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教育政策历经教劳结合方针的酝酿与初创、教劳结合到劳动教育的话语转变与政策规范、劳动教育在相关政策内的体系深化和新时代劳动教育专项政策的独立创新四个时期。回溯百年，劳动教育政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厘定与丰富政策内容、顺应时代发展更新政策目标、整合既有资源推进政策实施、根据人的发展定位政策价值。展望未来，将继续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舵手”的方向领航，彰显劳动教育的中国特色；继续秉持“人本主义”，遵循劳动教育的中国风格；协调推进“五育融合”，优化劳动教育的中国方案；统筹推进“五维一体”，构筑劳动教育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劳动教育政策；百年嬗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教劳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与教育方针，在百年变革中历经洗礼与沉淀，其内涵日益丰富，体系日臻健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

教劳结合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1]，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思想，并通过创办北京长辛店及上海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进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教劳结合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回望百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劳结合方针逐步确立、劳动教育政策话语形成并不断调整、劳动教育在相关政策中的内容逐渐丰富、专门性质的劳动教育政策相继发布，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渐趋完备。

（一）教劳结合方针的酝酿与初创期（1921-1948年）

其一，“工读”思潮为教劳结合提供了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读思潮逐渐形成半工半读、工读互助、手脑并用等多种思想：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强调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要求工人与农民进行工读结合，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进行工农劳动；工读互助团则主张“实行半工半读”^[2]，认为青年劳力又劳心能够促进完整人格的形成与独立生活的能力，旨在帮助青年实现教育与职业合一；1922年学制会议提出以“职业教育”替代“实业教育”，而这种职业教育是强调以提高科技生产为目标的工学结合主张。

其二，工农教育与工农运动推进了教劳结合的实践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并通过罢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教劳结合逐渐成为工农教育的指导思想。1921年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相关政策相继发布，旨在为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提供民主平等的受教育权，如《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1922年）、《劳动教育建议案》（1922年）、《工人教育的决议案》（1925年）等。此外，1926年“三次劳大”对工农教育作出进一步指示，劳动学院、劳动补习学校、妇女劳动学校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进了教劳结合思想的实践发展。

其三，苏区的革命教育思想与实践加速了教劳结合方针的确立。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苏区还将学校和社会作为教劳结合的实践阵地，以灵活的方式进行教劳结合实践，如《小学课程与教则草案》（1933年）、《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1934年）等。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提出苏区的教育“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3]，正式确立了教劳结合方针。随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进行广泛的教劳结合实践，如1938年《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将生产劳动纳入课程，晋察冀边区于1943年编写《生产课本》与《怎样种庄稼》等教材，促进了教劳结合方针的贯彻实施。然而，1948年解放区中等教育会议提出减少生产劳动教育，劳动教育的地位弱化。

总体来看，教劳结合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后的经验总结。工读结合与读书劳动结合思想之丰富、工农运动与工农教育实践之多元，以及革命根据地生产劳动教育成效之显著，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首创，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教劳结合方针内涵的丰富奠定了基础。

（二）教劳结合到劳动教育的话语转变与政策规范期（1949-1998年）

其一，劳动教育政策作为恢复国民生产建设与满足学生就业需求的手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恢复重建工作，以劳动教育服务社会，如《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1950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等；《关于在中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1958年）等则通过劳动教育缓解教育经费紧张问题；《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1955）等则服务于毕业生的就业。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要求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其二，劳动教育政策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劳动教育政策的大变革时期，《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非常重视生产劳动，强调劳动教育的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表现为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再教育”，而学校则“以劳代教”，在《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1967年）、《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1970年）等文件中均有体现。彼时劳动教育政策“迷失”了方向，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其三，劳动教育政策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与劳动技术变革之措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4]加强劳动技术教育与培养劳动技术人才为改革之核心，《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1年）与《全日制普通中学劳动技术课教学大纲（试行稿）》（1987年）等提出开设专门的劳动技术课。此外，劳动教育纳入德育之列，如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90年）与《关于正式颁发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1995年）等，以劳育德之观念初现。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坚持教劳结合方针，并在周遭环境变革中不断调试和规范发展。教劳结合内涵逐渐丰富，实现了现代劳动教育政策的话语转变，并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领域之变革。

（三）劳动教育在相关政策内的体系深化期（1999-2011年）

其一，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劳动教育成为素质教育之手段。改革开放后，劳动技术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劳动技能和社会主义建设本领，至世纪之交则转向学生健全人格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要求改变过去偏重智育的倾向，提出素质教育的主张，强调教劳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人才的关键路径，素质教育应当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继而促进德智体美同劳动技术教育与社会实践协调发展。可见，劳动教育政策开始关注个体的发展，并趋于素质教育化。

其二，劳动教育课程不再单设，而是设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之内。《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要求在中小学增设综合实践课程，组织中小学生参与社会公益劳动，进而培养中小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及具备劳动的能力。《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2001年）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将综合实践活动作为小学至高中的必修课程，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是其重要的教育内容。可见，在素质教育目标引导下，中小学劳动教育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载体来促进资源整合。

其三，劳动教育的人本价值凸显，劳动情感与劳动精神纳入培养目标。2004年《中小学生守则》与《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要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有益的活动，培养中小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与态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爱劳动与爱劳动人民的情感态度。彼时，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行为习惯与劳动能力，而且是更深层次的劳动价值认同感与劳动情怀的精神世界的塑造。

总体来看，劳动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不断调整，劳动教育的内涵逐渐丰富，实践方式逐渐多元，教育宗旨开始关注人的发展，推动了劳动教育政策体系日益深化。

（四）新时代劳动教育专项政策的独立创新期（2012-2021年）

其一，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逐渐受到关注，并纳入学生核心素养之列。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15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016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9年）等均要求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养成学生爱劳动的精神及具备劳动的能力，发挥劳动教育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方面的综合育人价值。

其二，劳动教育的内涵日益丰富，劳动素养成为学生评价指标及升学之依据。劳动素养是劳动教育发展到较高层次的表现，是学生在劳动意识、劳动情感以及劳动能力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综合性质的劳动技能，包含多种维度，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在《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2013）、《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年）、《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2021年）等政策指导下，劳动素养成为中小学生评价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的地位亦获显著提升。

其三，劳动教育重新取得独立地位，列入“五育”之内。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再次予以强调，且《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劳动教育取得了与德智体美各育的同等地位。同时，专门的劳动教育政策也相继出台，如2020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与《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为统筹中小学生参与家务、校园以及社会劳动实践，截至2020年12月10日，教育部遴选全国622个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发了6397门课程和7351条路径^[5]，推进了劳动实践育人活动的开展。

总体来看，2012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不再依附于其他政策之内，且专门的劳动教育政策数量呈渐增趋势，劳动教育政策迎来全面新生。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政策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历经百年的栉风沐雨和沧桑砥砺，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创造未来，百年劳动教育政策所取得的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育人的“梦工厂”和战略的“储备库”。

（一）因势利导：坚持党的领导丰富劳动教育政策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劳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首次尝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项全新的教育事业，是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循的。纵观百年的演进历程，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与巨大成就，这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在丰富劳动教育内涵与推进劳动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赋予了劳动教育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劳动教育政策虽然涵盖不同的思想要旨，随社会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时代主题，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始终结合党的工作重心，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要走新民主主义教育之路，强调“体脑结合”，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战略主张，培养党所需要的人才。革命根据地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正式确立，不仅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所需和战后重建，也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保存了教育实力。1949年以来，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劳动教育政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随后历经“文革”成为思想改造的工具，到改革开放后又成为市场经济建设之途径。世纪之交，劳动教育政策先着眼于素质教育，新时代以来更是全面贯彻“五育融合”的教育方针，为党和国家培养未来所需的全面发展之才。可见，百年劳动教育政策虽然处在变迁之中，但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劳动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全速前进。

（二）因时而进：顺应时代方向更新劳动教育政策目标

劳动教育政策历经百年的探索与发展，其内涵逐渐丰富，地位逐渐提高，但始终遵循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基本规律。劳动教育政策不仅符合不同时期党和人民对教育的诉求与预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还呈现出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深化的动态发展趋势，标志着劳动教育目标的因时而变。“劳动教育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属性。由于人类劳动的形态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之中，劳动形态也在不断变化，具体表现为脑力劳动的比重不断增加、新形态的劳动不断形成”^[6]，劳动教育目标亦随劳动教育形态的演进而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劳动教育政策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发展的时代主题，适时地调整、丰富和健全，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促进了劳动教育经验的延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劳动教育政策旨在保障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培养党务人才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至革命根据地时期，劳动教育政策则服务于教育革命，并吸收工农群众为革命人才，“苏区的教育实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7]，适应了其时边地交通不发达状况，也满足了人民生存与抗战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政策随政治经济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要旨：从培养恢复国民经济所需的劳动力，到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需的劳动技术人才，以及迎接新世纪所需的寓劳于德的素质均衡发展之才，再到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劳动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具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自然发展进程属性，基于历史、尊重历史、继承历史以及发展历史是劳动教育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以劳动为载体的教育形式，劳动教育政策迎合了不同时代国家和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诉求，教育与劳动的耦合反映了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劳动教育政策的内涵之变，同时也反映了劳动教育目标的与时俱进。

（三）因地制宜：整合既有资源推进劳动教育政策实施

劳动教育方针政策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之中，必然要经历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域及不同对象进行施教，中国共产党始终基于社会背景与现实条件，利用既有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推进劳动教育政策实施，保障了劳动教育稳步发展。思想是理论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教劳结合方针需要劳动教育实践进行理论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劳动教育政策始终遵循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方针内涵指导劳动教育实施，用科学的劳动教育理论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头脑，强调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统一推进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早期共产党人坚持走新民主主义教育之路，强调教育平等与体脑结合，基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工农群众与妇女儿童难以接受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工人教育运动与农民教育运动的实践探索。至1934年，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根据地所处的交通不便与不发达之环境，要求对广大工农群众及妇女儿童施以生产劳动教育，在解决农民群众温饱问题的同时，也满足了广大群众的受教育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结合实际，采用冬学、夜校、雨校等办学形式，全日制、半日制、早午制等培养模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实行劳动教育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百业待举之现状，通过劳动教育与工农生产相结合、劳动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与劳工群众相结合，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生产力。彼时的劳动教育被逐渐纳入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之内，实施方式逐渐多元。改革开放后，劳动教育政策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合劳动教育与技术变革，至世纪之交，劳动教育结合素质教育发展目标，其内涵和功能逐渐丰富，劳动教育以综合实践活动方式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教育政策迎来全面新生，形成了家庭参与、学校重视、社会助力的多维实践模式，这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之间的动态耦合，亦是多方并举推进劳动教育之必然结果。

（四）因材而笃：根据人的发展定位劳动教育政策价值

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是劳动教育思想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彰显劳动教育综合育人功能与中国共产党各阶段育人目标相结合的过程。回顾百年，劳动教育政策通过教劳结合的思想奠基与实践探求，确立了教劳结合方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继续坚持该方针，并不断深化其内涵，在这一过程中非常关注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与受教育需求，赋予了广大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权，继而推动了教育普及化发展。改革开放推进了劳动教育与现代技术结合，劳动技术教育极大地满足了彼时广大群众之需，同时也促进了技术人才培养及国民经济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劳动教育内涵随着素质教育与劳动素养目标的革新而丰富，新时代以来，劳动教育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专门的劳动教育政策相继发布。从价值属性来看，纵观劳动教育政策的百年嬗变，始终关注人的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彰显劳动教育鲜明的育人价值属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观念禁锢下，工农群众及其子弟尚无受教育权。早期共产党人着眼于满足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劳动教育成为适应群众所需的教育内容与途径。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广大工农群众基于高涨的爱国情怀与奉献精神，提出教育革命的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遂成为工农群众武装头脑进行教育革命的重要手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政策的内涵与目标逐步深化与明确：从满足劳苦大众子女享有受教育机会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保障、从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武器到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劳动技术教育的工具、从寓劳于德的素质教育再到新时代的“五育融合”。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劳动教育与群众紧密联系，强调劳动教育围绕人的培养与发展，要求个体树立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掌握劳动知识，获得劳动技能，继而具备劳动素养，并始终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为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稳步推进铸牢发展之本与劳动精神之魂。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政策的未来展望

（一）继续拥护“中国舵手”，彰显劳动教育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的特色与最生动的实践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劳动教育政策在百年变革中彰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气派。“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8]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劳动教育政策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证明充分吸收中华民族的劳动教育传统与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教育之路是正确的。因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舵手”对劳动教育的方向引领，是弘扬教劳结合传统、培养创新型劳动人才的根本保证。

其一，党的领导是劳动教育航船的伟大舵手。应继续坚持劳动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推进新时代“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定的政治方向置于首位，并全方位、全过程地渗透到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体系之中，构筑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其二，党的领导为劳动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适应新形势与新要求，劳动教育的正确决策主导成为劳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引领，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政策。其三，党的领导为劳动教育航船提供了不朽航图。中国共产党是劳动教育发展的“指南针”，党领导下的劳动教育政策则是劳动教育发展的“航行图”。新时代应当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劳动观，使之与党的教劳结合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五育融合”的全面发展观以及2035教育现代化目标相融合，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具备劳动素养与劳动创造能力的时代新人。

（二）继续秉持“人本主义”，遵循劳动教育的中国风格

从价值层面看，“人本主义”是劳动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回顾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从建党初期满足工农群众的受教育要求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生活需要，到改革开放后满足人民对劳动技术教育之要求，再到21世纪以来的素质教育以及全面发展之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广大群众，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厘定劳动教育方针政策的内涵要旨。关注人的发展是劳动教育的核心理念，亦是劳动教育历经百年变革而日益完备的力量之源，新时代继续坚持人本理念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观的继承与回应。

其一，劳动教育内容上坚持“以人为本”，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一是为学生提供“生活型劳动教育”，通过家校合作的方式培养其劳动教育价值观念，如自身日常生活之事、力所能及之家务等；二是为学生提供“生产型劳动教育”，通过校企合作方式，以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劳动能力，如农场内农作物种植与收获、畜牧业的饲养等；三是为学生提供“服务型劳动教育”来培养学生尊重与热爱劳动的态度，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合作，以劳树德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精神，如组织中小学生清理各个社区墙面过剩的“广告文化”等。其二，劳动教育目标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劳动素养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人格培养的必备要素，亦是人在物质与精神需求方面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反映，强化中小学生的劳动素养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关键；另一方面，推进劳动教育与创造思维一体化，培养学生的劳动创造力是劳动教育的重要目标，可通过课内外结合，利用学校与手工业等社会实践场所合作形成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培养学生在劳动中创造的能力。其三，劳动教育方式与途径上坚持“以人为本”，面向学生的发展方向。劳动教育应遵循理论联系实践之原则，融合劳动知识与劳动技能。同时，“步入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时代，传统形式的劳动发展为信息化、数字化的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共享劳动等”^[9]，要求劳动教育与新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探索“互联网+劳动教育”的新模式。

（三）协调推进“五育融合”，优化劳动教育的中国方案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强调离开劳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劳动教育政策应当依据新时代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总目标，厚植学生尊重劳动与热爱劳动的劳动情怀，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习惯与能力。要通过劳动教育塑造健全的人格，就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以“‘家-校-社’多主体格局为劳动课程组织实施提供支持保障”^[10]。同时，劳动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以德智体美劳的有机融合为其生命之壤，要强化“五育融合”，发挥其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方面的综合价值。

其一，厚植全民劳动情怀以劳树德，培养热爱劳动的态度。价值观教育是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中华民族素有辛勤劳动的传统美德，通过劳动教育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学生的劳动品德，以及践行道德行为，切实以劳育德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二，丰富大中小学劳动课程以劳增智，培养学生劳动的技能与方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是劳动教育发展的民主思想基础。劳动知识与劳动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智力的发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亦是智力教育的过程。其三，开展实践活动以劳强体，培养劳动的必要体质。劳动素养是个体立身之基，劳动技能则是立业之本与强体之要。劳动教育实施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劳心与劳力相结合，在此过程之中，学生的身体素质也获得了发展，实现了以劳强体。其四，坚持全面发展以劳逸美，构建新的“美”好世界。劳动可以体知真善美的价值意蕴，把劳动教育的相关内容融入美育的过程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此外，建立健全劳动教育评估机制，不仅是对育人结果的客观检验与价值判断，也是劳动教育政策优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注重五育的整合与融通，就必须实施综合性的评价”^[11]，进而不断改良“五育融合”的生命之壤。

（四）统筹推进“五维一体”，构筑劳动教育的中国模式

新时代进一步丰富劳动教育政策体系，优化劳动教育联合实施机制，推动劳动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是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亦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客观需要。劳动教育历经百年洗礼，政策体系逐渐完备，但在此之前长期的“应试教育”影响之下，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学校弱化”“家庭软化”以及“社会淡化”之困境。站在“两个一百年”的时代节点上，应当加强劳动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加快出台全方位、全过程、系统化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逐步形成纵向上大中小幼相衔接，横向上以“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社会”为支点的“五维一体”的全方位联动机制，为新时代劳动创新人才的培养乃至2035年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构筑桥梁。

其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实践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助力劳动教育现代化，培养时代新人，以及逐步迈入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在劳动教育政策顶层设计方面要统一部署，加强教育部门的政策解读，明确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间的逻辑关系，同时监督和保障各地政府扎实推进劳动教育政策。其二，学校教育作为劳动教育实施的主要载体，“在学科课程中有机渗透和融入劳动教育不仅是在学校教育教学层面全面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现实需求，也是促进学校劳动教育常态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主要举措。”^[12]要丰富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将人工智能、小型无人机以及3D打印技术等引入课堂，融合“互联网+劳动教育”。其三，沟通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有条件和资源的中小学可与适于中小学生进行劳动实践的企业、手工作坊等单位建立长期合作，提高学生手脑结合能力的同时，亦能为中学生提供未来职业选择的实践经验。其四，家庭是中小学生养成劳动意识与观念的重要环境，为避免孩子成为“学习机器”与“生活小白”，家长应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劳动态度，鼓励学生参与家务劳动，同时注重家校合作，使之感受劳动带来的收获与喜悦。其五，社会是学生进行综合实践活动的主要场所，强化社会各界参与支持，拓宽学校、家庭、企业与劳动教育结合，构建小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是推进劳动教育的重要路径。总之，政府、学校、企业、家庭及社会在推进劳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侧重点不同，应统筹推进“五维一体”并探索劳动教育实施的多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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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