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关键一环。新中国成立开天辟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劳动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劳动教育政策发展历经探索、发展、调整、再探索、再加强五个阶段。在政策变迁中表现出：以社会需求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摇摆和断裂中曲折发展的变迁形态；将劳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保障。未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发展要坚持方向性：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引领劳动教育发展；要唤醒内生性：挖掘劳动教育丰富的育人价值；要注重系统性：构建涵盖大中小幼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要凸显地域性：强化劳动教育地方及校本特色；要彰显时代性：融入新时代劳动教育方式的创新。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回眸；展望
劳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努力建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2]将劳动教育置于与“德智体美”四育同等地位，这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培养新时代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举措。[3]劳动教育是厚植劳动情怀，汇聚艰苦奋斗正能量，引导青少年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加强劳动教育势在必行。劳动教育政策作为指导劳动育人实践的依据，是深化劳动教育改革的助推器。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探索阶段（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开天辟地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劳动不再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奴役劳动，而是人民群众真正为自己、为社会的劳动。面对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发展经济的重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劳动，把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理念贯穿于社会改造全过程，倡导劳动参与。教育领域的改造侧重政治方面，加强政治课学习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在政策中呈现不同样态。其一，劳动教育作为思想改造的手段。1950年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提出组织以前未从事生产劳动的人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改造自身。[4]其二，劳动教育以专业实习、社会服务等形式出现。如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1950年）、《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1952年）、《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1954年）中均有规定和体现。其三，劳动教育作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手段。如《关于有计划地组织未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通知》（1954年）、《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1955年）中均有规定和体现。这一时期，劳动教育作为思想改造的手段，发挥了一定“思想纠偏”作用，但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并未改变。另外，中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一定程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在没有升学机会还要回乡劳动的情况下，很多家长让孩子辍学。此时劳动教育以体力劳动为主，学校条件有限，一些劳动活动无法真正实施。[5]
（二）发展阶段（1957-1977年）
1956年末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劳动成为一切有劳动能力公民的光荣职责。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主张使受教育者成为劳动者、而非剥削者，要求劳动者“有社会主义觉悟”。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在不断满足政治、经济、社会需求中发展。其一，劳动教育作为缓解教育经费问题的手段。如1958年《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关于大力支持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的通知》就强调这一点。其二，劳动教育作为阶级改造、消除脑体力分工的工具。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7]1958年，陆定一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将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否看作区分教育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表现。[8]1963年《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中学应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劳结合的方针，并专列一章阐述生产劳动。1963年中央提出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投身到生产实践中。[9]1966年《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指出让学校的老师以及学生到农村、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和改造运动。这一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写入党的教育方针，劳动教育充满政治意味。学校大部分毕业生服从分配，下农村、进工厂，工作积极认真。知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参加劳动，提升了思想觉悟、磨砺了意志品质。此时也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劳动楷模如雷锋、王进喜等，为劳动教育提供了示范和榜样。
（三）调整阶段（1978-199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0]劳动教育政策在脑体力劳动关系等方面做出调整。第一，重视脑力劳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9]（P85）第二，在中小学设置劳动课。1981年《关于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的通知》《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规定在学校设置劳动课。1987年《全日制中学劳动技术课教学大纲（试行稿）》规定了开展劳动技术课的具体要求。第三，劳动教育成为德育的内容和途径，表现为在德育政策中提出劳动教育内容。如在《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198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90年）、《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1995年）中有相关要求。第四，继续加强勤工俭学。如在《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1983年）、《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勤工俭学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1989年）中有相关要求。这一时期，劳动教育从关注体力劳动转向兼顾脑体力劳动。劳动思想道德教育和技术教育构成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在思想品德教育中明确提出了劳动教育的内容，劳动育德的范围有所扩展，从满足国家政治需求转向关注人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劳动技术教育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
（四）再探索阶段（2000-2011年）
21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劳动创造性价值加强。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和创造。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求学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同时，劳动教育加强了对劳动态度、观念等价值目标的重视。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指出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及公益活动，引导学生尊重及热爱劳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强化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及劳动人民的情感。这一时期，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由关注生产劳动转向关注实践活动。劳动育德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对学生劳动态度、观念等的培养更为重视。由于经济及科技快速发展，对劳动技术教育的关注也有所加强。但学校“重智轻劳”现象明显，劳动教育由独立地位变为综合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劳动教育又被弱化。
（五）再加强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劳动教育政策也有了新发展。其一，将劳动教育纳入综合素质评价。2013年《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提出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行），其中行为习惯的指标考查点包括热爱劳动。2014年《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记录学生的道德……社会实践等内容；[11]劳动与技术教育作为社会实践的部分，成为升学依据。其二，出台专门的劳动教育政策。如颁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15年）、《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19年）等文件。其三，将劳动意识等列入核心素养及相关教育发展文件。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及要坚持立德树人……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12]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社会参与”维度“实践创新”子维度下列出“劳动意识”。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弘扬劳动精神。其四，将劳动教育置于与其他四育同等地位。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开创了“五育并举”新局面，并突出强调劳动教育。这一时期，习近平正式确立党关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劳动教育的地位被大大加强。同时，把劳动教育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将劳动意识、精神等价值目标列入核心素养及相关教育规划文件，体现出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特别是劳动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但鉴于社会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等不良风气蔓延，加强劳动教育任务艰巨而紧迫。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演变特点
（一）动力机制：以社会需求驱动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发展动力具有外生性，体现在劳动教育服务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20世纪50年代，我国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中小学毕业生不断增多，劳动教育成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辅助手段。“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改造的需要，劳动教育成为阶级斗争、劳动改造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更迫切需要懂科技的人才，所以劳动教育开始强调劳动技术方面的教育。进入21世纪，素质教育不断推进，提高个体的劳动素质成为劳动教育的任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劳动教育的形式也由生产劳动逐步扩展为服务劳动、家务劳动等。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劳动教育以体力劳动为主，以满足工农业生产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对脑力劳动要求提高，劳动教育转向兼顾脑体力劳动。可见，劳动教育政策被经济、政治这些外在动力推动发展。
（二）变迁形态：在摇摆和断裂中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参与劳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遵循。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受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因素影响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在变迁中出现频繁摇摆，如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多年，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发展呈现出“三落”“三起”之状，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初、70年代末为“三落”时期，而20世纪5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为“三起”时期。[13]又如，我国劳动教育是否与其他四育并列一直存有争议，如21世纪初著名的“黄瞿之争”曾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劳动教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以“德智体等”“德智体美等”“德智体美劳”的形式也发生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劳动政策未能很好体现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种断裂影响了劳动教育扎根本土的进程。早在春秋战国时，《庄子·让王》篇中就提到，“善卷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间而心意自得’”。[14]颜元重视劳动教育，在他看来劳动不仅能“修身”“正心”，还能强身健体。从政策内容上看，无论是横向劳动课程地位确定、各学科与劳动教育整合，还是纵向上各学段劳动教育的衔接与联通，劳动教育政策各方面都较为单薄、匮乏，更谈不上形成体系，这种断裂不利于劳动教育发展。
（三）发展线索：将劳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贯穿始终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5]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密切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劳动教育的生命线，劳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及阵地。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若脱离此原则，劳动教育便很难释放其功效。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当作思想改造的手段，毛泽东将参加生产实践作为区分新旧教育的标志之一，推行在劳动中改造思想，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劳动教育在缩小城乡差距、锻炼知识分子意志品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劳动教育是劳动改造与开展阶级斗争的政治武器，劳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被盲目放大。改革开放后劳动育人逐步扩展到道德、心理等领域，着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劳动精神等。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勤工俭学、工农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分子、学生等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如养成节俭、勤奋的习惯，提升集体主义思想等。可见劳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由政治导向下关注思想改造，逐步转变为关注学生个体劳动思想素质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贯穿于劳动教育政策发展的暗线。
（四）过程保障：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推进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强力推进的。无论是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列入党的教育方针，多以重要领导人讲话为标志，凸显出劳动教育的政治意味。从政策内容上来说，我国劳动教育相关的通知及办法，明确规定了劳动教育的目标、途径等，为劳动教育开展提供规范及指导。从政策实施上看，一般是由政府选择并主导变革，政府通过专项文件，或在教学计划、课程标准中对劳动教育实施做出规定，全国上下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有些地方会出台相关落实层面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规定直接决定了劳动教育的内容和进程。自“五育并举”成为党的教育方针后，各地方纷纷颁布落实劳动教育的相关政策，如《广州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舟山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活动指引》等。这种自上而下的部署，是劳动教育政策发展的有力保障。但我国劳动教育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尚需完善、亟待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三、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发展的未来展望
（一）坚持方向性：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引领劳动教育发展
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德育引领其他四育发展，是党的教育方针传达的重要理念。故而学校发展必须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置于首位，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引领劳动教育发展，构筑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16]首先，劳动教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的讲话精神。其次，将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全过程渗透到劳动教育中，使学生通过劳动提高思想觉悟，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学会劳动。再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17]开发和创新相应劳动教育资源及方式。最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性，帮助学生通过劳动实践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及劳动素养。
（二）唤醒内生性：挖掘劳动教育丰富的育人价值
劳可育德，劳可增智，劳可强体，劳可育美。总之，劳可育人，劳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因而要充分挖掘劳动育人价值，激发劳动教育政策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以智育为例，当前学科知识可以满足学生的认知需求，技术训练能够提升学生技能，但知识技能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真正转化为个体的生产或生活能力。同时，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元素。文化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劳动教育文化源远流长，农耕文明中的劳动分工、耕读传家中的劳动教育，“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自力更生、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显示出我国劳动人民孜孜不倦、努力拼搏的光辉形象。
（三）注重系统性：构建涵盖大中小幼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较零散、未成体系，缺乏各学段可操作的指导标准。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出台纵向上各学段、横向上各方面的劳动教育政策，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十分必要。首先，明确不同学段劳动教育的层次性、衔接性，确定各学段劳动教育的要点。其次，构建科学的劳动教育政策内容体系。在政策中明确规定劳动教育目标、内容、课程、师资、管理、评价等，以及家庭、社会、学校劳动教育整合等内容。再次，借鉴国外先进劳动教育政策经验。如美国、德国等国家将6～18岁孩子应进行的家务及社会劳动项目列入法律。
（四）凸显地域性：强化劳动教育地方及校本特色
劳动教育应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充分考虑当地产业资源等情况。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不同，对劳动教育的要求就不同，劳动教育可依托的资源也不同。因而，一方面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各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及资源状况，给予地方、学校劳动教育足够灵活性；提倡地方及学校依托本地产业资源开发特色化的劳动教育课程；也鼓励学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开发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另一方面，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教育政策。地方政策是国家政策的延伸，有助于国家政策精神在特定地域贯彻落实，体现了国家政策体系各层级上下衔接、相互弥补的特性。各地方相关部门应通过制定地方劳动教育相关政策，推进地方劳动教育特色化发展。
（五）彰显时代性：融入新时代劳动教育方式的创新
随着经济及科技迅猛发展，劳动方式及类别发生了深刻变革。新时代劳动教育要与时俱进、活化形式和更新内容，但要淡化形式、注重实质。[18]其一，探索劳动教育新模式。如“互联网+劳动教育”模式，将劳动教育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劳动、数字劳动；再如“双创+劳动教育”模式，搭建校企合作、双创活动平台，引导学生在劳动中创新，鼓励学生大胆创业。其二，重拾体力劳动教育价值。虽然当前一些体力劳动岗位和家务劳动被机器替代，但技术无法取代体力劳动的育人价值。学生可通过体验体力劳动，锻炼动手能力及磨砺意志等。其三，更新劳动教育内容。时代发展对劳动者提出新要求，劳动教育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密切结合现代生产，使学生获得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知识技能和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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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家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