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为本的教育正义观为指导，坚持不懈发展教育平等与教育质量、效率相互促进的教育正义思想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正义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工农的平等受教育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创建工农优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新教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教育扶贫、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优质教育等。百年发展，形成系统和丰富的教育正义思想和成功的教育正义实践。
关键词：百年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教育正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追求未来社会的正义理想为目标，通过批判历史和现实的不正义实际及多种正义观，形成以人民为本的系统正义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为根本指导，守正创新。既坚持不懈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义理想目标，又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展丰富教育平等与教育质量、效率相互促进的教育公平正义思想和实践。从新民主主义时期争取工农的平等受教育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创建工农优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和“两条腿走路”、“三结合六并举”的新教育，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坚持以一个也不能少为目标的教育扶贫，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优质教育等，形成“争取能”、“丰富有”、“力求好”、“促均衡”、“创优质”等系统和丰富的教育正义思想和成功的教育正义实践。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日子里，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形成的丰富教育正义思想，总结成功实践经验，对不懈追求教育正义的理想和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对认识教育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本质有积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百年中国共产党追求教育正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正义是在复杂关系中对核心价值的合理性追求。虽然历史上的不同正义理论对正义的本质和理想有不同认识和追求，也未找到不正义的社会根源和实现正义的根本途径，抑或对平等、效率、仁爱等顾此失彼，或是对其复杂的合理性关系缺乏系统化，但他们都分别把自由、平等和效率、仁爱等作为公平正义的问题域、核心要素和追求目标。
“正义理论作为一种价值理论常被归属于道德理论，而道德理论的论域涉及多种价值，正义只是其中一种。”[1]正义的，当然是正确、合理或合宜和对的，但正确、合理或合宜和对的并非都有明显正义感。而在人追求的根本价值产生严重矛盾冲突，从而需要做出合理性的艰难抉择时的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愤填膺、见义勇为、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等的“义”，则不仅是正确、科学、合理或合宜和对的，而且有强烈正义感，能充分体现正义的全面深刻含义。公利也为义，义字当头、先义后利的“义”包括公利，而“利”则是指私利。相互矛盾的正义可能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对立，但自由、平等与质量、效率及公平、仁爱的冲突则完全可以通过精心谋划、艰难探索，使矛盾对立转化为相互对应和统一甚至合而为一。正是如此，才使得正义对人类文明具有永恒意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和不竭动力。
马克思（Marx，K.）的正义道德理论是一个具有巨大张力的复杂体系，它既包含自由、自主等他极为珍视的价值，也包含权利、义务、贡献等他明确肯定其历史意义的价值。“在这些不同价值中，正义恰是能够将诸价值联络起来的一种特殊价值。”[1]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既与自古以来的正义观一样，把自由、平等及质量、效率和公平、仁爱作为正义的核心要素和目标；又不同于历史上的正义观，不仅批判历史和现实的不正义，追求现实目标，是对正义实体要素空间整体结构优化的合理性选择和建构；且是面向未来，以远大理想和创造历史为追求，对正义发生发展时间要素及过程、环节的全程整体结构优化的合理性选择和建构，是系统化正义观。[3]
历史上的所有正义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正义，是使每一个人都通过市场化的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满足，或每一个人都通过满足他人的需要而满足自己需要，每个人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的永恒不变的市民社会的低级正义。[1]马克思主义的高级正义观包括社会主义正义和共产主义正义的不断变革和提高水平的两个阶段的系统化正义。[1]社会革命的正义目标是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消除劳动异化，使每个人摆脱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在法律上和形式上获得自由、平等。社会发展的正义追求是以人民为本，既极大提高社会和个人的生产劳动力、经济实力，使每个人根据平等政治权利和不同劳动贡献得其应得，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的平等与效率形成实质的相互促进；也极大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通过社会制度保证和社会、个人的帮扶，使一些生产劳动能力低下、经济生活窘困的人，在形式和实质上，在经济、文化和教育上，都获得自由、平等；还要在物质极大丰富、道德极大提高基础上，使每个人根据需要得其应得。
教育平等和教育质量、效率及其相互促进，是教育正义的核心要素及其合理关系的价值追求和本质特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为指导，以教育平等和教育质量、效率及其相互促进的教育正义圈为核心，不断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形成了不断丰富完善的系统化教育正义思想链和成功的教育正义实践链。
二、争取工农平等受教育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追求教育正义的核心目标
社会正义，首先是政治正义。政治正义的先决条件是政治自由和平等。但政治自由和平等的标准、依据又是随着政治的性质及其与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标准和依据的平等有完全不同的本质。所以，对于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6]。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本主义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但其社会制度与道德观念相互矛盾。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斯密（Smith，A.）以《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论证资本主义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斯密认为，追求自我利益是人的本性，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动力和根源。同时，人天生就有同情心或“对任何感情的同类感应”，这会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私人利益必为他人的私人利益所限制，在关心自己幸福时要谨慎和顾及他人幸福，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有正义和仁慈。正义源于人的自然权利和本性，与谨慎、仁慈一样是人类共有的基本德性，是保障个人的权利和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底线和起码要求。[7]正义的社会“对其所属各阶级人民，应给予公正平等的待遇”[8]。只要给各个阶级普遍的自由，各个阶级相互竞争，就能促进公共的福利和幸福。[7]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正义理论，无论如何变形，都始终以不平等的私有制为前提的应得观作为正义的核心。从柏拉图到近现代社会，“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10]。斯密和罗尔斯（Rawls，J.）、费里德曼（Friedman，M.）等也对劳苦大众抱有同情，并不时揭露资本主义给劳苦大众造成的艰难处境和教育不平等。但他们始终只看到问题的表象，最终也没有找到无产阶级贫困、“无产”的根源。他们设想通过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或者通过实施“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制度安排、差别对待和补偿原则，或者通过扩大社会自由、减少政府控制来解决问题，但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对此，马克思不无嘲讽地指出，“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又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11]。商品使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使买卖所有权双方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在法律上平等的人以自由意志自愿支配自己的东西和平等地进行等价交换。因为商品买卖双方都只顾自己的私人利益，谁也不管别人的利益。所以，大家都在既定的和谐关系中或在全能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12]
关于不平等根源的私有制本身是否正义，不属于应得正义理论讨论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揭示了应得正义的不正义根源，而且提出解决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不平等困境的根本之道。马克思指出，按照字面上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阶级平等，是谬论和做不到的；相反，消灭阶级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和伟大目标。[13]“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14]“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15]“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16]消灭阶级是无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实内容，其目的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关系中处于同等地位，使全体公民同样可以利用公有土地和公有工厂等公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为社会和自己创造物质、精神财富。[1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平等是弱者的呼喊、期盼和抗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争取教育平等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争取政治的自由和平等，这是基本的正义。从建党初期只有58位党员的小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作为高于天的革命理想。[18]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驱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中指出，政治上不平等的旧制度是导致教育上的不平等的根源。“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而外，尚有灵的要求。一个人汗血滴滴的终日劳作，靡有工夫去浚发他的知识，陶养他的性灵，他就同机械一样，牛马一般，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没有甚么区别。人但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物质的结果，是资本家莫大的暴虐，莫大的罪恶，哪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去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19]民主精神，不但要追求政治上的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分配平均，而且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追求人人均等的机会，以适应一般人对知识的要求。[19]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19]。妇女不仅应当“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的机会”，而且“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更要紧”。[22]
陈独秀主张，通过“平民教育”实现平等教育。“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23]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应接受教育，因为人不受教育，好像是原料不是制品；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恽代英主张，通过对儿童的“公育”实现平等教育。他认为只有儿童公育才能保证一切儿童都享受到平等合理的教育；否则，穷人的子女很难得到合理教育的机会。[24]“我自己总相信儿童公育是应该的，又总相信非世界彻底改造，谈不上甚么理想的儿童公育。”[25]
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的教育遵循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26]首先是为革命战争和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服务，同时坚持教育的多样性、丰富性，具有普及教育、社会教育、扫盲教育、培养领导革命的高级干部教育等四项任务[27]和“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战争和生产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重于一般文化教育”[27]的特点。
在革命根据地，“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26]。《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明确规定，在中华苏维埃，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都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的权利，发展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由苏维埃掌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27]
三、创建工农优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新教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追求教育正义的主要任务
资产阶级启蒙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利平等，将政治权利平等作为一切人的应得写进资产阶级宪章，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但以人生而平等的人性论为依据、以私有制永恒存在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核心的政治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就只有和必然把金钱作为立法的唯一标准，也一定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集成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以此规范、度量和控制人的一切行为。平等原则由于被限制在法律上，从而流于形式，实质上被一笔勾销。“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31]无论是否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和金钱、经济的平等和自由，也就是资本的平等和自由。[32]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不平等，成为束缚应得正义论的魔咒，也是作为劳动者的无产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剥削、受压迫的实质，是私有制不公平、不正义的实质。破除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自认为是重大发现和无可置疑的“应得”正义论魔咒的钥匙，并不在于政治法律及其形式，而是普遍隐藏在生产经济领域。不是用政治法律概念构建公平和正义的概念、理论和实践，而是用生产和经济关系来解释公平正义的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与资本所有者或资本家的关系解释生产经济关系，用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解释公平正义的分配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1]
政治平等，不等于经济文化和教育平等、正义。没有政治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平等、正义；有了政治的平等，也未必就有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平等、正义。有权利，不等于有能力和实力；反之，亦然。“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34]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既要改造旧制度，创建保证工农优先接受教育的新的教育制度，也要创造和丰富平等的教育资源，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富强培养大量人才。
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性质的过程。[35]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国家或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政治、国家和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民族特点、形式恰当地统一起来的文化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奴化、殖民化文化教育和封建主义的一切迷信思想的文化教育，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自己创造和分享的文化教育。[35]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应当把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当作重要工作；应当采取有步骤的坚决措施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应当对旧社会过来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医生采取适当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民主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使他们能够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7]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8]。为了扫除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的阶级压迫，为了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民主主义新国家，我们需要大批人民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精神，从事艰苦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他们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有成效，就应当得到高度重视，受到应有尊重，把他们看作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37]
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致开幕词。他指出，“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当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37]我们的小学校应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坚强骨干。“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首先努力促其实现。”[41]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具体反映和落实了党和国家的这种正义主张。[41]
教育正义中的教育平等和质量、效率与教育普及和提高，不仅紧密联系甚至就是相同含义。普及教育既是受教育人数的增长、教育平等范围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也是普遍提高国民素质的保证。提高既包括提高教育质量、办学效率，也包括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必须提高的教师质量、教育教学设施和学校建设等条件水平。在坚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原则和统一目标前提下，“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教育发展的关系状态就是教育平等和教育质量、效率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教育正义，就是党的教育始终坚持的教育正义。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和“三结合六并举”的办学方略。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和鼓励、支持省市县等地方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办好教育、学校的积极性。为了调动两个积极性和办好教育、学校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国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技术）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41]的办学形式多样化。坚持这种教育正义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通过十几年努力，到1964年，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44]
四、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和提高教育质量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追求教育正义的大政方针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首要条件和正义，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没有劳动就没有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5]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等物质资料和其他一些东西。生产满足人自身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生活本身。而这样的历史活动正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46]“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要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47]自由平等是人类的尊严，没有自由平等就没有人的尊严。劳动及其成果是自由平等的基础，没有劳动及其效率和成果就没有个人的生命和人类的延续、发展。在保证劳动基本效率和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格尊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人平等是近现代社会的政治追求，而近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则为其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平等和效率，有基本平等和完全平等、差异平等和不断提高水平的高质量或高水平平等；有基本效率、差异效率和不断提高水平的高质量或高水平效率。基本效率是劳动的基本价值，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人的基本需要和劳动积极性的劳动成果和收益。差异效率是劳动的不同投入和成效、根据按劳分配获得的不同收益。高水平效率是以较小或很小的投入取得较大和很大成果的效率，是使劳动成果持续惠及广大民众，社会平等和效率水平都有较大或很大提高的效率。没有基本效率就没有效率，社会发展就会停滞。没有不断提高水平的高水平效率，社会就不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没有差异效率就不能通过使不同劳动投入和成果获得的不同收益调动劳动积极性。但过度强调提高效率和能力本位而忽视平等，就会导致两极分化。
基本平等是保证人的基本尊严和生活信心的平等，没有基本平等就没有平等。差异平等是在保证基本或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的有差别、差距和不完全的平等。高水平平等是在基本平等或完全平等基础上的，不仅不影响差异平等和效率且是有利于持续充分调动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等主体性以及提高社会平等、效率水平的效率。没有差异的平等和不断提高平等水平的高水平平等，社会发展就不能提高文明水平。但过度强调平等和人格尊严而忽视效率，就会导致社会供求的浪费、短缺和劳动积极性、创造性、效率的降低甚至共同贫困、平庸。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等就是效率，最大限度惠及每个人的效率就是平等。[48]最有利于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和转化的关系。由于人的认识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原因，虽然社会发展或者平等多一点，或者效率多一点也是基本常态，最终会经历艰难痛苦使平等与质量、效率达到某种程度的相互促进和统一，使其融入正义的空间广延结构圈和时间动态结构链。但也往往存在或过度重视平等或过度重视效率，使平等与效率走向两个极端，远离相互促进的关系状态和基本规律；既损害平等，也损害效率，使社会整体发展都受到伤害，甚至导致“球籍”的问题。
提高劳动效率，既要提高劳动的意愿和积极性，也要提高劳动的能力和知识水平。无论从经济利益还是人格尊严角度讲，多劳多得、优劳优得，都是调动劳动积极性和激励劳动能力提高的基本措施。学习和接受教育，既是人的政治权利和文化享受，也是人力投资和服务社会的义务。无论是作为政治权利和文化享受，还是作为人力投资和服务社会义务的教育、学习，都要讲质量、重效率，都要有精神和经济的投入，都要刻苦努力、付出心血，无关教育是否平等抑或不平等，均如此。在保证政治平等和质量基础上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能力和努力等奋斗面前的人人平等，是激励人们发挥和提高能力、努力学习积极性的具体而有效的办法。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平等，一向是指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是指消灭阶级，而绝不是指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平等。“确定人类在力气和才能（体力和智力）上的平等，社会主义者连想也没有想过。”[17]“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50]
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提高经济效率、效益。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也要求迅速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51]但“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标准”[52]。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53]。现代化既需要普遍提高全民族每个人的素质，也需要培养大量掌握高新尖科技的高精尖专业人才。积极参加中国新国家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绝大多数专业人才和青年学子，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但真正在各行各业的专业上能做到精益求精的高精尖的拔尖人才却很少。所以，在重视政治素质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专业素质的提高、专业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精尖拔尖专业人才的培养。办教育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要注意提高。要集中财力和精力办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通过严格考试选拔，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51]坚持这种教育正义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发展好的城乡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到2001年，我国已经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和科研积极性，提高办学和育人效率，学校也要按劳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在学术上，只要有创造，有贡献，就应该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不能论资排辈”；“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校长高”。[51]
五、推进高质量教育公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追求教育正义的重大战略决策
平等，是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概念。而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典著作中，则鲜见使用“公平”概念。[56]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公平”的表述也不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命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础和重大举措。之后，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等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专家学者的研究中，以“教育公平”表述教育正义的内涵和频率远超“教育平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57]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化的教育正义思想和实践。综合考察“教育公平”表达的教育正义含义，大致有以下四个层面。
（一）教育平等的教育正义
平等首先是政治概念，其次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概念。政治信仰、理想、原则和权利是价值理性，不能以是否公平或以工具理性权衡利弊等价交换。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教育平等是指教育经费投入、学校及其教育教学设施建设等教育条件的均等。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加大财政对教育经费投入，重点扶持和倾斜于农村、边贫和民族地区，健全贫困家庭学生就学、教育资助制度等措施，都是为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平等获得或享有优质教育的权利，使他们能得之应得，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人成才。《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机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关键，基本要求和目标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工作重点是促进东西部、城乡、农村不同乡村和不同学校、班级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扶持弱势人群和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老少边贫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不同地区和学校间的教育差距。
（二）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的相互促进的教育正义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过程和结果公平等层面。但这三个层面的“公平”有很不同的含义。教育机会公平也称起点公平，是对教育权利、教育制度、教育资源等供给的一个标准。教育结果公平是指“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或对能力、努力及其成果评价的一个标准，这其实是对教育质量和效率评价的平等，就是指教育效率。教育过程公平则既可能指学校课程教学内容、方式方法和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标准，也可能指因材施教、因地因时制宜，但都是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的相互促进，也都是不同主体的相互对得起。[58]改革开放初期，普遍存在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对劳动、知识和能力及其学习、教育、科研等主观努力的不尊重、不公平。对农村教育来说，过去主要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教育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及其导致的人民大众经济、文化和教育条件及所得差距太大甚至不平等的矛盾。目前，解决的主要是“好不好”的问题，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和优质教育需要与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办学条件平等或公平的矛盾。
平等和公平都是价值追求，都因比较而存在，都有客观标准。[59]平等是事物实际存在状态的相同水平和评价基准，没有基准就无所谓公平。教育公平是以平等为标准和目标的价值判断及其应对的手段、过程和效果，是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的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和状态，是支持率先发展，追求效率上不封顶和坚持扶贫帮困，基本平等确保兜底的相互促进的过程、方式和状态。[48]教育平等、效率和公平的不同水平、状态都可以基尼系数测算。我国一直坚持的基础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推进的基础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重点学科及学校建设、一流学科和学校建设都是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的相互促进。近年来，我国在实现“两基”攻坚战略目标基础上，不断推进的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取得显著成绩，高等教育走过了精英化、大众化阶段，已经迈入普及化的进程。
《教育规划纲要》把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正义教育和整体提升教育质量、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都作为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强调“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把“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作为战略任务和重大措施，也是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的相互促进和统一。教育公平的“公平”若指“平等”，就是平等而有质量的教育；若指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就是强调在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相互促进基础上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三）为了平等的超越互利公平的教育正义
公平是正义，但并非只有公平是正义。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实际上，是把公平作为正义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正义。麦金太尔（Macintyre，A.）则把博爱、仁爱等作为正义的重要内容，认为“正义包含一切有助于社会和乐的美德”[61]，不是只有交换和分配的应得及其互惠互利的公平。人性有大公无私、普度众生的圣性，互惠互利、等价交换的理性，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物性等三个层次。[62]为了平等和正义既不能否定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应得正义，也不仅不能否定而且应大力弘扬博爱、仁爱、利他、无私等超越互利公平的道德精神和价值，甚至在经济层面应采取“不平等”的“公平”的途径手段、方式方法。[63]若把公平仅仅看作平等就会否定劳动及其效率的正义性和创造人的本体意义，若将公平仅仅看作互惠互利就会否定和降低博爱、仁爱、利他、无私等超互利公平的崇高道德价值和理想追求，会形成两极分化。对于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共产党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私无畏精神气魄，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境界与默默无闻的奉献牺牲精神，以及新时代精准扶贫等重大正义举措，都远超出互惠互利的公平、正义范畴。
自由主义等现代政治哲学将平等的终极根据理解为权利的平等，并据此将平等的其他维度看作派生的，从而缩减了平等的内涵。这等于更重视形式的平等，较轻视甚至忽视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实质的平等。马克思则是寻求更广泛的平等，他突破了政治权利平等对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实质平等的限制，将平等的理想追求从政治权利层面推进到社会合作层面。即使是自由主义等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权利平等和分配公正等应得正义原则在任何社会的真正实现，也同样依赖于高度合作的社会机制。[1]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在全体人民实现了政治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工农、城乡等各阶层和不同地区间的平等合作、相互促进，实现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层面的实质的平等。
（四）为了教育基本平等和高水平平等的教育均衡发展的教育正义
平等与不平等有本质区别，是否均衡则是本质相同的程度或量的差别。教育不平等既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基础上教育公共服务或教育条件有较大差异，也包括教育权利和条件都有本质区别。“新”中国教育不平等是指前者，“旧”中国教育不平等是指后者。非均衡发展是侧重和过度重视效率，或侧重和过度重视平等。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普及与提高、教育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的发展。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是在教育权利平等基础上公共教育服务差异不大、基本平等与基本质量相互促进的发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在教育权利平等基础上公共教育服务完全均等、高水平平等与高质量相互促进的发展。这是面向2035年和未来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优质教育的本质与目标。
坚持这多层面、全方位、立体化和全过程优化的系统化教育正义观，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具体政策。在2011年“普九”目标基本完成基础上，2013年教育部启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到2019年12月底，全国累计2767个县通过认定，占比95.32%。虽然中西部地区尚有9个省份136个县未认定，但通过教育扶贫等措施，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正在不断快速提升。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为了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要求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教育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2013年教育部等7部委出台《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对六盘山区等区域的片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等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及其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布局、教育投入等提出具体目标和特殊支持措施。
2015年党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要“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脱贫攻坚要重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问题。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对于教育扶贫，核心的思想就是“精准”，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教师是教育之本，多年来通过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设施得到很大改变，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为了采取切实措施加强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包括全国乡镇中心区、村庄学校教师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缩小城乡师资水平差距，补齐农村教育短板，努力建立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2015年国务院颁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提出，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
为解决城镇化使得乡村小规模学校明显增多带来的问题，201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办好两类学校，要“科学评估、应留必留、先建后撤、积极稳妥”，优化布局，科学合理设置两类学校，妥善处理好学生就近上学与接受良好义务教育关系。同时提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等内涵发展、提高质量和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的措施。
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重塑城乡关系，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0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再次强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这为以城乡教育发展水平一体化为目标，以特殊措施补齐农村教育短板为手段，促进城乡教育有特色融合发展的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正义，既指明方向和提供条件，也提出要求。
在世界各国间、国内各地区间都存在由于自然条件等形成的生活的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通过社会合作和帮扶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很难完全消除。[65]“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32]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了工农等阶级差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有效推进的国家现代化伟业及其城乡教育、东中西部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重大战略，使得城乡等不同地区的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目标，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过程中，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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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Ideas of Marxist Educational Justice over the Past Century
Hao Wenwu
Abstract: Since it was founded,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making unremitting efforts to develop the ideas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justice that educational equality,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 efficiency promote each other,guided by the Marxist people-oriented concept of educational justice.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ideas of Marxist educational justice has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stages: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PC fought for the equal righ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receive education;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PC created a new education by which it gave first priority to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combin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in the new perio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CPC adhered to educational equity that everyone was equal before test scores;and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PC is striving to promote the fair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ir and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modern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t the world's advanced level.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PC has developed systematic and rich ideas of educational justice,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justice.
Key words: the centennial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t view of justice; ideas of educational justice
责任编辑：李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