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重要推力,深化劳动教育研究需要在回眸和反思中前行。为此,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及其分析方法,从核心机构、核心作者、研究热点和主题演进等方面系统勾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图景。研究认为,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劳动教育研究深化的三重路向：一是注重核心力量引领的学术共同体构建；二是在劳动教育体系探究中深化研究内容；三是以实践深化和方法创新回应时代诉求。
关键词：劳动教育；知识图谱；核心主题；演进脉络；深化路向
2020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1]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进一步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中小学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2]由此，劳动教育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受到学界关注。实际上，对劳动教育的研究早已有之，有学者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劳动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3]，也有学者勾勒了近20年劳动教育研究的脉络[4]，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劳动教育研究的图景。然而，如何基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和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发展的时代诉求，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深度勾画劳动教育研究的图像，并据此展开理性反思，这是劳动教育研究何以“再出发”的应有自觉。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样本来源
相较于研究报告和专著书籍等学术成果的呈现形式，期刊文献时效性较强，能较准确地反映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5]。为此，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平台，在主题中输入“劳动教育”，期刊来源类别选择“北大核心”及“CSSCI”进行初次检索，结果显示首篇论文出现于1992年，据此将年限设定为“1992-2020”进行二次检索，得到文献记录966条（检索时间为2021年1月26日）。在此基础上经过人工筛查（剔除简报等无效条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780篇。
（二）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以知识域为对象，呈现发展的进程及其结构关系，兼具“图”和“谱”的双重特征，既可绘制出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能反映出序列化的知识谱系[6]。本研究选择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应用软件（Cite Space5.7.R2）进行研究主题的图像绘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定性分析和学理反思，旨在基于“图谱”解码劳动教育研究的过往历程，反思并探寻劳动教育研究的深化路向。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劳动教育研究概况扫描
文献量的年度变化是某研究主题整体发展态势的重要表征，核心研究机构和作者群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从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核心研究机构和核心作者三个层面对劳动教育研究概况进行扫描，以形成对劳动教育研究的整体认知。
1.文献年度分布
某一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特定时期的研究情况。根据本研究的样本，探究文献的年度变化，可以发现，1992年以来劳动教育的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07年、2014年呈现短暂的低谷状态，2015年开始持续上升，在2018年以来呈现暴发式增长，2019年和2020年的文献量分别达到138篇和299篇，这两年的文献量占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一方面说明劳动教育这一话题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表明劳动教育随着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成为新的热点话题。
2.核心研究机构分布
核心研究机构是某一研究主题发展的重要支撑。从图1（图表省略）可以看出，劳动教育核心研究机构多为师范类高校和高校教育学院（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对劳动教育研究最多的机构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其次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等，这些高校具有强大的劳动教育研究队伍。此外，通过劳动教育研究合作可视图的分析发现，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关联度弱，多为独立研究，少有跨机构合作研究，这说明寻求相关研究机构的有效合作或将成为未来劳动教育研究的动向之一。
3.核心作者分布
核心作者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根据美国科学计量学专家普赖斯（Price）的观点：杰出的科学家中一位最低产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等于最高产科学家所发表的论文数的平方根的0.749倍[7]。据此测算劳动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发现样本文献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表9篇，因此，发文量N≥3的作者为核心作者。使用Cite Space绘制出核心作者图谱并进行数据分析，如图2和表1（图表省略）所示。
由图2（图表省略）可知，劳动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檀传宝、刘向兵、顾建军等学者为中心的学术团体。除此之外，同一单位的檀传宝和胡君进（北京师范大学），刘向兵、李珂和曲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徐海娇、柳海民（东北师范大学）等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这些作者的合作集中在师生或同事间的同学科合作，跨机构及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则不足。
通过对图谱后台数据的分析，整理出表1所示的核心作者发文频次，可以进一步得知，780篇样本文献中共有473位作者，其中檀传宝、顾建军、刘向兵等为代表的17位核心作者发文共计78篇，占发文总数量（780篇）的10%，这些核心作者有力地推动了劳动教育研究的发展。但核心作者多为高校研究人员，在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诉求中，中小学教师如何进行劳动教育研究并基于研究推进劳动教育实践亟待关注。
（二）劳动教育研究热点透视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主题的重要体现及主要内容的精炼表达，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揭示1992年以来劳动教育领域的热点议题与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对780篇期刊论文进行关键词词频共现的分析，形成了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见图3，图表省略）。
由图3（图表省略）可知，新世纪劳动教育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是劳动教育、劳动技术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为了进一步挖掘研究焦点，我们根据文献计量学观点，在整合相近关键词的基础上分析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性（摘选排名前10位），详见表2（图表省略）。
从表2可以看出，劳动教育研究内容丰富且高度聚焦。这些研究既包括劳动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也涉及劳动教育的实践问题，如“劳动技能”等，这说明劳动教育相关研究已围绕理论和实践全面展开。实际上，劳动教育既是立德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落实教育根本任务的重要推力[8]。为此，我们进一步研读相关文献，梳理出了劳动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策指导下的劳动教育研究
这一主题研究包含了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阐释与践行三个方面。在对劳动教育政策发展的研究方面，主要从政策演进、反思等方面展开。比如有研究者在梳理劳动教育政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并探讨改进建议[9]。在劳动教育政策阐释方面，围绕劳动教育政策的内涵诠释、价值阐述等展开。比如有研究者通过考察劳动教育政策规定的价值选择及其变迁以进一步理解新时代劳动教育[10]；也有研究者通过阐述“五育融合”的价值意蕴以试图构建新时代“教育新体系”[11]。在政策践行方面，主要围绕政策的落实与推进等加以研究。比如有研究者探索落实《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实践策略，寻求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12]；也有研究者以新一轮课程改革为背景，考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未来走向[13]。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劳动教育研究的关注点与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自全国教育大会将劳动教育纳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确立“五育并举”的育人新格局后，立德树人、综合实践活动等与劳动教育的关联进一步加强。
2.价值引领下的劳动教育研究
这一主题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历史研究方面，有研究者详细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进行展望[14]；也有研究者从研析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出发，阐释当代劳动教育的价值归宿[15]；还有研究者基于时代及实践的现实要求，反思劳动教育价值问题[16]，寻求适应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出路[17]，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劳动教育[18]。认识劳动教育的内在价值才能更好地指导劳动教育在实践中焕发生机与魅力，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塑造劳动价值观、培养劳动情怀。因此，如何提升劳动教育的价值体认是深化劳动教育实践的前提之思。
3.实践视域下的劳动教育研究
这一主题的研究既有基于宏观视野的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概说，也有基于微观视点的劳动教育实践样例分析。基于宏观视野，主要围绕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与评价机制的探索等展开。比如有研究者着眼于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的设置与评价体系的研究[19]；还有研究者将视点聚焦于教育家，如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等，通过对他们的教育思想的深入解读以系统指导劳动教育实践。基于微观视点，主要围绕劳动教育实践的具体方案及实施现状的调查。比如有研究者扎根学校，探索劳动教育课程链[20]及校本化实施路径[21]；还有研究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探索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框架[22]。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场域中不断涌现的新的实践问题，着眼“实践取向”的劳动教育研究将是一段时期内的研究热点。
（三）劳动教育研究阶段勾画
研究关键词“突变强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某领域研究热点的更迭。我们在合并同类关键词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突变分析（见表3，图表省略），并结合时代、政策背景以及研究发文数量演进情况综合描绘1992-2020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演化路径，将其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9年）。这一阶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技术课”等主题是研究热点。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1995年3月，“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得以重新确认。由此，对“教劳结合”的理解与贯彻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阶段（2000-2006年）。该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为“劳动技术教育”“生产劳动”“素质教育”等，这表明具体的劳动教育类型和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发展是这一阶段聚焦的重点。从宏观政策角度分析，2000年，教育部印发《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将“劳动技术教育”列为高中国家必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一部分。2001年11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延续把劳动与技术教育归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定。这一阶段，劳动教育如何真正进入学校场域并获得明确“身份”成为探究的重点。
第三阶段（2007-2014年）。这一阶段劳动教育研究呈现出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培养对劳动的情感的导向。2007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倡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生产劳动和公益活动，增强学生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的观念”[23]。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强化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及劳动人民的情感[24]。2013年《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提出《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行）》，将“热爱劳动”纳入“品德发展水平”这一评价内容中的“行为习惯”指标考查要点。总之，这一阶段劳动教育研究实际上延续了新课程改革以来的探索，将重心转移到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情感等内在问题的探讨上。
第四阶段（2015-2020年）。这一阶段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立德树人”“劳动精神”等，开始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探讨劳动教育价值所在。从宏观政策方面看，2015年7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充分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25]。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2020年3月发布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1]。在此背景下，劳动教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注重核心力量引领的学术共同体构建
研究力量的多元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研究的深化与成熟。基于上述对研究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图谱分析得知，虽然劳动教育领域的研究力量日益壮大，但仍是以少数核心作者为主体，以几所高等师范院校为核心研究机构，且作者和各机构的合作态势尚不明显，合作多局限于同学科的同事及师生合作，缺乏跨机构、跨学科合作。对于劳动教育这样一个实践性极强的议题，“纸上谈兵”的研究无法实现其长足发展，需要切实加强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教学者的跨界合作。具体来说，一是要注重核心力量领衔。劳动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多为理论研究者，可以通过培育核心研究团队、整合研究队伍、举办相关学术会议和论坛等方式扩大研究团体，加强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教学者的信息共享。此外，充分发挥核心研究机构的影响力，以点带面。比如六所部属师范大学进一步深化劳动教育研究，同时带动其他高校及中小学校，共同推进劳动教育研究的发展。二是要展开跨界对话，加强协同交流，鼓励体制内外的科研力量与教学力量开展劳动教育的科研、教研活动，加强国家间、区域间、机构间的协同合作，促进理论科研成果的实践转化。三是要强化研究主体的学术自觉意识，坚守学术品质，具备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倡导学术争鸣与批判，不断引领学术创新。总之，劳动教育研究应立足实践，注重整合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教学者，形成学术研究共同体，为劳动教育研究持续深化而凝心聚力。
（二）在劳动教育体系探究中深化研究内容
劳动教育虽然有漫长的历史，但并未形成完整的劳动教育体系，依然存在对政策过度依赖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劳动教育体系研究，可从如下方面推进：一是推进课程体系融合化。“科学的劳动教育内容设置有利于学生自身对劳动知识、技能等内容的学习与掌握”[26]，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缺乏课程顶层设计、课程设置不连贯、实施方式不衔接等问题。劳动教育研究应树立大劳动观，实现劳动教育课程的重新整合，形成德、智、体、美、劳深度融合的格局。二是推进制度体系系统化。统观我国劳动教育政策，虽然近几年相关政策不断出台，但政策之间的关联松散。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涵盖纵向各学段、横向各方面的劳动教育政策研究，形成全方位、系统化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十分必要。三是推进理论体系内生化。劳动教育具有较强的外生性特点，其自身发展与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在推动。激活劳动教育理论创生的内在生命力，提升劳动教育理论的理论品性，是未来劳动教育研究深化的重要诉求。
（三）以实践深化和方法创新回应时代诉求
劳动教育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未来的劳动教育研究特别需要将视野转向本土实践，以更生动的实践作为研究的新生长点。为此，可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注重先进经验引领。这里的先进经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借鉴一些先行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与实践案例，如有学者研究日本以学校为场域的课后服务体系，以此探索“五育并举”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本土发展[27]。二是借助本土典型样本，开创劳动教育的地方和校本特色。如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劳动教育课程建设先行省市坚持在必修课中单独设立劳动课，并随时代发展丰富和改进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为学校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典型范例。其二，注重多元研究方法探索。现有的劳动教育研究多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对实践关注不足。因而，未来的研究应注重多元研究方法，实现各类研究方法优势互补。此外，应加强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研究，凸显劳动教育的育人性，关注学生劳动后的反思、对劳动意义的体悟和升华，探索构建以劳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创新为核心价值追求的评价体系。其三，注重与时代相依相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劳动教育也进入了新时代”[28]，新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需要更高立意。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下，“五育并举”教育格局渐趋清晰，我国教育发展朝着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新征程逐步迈进，劳动教育研究突破传统议题、更新研究内容、把握时代脉搏的任务已迫在眉睫。研究者与教育者要把握好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时代蕴涵，特别是面对信息时代人的生存状态与劳动形态的变革，劳动教育研究需要在反思当下和预判未来中不断突破，更好地回应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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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