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教育实践留下了丰富的话语和文本。通过历时性考察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话语和乡村教育政策文本资料，发现：百年乡村教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人民群众办教育的初心百年未变；面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乡村教育实践历经政治斗争、经济发展、育人回归的价值变迁，顺应了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乡村教育面、量、质等层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要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实现乡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办“为农”的乡村教育，在乡村教育发展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创新。

关键词：乡村教育；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写；百年目标

一、引言

回眸百年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中留下了辉煌的成绩，其中就包括教育事业。百年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教育事业虽历经诸多艰难曲折，但依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乡村教育事业实现了面、量、质的多重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教育发展道路已初具雏形，正在迈入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快车道。乡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巩固率、升学率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儿童的受教育权得到保障。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提高了乡村群众的知识文化素养，改善了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貌，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教育发展同样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将乡村教育发展置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开展探讨，进而从不同视角揭示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历程。

乡村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乡村教育性质。^[1]顾明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教育实践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新民主主义教育重视革命教育，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高度重视对农民群体思想的改造，而社会主义教育则属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教育体系，教育发展是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建设服务。^[2]朱永新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教育政策及主张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乡村教育在性质、规模、质量、目的等方面实现了历时性、跨越式的发展，并认为工农教育运动是早期共产党人发展乡村教育的有利证据。^[3]也有学者聚焦乡村教育研究的微观领域，如程天君、王焕运用数据统计、文献归纳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历时性地审视乡村小学的兴衰，将百年兴衰划分为三个历史性阶段，并对“城挤村空”背景下的乡村教育现状生发出浓浓的忧虑^[4]；张晓晴关注中国共产党探索实施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揭示了以文字下乡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教育的内涵、路径及价值^[5]。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教育的成效与不足，体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范先佐指出，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短板依然在乡村，乡村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则在教师^[6]。此外，赵雄辉^[7]、朱胜晖、朱金凤^[8]、戚万学、刘伟^[9]等一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就乡村教育的困局与出路开展了探讨。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教育实践探索中留下了丰富的话语和文本，为书写研究提供了可能。站在第一个百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教育，继往开来，对乡村教育进行书写研究，总结经验和教训，进而指引未来乡村教育发展的方向。概括来看，围绕“为谁办教育”“如何办教育”以及“办什么样的教育”^[10]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寻求教育强国之路的主要实践逻辑，其中“如何办教育”牵扯到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内涵过于丰富。鉴此，本研究从“为谁办乡村教育”和“办什么样的乡村教育”的二维视角系统性地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教育，展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教育发展的贡献，探索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中发展乡村教育的启示。

二、为谁办乡村教育

为谁办教育是办教育的出发点，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内容和任务^[11]。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教育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往往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被视为阶级身份的重要象征。不同于阶级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受教育权变迁

“学在官府”是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贵族垄断式的教育行政行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传统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加之统治者的愚民教化政策，使得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垄断受教育的权利，而奴隶阶级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书籍置于天子、诸侯的宫廷之中，并由担任文化事务的官员世袭保管，而这些官员仅担当贵族子弟的教师。因此，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任何关联。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争霸战争不断，传统的官学发展受限，随之而来的则是私学的兴起，这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扩大了教育的范围，私学成为古代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然而，私学的经费投入非常受限，主要由民间筹集、宗族承担或者办学者承担，同时受教育者也需要缴纳一定的学费，私学的发展规模因而受到较大的限制^[12]。显然，战争不断、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推动私学的普及发展，私学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教育需求。

秦朝的建立标志着古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秦朝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儒家思想，“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也极大地遏制了私学的发展。到汉代，私学与官学教育都有所发展，但由于学校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相脱节，教育仍然并未走能向普及化。独尊官学、抑制私学是秦汉教育的重要特征^[13]。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战乱频繁，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各项教育事业处于被摧毁的境地。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建立极大地扩大了受教育阶层的范围，农民获得通过教育入仕为官的机会。宋朝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学校开始兼具养土和取土的职能，极大地增加了人们接收学校教育的积极性。此外，印刷术的普及进一步扩大了普通民众受教育的可能性，也为古代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使得宋代的乡村教育远远超过了以往。到了元明清时期，乡村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普及。社学这种新学校成为统治阶级对农家子弟开展启童萌、兴教化的重要组织形式，并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14]。尽管封建社会教育相比奴隶社会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人仍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学者曾估测清代中国人的识字率，得出男子的识字率为30%～45%，女子则为2%～10%^[15]。如果以此粗略地对清代识字率进行估测，那么此时的教育普及程度应该仅有20%左右，绝大多数民众仍然享受不到教育机会，女性则更甚。

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不同社会阶级（爱国军民、地主阶级改革派、太平天国、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义和团、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开始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探索。义和团运动后，大厦将倾的清政府开始寻求教育革新，兴建新学堂、推行新学制，意图存续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譬如，1904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四年制强迫教育，还计划开设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以及农业教员讲习所等，服务农业发展。

辛亥革命标志着我国封建王朝时代的终结，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成立之初，中华民国政府力图改革乡村教育，开始设置农业学校，发展农业教育。1913年，政府颁布《实业学校令》，大力发展农业学校，涉及蚕业、林业、水产和林业等各类行业，并将发展农业所需的知识技能作为办学目的。此外，民间乡村教育活动也有所发展，譬如一些新式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组织教育会，着力推动乡村教育普及，让更多乡民接受教育，开乡民智识^[16]。尽管乡村教育发展理念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但由于彼时社会阶级矛盾突出、政府政治混乱，加之新旧教育冲突，乡村教育发展多停留在规划蓝图中，广大农民群体受教育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例如，毁学风潮就体现出社会政治变革背景下新旧教育的剧烈冲突，这一时期的乡村教育发展因而也处于步履蹒跚的样态^[17]。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探寻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教育，中国教育发展也由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时代。此后，教育不再是贵族阶级或特权阶级的专属物，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开始享有受教育权。

（二）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教育受众泛化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肩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使命，广大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接受教育的愿望也逐步成为现实。

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并把教育问题写进党的纲领、政策、目标中。1922年，基于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和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研判，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提出党的任务及奋斗目标。大会提出要“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同时呼吁“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8]。可见，在建党初期，教育普及、教育平等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的重要奋斗目标，受教育权被认为是基本人权。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19]。据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做好人民群众的教育工作作为中心，在苏区广泛推行全民识字运动，先后建有列宁小学2052所，培养学生89，710人，另还办有补习夜校6462所，共有学生94，517人，这极大地改善了苏区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20]。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样重视文化教育，先后新建了一批新式学校服务根据地民众，向农民子女开放。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优秀后代；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21]毛泽东也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学校的重要性，将农村学校建设作为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抓手，提出既要办集中的、正规的中小学，也要办各类分散的、不正规的学校，如识字组、读报组和村学等，并要求对旧式村塾进行革命改造^[22]。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办教育，教育是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而受众面广、底子薄、水平差的农民群体是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教育发展需要为人民服务^[23]。《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性质，规定了此后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教育是面向所有民众的教育。人口众多、文化素质低的农民群体的教育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考验。正如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4]，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的重要着力点，农村扫盲运动也成为彼时乡村教育的主旋律。

此后，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影响，我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受阻，正常教学秩序被扰乱，乡村教育发展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迅速拨乱反正，制定切实有效的乡村教育发展对策，迎来我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快速发展期。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下放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以县为主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23]，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教育职责，义务教育的步骤、方法和年限也逐步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进一步为保护农村子女的受教育权提供法律依据。

进入新世纪，随着普九基本实现，让农村子女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现实追求。2005年，为进一步减轻农村子女教育负担，国务院提出逐步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让农村子女不再因贫辍学，农村子女的受教育权得到进一步保障。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25]。2017年，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26]。

综上，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乡村教育发展蓝图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服务人民办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引以为傲的教育底色。

三、办什么样的乡村教育

历史表明，百年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审时度势，在科学判断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基础上，立足教育实际制定出合理的乡村教育发展政策，进而引领乡村教育实践探索。

（一）政治服务导向的乡村教育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将乡村教育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渠道。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普及教育“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18]之一，目的在于把广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携手夺取革命的胜利。此后，早期共产党人的乡村教育实践活动纷纷开展起来，乡村教育成为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力量。从1921—1923年间，在广东海丰、陆丰地区，澎湃先后创办了10多所农民学校，将革命教育厚植于面向农民群体的文化教学中，以期“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27]。1924年，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创办了农民夜校，并开展农民协会运动。此外，澎湃和毛泽东还将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譬如毛泽东多次担当讲习所教员，为学员讲课，教授“农村教育”“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28]。

大革命遭遇失败后，革命根据地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存续并发展革命火种的重要阵地，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造并行成为苏区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教育事业也不例外。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区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中国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9]这被称为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也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发展乡村教育的指导方针。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书中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30]

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敌人、团结工农、巩固新生的新中国政权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目标诉求。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情况及各项决定》指出，加强工农文化教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巩固与发展新生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必要条件^[23]，对农民的教育也被认为是新中国建设强大民主专政国家的重要基石。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政治教育是教育的根本问题^[23]。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政治方向、功能和路径^[23]。此后，随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受到严重打击，教育事业同样受到严重的破坏，教育被作为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并抛出了“两个估计”的错误言论。^[23]

综上，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社会改造、社会建设实践中，乡村教育主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乡村教育的目标、任务、路径等方面都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斗争目标，培养具备无产阶级斗争意识的农民群体是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主要目标。

（二）经济发展导向的乡村教育

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共识，也引领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具体到乡村教育而言，办乡村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农村的现代化。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进而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是农村学校办学的主要任务，而发展农村教育在于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23]。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我国现阶段基础教育薄弱，难以满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更多人才，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3]。基于此，中共中央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国民素质和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举全国之力开展普九。此背景下，人口比重大的农村基础教育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扩张式的发展，“人民教育人民办”的乡村教育实践取得了突出成就。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的市场性逐步得以凸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作为公共物品的教育经过转化可以进入市场并通过市场开展运作。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市场介入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城乡基础教育面貌得以重塑并焕发出活力，教育的量和质也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31]，农民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发展的红利，但市场化的教育也引发了一系列教育公平问题。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乡村教育目标，即“适应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32]。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则指出，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乡村教育成为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确立和深化，以政治服务为导向的乡村教育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教育服务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乡村教育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乡村教育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属性逐步得以彰显。然而，市场经济驱动下的乡村教育发展未能很好地处理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更加注重“效率优先”，教育中的公平议题被忽视，这又进一步带来城乡教育的鸿沟

问题。

（三）育人回归导向的乡村教育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有学上”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公平更加重视。对于义务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状况，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作出努力，不仅为继续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而努力，而且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等薄弱方面都作出了政策上的完善，竭力缩小义务教育的巨大差距^[33]。

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积极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目标^[34]。2003年，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农村教育最重要的政策宣示，标志着农村教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议题。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农村教育，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求^[35]。同年，多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开始启动特岗计划，着力解决乡村教育所面临的师资困境。此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6）、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政策（2006）、免费师范生政策（2007）、国培计划（2008）等一系列政策进一步聚焦农村师资补充、提高等方面，改善了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师资水平情况。这一系列政策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鸿沟，逐步开始寻求解决乡村教育育人成效欠佳问题的政策路径。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是育人为本，育人的本体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年，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36]。2013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立德树人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时代最强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聚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标志着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提升乡村教师的育人成效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主要追求。2020年的教师节当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37]。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所承担的育人使命的描述，恰好体现出对教育育人本位回归的深层思考，也同样对乡村教育的育人路径给予了启迪。

综上，由于时代原因，20世纪乡村教育的本体育人功能被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遮蔽，而“立德树人”的提出则标志着现阶段乡村教育正式回归育人。让广大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使命，相对而言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农民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教育工作的重心。在此背景下，“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之问，而为党育人、为国育人、为乡育人理应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最优解。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教育的经验

自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办教育，并将其与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发展之路。如何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是现阶段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回溯并总结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一百年乡村教育的基本经验，也是迈向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的现实需求。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

历史经验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绝对领导是办好乡村教育的根本保证。1919年，余家菊先生在《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中，指出“乡村无教育”^[38]。此后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越来越多的社会进步人士将改造和建设“乡村”作为重要途径，乡村教育成为振兴中华的现实之选。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卢作孚等高举乡村教育大旗，在学习模仿西方教育模式的同时又寻求中国传统乡村教育的文化之本，纷纷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尽管先驱们的乡村教育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缺乏支持，以乡村教育改变乡村进而改变国运的尝试最终均走向失败^[39]。不同的是，虽同属围绕乡村展开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则“把扫盲运动普及到普通人中去，并把他们逐步提高到现代化的高级社会中”，进而使“农民运动”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几乎全部的主题^[40]。历史后来也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教育实践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阶段中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前进的最大政治优势。201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并概括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的新思想、新观点，首次提出“九个坚持”的思想。“九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教育论述的核心内容，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放在首位。可见，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国内各项教育事业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的强大动力和内生力，才能确保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乡村教育发展道路，进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事业的建设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更幸福、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二）坚持立德树人，办“为农”的乡村教育

立德树人是当前我国各项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然而是否正确把握立德树人的内涵关键在于能否立足当下的教育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立德树人”是对“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的深化，事关整个国家的教育生活和教育发展^[41]“立德树人”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个德育论题，仅仅局限在“立德”的讨论中，如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而应该同时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即“树人”。对发展教育而言，“树人”不能是一个简单、程序化培植的过程，应该充分考虑受教育主体的个体差异性，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就要求发展教育应从着眼于统一化、规整化为核心转向立足于多样化、个体化发展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层面教育主体的能动性，激发个体潜能，促进人更好地全面发展。“立德树人”理念指导下的乡村教育应该有新的时代内涵，乡村教育应该在现代性和乡土性的矛盾冲突中重构其自我定位，思索其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道路中的角色。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义务教育的普及使民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但目前仍然只停留在满足民众的基本教育需求上，教育发展的城乡不均衡现象一定时期内仍将较为突出，并成为制约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长期以来，“离农”抑或“为农”是乡村教育发展价值路径中的热点问题。在城乡二元的结构体系下，长期“离农”倾向的乡村教育，强调适应现代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遵循以城市为中心的城本主义和工本主义教育价值取向，逐渐消弭了农村的乡土气息，带来了一系列农村教育乃至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城乡教育鸿沟也越来越大。面对乡村发展滞后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现阶段而言，人是能否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也是乡村能否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关键所在，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进程不断深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同样对农村的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办“为农”的乡村教育是我国振兴乡村战略的现实需求，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教育目标追求。

（三）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办乡村教育

“实事求是”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认清不同时期的国情，精准研判社会发展的主次要矛盾，科学制定教育发展纲领、目标、方法和路径，进而能够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发展功能，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教育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从“以政治为导向的乡村教育”到“以经济为导向的乡村教育”再到“回归育人的乡村教育”思想的变迁，恰恰体现的是不同历史阶段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判断的事实变化所做出的针对性政策调整，不变的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初心。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改革创新。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更需要有改革的魄力和锐气，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和方法。在基本普九任务完成后，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城优乡劣、城挤乡空等基础教育发展矛盾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继续把国家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促进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农村倾斜”，采取“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乡村教育发展政策^[42]。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应将乡村教育发展作为重要的抓手，锐意进取、大胆革新，紧紧围绕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乡村建设要求，结合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建构对于人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的要求，强化乡村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优质、高效供给,厚植乡村人力资本，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43]。只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地办乡村教育，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人才基础支撑，进而助力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也是能否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一百年是极不平凡的一百年。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乡村教育性质的伟大过渡，实现了乡村教育性质的根本变化；完成了从余家菊先生的“乡村无教育”到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伟大进程，乡村教育规模逐步由小到大；完成了从基本的识字教育到“上好学”的乡村教育办学需求的深层变迁，乡村教育质量历时性地逐步由弱到强，共时性地走向求强之路；深化了对乡村教育的认识，不断健全教育功能，走向人的全面发展之路；培养了一批服务革命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教育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乡村教育为农民”的初心百年未变。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底子薄、水平差、效果弱的乡村教育也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掣肘。因而，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逐渐成为乡村教育乃至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实践所难以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达成之际，中共中央于2020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并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将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的判断同样适用于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状况的基本评断，即我国已完成由教育弱国发展为教育大国的目标，开启由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我国教育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教育在我国由教育弱国走向教育大国的征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引领性贡献。但考虑到我国乡村教育发展滞后的现状，振兴乡村教育必然将在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而这必然是任重道远的。如何发展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有哪些时代特征？新时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机制是什么？乡村教育的根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必然会成为新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展乡村教育所难以避免的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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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1921-2021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duced abundant discourses and texts in the rural education practice. This study takes a diachronic study over those materials. In the past 100 years, CPC firmly stood with people and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holding education for people, never changed. The rural education value of CPC went through a targeted change, from education for political conflict to education for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n back to education itself, which appropriately match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Looking back the past is for a better future.To achieve the second 100-year-goal of rural education, we must insist on the leadership of CPC firmly and hold rural education for rural people. It requires us to be practical, emancipate our mind and be brave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achronic study; one-hundred-year goal

责任编辑：李晓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