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非常重视劳动教育。蔡元培倡导即工即学与工学结合；陶行知强调在做中教、在做中学，教、学、做合一，劳动教育是其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吴玉章从培养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思考劳动教育，提出了劳动与知识学习相互促进的辩证观点；晏阳初强调劳动教育的功能是担负民族再造的使命，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实施生计教育。他们的劳动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劳动教育思想；启示
各种形态的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同时也是个人生活生存的前提条件。劳动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劳动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2018年9月，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显然，习总书记高度关注学生的劳动教育，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问题。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大中小学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力图构建比较完整的劳动教育体系。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吴玉章和晏阳初等对劳动教育做了比较深刻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劳动教育实践，对当前我国劳动教育的研究与实施不乏启示。
一、即工即学与工学结合：蔡元培的劳动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首次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主张五育并举，其劳动教育思想包含在这五育之中。
（一）重视劳动与劳动教育
首先，蔡元培批判旧中国落后的旧式教育。他说：“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才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做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1]显然，蔡元培对中国旧时教育读死书、死读书以及繁复的科举考试是坚决反对的。蔡元培重视劳动教育和平民教育，他在北京大学曾办校役班，在上海与友人筹备劳动大学。蔡元培认为，“劳动是人生一桩最要紧的事体”“使人之精神有张有弛”“养成勤劳之习惯”[1]。他甚至说：“劳动神圣，教育普及，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1]1927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筹备设立劳动大学，主要意图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既劳心又劳力的劳动者，学生一方面学习各种知识，另一方面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大力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习惯，养成尊重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品格[2]。
关于劳动教育的意义，蔡元培认为：“是故研究教育事业，必须脑力、劳力同时互用，否则不能有良好结果。……进一层言，脑力与劳动同时并进之好处，非独养成身体发达之平均，而最大关键，乃在打破劳动阶级与智识阶级之界限。”[3]他进而强调：“以服务国家为目的的实利主义之教育，是劳动大众普通教育的基础。实利主义教育重视普通知识的学习，同时，也注重学生劳动能力的培养。其思想虽然首创于美洲，但是最近在欧洲国家十分流行。”[4]
（二）倡导即工即学与工学结合
在劳动教育实施途径方面，蔡元培提出了“即工即学”与“工学结合”的主张。他说：“近人盛倡勤工俭学，主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我意校中工作，可以学生自为。成天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托尔斯泰主张汎劳动主义，他自制衣履，自作农工，反对太严格的分工。吾愿学生于此加以注意。”[1]他还提出不仅要使用这种新方法，而且要不断改进这种方法。他说：“旧的方法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于是世界上有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方法的原则，是出力少而生产多……这种方法，也是永远在进步的。要学习这种新方法，而且要不断地加以改良，所以要劳动教育。”[3]
蔡元培的工学结合思想还表现在他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呼吁和对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工学互助团”的积极倡导上。1915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创立了“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了“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如是，以工兼学之制，试之有效”[3]。正是这种华工教育，创立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指明了方向。蔡元培认为，工是人生的天责，学是工的预备。这里的“工”既包括“工作”，也含有“劳动”的意思。
此外，蔡元培深受杜威手工劳动和从做中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以记诵为主的课堂教学违背学生天性，放弃了实用知识的学习，大为不妥，于是大力提倡手工活动与教育相结合。他指出：“夫人类自有生以后，即不能遁乎厚生利用之范围。以记诵为常课而屏除致用各科者，诚与人性相违。且教科过重抽象，则神经受过度之刺激。故普通教育中多列手工诸科，不得不视为至当。”[4]
（三）推崇劳工神圣的思想
蔡元培对劳苦大众、对普通百姓抱有深厚的感情，对劳动人民十分尊重。“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1]他自信地预言，今后的世界毫无疑问是劳工的世界。蔡元培这里所论述的“劳工”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科学概念，但该概念直接反映了当时历史背景下蔡元培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认识[5]。在劳工神圣思想的指引下，蔡元培希望知识分子应参加劳动，劳动大众应学习文化。因此，在大学院成立之初，蔡元培就提出三点教育方针，其中第二条是：“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求学识机会，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1]
二、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考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不难发现，劳动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其生活教育理论的灵魂。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教育的基础：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
在劳力上劳心是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说：“惟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也惟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6]他指出：“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软手软脚病’，一种是‘笨头笨脑病’。害‘软手软脚病’的人，便是读书人，他的脑袋一定靠不住，是呆头呆脑的。而一般工人农民都是害的‘笨头笨脑病’，所以都是粗手粗脚。一个人要贡献社会，一定要手与脑缔结大联盟。然后，可以创造，可以发明，可以建设国家。”[7]上述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劳动教育富有启发意义。
陶行知认为，在中国传统教育影响下，劳心者与劳力者是相分离的，因而形成了“田呆子”（劳力者）和“书呆子”（劳心者）两种类型的人。古代的学校里到处都是严重的劳心而不劳力、读书而不做工的“书呆子”。“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7]而社会上的“田呆子”只知道“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7]。这种传统的教育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而要救亡图存，必须做到两条：“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7]陶行知说：“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6]这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应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而且还要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要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精神生产的劳动，这才是陶行知所倡导的劳动教育。
（二）劳动教育的逻辑：行——知——行
陶行知中年以后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强调“行是知之始”，主张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劳动教育以获取真知，进而反哺课堂文化教育。陶行知的“行”即实践，“知”即为认识，强调在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再由此上升到理性认识。所以，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是知之始，指实践是获取认知的必由途径；知是行之成，指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突出反映了陶行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论。认识来源于实践，但是认识绝不可以代替实践，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因此，陶行知高度重视知行结合、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在陶行知看来，劳动是获取真知的重要途径，劳动教育只有寓于生产实践才能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8]。
（三）劳动教育的载体：一切可能的素材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7]。他打破了学校教育的局限，用学校周边一切可能的素材开展劳动教育，极大地丰富了劳动教育的内容。在《生活即教育》中他指出：“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提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7]他在重庆合川草街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一所融“工场、学堂、社会”为一体的全新的学校，比较深刻地阐释了教育蕴含于生活中的所有劳动，劳动教育与生活教育的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
三、劳动与学习相互促进：吴玉章的劳动教育思想
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吴玉章（1878—1966）主要是从青少年的成长、从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从培养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思考劳动教育的。
（一）高度重视劳动和劳动教育的作用
吴玉章高度评价了劳动的意义，他认为：“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永久的必需的条件，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财富，整个人类历史以至人类本身，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9]他在担任延安大学校长时制定的教育方针指出，“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10]，而且强调“劳动教育应该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重要内容之一”[9]。在长期的教育管理和实践工作中，他批判了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起来的错误做法，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都是十分错误的思想。吴玉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是“光荣的事业、荣耀的事情”，人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因此，吴玉章提出，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应贯穿全部教育过程。此外，他还强调劳动教育是新教育与旧教育的本质区别之一。他说：“我们的教育事业，既然是劳动人民为实施总任务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就必须贯穿着劳动教育的精神……也是我们的人民教育与剥削阶级所垄断的旧教育的根本区别之一。”[11]
（二）设立了劳动教育的机构与内容
吴玉章在延安大学时就十分重视生产劳动。为此，他在学校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订了生产计划；建立了延安大学工业合作社、制鞋厂、木工厂、豆腐坊、烧炭队等劳动场所；师生签署了生产公约，包括努力生产、掌握技术、抓紧时间、发扬互助、爱护工具、学习修理等内容，从而开展大生产运动，加强师生的劳动教育[10]。
（三）提出了劳动与知识学习相互促进的辩证观点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认为，理论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换句话说，实践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实践就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包括主观与客观）的社会活动，也即是我们的思考。因此，知识来源于个体经验，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吴玉章对包括劳动在内的社会实践与知识学习有独特的个人见解，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大家：“学生们在学校中所学的普通基础知识，是参加劳动的一种必要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劳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学习，不断提高知识。”[9]显然，如果学生不主动参与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那么，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必然是肤浅的，没有生命力，仅仅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学生也会变成一知半解的“书呆子”。因此，吴玉章特别指出，实际上劳动本身就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四、担负民族再造的重任：晏阳初的劳动教育思想
作为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家，晏阳初（1890—1990）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和世界的平民教育事业与乡村建设事业，在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劳动教育思想体现在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中。
（一）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晏阳初非常重视国民的文化素质，他说：“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固不稳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12]然而，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欧洲战场，参加为华工服务工作。在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发现了苦力之苦，也发现了苦力之力”。他说：“通过这些苦力，我开始认识到真正的中国。”[12]“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也不发财，抛弃一切荣华富贵，把我的终生献给劳苦大众，为教育劳苦大众，始终不渝！”[13]1920年，他从美国回来，先后到华中、华北和华西地区19个省进行调研，宣传“除文盲，作新民”的平民教育思想，推动城市平民识字运动。在晏阳初的倡议下，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成立，1929年平教会在河北定县成立“定县实验区”。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愚、贫、弱、私，即文盲、贫困、疾病、恶政”。针对这四大问题，他投入全身心进行乡村改造。晏阳初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号召知识分子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从书本中走出来，深入民间。当时一批又一批大学生、教授、学者和医生从城市纷纷来到农村，参加“定县实验”，走上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二）劳动教育的功能是担负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
晏阳初认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的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难题，晏阳初提出了“农村运动”，即乡村改造运动，在农村大力实施“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12]。这种教育以培养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为目标，以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为内容。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教育理想呢？开展农村新的生产劳动教育不失为一种选择。正如晏阳初指出的那样：“教者与学者，都要在实际生活上去实地历练才成。比如教农村青年选择良种，驱除病虫，其方法不重在教室内黑板的讲演，而重在田地里的实际工作。其目的不光在增加生产，而要在输入科学知识，造成科学头脑，这正是在改良实际生活的实验中，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又如在农村里提倡办合作社，其目的不仅在增加农民的收入，而要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合作技能，以促进民族的新组织新团结。”[12]
（三）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实施生计教育
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中，晏阳初写道：“解决生计，消弭乱机，奠定国本。”平民教育共分三步：“第一步是识字教育，第二步是公民教育，第三步是生计教育。”[12]为达此目的，晏阳初强调，在开展平民教育时必须大力“实施生计教育，辅导、指导、改善平民生活。在城市中如关于工业、工艺等，在乡村里如关于农业、农艺等”[12]。这里，生计教育包含许多劳动教育的内容。“在乡村，如办：（一）农家改进社，（二）农事表扬证等，以改进农民的生活及改良我们中国固有的农艺；在城市中，如办：（一）平民银行，（二）平民工厂，以改进我们中国固有的工艺。”[12]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中，晏阳初详细地论证了农村劳动教育的形式与内容。第一，创办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学校“以生活的秩序，为教育的秩序顺一年时序之先后，施以适合的教育，授以切实的技术。第一期在春季，第二期在夏季，第三期在冬季”。“训练科目：分为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艺四类。”[12]第二，表证农家。工作的大概步骤是：“凡本部交动物植物予其表证，同时给予各种表格，教其使用方法，彼等须将表证经过情形，随时照实填写；并将经验心得教授其他农民。”[13]第三，实施推广训练。晏阳初强调，此种训练，乃用表证农家，将其在生计部指导下所获得之知识与技能、表证经验及结果传授给一般农民[13]。
（四）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人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人做人，做整个的人”。具体包括三部分：“第一要有智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要有公共心。”[12]“总之，平民教育是养成有知识力、有生产力和有公德心的整个人。”[12]他批评了以前国人的一个通病，没有读书以前，愿意做工，愿意劳动，一旦成为文人，就不愿参加生产劳动了。还有一部分人，终日埋头窗下，只求书本知识，成为寄生虫式的书呆子。于是他提出：“平民教育于实施文字教育外，使人人备具生产的技能，造成能自立的国民。倘全国人民均有生产能力，国民生计，必皆富足。”[12]晏阳初在论述、创办乡村建设学院的“六大目标”时仍然把“劳动者的体力”作为第一目标。他说：“推行省政建设，改造乡村，身体要是一副钢筋铁骨。”[12]“一个人非讲求体力不可，体力不好，则容易悲观、消极。单求体力还不行，我们还要能够劳动，千万不要以为劳动有损于你们的人格，有损于你们的体面。”[13]
（五）劳动教育的原则是所学即为所用、所用即为所学
晏阳初认为，广大平民的劳动教育要以平民的需求为导向，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而且要用经济、简单、适宜的方式进行。他指出：“我们研究的一切设施与方法，都必须把握四大原则：其一，力求简单。其二，力求经济。其三，力求实际。其四，是否有基础性。”[12]因此，晏阳初提出，在定县要从农业生产、农村工业各方面入手建设农村经济。在农业生产方面注意训练农民能接受最低限度的现代农业知识与技术等工作，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村经济方面，教育农民利用合作方式，组织自助社、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使农民在破产的情况下能得到相当的补助。在农村工艺方面，一方面改良农民手工业，另一方面提倡搞其他副业，增加经济收入[12]。
五、蔡元培等四位教育家的劳动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一）劳动教育必须发挥独特的育人作用
蔡元培等四位教育家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劳动教育独特的育人价值。蔡元培认为，通过劳动教育“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显然，蔡元培十分重视劳动教育对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独特教育和启蒙作用。吴玉章等创立的“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主张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这些思想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指明了方向。陶行知同样重视劳动教育在改造知识分子中的作用，正如他所说：只有实施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只有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创造大同社会。
（二）劳动教育必须有鲜明的价值导向
蔡元培提出“希望学生成为劳心而又劳力的完全劳动者”；陶行知提出的劳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国民或公民；吴玉章认为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应该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晏阳初则强调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人，劳动教育的功能是担负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显然，他们的劳动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积极、民主的时代特征。
（三）劳动教育必须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蔡元培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以职业培训、社会生活为教育的基础，重视将文化知识的学习融入种植、金工、木工等各种技能的培训，强调实利主义教育是当今当务之急的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在他看来，“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7]，劳动教育与生活教育是融为一体的；吴玉章提出要把劳动教育与学生的社会生活、学生的学习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晏阳初认为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实施生计教育，辅导、指导、改善平民生活。可见，他们都非常重视劳动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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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nside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and its enlightenment of Cai Yuanpei,Tao Xingzhi,Wu Yuzhang and Yan Yangchu
Xu Hui
Abstract:Chinese modern educato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labor education.Cai Yuanpei promoted work while study and combination of work and study.Tao Xinzhi laid emphasis on teaching by doing or learning by doing and combination of teaching,learning and doing.Wu Yuzhang advocated mutual enhancement of labor and study.Yan Yangchu suggested labor education would“rebuild the nation”,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er education.Those thought of labor education show great enlightenment for our education nowadays.
Keyword:Chinese modern educators;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董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