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强民族教育研究从而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大意义。自20世纪初至今，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经历了强调国家统一和国家稳定、关注民族师资培养和民族语言文字建设、聚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致力于本土化研究的历史演进，整体上呈现出以下特征：在价值立场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范式从理论阐释走向深描解释；研究主题从理论探索转向理论与实践并重，理论上逐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教育研究理论，实践上关注民族教育的现实性问题、时代性问题；研究方法从书斋转向田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成为民族教育研究的标志性方法。总之，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理论性、时代性、实践性、本土化、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今后我国的民族教育研究要增强本土化、体系化意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积极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兼容并蓄，加强跨文化研究和多元文化研究。
关键词：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前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近百年来我国学界对民族教育进行了广泛且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非凡成就。梳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展望未来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中，梳理民族教育的概念及其发展是研究近百年来民族教育历程的前提。
民族教育概念随着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情况而发展变化。20世纪初期，基于民族识别不足的现状和“蒙回藏民族，各有特种语言文字，与内地绝不相通”事实，“蒙藏教育”概念被提出，主要对蒙、藏开展教育，未涵盖其他民族的教育。30年代，边患四起，有学者用“边疆教育”指称少数民族教育[1]，边疆教育主要针对边疆特殊地区开展。1939年，“民族教育”的概念被提了出来，但依然没有脱离“边疆教育”的基本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民族观，认真考察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漫长过程和各民族文化特点，提出“少数民族教育”这一概念。[1]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教育事业遭受挫折，对其概念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教育研究获得较快发展，“民族教育”的概念呈现出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民族教育视为少数民族教育[2]。第二种观点将民族教育界定为民族地区的教育[3]。如，王鉴认为民族教育是民族地区的教育，它是民族传统教育与跨文化教育双向交融的活动[4]。第三种观点从多重角度进行探讨，如，李红杰提出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也指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指的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①2000年以后，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哈经雄、滕星提出民族教育是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的教育活动[5]。回顾民族教育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民族教育的概念随着不同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以及民族教育政策而发生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二、中国民族教育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
近百年来，在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随着新中国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民族教育研究学者的不断探索，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强调国家统一的边疆民族教育研究阶段
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推行《教育部边疆教育报告》和《边疆教育概况》等民族教育政策，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和同化。中央教育部及专家学者展开对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工作，推进了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此阶段研究对象聚焦在蒙回藏和边疆地区的民族，研究重点以探讨边疆民族教育问题为主，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初露头角，但未对每个民族展开研究，也未体现民族教育本质，缺乏科学和成熟的研究方法，整体来看偏向书斋式研究。高凤谦（1912）依据“蒙回藏民族，各有特种语言文字，与内地绝不相通”，提出“以本土语文为主，以内地之语文为辅”的民族教育方针，并建议成立蒙回②藏教育研究会及蒙回藏各种语言传习所，认识到不同民族语言文字对教育的影响。[1]相关成果还有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③和《再从边政谈边教》④，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⑤，郑鹤声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⑥。不可忽视的是，当时民族类院校的成立、民族类杂志的出版、民族教育学术学会的成立为民族教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平台。1937年中共中央成立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1941年成立的延安民族学院，以及1944年延安民族学院与三边师范等四单位合并成三边公学，标志着少数民族的系统教育开始制度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教育的初步研究提供了研究机构。《蒙藏月刊》《中华教育界》《回教青年》和“中国边疆学会”“回族教育促进会”“蒙藏教育研究会”等杂志的创办和学会的建立为民族教育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
（二）维护国家稳定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团结教育研究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团结各民族和稳定国家发展，改善民族地区落后现状，1952—1958年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识别工作，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五套丛书。此阶段民族教育研究范式逐渐呈现实践转向，更加重视经验性质的民族教育研究，其目的是解决民族地区所出现的实际问题。从研究机构和队伍来看，中央政府设立民族教育司，成立7所民族院校⑦，培养科研人才，为民族教育研究的推动奠定基础。研究主题聚焦于民族语文和民族团结教育，双语教育研究也开始萌芽。学者们编译并出版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教材，“民加汉”双语教学模式初露头角，为日后双语教育的实施和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出版一些民族语文教材、读物等[6]。《西南少数民族的文教工作》指出，在各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云南、贵州等地区培养了少数民族师资力量，并准备在成都、贵阳、昆明三市分别成立民族学院。[7]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为了保证国家稳定和各民族和谐生活，学者们主要对毛泽东同志的民族团结思想进行研究，尤其强调汉族要主动和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如方与严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并且逐步化民族隔阂为民族团结，因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面貌。[8]这一时期民族教育研究虽然有初步发展，但从数量上来看，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仍然相对较少。
（三）关注民族师资培养和民族语言文字建设的民族教育研究阶段
1958—1977年属于我国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时期，受到“左倾”错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民族教育研究在艰难中前进。此阶段研究特征，就理论基础而言，主要在马列主义民族观下开展；从研究范式来看，以关注民族教育现状的经验性研究为主；研究主题加强了对民族师资培养、民族语文和文字教材、民族学校开办等方面的研究。
1961年，党和国家批转《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纠正民族教育方面的“左倾”错误，民族教育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研究成果表现在：一是对民族师资培养培训的研究，林砺儒在《新中国民族教育十五年》指出既要培养民族干部，也要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师资[9]。二是对民族语文教育和文字教材的研究，殷德厚的《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和语言的融合》强调民族语文的重要作用及其与语言融合的作用[10]。各民族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在翻译或采用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基础上，自编本民族语言教材和民族学校汉语教材及民族补充教材。三是少数民族学校办学情况的研究也逐渐增多，马守清的《跃进中的兰州回民中学》[11]和泰振武的《谈谈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民族教育》[12]都对民族教育改善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民族教师、学生数量逐步增多改变了民族教育落后的面貌。
1966—1976年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开展，表现为各级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和部门被撤销或合并，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性被忽视，民族教育研究陷入停滞状态。
（四）聚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的民族教育研究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国内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民族教育学者的视野得以拓展，教育人类学和双语教育理论逐渐被引入国内，成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资源。同时，学术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学术团体的不断创办与发展，民族教育学学科初步建立，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研究体系初步形成。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等民族教育实践问题成为热点研究主题。此阶段民族教育研究趋于专业化和实践化，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进一步扩展与深化。
第一，民族教育研究的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和学科体系的创办与发展。民族教育研究得以快速发展，既缘于党和国家重大民族教育政策《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也与我国民族教育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密切相关。1983年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教育研究所，中南民族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也相继成立了民族教育研究所。
1990年，中央和地方的民族教育研究机构均已形成，民族教育学术团队开始专业化。1986年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族教育司主办的《民族教育》（后改名为《中国民族教育》）问世，1989年《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创刊。上述成立的机构、团体和期刊为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扎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叶志贞和崔斌子提出了创建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议。20世纪90年代，孙若穷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1990）中确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任务、特点、范围和方法，对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13]该著作被公认为民族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哈经雄和滕星（1996）进一步阐述了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成，我国民族教育学逐步建立和完善[14]。
第二，国外民族教育理论的引进和理论建构。国外民族教育理论的引进包含三个主题，一是教育人类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1986年，冯增俊发表的《教育人类学刍议》代表着教育人类学概念在我国初露头角。⑧随后，庄孔韶、李复新等人积极翻译和介绍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相关理论与思想，为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15]尤其是庄孔韶的《教育人类学》提出了包括民族志在内的13种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并重点介绍了民族志方法，研究过程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聊天提问”的方式呈现，研究结果通过对资料分析、解读和阐释，以文章和书籍的方式呈现，并运用这些方法对中国教育的现实进行初步探讨。[16]20世纪90年代后，受到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教育人类学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李复新的《西方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透视》（1990）[17]、高宝立的《教育人类学》（1991）[18]、瞿葆奎的《教育人类学：理论与问题》（2003）[19]在对西方教育人类学理论研究进行介绍、比较与评析的基础上，以原理性研究为中心，重视对教育人类学理论的阐释。西方教育人类学思想和方法的引进，引发了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创生。二是多元文化理论的引进。基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国家”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引进以美国华盛顿大学詹姆斯·A.班克斯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理论。王鉴对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发展历程、理论范型和实践模式进行了介绍和研究[20]，构建了“多元文化教育论纲”。
第三，滕星、苏红（1997）在总结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结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强调各个民族相互交流文化，形成多元一体格局。[22]此阶段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以理论介绍和阐释为主。三是国外双语教育理论的引进和本土理论建构。M·F麦凯和M·西格思合著的《双语教育概论》（1989）界定了双语教育的概念，讨论了双语教育所涉及的心理和教育问题，并就双语教育系统的建立和管理提出若干原则和建议[23]，扩大了我国学者研究视野。我国学者也对双语教育的概念、特点和类型开展理论研究，尤其是戴庆厦（1997）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从我国民族类型划分和语言文字基本情况着手，确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双文化、学科综合性、交叉性、民族性、区域性和政策性特点，[24]并且详细介绍、总结和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对双语教育体系、双语教材、师资、双语教育教学法以及实验评介进行分析。
第三，民族教育实践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是爱国主义导向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2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民族团结教育研究逐渐增多。乌尔希叶夫（1995）指出在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大氛围里要形成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社会氛围。[26]党办文（1995）指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要把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维护稳定大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27]二是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问题的研究。1990年国家设立了“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和“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助学金”，旨在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情况和教育情况。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展开对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调查研究。王嘉毅等学者（2001）以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藏乡甘藏沟小学为实验对象，认为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是加快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步伐的有效途径。[28]总的来说，此阶段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研究的主题较为单一，未能深层次地研究和探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
（五）致力于本土化的民族教育研究阶段
20世纪以来，本土化研究成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主流。此阶段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不仅趋于规范化、多元化，而且更加注重本土化，问题意识更加凸显，注重挖掘民族教育的深层源头，转向文化变迁、文化传承的研究。另外，此阶段研究方法发生转变，田野研究和民族志受到学者们青睐。
一是朝向“本土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21世纪以来，滕星教授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2001—2002）丛书第一辑⑨和《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2008—2009）⑩，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冯增俊教授主编的《教育人类学教程》（2005）是我国第一本被教育部列入国家规划的高校教育人类学教材。[29]陈学金的《中国教育人类学简史》（2018）对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且对不同时期教育人类学的发展特点、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30]这些著作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基本形成。此阶段研究特征表现为开创民族教育本土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将田野工作看作人类学的看家本领、学科标志和最有特色的研究方法[31]，教育民族志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巴战龙（2010）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对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社区百年现代性历程中的地方知识和学校教育及其关系进行了探究。[32袁同凯（2004）从宏观民族志角度出发，将学校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分析土瑶儿童学业成就及其原因[33][34]，从地方政治权力、传统习俗等社会文化因素与学校教育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少数民族学生成绩[35][36]。另外，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写了《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⑪，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在我国开始呈现本土化发展趋势。
二是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2008年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民委办公厅印发《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大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成为研究热点。如常永才（2010）认为文化认同的涵化是探讨民族团结教育的一个视角，民族互动与团结主要是基于和谐的涵化。[37]王姗萍、李资源（2012）指出，中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价值。[38]2017年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倡议，标志着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进入新阶段。青觉、吴鹏（201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探讨了中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使命、困境与超越。[39]万明钢（2020）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分析和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路径、加快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意义、面向全体学生的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体系建构等重大问题。[40]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视角从宏观走向中观、微观，针对性和指向性增强，但大部分研究仍以调查研究和事实描述为主，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三是民族文化变迁与优秀文化传承的研究。伴随文化解释之风的兴起，民族文化研究成为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趋势，研究主题包括文化变迁和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方法为田野调查的实践探索模式，理论阐释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文化变迁研究，巴战龙（2010）深入剖析了甘肃明花裕固族社区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2]张霜（2008）对贵州石门坎的宗教办学、苗族的文化适应与教育选择进行考察，描绘出石门坎社区百年苗族教育的发展历程。[41]关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学者们更加关注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路径，如吴晓蓉（2011）的《贵州省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人类学考察》指出应该将学校教育作为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42]孙杰远（2012）认为民族文化传承应该重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43]孙峰等（2020）探讨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系统耦合机制。[44]
四是民族教育重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的研究。第一，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研究。21世纪双语教育研究以维护各民族长远发展为根本目标，此阶段双语教育模式和师资培养研究占比较大。学者们将双语教育模式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种类型，王洪玉认为强势双语教育模式可根据教学及课程设置的不同分为民族语文主导型、汉语主导型、民汉语文兼用型[45]。滕星将弱势双语教育模式按照民、汉两种语言的比重变化分成宝塔式⑫、两段式、三段式⑬三种类型。[46]随着双语教育工作的推进，王鉴（2015）认为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应逐渐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与使用。[47]苏德（2019）系统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机遇、挑战和策略。[48]第二，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的研究。党的十七大明确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问题得到重视。王嘉毅等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主持的“教育公平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49]专栏刊载了《加快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切实促进教育公平》等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第三，内地班办学问题的研究。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为内地班办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⑭，内地班办学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关注内高班学生的文化和学习适应问题。袁同凯（2016）对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指出学生文化适应障碍归因可从族群文化互动不良和就读寄宿高中不适两方面开展，应从学校、自我和政策制定者三个主体层面调整学生文化适应。第四，民族理科教育问题的研究。郑新蓉（2015）从语言—教学模式、课程标准、教师招聘与配置以及与语言和文化适宜的教育资源等方面探讨了民族理科教育的困境，建议开设“语言与文化适宜的教学法”等课程，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教学和语言转化能力，加强基于教育与心理的实证研究与理科教学实践探索，从而提高民族理科教育质量。[51]总的来说，此阶段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研究关注焦点问题，关注现实问题及其解决策略，体现出研究的问题导向和时代价值。
三、近百年中国民族教育研究的特征与前瞻
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主要兴起于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以及对民族教育学理问题的探讨，研究成果丰硕。从纵向发展来看，民族教育研究始终跟随着党和国家政策发展，符合时代需求。从横向互动来看，学者们在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反思能力也逐渐增强，不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快，民族教育研究也出现了新变化，需要对以往研究进行整体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民族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
（一）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特征
随着党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我国民族教育研究逐渐呈现出成熟和完善的趋势。具体来说，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
从价值立场来看，基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准确判断和提出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民族政策和指导方针，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从探讨每个民族教育的现状、问题发展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框架与实践格局下开展研究。
从研究范式上看，从理论阐释走向深描解释，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多元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学者们在学习借鉴国外的民族教育研究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与民族教育实践，构建中国民族教育理论，努力实现民族教育研究的学科化，近年来开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框架下探讨民族教育。
从研究主题来看，呈现出从理论探索转向理论和实践并进的特征。一方面，民族教育研究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教育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研究理论；另一方面，我国学者由最初倾向于民族教育的“问题”和“对策”研究，转向“文化变迁”“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文化性问题研究，双语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是近百年来民族教育研究的三大重点。1978年以来，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主题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越来越关注民族教育的重难点问题，展现出民族教育研究的现实性和时代性。
从研究方法来看，民族教育研究经历了从书斋向田野研究的转变，主要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深入田野，对民族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深描，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已经成为民族教育研究的标志性方法，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跨学科趋势，研究者结合和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二是多元化特点，混合研究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被提出来，民族教育研究开始积极探索多元方法混合应用的新模式。
（二）民族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面向未来，民族教育研究应思考如何更适合中国话语模式。具体来说，在学科建设方面，要凸显本土化、体系化意识，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研究理论体系。在研究主题方面，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学术视野上，要与时代命题紧密相连，深入思考如何使民族教育研究能够适应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1.增强本土化、体系化意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本土化、体系化意识以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体系，成为新时代民族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本研究从基本精神、研究范式和方法等层面尝试讨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策略。第一，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研究必须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国家统一，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原则下构建，逐渐将其贯彻到民族教育研究的各个方面。民族教育研究的理论构建应当反映各民族美美与共、共同创造未来的实践逻辑。第二，针对以往研究成果分散、碎片化的问题，未来应将民族教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专题研究作为研究重点，形成民族教育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性、体系性成果。具体来说，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要高屋建瓴，整体把握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积极运用田野调查、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我国民族教育中出现的现实性、本土性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从而为民族教育研究贡献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中国智慧。
2.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积极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当前，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维护各民族团结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点、难点问题，是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各民族成员参与社会生活是必要的，也是新时代下各民族谋求发展的主要趋势。首先，民族教育研究者应该树立语言文字是国家统一、和谐、发展的文化基础的意识，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应尊重差异、包容并举，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使用，增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认同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认同的有机统一，在政策制定和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在充分保证各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前提下，继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加强语言认同教育[48]。其次，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也是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更与民族团结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研究应该注重展现民族团结意义，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涉及课程、教学、师资、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要积极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课程、教学、师资、环境开展研究，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落到实处，让各民族有置身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感受，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3.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
以往的民族教育研究多以某一民族成员身份为研究对象，相对忽略了每个民族同胞也兼具“中华民族”身份的存在。因此，民族教育研究者理应以每个民族同胞中华民族身份的建构，使得各民族同胞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更好地促进民族教育向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民族地区学生不仅具有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和特征，还具有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文化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是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团结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主旋律，也是近百年来不同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必然会促进民族团结，因此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中理应得到关照。具体到学校，以实现各民族师生之间的互动来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往空间，各民族学校可以在教育层次和办学形式上为各民族师生搭建丰富多样的交流平台，构建多元互动的民族教育场域，为各民族师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设互动空间，在互动中各民族文化得到交流和发展，成为良好民族关系的黏合剂，正是这样的纽带使得各民族同胞得到了情感上的归属。因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共同语言文字、交往空间、主体意识、民族情感等方面出发，开展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
4.兼容并蓄，加强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研究和多元文化研究
面对全球化、社会转型以及人工智能的时代挑战，民族教育研究应保持清醒和理性，在“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中理性展开民族教育研究。只有当不同民族及其文化彼此对应存在、美美与共时，民族教育活动才能得以实质性地开展，使多元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得以落实。跨文化研究是一个通过感知、评价与自己不同文化系统，以达到理解、交流、适应促进本民族发展的过程。基于此，民族教育研究者应该加强民族教育的跨文化研究。首先，民族教育研究者应该理解跨文化研究的理念就是反对文化霸权，倡导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研究过程中，在对本民族文化领域拓展和创新的同时，也要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在扩展本民族文化领域的同时，与所有文化进行平等交流。其次，民族教育作为一个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领域，要求民族教育研究者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全球化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日益扩大，参与不同的民族文化、接受文化多样性成为全球化时代发展的趋势之一。民族教育研究要在理解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积极接受多元的文化样态、了解丰富的文化模式、开阔文化视野、内化迥异的文化精神，旨在新的时代下重新审视民族教育。同时，民族教育研究者对于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应加以重视，在“技术—人—文化—民族—国家”视野中审视民族教育研究。
注释：
①李红杰.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J].北方民族，1992（1）：53-54。
②此处的“回”，一般是指今维吾尔族。《教育杂志》1912年第4卷第5号.引文中所谓“回”族，指今维吾尔族。
③拜少天《从边政谈边教》，见《西北通讯》第8期。
④拜少天《再从边政谈边教》，见《西北通讯》第2卷第3期。
⑤古椹《民族教育的讲授》，见《教育杂志》1940年30卷6号。
⑥郑鹤声《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见《教育杂志》1936年第28第卷5号。
⑦此处7所民族院校分别在北京、兰州、成都、武汉、昆明、贵阳、南宁。
⑧冯增俊.教育人类学刍议[J].当代研究生，1986（2）.转引自吴晓蓉.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0（2）：89-99.
⑨《教育人类学研究》（2001—2002）丛书第一辑：《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年11月版）；《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年1月版）、《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年10月版）；《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年10月版）；《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年10月版）。
⑩《教育人类学研究》（2008-2009）丛书第二辑：《多元文化与现代教育之关系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
⑪《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丛书》：《民族教育学》（王鉴著，2002年出版）；《西北回族幼儿教育研究》（马以念主编，2002年出版）。
⑫《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芦平生、杨兰生编著，2002年出版）；《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万明钢主编，2002年出版）。
⑬此处宝塔式双语教学，一般指学校及班级，一般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民族语文课和汉语会话课，二年级到六年级民族语文课程逐步减少，汉语文课程逐年增加，双语教育贯穿于整个小学阶段。
⑭此处三段式教学模式，一般指小学一、二年级学习民族语，用本民族语讲课，三、四年级学习民汉双语对照课本，用本民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讲授，五至六年级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用汉语授课，民族语文作为一门课继续开设至小学毕业。
⑮补充国家关于开办内地班政策：2002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加强内地西藏班（校）的工作，2000年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0年，教育部制定《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加强内地西藏班（校）和新疆高中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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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Ethnic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Past Century
QI Jin-yu HOU Xin-ru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the research on Ethnic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mphasizing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ethnic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languages,focusing 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and devoting itself to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On the whole,it show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it has always been firm in the CPC’s ethnic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value position;it has always been firm in the CPC’s ethnic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value position;The research paradigm has changed from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o deep description explanation;The theme of the research has shifted fro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In theory,it gradually explores the socialist ethnic education research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in practice,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and the times of ethnic education;The research methods have changed from study to field work,and field work and ethnography have become the symbolic methods of ethnic education research.In short,in the past century,the trend of ethnic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in theory,times,practice,loc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In the future,China’s ethnic education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loc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and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thnic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cus on key and difficult issues,and actively safeguard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exchanges and blending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We should strengthe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multi-cultural research.
Keywords:ethnic education; ethnic pedagogy;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宋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