可计算化的教育大数据、贫困大数据等，均为教育反贫提供精准信息，是智能时代有别于以往的时代福利。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必定有其存在的特定意蕴，如何使技术趋向合目的性，而非仅仅是被人使用的魔性工具。我们对智能化技术实用价值的断定是评判教育反贫困功能属性的基础，只有深切把握人类生存世界的技术本质，才可追问技术之价值，教育之本质，不至于陷入技术无价，技术险恶的怪圈。未来智能化技术的驱动作用，将精准定位相对贫困的发生，对贫困者个性、贫困监测、贫困诱因、贫困结构、消贫策略等进行合理科学裁定。信息化的过度崇拜非可取之计，但智能化的盲目歧视，亦非优良之策。教育智能化将极大诱发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刺激创造创新人才培育，缩短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有益于贫困人口对教育的长效投资。单纯的智能化技术行动也无益于社会现实的改观，必须借助于改革人类先进思维意志的教育活动，而教育系统性变革将发挥其在反贫中的基础性作用，规避智能化教育反贫的“无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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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余在海.技术的本质与时代的命运--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的解读[J].世界哲学，2009（5）1.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Antipoverty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u Xiaorong Zhang Xiaowen

Abstract: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anti-poverty education, but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olving poverty is to deeply analyz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education anti-poverty. As the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thinking level, this is the basis for finding a good solution to solv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regional economic foundation, social structure interests, poverty cultural habits, population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the economic value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social func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standards. Therefore,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ntelligent productivity, social network, education elements and talent specificatio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conomic value concept, social efficiency, cultural value and top-level design is the four actions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ti-pover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inking level and mode level, this paper makes a three-dimensional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the future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ti-poverty, firmly insists on the systematic reform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anti-poverty education, calmly examines the excessive alien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rethinks the “incompetence” and “omnipotence” of education anti-poverty.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era; education anti-poverty; poverty

责任编辑：谭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