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溯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经历了理念的萌芽期、事业发展的提速期以及高质量发展期。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国家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国家现代化为教育现代化指明方向、规定原则、明确目标、提供支持与保障，同时依靠教育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以支撑与驱动国家现代化发展。基于此，对接教育现代化2035的目标，未来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应继续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构建促进学习者终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教育综合改革，集中力量突破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立与完善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慧教育生态系统；坚持放管服改革，完善教育法治体系，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家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教育改革；教育治理现代化
当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时，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广泛共享的普遍定义。[1]在西方，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学者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亨廷顿等。我国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讨论“现代化”的相关问题。1933年7月，《申报月刊》就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指出：“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机制内涵，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2]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全球迁移，是一个不断重塑全球结构和系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与引擎。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升级、选择和发展的动态过程，是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教育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其中，前者立足于教育发展的物质形态质量，通过统筹各级各类学校发展为每个孩子提供公平、优质的教育，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基础；而后者则包括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维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于打通教育体制机制阻碍，修正教育制度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以促进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我国历来重视教育现代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自1977年开始，国家顶层设计中就包含了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思想。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立了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新时代开启教育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指明方向，这对于培养造就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仍存在关键领域教育综合改革缺位、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本研究力图在梳理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的基础上，阐明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以及教育现代化如何支撑与驱动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对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结合当前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未来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与分析，以为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可资参照的依据。
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寻觅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设，先后提出“四个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等等，中国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不懈努力。现代化是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发展的较高水平状态，是对传统教育的超越，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价值、规范、制度和结构的彻底变革过程。回首我国建国70年来的宏大叙事，从“教育优先发展”到“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再到“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对标国家整体现代化需求，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一）教育现代化理念的萌芽期（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将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我们已经或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3]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指出，“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教育领域，我国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80%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左右，[4]教育事业百废待兴，伴随着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等目标，教育现代化的理念被提出。
1953年1月，《文化教育工作方针和任务》中指出：“今年是计划建设的第一年，文教工作是在这种情况下订出计划、执行计划的。因此，我们的方针必须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11月底，政务院强调：“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指示各级党委：“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截止到1955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53.8％，相比1952年增长4.6％；小学在校生达到5000余万人，比1952年增加3.9%；中等教育在校人数每年递增，在校学生总数达200余万人。[5]
60-70年代教育因“文化大革命”陷入低谷，但仍没有停止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1963年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6]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7]以科学技术现代化取代交通运输现代化，将其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但在教育领域，文革对教育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涉及到教育观念、管理体制、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在此背景下，大量中国人接受到的是低水准的教育，即便是这种低水准的教育在此前的文化革命高潮中也是谈不上的，[8]对当时及其后的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诸多影响。1976年后，教育界开始拨乱反正，教育体制改革确定了教育在国家发展和国家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发展战略逐渐从“科技兴国”向“科教兴国”转变。
（二）教育现代化的提速发展期（1978-1999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1983年，邓小平针对北京景山学校教改实验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树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方向，成为后来中国教育改革的总方针。此后，教育投入大幅增长，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加，义务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升，教师队伍建设等全面发展，教育现代化建设进入提速发展期。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央财政的支持。《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文件明确指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两个比例”(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四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生均公用经费、教师工资逐步增长），截至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为3349.04亿元，比1980年145.5亿元增长95.7%。[9]在人才培养方面，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论断，强调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提出全国要在80年代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按各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分批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工作。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到200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1999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系列政策文件传递了我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决心。到1999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达到159万所，在校学生达到32697万人，教育人口比重由1990年的22.2%上升到1999年的26.5%，增长了5.28百分点。义务教育普及率进一步提高，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比1978年增长8.94%，各级各类教师数量达到862.39万人。[10]
（三）教育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进入高质量发展期。在学前教育阶段，自1996年开始，我国幼儿在园人数和幼儿园数量逐年减少，2000年幼儿园数量达到17.58万，在园幼儿由1990年的1972.2万人增至2244.18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数量达到94.65万人。全国共有小学在校学生12543.5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1%，这也是连续三年该指标保持在这一水平，比1990年的96.3%提高了2.8个百分点，特别是女童入学率由1990年的94.8%上升到2001年的99.01%，提高了4.2个百分点，男女童入学率差距也由1990年的2.9个百分点缩小到2001年的0.07个百分点。小学专任教师为579.77万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7%，比1990年的74%提高了23个百分点。初中学校达到6.66万所，在校生达到6514.4万人，比1990年增加2597.9万人，增长了64%。专任教师为338.57万人，其中学历合格率为89%，比1990年的47%提高了42个百分点，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素质显著提高。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3.43万所，招生987.99万人，比1990年增加411.25万人，年平均增长5.5%，在校生2600.93万人，比1990年增长了近1倍。高等教育在连续三年扩招的情况下，2001年全国共招收本专科学生464.21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首次突破250万人大关，达到268.3万人，比1990年的60.9万翻了两番多，全国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达到1175.1万人，比1990年增加802.2万人，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300多万人，其中1990-2001年的毕业生占70%。[11]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了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整体阐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普及、公平、优质、体系完备等方面初步勾勒出教育现代化的特征，首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截至2010年底，幼儿园数、在园幼儿数、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数均有增加，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有较大提高；由于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虽然小学初中高中学校数、在校生数、专任教师数量略有减少，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升学率继续提高，高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4.81%、99.52%和98.65%；高等教育稳步发展，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普通高校数量、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12]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对教育现代化内涵赋予了新的内容，从事业发展深入到理念、内容、方法、体系、制度、治理等各个方面，反映出对教育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教育发展已经由规模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未来教育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促进人的现代化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社会在发展，教育在变革。教育现代化是教育通过变革不断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教育是一种工具，教育现代化存在的合理与否，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增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13]正如英克尔斯所说：“先进的科学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就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因素，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以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教育是提高人的综合现代性的强有力的影响因素，是形成现代性的重要力量之一；要造就现代人和扩大现代人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主要应该依赖良好的家庭和早年的学校教育。”[14]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通过“人”的转化实现的，即教育现代化通过“人”这个媒介实现，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指人的个体现代化，人的现代性发生、发展和实现的现实活动，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知识结构、行为方式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15]人的现代化过程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是人类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与国家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
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教育领域，教育秩序刚恢复不久，知识重新获得尊重，仍有超过两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85年5月，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把“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基础教育阶段开启了注重规模和数量的新阶段，逐渐偏离人的全面发展，片面追求成绩、排名、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出现。对此，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层级的政策文本确认“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教育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随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诸多文件提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到2000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十四大提出的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覆盖率达到85%。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接“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重视教育才能赢得未来，通过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达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愿景。
三、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优势是造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关键原因之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曾统计，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16]而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无疑是把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进而建设人力资本强国的必要途径，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创新人才的源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素质十分低下，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1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5％。一、二、三产业年均增幅分别达到4.3％、10.1％和59％，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综合素质。但直到1982年，我国12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仍有2.372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5％，2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4.3年。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全民的综合素质，中央连续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990年，全国人口中文盲比率已由1949年的80%多下降至15.88%，其中成人（即15周岁及以上）文盲比例占同龄人口的22.21%。[18]
21世纪后，经济发展向新常态的转变，是中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发展演化的结果。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急需高素质、创新型的人才。但现实情况是，我国人力资源水平、开发能力仍难以满足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我国各地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例的差距很大，即使是在几个直辖市和东部发达省市之间，人力资源指标的差距也非常明显。2010年,我国2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4年，仅相当于美国60年前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比2009年美国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3.07年）低约4年；比韩国（12.69年）相比低3年多。美韩两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为88%和80%，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各为41%和39%；[19]而我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不足6%，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不足3%。[20]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虽有所提高，达到15.83%，但仍处在世界比较低的水平。[21]在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中，第一、二产业从业人数大专以上比例不足11%，进一步显示出我国教育发展水平远远达不到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GDP总量在五年之内连上70万亿、80万亿、90万亿元台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近年来，党中央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大力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2019年，从劳动力供给质量看，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相当于高中二年级文化水平，[22]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目标要求，到2020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11.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13.5年，[23]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劳动力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明显提升，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推动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释放，使劳动力资源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教育现代化驱动国家现代化
《学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近代以来人类开启的现代化之路奠定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先导地位。因为它更重视科技的第一生产力属性，强调了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代表。而发展科技、运用科技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人才培养的途径在于教育，教育因而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决胜因子和先行者，将教育看作促进国家发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24]教育是工业和技术变革的重要贡献者，是驱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教育变革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结构，以传授基本技能、选拔人才并匹配现代工业社会要求。正如哈尔西和弗洛德指出的那样“：教育是现代技术开发的一项重要投资。这一事实是所有主要工业社会近期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作为技术创新的源泉在经济上具有空前的重要性。”[25]接受系统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驱动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引擎。
教育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规模传播的基本途径。建国之初，我国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从事科学技术的人员数量不超过5万人，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足500人。195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此后，我国建立和发展了一批新兴科学技术领域。随着教育事业的恢复，截至文革前，全国科研机构已增至1700多个，从事科学研究人员达到12万人，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国防部门五方面组成的科技大军。改革开放后，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此后，1978年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82年的《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强调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90年代后，国家加快了科技人才培养工作，1995年《关于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意见》指出，各部门要将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任务目标，争取到20世纪末，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高效精干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队伍，提高中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因此要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划定的“十大战略任务”中，“创新”成为撬动教育转型的有力支点。卢卡斯认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资本的整体生产率越高，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越有可能进行创新，从而影响每个人的生产率。[26]在其他模型中，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提高了他们自己的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与他们互动的其他人的生产力。由此国家总生产力随着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27]
五、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发展路径
在中国现代化不是学者们讨论出来的，而是几代人奋斗换来的，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教育现代化是扎根中国大地改革探索逐步形成的教育改革发展战略体系，是不断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十四五”时期，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胜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仍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挑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待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有待提高，城乡区域间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差距较大等问题困扰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未来，对接我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目标，教育现代化建设应持续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和治理现代化，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构建促进学习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在此背景下，如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就成为新时代的“党之大计”“国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这是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深刻认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加强党的领导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教育，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历史与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之路，才能实现教育强国、民族复兴和人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国情不同，各国的教育都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和生成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首先要认识到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与特殊性。2019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达到253.0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达到2.82亿人，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共有1732.0万人。义务教育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2.6%，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的县（市、区）占比已达95%，[28]我国义务教育正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与此同时，我国幅员辽阔，教育体量较大，区域差异大、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相比经济发展，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偏远的农村，受教育程度偏低，教育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具体表现在教育理念相对滞后，评价导向不够科学，素质教育尚未有效落实，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教师队伍优质资源配置不足、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高等方面，影响了学生全面发展，教育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为此，要汲取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以遵循教育规律为基本原则，以立足国情民情为基本出发点，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作为根本要求，统筹协调、分类分区、整体发展，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拓展和完善各级教育的衔接机制，增强教育系统的一致性、融通性和整体性，建立大中小学创新人才培养和成长共育机制，构建促进学生可持续成长的、衔接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二）加强重点领域教育综合改革，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集中力量突破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既导致外需拉动作用减弱，也为我国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带来新契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环境以及从中等偏上收入向现代发达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发展任务，决定了我国经济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提高。同时，随着“三驾马车”效力减弱，须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但后者启动需要假以时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则面临着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相对稀缺的挑战。
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截至2019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3.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4.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29]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游，教育公平、教育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由“保障每个孩子有学上与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和优质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优先发展地位需进一步巩固，教育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的突出短板，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义务教育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类型、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够契合，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教育对外开放的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教育要适应新时代、新需求、新变化的要求，加快推进重点薄弱环节的教育综合改革，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注重教育改革方法的适切性，把握教育改革各要素、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与耦合性，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的强烈期盼。要加快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改革，加快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力支撑。
（三）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加快建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建立与完善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慧教育生态系统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它们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变革着社会文化、经济形态、生活方式。赫拉利提到的人类社会将出现“无用阶级”[30]不再是耸人听闻的言论。在教育领域，电子白板、VR、电子书包、云技术等新科技所蕴含的巨大的变革力和想象力催生了新的教育形态，线上教育形式不断涌现。与正规学校教育相比，技术支持的非正式学习被认为更有能力，年轻人能够尽可能地（而不是因为在学校必须）学习。[31]传统学校教育模式遭遇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核心的智能技术的冲击，教育形态发生了变化，实体化、制度化的学校组织形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智能技术的兴起为解决教育发展中的痛难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并且数据驱动被认为是大数据时代教育的必然走向。[32]尤其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发后，全球多数国家关闭学校以遏制疫情的蔓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已导致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8亿学生停课，占全球在校学生总数的91.3%。[33]在此期间，多个国家在其教育体系中采取了多种弹性教学方式，在线教育是其中的主要方式之一。作为远程教育的一个子集，在线学习一直关注通过利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来提供比学校教育更灵活的时间和空间的教育体验。[34]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实施“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在线教育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措施的国家，我国利用在线教育弥补了学校教育缺位的情况，为全球教育领域抗击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同时疫情暴露了我国当前在线教育配置不均衡，教师适应和掌控线上教育的能力不均衡，开学后教师线上线下随时切换、无缝衔接的能力有待提升，学生适应线上教育的能力以及自控能力不同以及心理健康等突出问题。此外，大数据的出现以及大数据在实际过程中的多向运行强化了教育治理对不同主体的依存关系，重塑了教育治理的主体地位。政府不再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唯一数据供给源，学校和社会等教育治理主体也成为了数据供给者。[35]在此背景下，实现对教育数据信息的公开透明，使不同教育治理主体即时了解和把握教育事业发展与教育治理现状，成为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治理的基础和关键。由此，未来我国要适应信息技术引发的教育内外部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加快数字教学资源平台建设，建立健全数据管理机制、完善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数据分析与专家决策系统以及教育信息公开制度，同时保护个人隐私、保障数据安全等，构建智能、绿色、开放、包容的智慧教育生态系统，进而建设兼具灵活性、适应性和高效化的教育信息化应用体系。
（四）坚持放管服改革，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完善教育法治体系，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36]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教育治理旨在通过向学校和社会组织放权、授权、分权，解决政府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解决多元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问题；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尤其是通过社会专业组织的参与，解决民智集中和决策智力支持的问题；通过强化学校自治，解决政校关系和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37]与“教育管理”比较而言，“教育治理”是把教育领域内各主体纳入行政范畴，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在持续协调、引导各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目标和手段的一种新型教育行政方式。推进“教育治理”，关键是构建新型的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突破口是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38]自2015年教育部组织开展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以来，一些地区推行清单管理，理清政府、学校权责关系，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能力不断提升，但地方政府和学校行政部门的简政放权意愿与改革力度不均衡，府际关系影响教育治理改革进程，学校自主办学现实落差较大，社会组织数量不足、资质不达标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法律体系还存在一些空白地带。例如，现行的教育领域法律体系主要是根据教育层次设置的，缺乏按照组织机构进行的立法，如学界一直呼吁而尚未颁行的学校法。由此导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律地位规定不明，关于学校权责的规定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制度中，互不协调、含糊不明，使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和落实、学校依法自主办学都存在很大的障碍。[39]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效性不高、执行力有待加强等问题还普遍存在。为此，要继续坚持依法治教、完善教育立法体制机制、优先建设与完善《学校法》等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备的急需的教育法律制度。
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同时发力，进一步理清政府-学校-社会的治理关系，加强各主体适应新角色的能力建设，发挥教育制度优势，加强教育法治思维意识建设，加大教育法治宣传力度，提高教育系统运用教育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能力。健全教育法实施监督体系，完善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依法积极参与教育的教育法治运行制度，以协调教育内部的诸种权利与义务关系，保障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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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and Dri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On the Development Vis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Yang Wenjie Zhang Jue
Abstract: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germination of the concept, the speeding up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and the perio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modernization and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state modernization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stipulates the principles, clarifies the goals, provides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relies on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the workforce, and supports and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is, dovetailing with the goal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in futur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root education on Chinese soil, build a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that promotes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learners and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education in key areas and focus on breaking through key link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t will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stablish and improve an intelligent educ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ist on the reform of deregulation, improve the education rule of law system,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