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协同治理的壁垒不仅表现为观念壁垒、制度壁垒、信息壁垒、文化壁垒等多类型，而且存在于多层面，涵盖社区层面、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完善社区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区域教育协作治理方式创新，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我国教育协同治理的重要进路选择。尽管每个层级协同中遇到的壁垒类型及破解策略不同，但壁
垒破解的根本指向在于高质量育人，更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现代化理念。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协同治理；壁垒；进路
一、引言
当前人类处于变化加速且存在不确定性和危机的社会之中，风险社会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概念变成当今世界面临的社会现实，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协同治理被视为一种新兴的有效治理策略和方式，是对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矛盾错综交织情况下力求善治尤其是最大化增进公共利益的回应和应对，其理论支撑主要基于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交叉结合。协同治理尽管呈现全球性的研究趋势，[1]但仍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近年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了协同治理在多领域的实践和创新，包括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城市基层治理与乡村治理、健康促进以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等。中国的抗疫成就不仅显现制度优势,更加折射出国家治理能力较强且与国际组织合作意愿积极带来好的结果,[2]给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
伴随我国教育现代化进入新征程，教育协同治理正变得愈加重要。这是因为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旨在追求教育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推动教育向社会开放、向产业开放,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军民融合，推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结合,促进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更加注重共建共享，则是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多元参与，多渠道扩大教育供给，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分享成果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因此，实现教育协同治理是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基本理念、推进“十四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缺乏协同治理，无论是落实五育并举还是推进学校现代化、教育体系现代化都将会失去重要保障。教育领域协同治理,也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使国家教育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必然选择。
但教育协同治理面临着破解壁垒的挑战。治理壁垒具有多类型特征，包括观念壁垒、制度壁垒、资源壁垒、技术壁垒、数据壁垒、市场进入壁垒及服务贸易壁垒等。教育协同治理壁垒不仅具有多类型特征，[3]还表现在多层级空间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注点，近年来又加强省级教育统筹和推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符合我国国情和教育发展要求。大国治理背景下,教育发展只有置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社区发展之中，才能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来实现良好治理绩效。[4]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获得感的重要着力点在于学校与社区关系的现代化，有必要重新审视并努力改善社区中的教育生态。并且数字经济和在线教育快速发展使得虚拟社区中的教育治理问题凸显。而国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教育现代化“分类指导”不再局限于行政区划，已拓展至区域战略实施之中。另外，伴随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破解多边协商合作及联动发展中的壁垒，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总之，社区、区域和全球治理等层面的教育协同治理正成为新的空间。
本文将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在大国视角下了解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的背景并对其具有正确认知,重点从社区、区域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层面探讨分析壁垒的破解与进路，为国家实施“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推进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建议。
二、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的背景认知
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是人口意义上的大国、地理疆域意义上的大国，而且是人口之多和疆域之大共同作用的治理意义上的大国。基于我国国情，从大国视角对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背景进行认知,关乎把握我国教育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是探讨分析治理壁垒破解与进路的前提。为此，有必要从理论话语与实践场景两条线索梳理,为认识规律与定位需求提供认知背景。
（一）协同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治理(governance)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治理的定义、理论层出不穷，治理理论重构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社会问题复杂化背景下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共同应对与解决。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作为治理理论分支，是在信息化、民主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伴随区域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组织之间相互协作合作需求增长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协同治理呈现多样化模式，表现为英国的协同政府模式、美国的协作治理模式、加拿大的横向治理模式等等,但共同之处在于强调组织、机构之间的整合，寻求和促使部门之间的合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教育与经济社会部门之间的合作，同时社区及私营部门也开始参与教育事务和决策。
值得关注的是，本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协同治理的探讨正在经历从西方到中国的话语转换。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中国国情、历史和传统文化,尤其是结合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实践创新对协同治理开展探讨,梳理分析西方语境下国家与社会传统两分法、[5]政体思维、[6]治理失败[7]等带来的认知影响，并积极凝练构建中国治理的话语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显著优势，不仅明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明晰了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创新的协同治理理论话语体系，为各领域探讨和推进协同治理提供了方向。我国的教育协同治理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协同治理话语体系，并且紧扣培养新时代人才要求,破解制约协同育人的壁垒。
（二）大国成长与教育协同治理背景转换
我国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的背景板是动态转换而并非一成不变的,这是与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长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同时是在治国理政上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的过程。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是通过积极提高有效性来实现合法性的累积。[8]只有基于中国国情、运用政道思维,充分认识到中国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的关系，进而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与变化及其对教育协同治理产生的需求。同时，教育协同治理中壁垒的存在也是产生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之中。
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变化的特征不同，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的背景也相应不同。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我国经过努力在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保障公民接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在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教育管理权限划分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比例、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教育、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两为主”政策出台等，均是旨在推进教育协同治理,破解中央与地方、教育与经济、城乡户籍二元结构、公民办学校同等待遇等体制壁垒。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背景下，教育领域协同治理的目标指向、层级空间、壁垒类型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适应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协同治理新格局将逐步形成。
三、社区中的壁垒破解与协同育人新机制
社区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微观单元，社区和谐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面对人民群众接受公平而有质量教育需求的增长，社区层级的教育协同治理对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支撑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社区中的教育协同治理变革方兴未艾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政策中尽管逐渐受到关注,但目前变革相对偏重于家庭参与尤其是学校中家长委员会建立、具有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比例逐步提高，而立足社区角度的系统变革仍是方兴未艾。首先，随着社会对优质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公众权利和民主意识的增强，以及2019年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近入学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等政策执行力度的加强，社区参与教育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强。其次，受益于城乡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的影响，社区中公共文化设施机构数量增加,各种公益性社会组织也快速发展,而社区中这些机构或组织正在成为协同育人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够为立德树人和实施五育并举提供资源支撑。再次,社区中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上海等城市积极探索解决路径，把婴幼儿家庭接受科学育儿指导和咨询服务作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善以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指导服务站为主的覆盖街镇的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体系，实现中心城区街镇普惠性托育服务点的全覆盖。另外，随着新科技发展、教育业态的变化尤其是在线学习规模的迅速增加，虚拟社区中的协同育人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关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线学习多元平台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多部门的协同治理Q可见，协同育人有赖于社区中教育协同治理的一场系统变革。
（二）社区中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的表现形态
观念壁垒是社区中教育协同治理的首要壁垒。在传统的认知框架里,社区教育仍被视为继续教育、校外教育的范畴，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是分离的格局,这不但与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的教育现代化理念相去甚远，也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受到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与目标的驱动，学习型社区在一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得到发展,学校成为学习型社区的阵地或高地，但在社区教育认知狭隘性的制约下，多主体联动的学习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尚难以形成。
如果说观念壁垒使协同失去共识根基,那么使社区中教育协同失去更多资源支撑的则是体制壁垒。在我国尚未出台学校法和社会教育法规的背景下,社区在教育中的责任、权限并不清晰更谈不上制度化。当前及过去一个时期，社区中教育协同治理的维系，主要依赖于购买服务、项目化运作或社区活动平台，比如学校与大学、科研院所的合作,学生走进社区担任志愿者等。但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增加社区居民参与的机制，让项目制真正增进公益严规避不同学校因在获取社区资源上存在显著差距而导致学校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进而又可能导致不同经济社会背景家庭对教育获得感的差距。为此，社区中教育资源的最大化统筹利用，有必要破除校际之间利用社区资源和在社区中分享的制度壁垒，优化政府对学校和校长的考核评价制度,把社区协同育人观念与机制建设作为党委和政府选拔和考核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和校长的重要标准,引导构建良好的社区教育生态。
（三）完善社区协同育人新机制的实践路径
以统筹规划为引领，把社区协同育人纳入总体规划。这是从顶层设计上保证社区中教育协同治理变革具有系统性。纳入总体规划是指把社区协同育人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教育改革和发展等专项规划。纳入总体规划的核心要求是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战略目标要求，把社区协同育人质量作为“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此,纳入总体规划，是在理念、目标、任务、体制改革、项目工程及监督评价等方面的全方位纳入,突破传统的社区教育格局，走向以提高社区居民学习力为中心的新格局，并实现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实践新的发展路径。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的中介在于人才培养。以创新人才培养为例，打破壁垒的重要路径选择是在社区中建立中小学、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协同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格局,探索和丰富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联动的体制机制，推动教育、生活和工作育人情景的融合,激发学生探究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创造能力。
以资源配置为关键,推进社区育人资源共建共享。社区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是整体上提升社区学习力的关键。整体上提升学习力，在对象上面向社区中每一位学习者，既包括在校学生,又包括从业人员及退休老年人员等。为此，各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社区中的教育资源配置，既要围绕落实“五育并举”充分利用已有的社区教育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和机构重复设置,又要协调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关系,探索潜在的教育资源，共同致力于提高社区教育质量。所谓潜在的教育资源，就是通过加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在社区建立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或体验基地,这不仅有助于大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也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教育与培训服务。同时，社区育人资源共建贡献,有必要通过创新地方法规、政策和制度,促进学校资源向社区居民开放，提高学校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学校教育资源的社区共享。上海提出对接“15分钟”社区便民生活服务圈建设，有序开放中小学、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实训室，定期开放学校运动场地和健身器材等体育设施,这正是一种积极行动，具有推广意义。
以育人环境为保障，提高社区协同育人环境质量。育人环境是提高社区教育质量和社区学习力的保障。育人环境，在内涵上不是简单的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育人的氛围，而是在优质教育需求增长甚至部分家长存在育人焦虑的背景下，以促进社区中每一位学习者学习为根本指向，注重协同育人的支持生态构建。为此,在构建社区协同育人生态中，一方面健全家长学习培训机制，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协同支持体系，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放办学,形成家长、社区、用人单位、群团及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学校治理的常态机制,提升社区参与学校治理程度，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与社区建立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关系，实现基础教育的社区化治理;另一方面，完善社区、社会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育人的机制,包括教育标准制定、项目委托、购买服务、社会合作、社会监督等,并切实参与五育并举融合实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加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职前培养、人员配备和职称、待遇及专业发展等支撑体系的建设。尤其是面对新科技的发展,有效发挥信息技术在社区协同育人中的作用，搭建学校、社区及社会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信息平台，促进各类资源的贯通融合，为每一位教师和学生推送精准教育服务，朝着实现社区中教育资源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的方向创建形式多样的数字化学习社区。
四、区域战略实施中的壁垒破解与教育协作治理新方式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需要努力建立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中发挥教育的积极作用，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并将使国家教育治理新格局的形成面临机遇和挑战。
（一）区域教育协同的战略新空间
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区域教育协同提供了新空间。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区域之间教育发展协作需求的增长。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在“全国一盘棋”整体格局之下，让区域成为撬动教育发展的支点，成为我国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选择。新时代的教育治理，在继续发挥以省为单位的教育统筹与改革试验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不同区域支点的分类指导和教改试验。跨省市协同协作能力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撑，是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二是表现为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具有新的测度。区域一体化发展不仅带来人口与人才的便捷流动、加速流动,而且将使得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成为区域教育发展中关键的监测指标,为推进区域教育协同提供动态信息，不断完善区域教育协作机制。
（二）区域教育协同治理中的主要壁垒
与社区中教育协同治理相比，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壁垒破解难度更大。由于跨行政区划的教育协同治理，面临着不同行政区划之间在标准、政策、制度上的不一致性以及利益上的冲突，因而破除区域教育协同中的体制壁垒具有复杂性特征,既需要深化对协同治理的认知，又需要深化对教育属性的理解，并在系统性认识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深化对协同治理的认知，旨在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在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战略的统一布局下，聚焦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创新体制机制，并厘清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深化对教育属性的理解，核心要义是深入认识教育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区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公共教育服务,并且随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标准的提高，区域教育协同的目的在于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教育公共品，并更好地分配与整合利益，尤其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引导教育公共利益,为国家现代化发展“一盘棋”提供支撑。
信息壁垒是区域教育协同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壁垒类型。随着全球范围内学生学业成就评估、教师教与学调查的开展,21世纪的教育正在被大量数据包围。但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数据转换为良好的教育治理结果，亦即怎样把数据转换为信息、知识、智慧，从而作用于教育治理的问题并未有效解决。其重要原因正是在于数据壁垒,不同机构掌握的不同类型的数据存在隔阂。在行政区划内部，教育发展的数据孤岛依然存在，而在区域教育协同中数据割裂的问题更为广泛存在。在区域教育协同中，大数据的核心要义并不在于因教育规模增大而伴随产生的数据体量之大，而在于区域教育治理中因考虑因素之多而产生的数据框架之大。大的数据框架,是把教育治理置于世界变化与中国国情背景下,在横向上考虑不同部门主管教育发展领域，在纵向上关注国家总体发展格局与区域、省市发展状况和县域均衡。以制订国家的教育发展规划为例，数据框架包含教育与经济社会数据、国际比较数据,各省数据以及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黄河流域、东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与人力资源数据等等。只有构建大的数据框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数据的零散、碎片化,提高数据分析的专业性，对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的精准支持服务。
（三）推动区域教育协作治理的新方式
协同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为应对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的迫切需求及其壁垒的复杂性，区分教育协同的优先次序并采取试点策略是必要且可选择的路径。在优先次序上，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流动、促进产教融合等，是区域教育协同的优先领域。在试点范围上，基于区域先行区示范区规划布局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中的雄安新区、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区等等，并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融入先行区示范区建设,强化共商共治教育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共谋共推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行动,是一条捷径。为此，协同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并明确优先突破壁垒的领域，将是推动区域教育协作治理中可行、有效的新方式。
共同打造各级各类教育协作平台。协同建立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调整联动的教育新机制，深化办学体制和育人机制改革。鼓励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联合建立教育集团、联盟、产学研一体化基地和科技创新高地。设立区域共同投入的教育发展基金，支持协作攻关和创新发展。共建区域教育协同对外开放新机制，统筹培育形成若干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育合作交流品牌和知名教育论坛。
联合构建区域教育协作监测体系。依托区域内教育现代化研究与监测评估机构的专业力量，通过协作监测体系建设，健全区域教育现代化一体化发展长效机制。对标世界最先进水平和标准，建立形成一套系统、权威、彰显中国特色、区域特点、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监测评价体系及实施机制，为政府决策、学校办学方向研判、全社会信息获取提供支撑。鉴于长三角是我国一体化发展基础较好、水平较高的区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拥有全国约1/4的“双一流”高校，到2025年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控制在2.2：1以内、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差距缩小到1.2：1,因此“十四五”时期国家率先在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构建统一的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体系，将能够为区域教育协作监测提供经验和范例。区域教育协作监测,在指标体系构建与监测结果应用上,打破就教育论教育的监测评价格局，把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区域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等纳入指标体系，建立教育发展多维评价监测模型，突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价值导向，注重对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人口结构存在差异的不同区域以及对相同地区不同历史背景条件下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监测和分析，从而为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教育发展、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双向融合提供方向引导，为基于协作监测结果进行区域教育政策调适与创新提供支撑。
五、全球治理参与中的壁垒破解与教育对外开放新使命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认真履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的贡献不断加大,201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6%、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大关、人文发展指数地位进一步上升，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教育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我国教育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伴随国际形势新变化，尤其是新科技变局、中美关系变局和疫情影响变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面临新挑战新使命。
（一）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
全球治理模式经历着不断转型,从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国家中心垄断治理，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呈现的多中心治理转型趋势，再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治理危机与挑战，全球性治理问题的发生对于国家合作与协同治理的需求并未减少反而是在增加。早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以及《反思教育》报告都积极主张和推进全球教育治理，从国际文凭互认到全球教育监测等等。经济合作组织推进的PISA、TALIS、PIAAC等项目，不仅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对劳动力和学生素养的关注，并且推进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与改进，对全球教育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积极推进教育2030行动框架，国家和各地区制订教育现代化2035规划及近期行动计划，东部发达地区更是以积极主动的教育开放战略为引领，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强化全球范围内的学习合作交流机制，提升全球优质教育资源配置能力，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国际教育服务,增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提升教育发展的国际影响力。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报告,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人类发展可能面临1990年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以来的首次减缓，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通过发展远程教育、线上学习确保教育公平。
（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壁垒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美贸易关系变局、疫情深刻影响等新背景下进行的，人才培养创新面临着新挑战新需求。我国已经建设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2019年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2亿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站在新起点建设教育强国，只有培养、集聚和发挥各种类型的创新人才,才能站在科技进步最前沿,抓住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而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育人模式的创新，破解人才培养中的种种壁垒。从2020年开始实施的教育“强基计划”,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国家高度关注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而且在于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与大学的协同，乃至与产业、企业、社会的协同。无论对于基础学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还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协同育人模式的转变都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改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未来战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他们不仅致力于研究基础科学,而且致力于把研究、学习和行动整合成一体的新模式引领，致力于把工业、政府和学术界联合起来共同探索、解决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再以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为例，尽管我国已经加入并积极参与了大部分重要国际组织，但在国际组织任重要岗位的人员数量还远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和交纳国际组织会费增加，培养足够数量的优秀的国际组织人才成为紧迫目标，但这有赖于国内高校多学科支撑、校际之间合作，同时需要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三）提高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新使命
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及全球教育治理新需求,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面临新使命。首先，需要加强学生国际理解教育,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落实到各级各类教育之中，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和制度充满自信，并具有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其次，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在参与国际组织重大教育行动中,充分挖掘中国教育的成功经验与独特智慧,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而不是仅仅跟随于国际教育行动，主动发起全球教育议题，主动与国际组织合作设立教育基金奖项等。同时,依托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制度优势，吸引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二级机构、区域中心来华落户，支持创设新的国际组织,形成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机构。另外，积极鼓励支持优秀青年参加国际志愿服务,增加国际经历,鼓励支持教师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完善向国际组织派遣实习生和借调人员的政策，加强国际职员后备人才培养,注重梯队建设，鼓励支持国内优秀人才积极竞争国际组织重要职位。
同时，综合提咼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和吸引力O一是持续实施“双一流”计划,强化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推动我国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前列，培养高端创新人才、汇聚国际一流人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1%,高水平大学建设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国际形势变化背景下迫切需要推进高校成为国家创新发展重要策源地,把事关国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使命。二是持续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推进首批18个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推动一批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达到先进水平，成为国际高端技术技能开发与人才培养地。三是持续加强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消化和吸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势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管理模式、评价工具，提升中国教育的整体实力和吸引力。四是持续实施“留学中国”计划，重点提升来华留学质量,优化留学生的区域、国别和就读学科专业结构，大幅提高学历生比重尤其是理工科学生比重，打造“留学中国”品牌，使我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五是持续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统筹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源,加大援助力度、优化援助方式、提升援助效果,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管理人员、教师、学者和各级各类技能人才。
六、结语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具有辉煌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在进入世界中上行列的基础上，正处于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征程之中。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教育需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为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和治理的全方位转变。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化进程中探讨教育协同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推进教育协同治理的重要五年。尽管环境治理、社会治理、卫生治理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为教育协同治理提供了借鉴，但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协同治理面临的壁垒破解压力更大。教育协同治理的壁垒具有多类型的特征，包括观念壁垒、制度壁垒、信息壁垒、文化壁垒等,而且具有多层面的特征，从社区层面、区域层面到全球层面。完善社区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区域教育协作治理方式创新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我国教育协同治理的进路选择。每个层级协同中遇到的壁垒类型及破解策略不同，但破解壁垒的根本指向在于高质量育人，更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现代化理念。
参考文献：
[1]胡傲,宋迎法.协同治理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基于SSCI的知识图谱分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9.
[2]赵可金.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根源[J].东北亚论坛,2020.
[3]臧雷振，濯晓荣.区域协同治理壁垒的类型学分析及其影响[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5).
[4]黄杰.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5]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J].社会,2007(2).
[6]王绍光.中国•政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王岩.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6(7).
[8]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9.
[9]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1(4).
Coordinated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Barriers and Approaches
Li Weitao
Abstract:Barriers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education not only have many types of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conceptual barriers,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formation barriers, cultural barriers, etc., but also have multi-level characteristics, covering the community level, regional level and global level.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region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are important approaches for my country's educat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lthough the types of barriers and cracking strategies encountered in each level of collaboration are different, the fundamental point of barrier cracking is to educate people with high quality and better implement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centered on the people.
Keywords:education moderniz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arriers; approach
责任编辑：李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