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2017）的数据对我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选择和支出进行刻画，采用两阶段Hurdle模型和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文化资源与家庭校外培训的选择和支出之间的关系。证实独生子女家庭和双亲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其中独生子女家庭的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校外兴趣班。流动人口对子女课外补习投入要高于本地家庭。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相对于本地家庭和城镇户籍家庭，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家庭都不倾向于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校外兴趣班。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教育程度与是否选择校外培训以及支出水平显著正相关。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随着母亲教育程度提高，家庭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越加重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已经开始将投入的重点从学科类的课外补习转换成了兴趣拓展类的校外培训。
关键词：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家庭结构；两阶段Hurdle模型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收入提高以及义务教育的普及，各收入阶层的家庭已经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的倾向。一方面，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不断增加，教育支出对家庭造成的负担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家庭间收入差距拉大，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在校内和校外获得的教育资源开始分化。随着家庭对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和教育市场的发展，传统视野之外的机构和资源成为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校外培训行业的迅速增长尤其受关注。
根据帕克（Park）等人对2012年参与PISA调查的36个国家(地区)的分析显示，这些国家(地区)15岁学生中参加过商业公司提供的有偿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达到或超过50%（如巴西、希腊、韩国、泰国等），最低在5%～10%左右（如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德国、俄罗斯、西班牙、土耳其、拉脱维亚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也占到30%左右。[1]在许多国家(地区)，课外补习已经发展成市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教育产业。①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国大陆校外培训市场也在飞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对校外培训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由于缺乏具有省级代表性和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大多数研究仅关注部分地区或某个学段的情况②，尚没有研究对不同省份、地区和城乡的情况提供全面的刻画。其次，大部分课外补习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与主流学校课程紧密相关的“影子教育”，而忽视了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再次，目前对校外培训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公平的框架，认为校外培训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对全日制学校的教学秩序造成了冲击。然而很少有研究从家庭消费的角度出发，对家庭子女校外教育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家庭入户调查数据，聚焦于我国中小学阶段家庭校外培训，分析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文化资源与子女校外教育消费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评述
根据已有的研究，家庭对校外培训的选择和投入主要受到四类因素的影响：学生个体、家庭、学校、社会。从宏观的社会环境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阶层流动的固化和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对课外补习需求的增加。Reardon和kornrich等人[11][12]对美国40年的收入不平的观察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结果导致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扩大。[10]除了收入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乡学校能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会影响到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13]
从中观的机构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提出导致家庭对校外培训需求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高利害的考试和低质量的公立学校。一些国别研究支持第一种假设，即如果考试在升学和毕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对课外补习和其他形式的影子教育的需求就会增加。有一些国别研究证实了这个猜想[14]，也有一些国际比较研究并未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7]。第二种假设认为当主流的教育体系，即公立学校的质量较差的时候，家长和学生对课外补习的需求就会增加。[15][16]除了公立学校质量下滑会导致对校外培训需求的增加之外，也有研究认为公立学校标准化会导致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对校外培训需求的增加。因为随着学校的标准化，家长对学校能够提供的教育内容和服务影响就越小，导致一些家庭到校外寻求满足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教育。
家庭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越好、家庭规模越小、家庭位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度和支出水平越高。③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校外教育消费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负担更多额外支出，另一方面研究也表明，这些家庭的父母能够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在子女教育方面花费更多的精力[20]，在家庭投资决策中更加偏向于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21]。因为教育消费除具备一般消费的特征之外，作为实现个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还具有投资的属性。
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主要始于贝克的《家庭论》中关于家庭决策模型的研究。[22]根据Becker的家庭决策模型，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决定取决于受教育所需花费的成本和预期的教育回报。由于教育既是投资也是消费，家庭还需要权衡短期非教育消费和长期教育投入回报之间的关系。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与父母教育程度、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因此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子女教育投入也高度相关。[23]大量研究表明，由于教育支出具有一定的累退性，低收入家庭对教育的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更加敏感。[24][25][26][27]父母所受教育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先天的认知能力相关，从而影响到子女认知能力发展；另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积累相关，从而影响父母对教育的价值判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等。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收入等因素之后，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相应越高。[28]
除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之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教育回报的预期也受到家庭结构，以及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承担工作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三十多年之后，核心家庭在我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我国3人及3人以下家庭户数占比达到70.2%，而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比为64.3%。反映到了家庭的消费选择上，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逐渐形成以儿童为中心的消费模式。作为“唯一的希望”[29]，独生子女不论性别皆成为了家庭的中心，而子女的教育消费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30]这也与贝克的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替代理论相应：当家庭收入增加的时候，父母会更加倾向于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增加孩子的数量。有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介入，更加推高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另一方面，随着义务教育免费的普及和教育市场的发展，教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公立学校，而转向政府和市场化的教育供给主体的双重配置机制。具体来说，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普及，家庭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支出，尤其是公立教育系统内部的支出开始减少并趋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趋同。收入差距越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教育需求的差异就越大。一方面，当公立教育系统的质量无法达到预期的时候，一部分收入较高的家庭会转而到私人教育市场上寻求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当免费政策实施之后，公立学校更加偏向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导致一些家庭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无法在公立教育系统内部得到满足。这一部分家庭可能转而选择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就读，或为子女购买校外培训服务，从而导致不同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获得的市场教育资源的分化。不少实证研究指出，校外培
训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削弱了学校促进公平的效果，证实了“有效地维持不平等”（Effectivemain－tainedlnequalitR）理论不仅在正规学校系统内部的存在，在课外补习市场中也存在这个现象。[31][32][33]上述文献梳理呈现了家庭子女教育选择和消费结构变化的背景和逻辑：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各收入阶层的家庭已经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的倾向。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尤其是中产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差异化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加。伴随着义务教育免费和教育市场的发展，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从传统的公立学校转向学校和市场共同提供，而校外培训则成为了家庭教育消费差异化需求的体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增值。
第一，以往的研究聚焦于校外培训市场中的学科类课外补习，探讨了家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本与子女选择课外补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除了关注学科类的课外补习，还将视角转向了兴趣拓展类的校外培训，探讨家庭在学科类课外补习和兴趣类校外培训之间的选择。根据“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的理论，课外补习是在义务教育免费和均衡化政策影响下，优势阶层家庭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选择。而随着课外补习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基础教育阶段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考试改革对多元评价标准的采纳，兴趣拓展类的校外培训很可能成为优势阶层家庭维持其子女竞争力的选择。
第二，以往的研究在家庭层面主要关注的是家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主要是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和职业）与子女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而本研究在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家庭结构、户籍状态与子女校外教育之间的关系。尽管二胎政策已经实施，但独生子女政策的效果还在持续中，独生子女家庭以及家庭对不同性别的子女所采取的教育投资策略是否存在不同？这种差异是如何体现到校外培训的消费中？这些问题仍旧值得探讨。此外，本研究在户籍的基础之上，关注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子女校外教育选择上的差异。与本地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所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相对较低，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市场环境却与本地人口相似。在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结构的双重影响下，这一部分家庭会对子女校外教育做出怎样的选择，也值得关注。
第三，考虑到教育支出的数据结构，采用两阶段Hurdle模型分析家庭因素与校外培训消费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还采用简化式模型，分层估计家庭校外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庭经济水平和子女校外教育消费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ain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house-hold SurveR以下简称“CIEFR-HS”）的数据对我国课外补习的现状进行描述。CIEFR-HS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户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该家庭学龄儿童的入学机会、政府补贴情况和家庭教育支出情况三方面。其中，家庭教育支出又包括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两部分。本研究使用的CIEFR-HS2017年的基线调查数据。CIEFR-HS2017采取分层、三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区、市，36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其中农村12732户，城镇27279户，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名，中小学在校生1.3万多名。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以CIEFR-HS数据中的有效回答了校外培训问题的中小学生作为分析的样本。样本在我们所关注的学校、家庭、个人方面的变量缺失率较低，删除在我们关注的自变量存在缺失的个案之后，我们最终得到的用于回归分析的样本规模为10470人。其中，小学生7699名，初中生2674名，高中生2117名；农村地区的学生3763名，城市地区的学生6707名。为比较地区差异，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把样本分为东北部、东部、中部和西部4个地区④以及是否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二）主要变量
1.因变量
校外培训一词没有明确的定义。部分研究者将课外补习称为“影子教育”[34]，意指培训所提供的课程对应于全日制学校的课程，服务于全日制学校的学习和考核目标。近年来，市场中所提供的课外补习已不仅局限于全日制学校所开设的科目，而是囊括了艺术、体育、科创、研学等各方面。“校外”不具有地理位置意义，而是指在全日制中小学正式开设的课程以外、由学生家庭出资购买的培训服务。学生接受培训服务的地点可以在校园内，也可以在校园外。本研究关注各机构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在校生所提供的各类有偿培训。根据培训的具体内容，我们将校外培训分为两大类：应对校内学科学习和考试的学科类课外补习，以及不直接对应校内学习目标、旨在满足学生兴趣特长发展、综合素质提升的兴趣班。因变量包括过去12个月是否参加课外补习、是否参加兴趣班两个二分变量。其次，为了对家庭校外培训的选择和消费行为进行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我们还选择课外补习的费用和兴趣班的费用两个连续变量作为因变量。
2.自变量
在家庭层面，本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养育子女的结构，包括子女结构以及父母结构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子女结构包括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性别结构。在我国，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2017年的中小学学龄人群中独生子女家庭占很大一部分。根据表1，在家中是独生子女的学生占到78%。在独生子女人群中，既是独生子女又是女性的占44%；在非独生子女人群中，女性占71%。其次，我们将家庭居住结构分为双亲家庭和单亲或父母都不在的家庭。第二种情况不包括父母因外出打工不在家同住的情况。根据表1，来自双亲家庭的学生占样本的87%，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的家庭占13%。
除家庭养育子女的结构外，本研究也关注家庭的户口状态对子女教育消费选择的影响，包括是否农村户口，是否流动人口两个方面。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和分配的城乡差异，以及户口与公共教育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农村户口和流动人口获得公共教育资源的难易程度、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要低于非农村户口和本地人口。根据表1，样本中农村户口的学生占到60%，而流动人口占到15%。
本研究关注家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消费选择的影响，包括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过往的研究现实，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在家中的决定权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和投入的影响更大。因此本研究关注家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消费选择的影响，包括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过往的研究现实，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在家中的决定权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和投入的影响更大。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职业带来的影响。样本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位73886元。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根据家庭年收入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分析不同收入组家庭的子女教育消费是否存在差异。
3.控制变量
除了本研究所关注的家庭养育子女的结构、户口状态、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之外，我们还将学生个人层面的包括性别、年级和班级成绩，家庭层面的家庭规模、户主性别，以及学校和地区层面的学校类型、城乡和区域地理位置作为控制变量。
（三）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统计描述的方法来回答参与率的家庭背景和地区差异以及课外补习的类型和提供者。其次，本文将使用Hurdle模型分析影响是否参与课外补习以及课外补习花费的关键因素。⑤本部分的两类因变量中，第一类因变量为过去12个月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或兴趣班，第二类变量为在选择参加的基础之上过去12个月课外补习或兴趣班的支出。在面对这样的数据结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并不是最合适的模型。根据Wooldridge（2010），当要解释的变量大致上是连续的，但在一点或多点上有概率为正时，可以使用截取回归模型（censored－gression model）[37]。在研究个人、家庭和公司行为，如家庭教育支出时，经常会遇到截取数据。
截取回归模型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种为角点解结果（corner solution outcome），即解释变量Y在严格正值上是一个连续随机变量，但P（Y＝0）＞0；第二种，Y在某一个值以上或以下被截取，也就是总体中一部分样本无法被观测到。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我们可以观测到所有选择或不选择课外补习的样本，而对于那些在过去12个月中没有选择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其家庭在课外补习上的花费为0，因此属于第一类。有研究使用指数模型E（Y｜ｘ）＝exp（ｘβ）来解决角点解问题，有研究使用Tobit模型来解决角点解问题[36]，也有研究用Hurdle模型，或称为两部模型（two－partmodel）来解决这个问题。Hurdle模型有两步：第一步是二项逻辑回归，分析学生对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选择（模型1）；第二部是解释变量取对数的线性模型，分析参与课外补习学生的家庭对课外补习的投入（模型2）此处省略模型。
四、研究发现
（一）统计描述分析
表1（图表省略）为不同家庭背景、学校和地区的课外补习参与率与费用的描述统计。从学生个人来看，男女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费用相似，而女生课外兴趣班的参与率和费用都要高于男生。随着学段的升高，课外补习参与率上升，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分别为37%、43%和41%；兴趣班的参与率在下降，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分别为27%、17%和14%。另一方面，尽管参与率在下降，参与的学生中课外补习的费用则在增加，到高中阶段达到了8600多元。从相对成绩来看，课外补习参与率最高的是在班级处于中等和中上水平的学生，而兴趣班则是前几名和中上水平的学生参与率较高。
从家庭背景来看，独生子女的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费用都要远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双方都在的学生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费用都要高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都不在的学生，但差异要小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户主性别为女的家庭在样本中占比只有16%，其所在家庭的子女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费用都要高于户主为男性的家庭。从户籍状态来看，农村户籍的学生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费用都要低于非农村户籍，其差异大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子女的课外补习参与率与本地人口相似，而兴趣班的参与率甚至要更高。不同户籍状态的家庭在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说明了家庭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共资源的可及性对于家庭在校外教育选择和消费的影响。从家庭的经济和文化资源来看，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花费随着家庭收入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增长而增加，母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的影响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达到77%，兴趣班参与率达到72%；母亲从事白领工作的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达到72%，兴趣班的参与率达到43%。
从学校的差异来看，公办学校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民办学校相似，兴趣班参与率则高于民办学校学生，而补习和兴趣班的花费都要高于民办学校学生。农村地区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几乎是城镇地区的一半，而兴趣班参与率仅为城镇地区的五分之一。从区域地理位置来看，东北部地区课外补习参与率最高为77%，中东部地区相似为38%～
39%，西部地区最低为31%。而兴趣班参与率东部地区最高为26%，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仍旧最低。在课外补习和兴趣班费用方面，东部地区都高出其他地区。
（二）校外培训选择和消费的Hurdle模型分析
表2（图表省略）是学生选择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和兴趣班，以及参加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费用的Hurdle模型分析结果。第一阶段为参与模型，包括所有参与和没参与的学生样本，解释变量为是否参与课外补习、是否参与兴趣班，采用Logit回归模型；第二阶段为费用模型，包括所有参与的学生样本，解释变量为参与课外补习、兴趣班的费用，采用Tobit回归模型。第1、2和3、4列为Logit模型回归结果。Logit模型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可以判断自变量的变化是增加还是减少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是系数值不能够直接用来解释自变量变化对事件发生概率大小的影响，为此我们计算了风险比（odds ratio）。
数据结果现实，家庭养育子女的结构、家庭户籍状态以及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是否选择学科类的课外补习都有显著的影响。从家庭层面来看，独生子女和父母都在的学生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和父母有一方或双方都不在的学生，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要分别高23%和29%。从户籍来看，农村户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要低28%，而流动人口子女相对于本地人口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从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来看，家庭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与选择课外补习显著正相关，而母亲是否从事白领工作与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并没有显著关系。表2的第3列结果显示，家庭养育子女的结构（包括是否独生子女和是否双亲家庭）仅与选择课外补习的可能性相关，与课外补习费用多少没有显著关系；而母亲从事白领工作虽然与选择课外补习的可能性不相关，但与费用的多少显著正相关。与之相同是流动人口子女虽然在课外补习的参与率上与本地人口没有显著差异，但在费用上却显著高于本地人口子女。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家庭养育子女的结构仅会影响是否选择课外补习，而不会显著增加或减少在课外补习上的费用。而另一方面，母亲从事白领职业与更多的补习费用表明母亲的话语权和经济地位对子女课外补习的消费有促进作用。而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人口更多消费课外补习，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动人口对子女获得的校内教育质量可能低于本地人口，因此需要通过花费更多的钱购买质量更高的校外教育来弥补校内的不足。此外，课外补习的分析结果还显示，相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成绩中上和中等的学生更加可能选择课外补习。因此，课外补习对于样本中小学生来说，包含着一定的“补差”成分，但更加趋近于“培优”。
表2的4至7列是兴趣班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家庭选择兴趣班的可能性以及在兴趣班上的费用都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而此时父母是否都在与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没有显著的关系。从子女的性别来看，家庭更加可能为女孩选择兴趣班，并且在选择兴趣班的人群中，女孩的花费也显著更多。从户籍状态来看，流动人口为孩子选择兴趣班的可能性和花费与本地人口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来看，家庭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与选择兴趣班的可能性和费用仍旧显著正相关，而母亲是否从事白领工作则既不影响兴趣班的选择，也不影响兴趣班的花费。此外，结果显示相对于成绩中等、中下和较差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加可能选择兴趣班。因此，兴趣班对于样本中小学生来说，更加偏向于“培优”，是在学科成绩较好的基础之上的拓展。
（三）校外培训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上文的简化式模型，在控制了个人、家庭和区域特征变量之后，我们分析了家庭在子女教育校外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家庭收入每增加一千元，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增量。首先，我们对全样本进行分析。其次，我们按照家庭子女结构、父母结构、户口性质、是否流动人口、母亲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对不同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不同分组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表3仅显示回归结果中家庭年收入的系数。
总的来看，家庭在兴趣班方面的校外边际消费倾向要远低于教育总支出和补习支出。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家庭更加可能为女孩选择兴趣班。而表3第二组按照子女结构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尽管随着收入的增加所有家庭都会增加子女教育投入，但只有独生子女家庭会显著增加对课外补习方的消费，而只有独生女孩家庭倾向于增加对兴趣班的消费。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家庭倾向于更加多投入到男孩的课外补习上，但结果只是在1%的水平显著。从父母结构来看，当家庭收入增加的时候，双亲家庭和父母一方或双方都不在的家庭都会增加对教育的支出，也会增加对课外补习的支出，但是只有父母双方都在的家庭会更加倾向于增加对校外兴趣班的投入。从户籍状态来看，农村户籍子女虽然也会增加对课外补习的消费，但是并不会相应增加对校外兴趣班的消费。而相对于本地人口，尽管流动人口投入了更多的收入增量在子女的教育和课外补习上，但并不会增加对兴趣班的投入。而本地人口很可能因为已经享有了较为优质的学校教育，而将增量部分投入与兴趣拓展的消费。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看，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将家庭收入的增量用于子女教育的就越多。另一方面，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就越加重视。母亲为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已经倾向于将部分增加的收入用于兴趣班，而母亲为大学及以上的家庭已经将重点从学科类的课外补习转换成了兴趣班的投入。而就母亲的职业来看，无论从事白领还是非白领工作，只要是母亲在职，就会更加倾向于为子女的各类教育花钱。
五、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家庭养育子女的结构、家庭户籍和居住状态以及家庭经济、文化资和家庭校外教育选择以及支出水平的关系。本研究不仅将校外教育分为学科类的课外补习和兴趣拓展类的校外培训，还按照关注的解释变量对不同家庭组进行回归分析，估计不同家庭组在子女教育校外上的边际消费倾向。
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和家庭结构因素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按照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文献研究，家庭子女数量和结构会影响到家庭对子女投资的选择。本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点：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在长期受到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中国，同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在非学科补习的兴趣拓展领域。另一方面，父母结构对兴趣班以及课外补习的支出没有影响，但与是否选择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关系。可以说，子女的数量和结构对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策略的影响要大于父母结构。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父母双方都在的家庭在样本中占主体位置（87%），而独生子女家庭则占78%。
其次，农村户籍学生选择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可能性更低，支出也更少，尤其是在非学科补习类的兴趣拓展方面。根据对样本的描述统计，本研究农村地区的样本中有94.1%为农村户籍，城镇地区的样本中有41%为农村户籍。家住在农村地区的农村户籍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为1849元，城镇户籍学生为3278元。家住在城镇地区的农村户籍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为4021元，城镇户籍学生为8962元。可以看到，即使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农村户籍学生不仅更少选择课外补习，其支出也要低于城镇户籍学生。一方面，这是由于城镇户籍学生的家庭背景，如家庭收入水平、消费支出、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平均要好于农村户籍学生，使得这些家庭更多选择和投入到课外补习。另一方面，城镇户籍学生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要多于农村户籍的学生。数据显示，总体上9.4%的农村户籍学生上的是民办学校，而城镇户籍学生上民办学校的比例为6.9%。在城镇地区这个差异更加明显，10.1%的农村户籍学生上的是民办学校，而城镇户籍学生为6.8%。由于民办中小学仍旧收费，相应减少了这部分家庭子女额外的教育投入。
从不同户籍人群的居住状态来看，流动人口子女虽然在课外补习的参与率上与本地人口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支出上却显著高于本地人口子女；而在为孩子选择兴趣班的可能性和花费上，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对样本的描述统计，总体上有12.6%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民办学校上学，而本地户籍子女有7.7%在民办学校上学。可见，流动人口子女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要少于本地户籍子女。因此，流动人口家庭不仅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校内教育上，而且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子女的校外教育上，很可能是用以弥补校内教育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内部本身差异较大。在本研究的样本中，80%以上的流动人口在城镇地区，其中71.8%的流动人口为农村户籍，28.2%为城镇户籍。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相较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养育更多的子女，家庭收入和支出更少，父母受教育水平更低，同时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更高。13.2%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女在民办学校，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为11.3%。
再次，Hurdle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教育程度较高与选择校外教育的可能性以及支出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就越加重视。相对于小学、初中教育水平，母亲为高中教育水平的家庭已经倾向于将部分增加的收入用于兴趣班，而母亲为大学及以上的家庭已经将重点从学科类的课外补习转换成了兴趣班的投入。虽然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选择校外教育和校外教育支出有稳定并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要远小于子女结构和户籍的影响，也要小于学段带来的差异。这样的发现也说明除了家庭因素之外，包括中小学学制、公共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等正规学校系统的制度因素对家庭是否选择校外教育，选择何种校外教育以及校外教育的消费多少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对学生进行分流，要求各地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比例大体相当。大部分地区初中升学普通高中需要通过考试进行选拔，初中生面临着升学压力，因此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要高于小学生。而高中生则面临着高考的压力，因此也有更多的学生选择学科类的课外补习。另一方面，自2008年开始我国城乡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免费。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收费的管制，公立学校更加偏向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导致一些家庭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无法在公立教育系统内部得到满足。一部分家庭倾向于选择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就读，而另一部分家庭则为子女选择课外补习。因此，同样面临着升学压力，初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反而高于高中生。
此外，还有两个与之前的研究不同的发现：其一，之前的研究发现，学生班级排名越靠前，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高。本研究发现，相对于班上成绩前几名的同学（36%），成绩中上（43%）和中等（38%）的学生更多地选择课外补习。一方面，目前的课外补习仍旧是以培优类为主导。另一方面，由于这是家长自我汇报的学生成绩，体现出了家长对子女成绩的估计。因此认为孩子成绩在中上和中等水平的家长感受到的提高成绩的焦虑和迫切心理可能要高于认为子女的成绩在班上是前几名的家长。其二，虽然东部地区家庭在课外补习支出上远高于其他地区，东北部地区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远高于东部地区。对数据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职教师给本校学生提供课外补习的情况在全国普遍存在，而且东北部、中部和西部都要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语数外三门课由本校教师提供的占到四分之一左右，而其他地区基本上都达到30%以上。尤其是语文和数学，有些接近40%。其次，是否由本校教师提供课外补习与市场教育资源的发达程度相关，校外的教育市场越发达，由在校教师提供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低。除了校外教育市场之外，正规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安排对学生和家庭是否选择校外教育的影响，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公民办学校占比和质量差异，公办学校教师的薪资水平，以及学校对教学安排和教师激励的自主权多少，是值得接下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据估计,2006年法国课外补习家庭支出约为22.1亿欧元,每年增长约10%[2]；2004年土耳其课外补习家庭支出为2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0.96%[3]；2002年埃及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每年在课外补习上花费约1800万美元,相当于GDP的1.6%[4]；2010年日本家庭课外补习费用大约为120亿美元[5]；2006年韩国课外补习的家庭总支出估计为240亿美元,占GDP的2.8%[6]；2010年中国香港初中生课外补习支出接近2.55亿美元[7]。
②由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委托国家统计局实施的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4700多名城镇在校生中有55%参加了校外学科补习。[8]根据OECD发布的PISA2015数据,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四地有58%的15周岁的学生参与过校外学科补习。[9]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0年全国有22.5%的小学生、25.3%的初中生和26.9%的高中生参加过校外补习。[10]
③Kim和Lee对韩国的研究指出,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课外补习支出越高。[17]薛海平和丁小浩利用中国大陆城镇学生2004年调查数据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普遍高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18]Tansel和Bircan对土耳其中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越高,城市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家庭子女个数越多,课外补习支出越低,单亲妈妈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其他家庭。[3]Jelani和Tan对马来西亚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结果显示,华裔和印度裔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马来裔家庭,高收入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较高,单亲家庭课外补习支出高于非单亲家庭,学生所在学校质量较高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高于学校质量较低的家庭。[18]MarkBray等人对2011年对香港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发现高收入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较高。[19]
④东北部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
⑤我们也使用了Heckman-selection回归模型的Exponential TypeII Tobit模型进行了同样的分析。根据伍德里奇对两个模型的比较得出的结论,Log normal Hurdle模型更加适用于上文所说的角点解问题（corner solution problem）,回归结果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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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s on Supplementary Education:Evidence From CIEFR-HS 2017
Wei Yi Xue Haip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7 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CIEFR-HS）,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selection and house hold expenditures on it.Using Hurdle mode land marginal expenditure trend model,the authors analyzed how house hold structure and house hold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s are related to the selection and expenditure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ies with a single child tend to choose more and spend more on supplementary tutoring.Girls in single-child families enjoy more opportunities and investment in supplementary tutoring,especially in non-academic subject tutoring.Second,migrant families tend to spend more on academic oriented tutoring.However,compared with families with city and town hukou,their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pendonnon-academic subjects tutoring is similar to families with rural hukou,who are less likely to spend on non-academic subjects tutoring.Third,families with higher income and better-educated parents are investing more in supplementary education.The findings also suggest that families with moth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re likel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non-academic subject tutoringin stead of academic-orient edtutoring.
Key words: supplementary tutoring;educational expenditure;family structure;two-phased Hurdle Model
责任编辑：赖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