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已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研究，缺乏对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之前情况的关注。原因主要在于：沿袭学术界传统，忽视针对教劳结合的研究；对教劳结合概念的理解存在偏误；受研究者立场影响，忽视了部分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形式和途径。后续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挖掘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历史资料，直面原始文本的具体表述，探究其与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实践的关系；重新审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同时注意研究其他身份者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贡献；分析各种早期教劳结合运动和实践模式，甄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成分。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简称“教劳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方针中始终不变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简称“教劳结合思想”）是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总结实施教劳结合百年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新时代正确理解教育方针和科学实施教劳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近现代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教育方针、中国教劳结合等研究领域，有多部论著曾涉及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的历史；近期，围绕实施新时代劳动教育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又有众多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百年”“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百年”等为主题的论文发表。通过文献查阅发现，既有相关研究存在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一方面，强调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包含教劳结合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在具体阐述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时，却又撇开前面三十余年的历史，径直从1934年毛泽东提“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开始。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拟在呈现已有相关研究对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忽视的基础上，分析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并提出加强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研究的初步思考。
一、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缺失
《共产党宣言》将“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列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的“十项纲领”之一。[1]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1]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出版的论著看，强调教劳结合是他们始终未变的思想。不言而喻，这样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传播，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然而，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教科书和论著中，没有关于教劳结合思想的论述，甚至在专门研究中国教劳结合的专著中，对其也鲜有论及。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学科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甚至形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但其关注重点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更不可能论及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中，没有任何章节涉及教劳结合思想。部分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的专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教劳结合，并且将其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但它是一个教育问题，是教育学领域应该关注的；如果将教劳结合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应该放在课程体系的哪一部分，是需斟酌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教科书或著作中，都会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章节。一般的说法是：19世纪末，少量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20世纪初，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物质文明的同时，进一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陆续在国内外中文刊物上对其零星译介或译述；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阐述对诸多重要教育理论问题的看法，形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在具体论及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等人的教育思想时，主要阐述了他们关于教育的本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农工教育、儿童或青年教育、教育教学方法、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等方面的思想主张，却没有提教劳结合思想。[2]
王焕勋主编《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在“马克思教育思想在中国”一节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革命教育创建的过程中，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毋宁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教育上的运用。”[3]这种说法，强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教育上的运用，符合中国革命教育创建的历史实际，却淡化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传播，忽视了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考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作者依照中国革命的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传播划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前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在对第一个阶段的阐述中，介绍了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传播、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教育情况，没有提到教劳结合思想。在对第二个阶段的阐述中，讲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具体方针政策的五方面内容：使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贯彻群众路线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其中提到教劳结合，是从1934年毛泽东在“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中提“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开始的。[3]
王铁著《中国教育方针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历史的重要代表作，也是众多关于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和教劳结合实践研究的主要参考书。在其第一章“中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互关系的学说”，列为教育方针的第一位理论基础，并且提到，教劳结合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传播和实践。但是，在具体论及教劳结合问题时，却还是从1934年毛泽东在“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所提“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开始的。[4]
杨天平著《中国教育方针论稿》提到，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先进分子，对旧教育的批判、对新教育的鼓呼及其所阐发的工读结合、教育与劳动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的制高点上，绘就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教育、干部教育、军事教育和革命教育的发展蓝图，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随后列举的重要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针思想”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教育纲领”中，虽然零星提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也提到毛泽东个人早期的教劳结合思想，但并未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没有从教劳结合思想传播和实践的角度去研究。也是到了阐释1934年毛泽东“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内容时，才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联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5]
刘世峰主编《中国教劳结合研究》，是对中国教劳结合作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在其第四章“中国实施教劳结合的历史回顾”中，讲到我国实施教劳结合的历史时，也以“五四”时期为开端。该书认为，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总体上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是相分离的，但是，也不乏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的主张和做法；尤其在清末民初，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提出了兴办“实业学堂”、开设“实业学科”等主张，形成了一股实业教育潮流，这些做法虽然并非有意识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却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教劳结合之效；然而，这些与教劳结合思想不能相提并论，“作为反映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并被人们有意识地付诸实施的教劳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形成，是从马克思主义（包括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始的。”[6]接下来，概述了从五四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实践的情况。与其他相关论著不同，该论著认识到了教劳结合思想的多方面含义，有意识地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劳结合思想与其他思想主张区分开来，并列举了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之前的一些教劳结合实践模式，诸如“平民教育活动”“赴法勤工俭学”“创办工人学校”“试办职业教育”“开展全民识字运动”等，[6]这对研究教劳结合思想的早期传播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该论著仍然存在着对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研究的缺失状况：一是未提五四运动之前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二是对五四运动之后的相关阐述过于简略，难以看出传播的具体情况；三是未能体现出教劳结合思想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实践之间的关系。
新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又涌现出一批“劳动教育百年”“教育方针百年”“基础教育百年”“教育学百年”等论文。其中不少是在生拉硬扯成“百年”，说法也都大同小异，基本沿袭了上述一些材料，甚至引文出处也多有雷同。总的看，“伴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脉络不清，或者“教育理论与实践百年”不完整，更缺乏针对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专门探讨。
二、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缺失的主要原因
导致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说，20世纪初，虽然教劳结合思想伴随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介译述传入中国，但毕竟是零碎片段的。并且，从当时进步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选择来看，教劳结合思想也处于边缘状态；即使思想家们对其有所选择并运用，经常也不以直接陈述的方式体现。这是导致研究缺失不可否认的一方面原因。从研究者方面看，导致研究缺失的原因有三：一是研究工作未能深入到教劳结合思想传播层面；二是对教劳结合的概念理解不够全面；三是研究主体立场的影响。具体分述于下。
第一，沿袭学术界传统，笼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情况，忽视其中的教劳结合思想。由于忽视对近世和现世历史资料的保存，加之时间的荒隔和长期战乱，使有限的历史资料散失，导致了对20世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际情况的模糊。新中国成立后，反过头来回顾那段历史时，又加上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大多沿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说法：“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1983年以前，只有零星几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传播情况作了独立但粗略的描述。
1953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杨献珍在全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第一次简要阐述了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8]1958年，《历史研究》第12期刊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可查到的最早的比较详细阐述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期刊论文。该文未提十月革命前的情况，而是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在十月革命后被介绍到中国，如何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并论证了五四运动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9]1963年，《历史教学》第7期刊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介绍了十月革命前梁启超、朱执信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译述，以及《新民丛报》《民报》《天义报》《新世界》等报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并对一些早期译文做了较详细的评述。[10]此后，类似主题的研究论著，基本沿袭以上文章的表述方式和内容层次。
198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该书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是由中央编译局专家胡永钦等撰写的长篇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发行情况。该报告比前述论文提供了更多、更详细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尤其对《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译介译述，提供了更多的史料。[11]由于该论著具有权威性，并且发行数量近2万册，影响颇大，被后续相关研究广泛引用。一些1983年后出版的、常被学界参考引用的权威教育思想史和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类教材和论著，诸如孙培青等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王焕勋主编的《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等，也多以该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加以引用。
上述所有论著，对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介绍，大都停留在介绍什么时间、哪些人、译介了哪些著作片段、发表在哪个报刊等层面，未能探讨这些早期译介译述的具体内容。至于其中有哪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更鲜有陈述。后续的中国革命史、中国教育史、教育方针史、教劳结合实践史等研究论著，也就沿袭前人，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转述。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关注尚少，更不可能专论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进入21世纪，当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获得丰硕成果的时候，教育学界的相应研究却仍然停滞不前。这是导致对1934年之前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缺乏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概念的理解存在偏误。研究一个事物的历史，首先需要对这个事物的实质和表现形式有全面整体的认识，否则就会导致延长或者缩短这个事物的“历史”。长期以来，学界将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概念理解为“教育教学+生产劳动”或“劳动教育”。持着这样狭隘的理解，去探讨教劳结合思想传播史，必然导致简单化。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劳结合的10处直接论述看，他们既根据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基于唯物史观，预示了“未来社会”实施教劳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立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而倡导实施教劳结合。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其基本含义大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其一，由于现代生产技术基础的提高，所有参加大工业生产的劳动者都必须受教育，学校的受教育者也应当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其二，按年龄和能力的不同参加适度的体力劳动，能增进身体健康，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这在当时既可抵制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又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其三，通过教育提高劳动群众的觉悟，有利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其四，实施综合技术教育，使受教育者提高基本生产技术修养，陶冶精神情操，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其五，在未来社会，使整个教育事业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如此才能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社会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必要的社会条件。全面分析这五方面含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教劳结合的实质，是指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建立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体现这种实质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从教育与生产劳动双向结合的意义上看，可以分为三类：教育教学+生产劳动；适应生产劳动状况的各种教育形式；与教育教学结合的生产劳动部门的改革。
如果说既有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忽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那么，对建党后十余年教劳结合思想研究的缺失，则与没能全面把握教劳结合的概念直接相关。这一点，在对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思想的介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已有论著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的阐述，基本围绕“对旧教育的批判”“论教育的本质”“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论教育改革”“争取劳工受教育权”“注重青年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等几个方面，而不提他们的教劳结合主张。给人感觉，好像教劳结合思想那时候没有传播，即使有，也没有影响到这些人。实际上，陈独秀的很多主张，就体现了教劳结合思想。如他关于教育应该适应社会需要的论述：“无论设立农工何种学校以及农工何种项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12]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工业家不但需要学术精巧的技师，并且需手艺熟练的工人，资本阶级为发财计不得不发展教育，家庭农业、家庭手工业社会自不需此，所以，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提倡教育，这是痴人说梦。”[12]这些观点，从教劳结合的实质和教劳结合的三大功能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改造现代社会”和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提高现代生产”“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来看，都是符合教劳结合思想的，并且从其措辞上看，也体现出了教劳结合思想的影响。再如，李大钊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劳工教育以及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争取劳工受教育权等思想主张，也都体现了教劳结合思想。如他在《青年与农村》中说：“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了进步，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工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13]并且认为青年参与劳动不但能够改造社会，而且可以发展身心。为争取劳工受教育权，他在连续撰写的两篇题为《工读》的文章中，提倡工读结合，主张工人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现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都主张缩小（短）工作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越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14]这种关于工读结合的主张，是建立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与流行的工读主义思潮所提倡的“工读结合”具有不同的性质，属于教劳结合思想的体现。
陆有铨著《躁动的百年》，在具体论及多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时，也未提其教劳结合思想。唯独在阐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时，却把“教劳结合”单独作为一部分进行了阐述，并列举了毛泽东倡导教劳结合的论述和做法。从1919年在《学生之工作》中提倡工读主义，到1921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中提倡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再到在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倡知识分子或者受教育者参加劳动。尤其还将“教劳结合”这一部分，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着重为工农服务”“坚持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等部分并列。[15]由此可见，其将“教劳结合”只是理解成了“教育教学+生产劳动”这一种形式。用对教劳结合概念的狭义理解，去梳理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当然也就看不到他们的教劳结合思想。综观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历史研究的论著，之所以将1934年之前实际存在的教劳结合实践，不当作教劳结合实践，更不当作教劳结合思想传播去研究，其原因也大都在于这一点。
第三，由于研究者主体立场的影响，导致对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淡化或者忽略。受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研究者需要考虑为谁研究、研究谁、研究什么等立场问题，这就难免影响到对研究内容的选择、分析和评价的倾向。例如，刘世峰主编《中国教劳结合研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教劳结合”分成两部分写作。在第一部分，将“平民教育活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办工人夜校”“试办职业教育”“开展全民识字运动”等，作为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实践形式。在第二部分，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高阳等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实践中蕴含的教劳结合主张做了总结，探讨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宗旨”“乡村教育运动的形式”“乡村教育的内容”“乡村教育运动的成效与不足”。[6]其中，既未说乡村教育运动中的教劳结合主张是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也没有提乡村教育运动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些搞乡村教育运动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中国共产党人，就认为他们没有经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这种过于注重主体研究立场的意识倾向，会忽视对具体教劳结合主张或实践形式做分析甄别，弱化对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客观研究。
近来有学者基于探讨20世纪初的两场社会主义论争，指出了以往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一个事实：“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以往学界也往往从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但实际上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传播的‘史前史’阶段，而且这种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外来思想的纯粹接受史，而是近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意识的主动运用。……虽然这些尝试最后失败了，但它除了给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铺垫了思想基础之外，也为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16]这种情况，在关于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研究中也是存在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种思想借助于译介或译述导致的客观传播，与译介或译述者的立场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译介或译述者持着批评甚至否定这种思想的态度，其传播仍然会客观生成。
三、加强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着重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克服了“左”的思想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学科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加上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和采集印制技术的广泛运用，研究资料的可及性明显提高。进入21世纪，高水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在教育学领域却没有体现出这种趋势，反倒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教劳结合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呈现出低迷状态。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成立于1979年5月的“中国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曾经凝聚了一批教育学界的著名专家，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从1993年在大连召开了学术年会后，就再也没有组织学术活动。出现这种状况，既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家逐渐退离有关，也与9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滥觞有关。对老一辈来说，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背景与研究资料可及性低两方面的局限，其研究不得不沿袭马克思主义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领域的有限材料，对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难免粗略。新时代，在思想解放和研究资料丰富的条件下，理应使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入，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新需要。根据既有研究的状况，后续研究应该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挖掘早期传播的历史资料，直面译介译述的文本的具体表述，探究其对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以前，只是根据有限信息资料，笼统宏观地说教劳结合思想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开始在中国传播。具体哪些马克思主义论著被译介译述，节译的段落里有没有教劳结合思想，译介译述时作者又是怎么理解的？没有对原始文本的具体分析，这些问题都无法弄清楚。近年来，部分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出版部门，甚至部分古旧书店，收集、再版、影印了大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杂志，近乎应有尽有。从中可以看出，1934年之前出版的含有教劳结合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先后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等。这些论著先后又有不同的翻译版本，涉及教劳结合思想时，其理解和译文差别较大。通过对文本内容的直接分析，不但可以弄清译介译述者的理解和译文表述的确切性，而且有助于弄清其与当时教劳结合实践的关系。在此，通过对《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第十条的翻译和理解情况，可以略窥一斑。
在陈望道全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十项纲领”已经有多个节译版本问世。最早出现的是1905年朱执信（署名“蛰伸”）节译的“十项纲领”，其中第十条被译成：“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禁青年之执役于工场。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即使为生产者必受相当教育之意。）”[17]括号内是译者对“教劳结合”的解释。1912年，朱执信在另一文章中再次译述“十项纲领”时，对其中的“教劳结合”做了进一步解释：“使生产者，必受相当之教育，所谓教育平等是也。青年工作不但绝彼教育之生涯，即于体育亦大有妨碍，必禁之。而使入无学费之公立小学校，受相当之教育，乃为平等。”[18]《共产党宣言》中现今译法是：“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1]对比可见，原著讲教育与物质生产结合，本来是基于唯物史观，将物质生产看作整个社会的基础，由此强调教劳结合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组织的一般意义。朱执信的理解显然与原著不符。但是，这种理解，也包含了教劳结合思想的成分，即“使劳动者有文化”，为劳动群众争取受教育权。1906年，叶夏声（署名“梦蝶生”）也自译了“十项纲领”，其中第十条的译法与朱执信相同。[19]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更多的相关译介，代表性的有，1919谭明谦将“十项纲领”第十条译为：“注重儿童之公共教育”。[20]这种翻译极不完整，尤其是舍弃了对教劳结合的翻译；同年，成舍我（署名“舍”）将此条译为：“采用自由教育制度。设立公共学校，俾一切儿童入校就学，当就学时代不得入工厂工作。教育方针须与各种工艺相联合。”[21]可以推断，这个译文应该是根据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这句话的英文是：“Free education for all children in public schools.Abolition of children’s factory labor in it’s present form.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industrial production，and so forth.”这段话引自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由赛·穆尔翻译、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其中的“industrial production”，在《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中，这个词用的是Materiellen Produktion，应该翻译成“物质生产”；而英译版用industrial production，应该翻译成“工业生产”。按照《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本义，将其理解为“物质生产”更为恰当。译者将“free education”误译成了“自由教育”，把本来是“取消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儿童工厂劳动”，误解成了“当就学时代不得入工厂工作”，明显不符合《共产党宣言》此条的本义。有学者说五四运动前后，具有了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节译文，“置于了唯物史观基础上……对《宣言》纲领的理解接近科学社会主义了”。[22]单从成舍我对“十项纲领”第十条的翻译和理解看，实际还不如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更为确切。1920年，陈望道将这一条译为：“设立公立学校，对于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教育。废止现行儿童的工场劳动。连络教育和产业的生产等等。”[23]这种译法，基本上与当下的翻译相同了，但是，仍然有受英文和日文版本影响导致的不确切之处，如将“工厂”译为“工场”，将“物质生产”译为“产业的生产”等。
做这番考证，至少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有利于正确认识不同途径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作用。从中看到，不能简单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说，应该是十月革命让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中还可以看到，一种思想的成熟，并不是随着时间直线前进的。其二，它提示我们思考，从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到1928年中共六大的“政纲”，其中之所以没有强调教劳结合，是否与这个时期流行的对《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第十条的译法有关：既然把“物质生产”译成了“工艺”或“产业”，就会被认为与当时的国情不符。关于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究。
第二，重新审视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贡献，同时加强对其他身份人物对传播作用的研究。在对教劳结合百年历史的研究中，存在的弊病之一，就是用革命史、阶级斗争史来裁决教劳结合思想史。由此导致，片面地突出部分政治领袖的思想主张，极力挖掘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忽视了系统严谨的专门研究，失却了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真实反映。今后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一方面，以正确把握教劳结合概念为前提，以教劳结合思想为主题，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代表的教育思想重新梳理，以便弄清他们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和实践的真实情况，并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另一方面，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地位一般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甚至包括后来改变了信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几类人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作用，也要进行客观分析研究，给出中肯评价。
可能有人会质疑：那时直接论及教劳结合的著作译介进来数量有限，这些人物虽读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却不一定能接触到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即使接触到教劳结合的论述，也不一定引起重视并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这就需要做三点说明。其一，经典作家并没有论述教劳结合的专著，教劳结合思想不只是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局部理论，而是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把实施教劳结合提高到无产阶级组织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高度，并写进《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之中，即是明证。其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接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只限于中译本，还有大量流入国内的外文著作。据资料记载，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大量扩充了图书馆中的有关民族解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著”。[11]据侯外庐回忆，1926年在哈尔滨街头的书摊上，发现有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出卖[11]。其三，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人物的思想主张和教育活动，客观考查其是否传播了教劳结合思想。
有些思想家，虽然没有“言必称马列”，没有直接论述教劳结合思想，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却实质性地体现着教劳结合思想。例如，李大钊曾经著文、办报办刊、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极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就充分认识到，以教育唤醒民众、为劳动群众争取受教育权对根本改造社会的伟大作用。从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看出，他广泛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文中引用并评述的就有《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在这些著作中，既有关于教劳结合的直接论述，也有关于教劳结合思想的间接表达。再如，陈独秀曾经阅读了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审校过载有马恩关于教劳结合直接论述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所以他能有意识地运用教劳结合思想，发表了大量体现教劳结合思想的言论。恽代英曾翻译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和考斯基的《阶级斗争》，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于教育实践。这些翻译和研究工作，使他能够基于唯物史观理解教劳结合的真正含义。毛泽东从信奉工读主义，转向创造性地实践教劳结合思想，以至于1934年将教劳结合写入“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更是众所周知。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对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给后续研究留下了巨大空间。
关于党外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作用和贡献，尚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如前所述，在刘世峰主编的《中国教劳结合研究》中，对其中一部分人的教劳结合主张和实践做了探讨，但却是放入“另册”的。实际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历史观、社会建设目标和途径的主张上属于非马克思主义，但是其中部分人还是宣传、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的虽然质疑过唯物史观，反对社会革命，但就教劳结合问题来说，他们的一些主张和做法与教劳结合思想有一致之处，并体现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在19世纪末旅欧期间，就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还与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有接触，这都影响了其三民主义理论的创立。[24]由他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所办的会刊《民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中，有丰富的基于唯物史观的教劳结合主张。例如，1919年10月，他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中认为，教育、实业、地方自治等，固然是改造中国之要件，但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25]1912年，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他主张：“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2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的影响。再如晏阳初，虽未曾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但早年长期在美国留学，研究政治经济，是否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尚需研究。1920年回国后，他一直坚持搞平民教育工作，组织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运动。1922年3月，他在湖南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实验全国平民识字运动。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由此看来，在研究毛泽东教劳结合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教劳结合实践时，是不能绕开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的。
另外，既往研究大都注重处于革命核心区域的人物，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今后也应该加强对一些地方性人物，以及革命运动的“边缘”人物的研究，以便客观地反映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全貌。
第三，深入分析革命早期的教劳结合运动和实践模式，甄别是否属于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体现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介出版，也不仅体现于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张，还体现于一些运动和实践模式中。甚至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质都是带有实践的性质。在研究教劳结合的历史时，经常提到很多运动和实践模式，诸如“工读运动”“旅法勤工俭学”“劳动补习学校”“工农教育运动”“农民夜校”“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劳动学院”“全国识字运动”等。这些运动和实践模式，有的明显是教劳结合思想的实践形式，有的是中国传统耕读思想的延用，有的是基于当时革命需要的独特创造。更多的是成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其与教劳结合思想的关系。对这一方面的后续研究，重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概念的本义，对被已有研究列为教劳结合思想体现的几种主要运动和实践模式，重新进行分析、甄别，弄清其构成。通常将“平民教育活动”“赴法勤工俭学”“创办工人学校”“试办职业教育”“开展全民识字运动”列为教劳结合思想的实践形式。实际上，这几种实践形式成分都是很复杂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为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而开展的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腐败落后是由教育的落后导致，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改良和革新教育。这种以“教育救国论”为基本观点的运动，虽然不排除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总体上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赴法勤工俭学”，最早是清末民初工读主义思潮的一种体现形式，经历了“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阶段，到了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才有了基于教劳结合思想的“赴法勤工俭学”。即使此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也有一个从工读主义转向教劳结合思想的过程。“创办工人学校”，主要包括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以及上海和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工人学校”。它确实是受十月革命影响，基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为了提高工人觉悟而开展的活动。但是，它与教劳结合思想的实质性联系，也尚需深入探讨。将“试办职业教育”列为教劳结合思想的体现形式，其主要理由：一是1915年陈独秀提出的新教育方针之一是“职业主义”；二是1917年黄炎培联合国内各界知名人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三是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积极从事职业教育试验。[6]众所周知，1915年陈独秀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他几个人物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说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具体到将“试办职业教育”列为教劳结合思想的实践形式，是十分值得商榷的。“全民识字运动”，前已述及，它与教劳结合思想的关系更为复杂，也需要尊重历史过程，加以具体分析。
其二，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期间的教育纲领与教劳结合思想的关系，应做深入考察。弄清哪些是教劳结合思想的直接体现，哪些是教条主义的产物，哪些是教劳结合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典范。尤其对这个时期的一些思想上的争论，既往研究缺少探讨，留下了很多困惑。例如，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在“奋斗的目标”的第七条“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之下的E、F两项，原文是：“E.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F.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27]从该“宣言”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清楚，中国是“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因此，在奋斗目标中，只提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没有提基于大机器生产意义上的“教劳结合”。这并不等于就不实施“教劳结合”。实际上，提“普及教育”，让劳动群众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这也属经典作家“教劳结合”概念的范围。总之，从中共二大“宣言”有关教育的表述中，明显可以看到直接运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思想。然而，1928年中共六大模仿《共产党宣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却没有了教育的条款。[28]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体现在党纲中的这种变化，原因何在？资料显示，至少到1935年，这个“十大政纲”一直在实施。与此同时，自1927年冬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在苏区各地，都在强调“教育要与劳动结合起来”。如1930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提出的“目前教育方针”中规定：“采取强迫的教育，凡6岁至11岁的儿童有必须受小学教育（小学的学制，采取三三制的修业年限）的权利和义务；施教方针，以养成智力和劳力作均衡之发展的原则，并与劳动统一的教育之前途。”[29]这个表述方式，显示出了《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第十条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在1934年所提“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是苏区各地教育方针的一个总结。显然，在这期间的教劳结合实践，是与教劳结合思想一致的。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十大政纲”与苏区教育方针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对教劳结合思想的理解上，二者是否存在矛盾？
其三，加强对列宁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弄清其在革命早期的实践模式。列宁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教劳结合思想，1897年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中关于“未来社会”教劳结合的著名论断，是众所周知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诸多著作、讲话和指示中，更有大量关于教劳结合、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通过列宁著作的中文译介和留苏归国人员的宣传，得以在中国早期传播。目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学科领域对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繁多，但是没有关注教育和教劳结合问题。而教育学领域也仅在概述苏联教育史时略有涉及，对列宁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专门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加强列宁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不但有利于弄清从建党到苏区时期的教劳结合实践与教劳结合思想之间的关系，完善中国共产党百年教劳结合史的书写，而且对当下实施教劳结合和劳动教育有重要启发。加强列宁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重点有二：一是深度挖掘列宁著作的早期传播情况，并从中梳理出有关教劳结合的论述，探究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教育方针和教育实践的影响；二是对曾经在苏联学习并回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实践展开研究，分析他们在列宁教劳结合思想传播中的作用和列宁教劳结合思想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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