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塑造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精神层面消解竞争性狭隘民族主义和化解国家认同危机的+关键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受到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而且受到族际认知、情感体验等因素的制约。象征是催生中华民族相同的情感体验和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人们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系统直观地感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具象化和人格化。因此，通过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纪念碑、雕塑等物质形态的象征以及纪念日、政治仪式等非物质形态象征的再生产，可展现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身份标识，从而形塑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象征；历史记忆；情感体验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但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则是在近代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对抗中形成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这种共同体意识最为强烈。然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下，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式微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诸领域的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不同空间区域、社会阶层和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多元化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极端社会思潮的涌入从心理层面加重社会的分化程度，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基础。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愈加频繁。如此一来，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的国家认同一方面必须直面来自外部其他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挑战，另一方面还面临来自内部亚国家认同的挑战，尤其是狭隘民族认同的挑战。在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群体中形塑稳固的共同体意识，是从精神层面消解竞争性狭隘民族主义和化解国家认同危机的关键途径。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稳固的心理认同基础来凝聚力量，使人们朝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前行。因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现实命题。
那么，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宏观视角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1]，但具体到每个领域如何铸牢则语焉不详，阐释性的政治话语色彩较浓，缺乏必要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有些学者跳出了这种视野宏大、以阐释为主的窠臼，从中观的视角探讨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如，彭谦和李阳提出共享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途径[2]； 赵刚认为，民族政策是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两种观点侧重于理性主义的视角，将利益关系视为民族关系的内核，突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共同体成员对共同利益的关注程度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平性，还取决于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特别是共同的文化认同。
基于此，有些学者注意到文化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范君和詹小美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立足文化景观、传统节日、符号和服饰等方式具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使人们能够直观地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3]。马英杰认为，中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吸纳了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卷民族团结，因而他提出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这一观点过分强调多元文化的发展，相对忽视一体文化的培育。刘晓伟则从电视剧这一微观视角提出在制作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时，可以通过表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不难看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重路径，但学界忽视了历史因素和主观的情感因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正如滕尼斯所说，共同体是那种依靠传统的自然感情而紧密联系的交往有机体[6]，只有共同利益没有情感纽带和共同历史记忆的共同体注定难以为继。在特定的情境中，情感因素甚至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为了某种族群情感，许多人可以为本族群牺牲”[7]。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正是催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简单来说， 象征就是用具体的媒介物表示某种特殊的意义[8]，即某个具体的媒介物和象征意义两个要素构成象征，象征本体（被象征对象）与媒介物之间是一个类比的关系，从二者中分别抽离出某种具有相似性的属性进行类比，进而建立起表达关系。“象征有如隐喻，它或者借助于类似的性质，或者通过事实上或者想象中的联系，典型地表现某物，再现某物，或令人回想起某物。”[9]现代国家并不天然排斥象征，也并不将其视为远古时代的非理性之物，而是视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政治元素，甚至制定相关的法律来保护象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不易被直观地感知的民族实体，需要借助特定的象征物展现出来。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10]国家通过构建国旗、国歌、国徽和地图等物化形态的政治象征，实现国家的具象化。国家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样如此，也需要借助特定的象征实现具象化和人格化，使民众能够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系统直观地感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就是通过特定的媒介物（如石榴、长城、纪念馆、博物馆、民族英雄塑像等有形物和纪念日、文艺等无形物）类比中华民族的全部和部分属性，表达出某种特定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状态比喻成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石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象征。通过石榴这一象征的隐喻，可以生动形象地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家庭成员（石榴籽）的团结一致充分展现出来。象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是一种类比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替代。安东尼 • 史密斯指出象征在建构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民族主义者“利用阅兵、纪念仪式、周年庆典、阵亡者纪念碑、誓词、货币、旗帜、对英雄的颂扬和对历史事件的纪念等方式，不断强调认同与统一，从而唤起同辈公民对他们的文化纽带和政治亲缘的记忆。在许多时候， 对民族认同的成功和持久而言，这些仪式和象征的内容是最具决定意义的”[11]。那么，象征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可以构建哪些类型的象征，象征的优势和限度是什么？
二、民族象征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从二分法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的边界意识，即对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等外部他者的辨识和排斥意识，突出区别于他者的政治身份意识；二是对内的共同体意识，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其他民族的尊重、包容、认同和相互依存的意识，侧重于同属一个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受到来自内部亚群体意识，尤其是民族分裂意识的威胁，同时又受到外部普遍主义群体意识的同化压力。由此观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对外部他者的认知、记忆和想象，另一方面取决于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基于历史的相互承认和基于主观感情感的内部团结感。而象征对于认知他者和唤起内部团结感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表达团结感的最好方式便是一同参与象征性活动”[12]。象征提供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身份意识，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血缘的主观情感，形塑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象征强化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中形成的回忆，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凝聚民族成员为一个整体的情感纽带和历史资源，也是他们相互认同的基本要素。“民族主义以民族集团为基础， 挖掘历史上共同具有的经历，利用一定的感情和象征加强忠诚心和凝聚性。”[13]民族的后人们通过共同历史记忆来追溯共同的起源和历史流变，并合理定位他们 现在的身份。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想象或“捏造”，而是在一定的客观历史基础上进行想象。在民族国家 构建过程中，人们通过历史教材书写、博物馆、纪念 馆和特定的政治仪式等媒介建构和传承民族的历史， 使民族得到一种“原生性”的解释，使人们相信自己 的民族共同体是由来已久的，具有不可置疑的起源。历史记忆为个体认同于民族群体提供了必要的意义 背景，也为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提供了基础。历史 记忆是同一个时空范围内的民族产生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来源，“民族和族群一样，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神话和记忆之上的共同体”[14]。民族如果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即使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区域，也可能在心理上保持距离，群体之间形成心理“断裂”。格罗塞指出：“‘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特别是民族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15]一个具有历史健忘症的民族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共同体意识，也难以在激烈的民族竞争中胜出，所以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尤为必要。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记忆， 为当下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记忆资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传承、延续、维护和再造需要借助特定的媒介，比如通过口头相传、文学著作、历史教材、民族英雄纪念碑、政治仪式和纪念馆等载体。其中，象征是保留和传承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载体：象征浓缩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为了将同胞之爱的理想变成现实，人们则需要借助象征符号、仪式和典礼的力量。这些符号、仪式和典礼，将共同体中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16]比如歌曲《保卫黄河》的朗诵词“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使人们回想起抗战那段并肩作战的经历，为当下的中华民族成员提供共同 的历史记忆。换言之，《黄河大合唱》不仅仅是一个 音乐作品，还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包含了中 华民族的一些象征符号。仪式是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 性象征行为，由各种象征符号构成的政治仪式也能强化历史记忆。正如王明珂所言：“一个族群，常以共 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 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民族国 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17]比如，我国政府将 9 月 3 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赋予了时间特殊的民族和政治意义，通过特定仪 式的反复展演将过去与现在勾连起来，而仪式中充满了各种象征。通过这些象征的不断复现，历史记忆被 唤起和强化，激发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个体特性被暂时“遗忘”，共同体的特征得以显现。“诉 诸族群过去的方法，无论怎么空洞含糊，都能激励起‘我们的人民’为共同的民族作为自我牺牲的愿望和意志，很少有其他意识形态能在这方面与之匹敌。”[18]总而言之，象征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格化和具象化，把人们逐渐淡忘或模糊的记忆重新凸显出来，使人们通过感官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象征提供区别于外部他者的标识
民族认同或者说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追问“我们是谁”的问题，认清自我需要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和建构基础之上，即在他者的镜像中才能清晰地界定自我的身份。自我认同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才能构建起来，他者是必要的参照物。正如费孝通所说：“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自在到自觉的过程。”[19]当一个共同体缺乏外部压力时，共同体成员难以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身份；当外部他者施加强大的压力时，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得到增强，与外部他者的边界愈发清晰，因而内部的共同体意识也就愈发强烈。同样的道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是在他者的镜像中形成的，对此梁启超早有断言：“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20]。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居住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21]在这片大陆不同空间区域的各个民族在王朝国家时期就已经产生不同程度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一定的共同体意识，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竞争甚至激烈的政治冲突也不鲜见，因而这种共同体意识很弱。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被迫卷入陌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面对共同的外部他者，各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快了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在共同抵抗侵略者的行动中形成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球化的场域中，民族之间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增加了区分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的难度。区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固然可以通过观察二者在文化、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来实现，但不如象征直观。民族之间的象征往往不具有通约性，“所有的政治象征表现形式，如被象征化的人、象征物、仪式、语言及意义解释方式等等，都是可以成为在复杂的社会与关系结构中识别与区分敌友的基本方法。”[22]象征为区分“我群”与“他群”提供了标识和边界，提醒“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比如，高卢雄鸡是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白鹰是波兰的象征，山姆大叔是美利坚民族的象征之一，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象征。各民族的象征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表达同一意义各民族用不同的象征物或者同一象征物表达不同的意义，民族之间的象征冲突和相互排斥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区分象征差异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自我所属民族群体的认同和归属。独具特色的象征将中华民族不同于外部他者的独特之处表征出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进行身份确认提供了直观的参照物。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国歌，其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象征着中华民族在外部他者施加亡国灭种危机中的团结一致，为战胜共同的“敌人”，“中华民族”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总之，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将他者区别开来，并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华民族成员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民族共同体，形塑人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象征形塑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同一性
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不可能铁板一块，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民族共同体之间难免产生矛盾和利益冲突。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合法有效的政治制度创设是化解这种冲突的必要形式，但还需借助道德、情感和传统的力量，尤其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定仪式释放人们心理上积压的冲突感和紧张感，同时表达出共同体成员的一致感。象征是发展群体情感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携带大量象征符号的政治仪式中，共同体成员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一种抽象的共同身份，在共同体内部营造出团结一致的氛围。在政治仪式中借助特定的象征符号营造出一种集体意识， 而集体意识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通过集体意识将分散的个体连接起来，整合为具有亲密团结感的共同体。集体情感被固定在具有可见性的物体上，通过周期性的仪式唤起群体间的共同感情，凭借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将群体意识持续地保持下去，集体意识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因此，象征成为连接个体和共同体的纽带，“通过庆典、习俗和符号的形式，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加入了整个共同体的生命、情感和美德之中；通过这些形式，每个成员都再次将他（或她）自己献给了共同体的命运”[23]。
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24]中华民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多个少数民族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等过程而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共同体。如何将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直观地展现出来，象征是一个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比喻成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5]。这样的比喻实际上就是通过“拟制血亲”机制形塑亲密的共同体身份， 强化成员间利益一致的共同情感。不可否认，中华民 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难免 会有一定的利益冲突，但根本上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拟制血亲”的话语叙事将中 华民族与各个民族的关系直观地表达出来，大家庭就 是一个具有亲密团结感的共同体，增加了中华民族的 “原生性”色彩。总之，象征为内部具有一定差异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团结的纽带，激发出强烈的集 体意识，进而整合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的再生产
如前所述，象征不仅承载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为区别于外部他者提供泾渭分明的文化标识，同时还可以催生集体意识，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群体整合为富有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产生了一批具有特定功能的象征符号，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迁，中华民族的部分属性缺乏与之相应的象征符号，现有的一些象征符号已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需要根据新的时代条件沿袭、移植、改造和加工中华民族原有的象征素材，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更全面的意义，也就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的再生产就是对象征意义的重建，在原有象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赋予象征物新的意义或者丰富原有象征的意义，建构和完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体的象征体系。象征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本文根据媒介物的存在样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分为物质形态的象征（如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纪念碑、雕塑等）和非物质形态的象征物（纪念日、仪式等）。
（一）物质形态象征的再生产
物质形态的象征是通过人的视觉和触觉等感官系统，即可看见或者触摸的物体，借此联想到象征本体。空间是人们进行象征生产和再生产可资利用的元素，因为空间并非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物理容器，而且还是一个社会性的空间，深受社会活动的影响，人们往往赋予空间特定的意义。赋予一个普通的空间具有特定含义的名称和意义，并在这个空间中陈列某些物品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空间符号。比如修建一座民族博物馆，并在博物馆中陈列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物品，人们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能够直观地感知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无疑会增强人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一座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对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成后的中国民族博物馆，将是国家的和民族文明的标志，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浓缩记载我国 56 个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一部活的教科书。”[26]欣喜的是，国家已于 1995 年建立了名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专业性博物馆，通过系统收藏和展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的文物，塑造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一项非常具有前瞻性也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不过，笔者建议将其名称“中国民族博物馆”更名为“中华民族博物馆”，虽然“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相近的词汇，但并不能准确体现“中华民族”的内涵和意义。名称的更改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对于传播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为了塑造人们的中华民族意识，当时的政府、政党、爱国人士和实业家等在命名特定对象时冠以“中华”或“中华民族”一词，如“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这些名称的普及和传播对于唤醒和塑造人们的中华民族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纪念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符号，通过缅怀先辈和追溯过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勾连起来， 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座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大型专题纪念馆，纪念馆正前方的和平广场上矗立着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卢沟醒狮”。通过历史文物、景观、雕塑、幻影成像和短片等现实与虚拟的多种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中华民族英勇抵抗外部他者入侵的历史，展示了各个民族勇敢、团结、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
除此之外，雕塑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重要媒介物。在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雕塑，以雕塑的形式来纪念特定的人与事，比如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新加坡的鱼尾狮雕像、罗马的德塞巴鲁斯雕像和中国的中华华表，等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石榴及其石榴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象征物，能够高度形象地将中华民族的内涵和特征展现出来。所以，可以制作石榴雕塑将其放置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场所（生活广场、交通要道旁等），并附上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
（二）非物质形态象征的再生产
非物质形态的象征主要指的是以纪念日、仪式等媒介构建起来的符号体系。时间是人们进行政治叙事和社会建构的重要维度，“时间表是最重要的现代组织手段之一，它要求并刺激着以数量化的时间来调节社会生活，这种方式是以前的社会所没有的。”[27]在现在政治生活中时间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记录手段，时间还是重要的政治工具。人们将抽象的时间与特定的事件结合起来就形成具有特殊意涵的时间符号，使时间变得具体化和神圣化，并通过周期性的反复展演强化时间的某种象征意义。“民族国家形成后，政府对时间的控制和介入，使时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日趋凸现。”[28]时间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手段，国庆日、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日、民族英雄纪念日等都在塑造着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民族认同也需要借助特定的时间符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符号，这些时间符号一般产生于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行程中，凝结着该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该民族认同的主要标识之一”[29]。中华民族也有自身独特的时间符号，凝结着中华民成员特定的历史记忆，对塑造人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的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间符号既可以选取集体受难的“伤痛记忆”，因为“集体受难经验常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仪式化的定期纪念此经验，得以强化及维持族群边界”[30]；也可以选取民族辉煌的“集体欢腾记忆”，辉煌的历史记忆对于塑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不可或缺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复兴”一词暗含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具有辉煌的时刻，通过特定的象征符号展现和阐述过去的“兴”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非常必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时间符号的再生产既包括“兴”的历史记忆，也包括“衰”的伤痛记忆。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付出沉痛民族代价的伤痛记忆，中华民族的伤痛记忆再次复现，对于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笔者建议将“九一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重庆大轰炸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周年纪念日”等制度化，形成完备的中华民族纪念日体系，并建立相应的法律进行保护。除了纪念日，特定的仪式也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仪式中包含着诸多象征符号。通过仪式向参与者和观看者展示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能够强化人们的历史连续感，想象共同的美好蓝图。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历史记忆的延续和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特定的仪式是传播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仪式现场可容纳的人数有限，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自媒体等多种方式“同步性”观看仪式，跨越了空间的限制，将不同空间单位民族成员连接起来，实现不同空间的同时共享。比如，每年的国庆仪式中“，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叙事主体，国庆仪式成为连接各民族群体情感的重要纽带，使人们对共同的身份产生共鸣，将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象征实现具象化和人格化，有利于内在观念与外部现实的转化，把个人情绪与社会环境勾连起来。通过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纪念碑、雕塑等物质形态象征，以及纪念日、政治仪式等非物质形态象征的再生产，使人们能够直观地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通过象征展现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身份标识，调动人们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情感，从而形塑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过，象征的作用与功能是有限度的，它不是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因素。如果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不能有效满足人们正当的需求，那么无论用什么样的象征资源都难以塑造共同体意识，已经形成的共同体意识也可能失去。因此，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需要充分运用象征资源催生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唤醒共同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增加、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和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的坚实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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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紫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