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育人的生命价值逐渐卷入资本包裹的世界，曲解了文化育人的本体价值。为规避文化育人功能在生命发展中的本体价值继续沦陷，彰显文化育人的根基性、和解性和整全性价值存在，生存论发展观试图从文化育人的生命意义这个角度破解文化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冲突假象，还原文化重精神追求的根基性和“共享机遇”的和解性，让文化的整全性在破除“肢解灵魂”的殊途中转向生命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育人；价值观；资本论；生存论
社会的转型中，文化问题不仅居于重要而特殊的位置[1]，而且是其他领域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和实践基础。文化育人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这个时代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努力探寻、认真解决的问题。认清文化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结构中的差异性，探索文化育人的本体价值，是未来文化生存论发展转向的先决条件。
在文化育人的价值论领域，随着超级资本对文化育人价值的干扰，文化育人的功能逐渐从精神价值领域转向广受欢迎的摆脱机械化的劳动范围，最终降格为娱乐活动，逐渐丧失了其育人的本体价值。阿伦特说：“经济社会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2]文化在资本运动的洋流中开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工业，它不仅制造产品，还赋予资本的逻辑及其制度以合法性[3]。面对文化的资本功用价值转向和文化的意识形态问题，德国学者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姆早在1947年就提出要维护文化育人的本体价值，避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转向对生命发展的不利趋势，可是现代文化在文明冲突中的多元性、复杂性被人类认知发展和行为选择的价值左右，不可避免地将隐藏在不同形式下的文明冲突重新诱发出来。文化育人的价值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工业资本化的漩涡，混杂着政治意识热情，将生命发展方向引向了追求利益的顶端。
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促使人们主动剖析文化资本功能属性对后现代社会构成的威胁。伊藤娜·博库利塔提出，未来教育必须全面应对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明挑战[4]，因为信息社会对文明的攫取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将文化化育生命的价值完整呈现出来，相反，信息社会对文化关键功能的攫取行为有可能使文化印上意识形态纷争的多元符号，合力圈定生命发展的向度。如果文化化育生命的向度持续不断地陷入文化意识形态的纷争中，那么不同文化价值观下的育人模式和育人理论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最终，各种文化模式下的育人产出能否达到生命发展的理想状态，文化意识冲突下的生命发展能否走向和解，逐渐成为文化价值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本体存在于本质生成：文化育人的生命起源
从“文化”（culture）的词源看，文化不仅用来指一个社会最好、最重要的思想与作品（所谓高雅文化），而且它以各种不同的符号代表着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即便不专指高雅文化时，它也表示一种主导性的规范与价值模式共享的道德标准。因为文化的核心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5]，所以，无论从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上分析，文化育人的本质都有两个“为本”的问题，即以人为本的育人理论和以文化为本的育人实践[6]。以人为本的育人理论重在提升人的文化理解力，发展生命中的整全文化精神，促进生命群体的文化理解；以文化为本的育人实践重在彰显教育的人文精神，涵养根植于深厚文化传统和文化实践中的人性之美，营建生命之美得以发生的教育场域，促成文化生命中的创造之美。可见，无论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育人理论，还是以文化为本的育人实践，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文化育人的本质追求——求真、向善、尚美。
首先，求真的本质是基于人对共享世界的本质直观，同时也是建立在人对现象世界的经验统合。其天然特性可以保全文化从部分到整体的全然释放，保证整体的文化精神不发生变异。因为文化育人的求真价值从未单独存在，也不掺杂糅合，而是以一定的介质或依据特定的时空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它与人的具体存在紧密相连，在不断发展中重构自己的生活场域和意义世界。求真的天然特性和动力可以从人类群体内部激活人对文明世界本质的探索，使文化作为一种生活经验加以展现，也可以以一种符号化的具体表征牵动整个教育生态指向人的经验性存在，推动人的能动性活动，促进人类文明世界中知识、道德和美的生成。
其次，向善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社会需求的伦理存在，也是构筑人类自我发展、完善的外在驱动力。文化之于人性善的需求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伪善遮蔽了真实面貌。因此，求善的外在驱动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促使人在文化生态圈里持续向善。到了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善的终极追求无法达成之时，美的动态生成过程便成了缓解外界强大驱动力的缓和力，让人们在学习如何表达美和培育美的过程中，通过身体展现活态文化参与善的生成，使人们从善的生成意义看待美。
最后，尚美的天然本质是文化育人的终极追求。在文化育人的本质特征中，美被视为一种通俗的存在，它的一切表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许慎对其词义的解构一般：“羊大为美”，古人对美的追求以物质丰满为尚，这种简单、纯粹的对美的追求恰恰孕育在文化育人的生存论本质当中，并借助文化演化，帮助人们从先天不足逐步走向完备，从生命直觉的缺损走向重生。
从文化育人的本质及其追求中可见，文化育人的意义创设性和行为理解性，使得作为一种长期社会符号的文化价值映射出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在历史发展的流变中逐渐沉淀下来。但是随着文化资本价值的逐渐凸显，文化育人的生存论本质也在文化资本的价值引领下逐步走向衰落。被遗忘的文化生命价值虽然在社会历史的更迭中获得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资本价值，但是其天然的生命价值却在资本的强势攻击下走向没落。如今，要想唤醒这种被遗忘的文化记忆，让其重新介入生命成长的实践，还需要从文化的精神根部解构文化育人的价值内涵，将文化从被资本捆绑的生存境遇重新拉回人类学会生存的原始记忆，努力彰显文化育人的生命迸发力。
二、利益牵引与生存引导：文化育人的生命展开
世界从冲突流血到和平演变的发展历程，既展现了一种文明的被动开化之路，同时也隐含着一种文明的化育之路。两条不同的觉醒之路将文化育人的生存危机用人类通向文明的冲突展现出来。可以看到，外部文化的冲击和强势入侵虽然激活了个体的民族精神，但是从那些所谓伟大的行动来看，文化恰恰是他们借以利用的工具。这是由于文化天然的资本优势压制了其本身的弱势，让其在参与竞争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祛魅的能力和自保的条件，最终沦为资本的“枪手”。
资本论文化价值观借助文化自身，提出文化生成中的育人之美和创造之美并非产生于文化本身，而是与文化一道产生的意识生成之美物。它认为文化的人性之美是建立在正确价值和具体功用之上的美，文化的人性之美是基于人的有用性而发生的价值。这种资本论文化育人观表面上是对生命发展中有用性的关注，实质上是对生命发展中无用之美的抛弃。它借用精致主义发展观培育利己主义生命个体，使本应为整体生命发展贡献力量的生命变成了个体生命发展的资本积淀，生命群体的文化亲和力被矮化成弱势群体文化的生命余像。一切被动卷入现代性浪潮的文化育人观都在追求强势文化资本的价值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文化化育的生命职责。卷入资本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在追求生命发展的基本向度之余，再次将生命个体物化成文化世界里任其摆布的棋子。资本还借助文化的娱乐功能，继续肢解文化育人的整全功能。隐藏在资本运营幕后的政治力量开始控制文化育人的价值观，强权意识形态通过文化育人的潜在功能，将独裁文化和霸权文化渗入青年人的思想，使生命发展建立了对差异文化的排斥和蔑视，与资本一道曲解了文化意义的外在独特性和内在完整性。
随着文化问题的浮现，哲学家率先对文化的价值论问题提出了批驳，流行的文化资本论价值观受到生存论哲学观的冲击后开始出现转机，在摒弃文化资本论和文化政治中心的价值论育人观中，文化生存论以生命发展的本体需求为核心，将文化育人的价值观从资本和政治的权力中心带回文化的现实层面，提醒人们认清文化在资本世界中的技术拼凑行为，以及唯价值论取向的文化发展观对生命发展制造的冲突，“如何背弃文化的本质”将文化育人观矮化为政治和经济武器，使人们沉浸在利欲的价值车轮中无法自拔。如果人们无法从表层文化的快感中获得解放，那么，意识层面的认识也将无法获得彰显[7]，生命的发展只能在价值世界里获得短暂的满足。
为了破除以生产论为导向的文化育人观对生命发展的价值扭曲，生存论发展观借助文化的根基性发掘文化天然的和解性和整全性，希望从人的灵魂善性出发，抛开以文化构筑核心圈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秉持马克思在人的解释性中的话语权，以人的生成为原点，在文化浸润中为全体生命的发展做出努力，复归文化的原始价值。同时，生存论文化育人观还借助文化天然的亲和力显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本源性关联，发挥文化在生命发展中的润化作用，将文化意义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多元性、差异性和理解性相融合，帮助人们理解和认清文化资本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三、冲突化解与机遇共享：文化育人的生命需求
文化和解不仅指引着人的开化过程，而且影响着整个文明生态的发展。从有组织的人类社会机体产生以来，文化就被卷入政治经济纷争之中，参与着权力争夺。文化和解也是近百年来才脱离政治经济的绝对控制，发挥维系世界和平的原始价值。回顾人类的发展历程可见，短暂的和平最终是在资本纷争中爆发冲突，人类流血的历史记载了文化资本冲突的全过程。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资本全球化的加速，文化资本占有主义掀起的国际文化资本再次将文化交流推向了文化资本竞争。文化的交融和发展依然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序列中保持着强势文化侵占地位。资本论文化发展观认为，制造冲突是文化天然的特质，文化需要在冲突中更新。以冲突为特征的文化资本论在人的生命发展中注入了文化的差异本质和选择特质，教会人们筛选和甄别文化，同时，“制造冲突”的文化欲求又在极力宣扬自我文化的优越性和主宰力，继而推动着文化资本的扩张，给世界造成一种文化资本攫取的贪婪假象，人们将其称为资本社会的“托拉斯”，政治社会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和文化社会的“文明中心主义”。三者虽然在称呼上有所差别，但实质都是对文化权力中心的隐喻。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并非产生于文明本身，制造文明的幕后黑手是除文明而外的他者”[8]，而这个“他者”就是文明本身的差异。因为文明本身没有制造冲突的欲求，而是被天然的差异本质推向了冲突世界的竞争行列。这种对文化差异本质的暗化和对文化资本控制论的宣扬，实质上是对文化天然和解性的隐性遮蔽。
文化资本论控制了文化育人的价值理念，使人们从“制造冲突”中获利，成为天然带有攫取性的生命存在，给后现代社会制造了一种价值假义：竞争不仅不能消解文化本身的“创造”与“交往”意义，还会削弱文化的“理解”和“解释”意义[5]。为了缓和冲突带来的文化自毁性，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在20世纪早期就提出了生存论哲学的转向[9]。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文化育人的生存论发展观也开始重新认识人，并致力于阻断文化发展与资本竞争的联系，积极建立文化与生命共享发展机遇的新路径。生存论发展观将文化的和解性注入共享文明的生命发展中，并借助文化的选择性直接走进人的生活世界，将生命发展中的和谐性激活，让人们寻找有意义的文化根脉，从而在接受强势文化的同时包容差异。依据文化育人发展理论，文化不仅是人创造的产物，而且可以反过来“化人”，它要求生命个体回归群体认同，参与群体文化的再造和创生，帮助个体生命走出被狭隘文化观“圈养”的意义世界，在生命发育的周围世界营建共享、包容、和谐的文化生态。当个体生命寻着文化的亲和力走进新的文化世界时，生命个体便得到了解放，生命群体的光环也得到了释放，这意味着生命共享发展的需求在文化的和解中得到了孕育。
四、物质假象与精神汇聚：文化育人的生命发展
文化不仅概括了人类社会一切时代的物质和精神现象，而且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10]。还原文化的根基性需要从求真、向善、尚美的文化根基出发，还原文化育人的根本属性。从历史上看，文化育人的价值论存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个体完整生命心性之上，以追求人的善性生成为蓝图催发出生命体验。从中国文化的育人价值看，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始终如一地发挥着对人类心灵的润化作用，注重培养人的德性，如《周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1]；《论语》：“质性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2]；《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3]。中国古代“以文教化”的育人价值与同时代西方世界的文化精神相比，古代西方世界的文化育人理论常常与智慧和精神相连，旨在修炼和完善人的精神和心智，西塞罗把文化比作心灵的哲学，苏格拉底把文化比作美德和知识，柏拉图把文化喻为哲学王，亚里士多德也把文化视为真理的门徒。可见，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人们对文化的理解都是建立在文化与精神、智慧的内在联系之上，重在发现文化对人的心灵育化。
随着自然世界的逐渐打开，17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使物质文明的思想冲击从人类生存的各个场域渗入还处在文化懵懂期的人类生活世界。物质文明给近现代文明带来巨大震动，使文化的根基性受到了一切外在价值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文化的意义及其外延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受到物质世界资本价值牵引的文化精神甚至成了物质的产品，销售给文化饥渴的人类。被物欲横流的生活空间包围的文化生命发展在追求价值的文化世界中逐渐失去了精神涵养能力和心灵治愈力。文化的核心地位也受到政治经济阻压，从广义的文化价值转向单向度的经济旨趣和政治附庸，人类对文化的态度也从虔诚转向不屑，文化对人的意义和价值亦表现出强烈的“奴仆”色彩，整个社会被卷入文化资本的掠夺中。
两次工业革命的剩余价值积累让资本价值的扩张运动愈演愈烈，资本论文化价值观开始控制人的思想，甚至把文化的根基性作为一种价值符号，以各种方式伪装成人类社会的文明使者，传递物质文化的经济地位和权力中心，对人进行持续性的价值引导，使文化在物质的牵引下成为利用生命发展获取资本的利器，从表面上看，文化成为一切价值可供遮盖物质本质的东西及其试图拥有的资本，它以生命之重伪造出人类内心对恶的恐惧，进而骗取人们用资本换取精神的解放[14]。如果把生命发展看成资本价值转化的进程，那么，即便生命拥有本能的惊讶和冲动意志，也无法控制其展开的向度，最终被文化资本论的平庸之恶引向无知状态。
从工业时代的文化精神转向发生以来，现代社会不断受到来自物质世界的权力吸引和利益诱惑，逐渐从儿童教育开始，争夺资源和学会竞争的育人理念被植入学校教育。竞争中的教育像注入鸡血似的，鼓动人们在竞争中获利，在价值选择中保全最大利益。孩子们从小就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物质文化的熏染，长大了更是为自己如何成为资本精英而学着抢占和争夺。未来社会要想摆脱物质世界对文化精神的牵引，解蔽被物质世界包裹的文化根基性，释放生命发展的精神需求，还原文化育人的本体价值，复归文化的根基性存在，还要从历史的积淀中寻找文化的精神内涵，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持续不断地在批判现实中合理解构其存在价值，使其在符号世界的逻辑演绎中，向心灵和德性皈依。
五、资本瓦解与整全生命释放：文化育人的生命追求
依据资本论文化价值观，文化是可以被拆解的利益载体，攫取文化精华就可以感受文化精髓。这种狭隘的文化价值观在物质资本介入个体生命发展后，便失去了本己的完整性，被肢解的精华成了无系统、无生命、无灵魂的文化碎片。生命的发展也顺着文化的残片学会了拼凑搭建、断章取义、曲解概念，被肢解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走向反向的文化生态。政治独裁、经济剥削和文化霸权继续破坏着整全生命发展的趋向，被肢解的生命个体在既定的文化框架内执行着规划，社会成了制造精致利己主义者和完美自我主义者的工厂，文化的鲜活性和创造性消解在文化的拆解和制造功能中。这意味着文化育人的基本功能不是满足人的整全生成，而是满足社会机器对人的部分需求，促使生命发展在分离身体和灵魂的范畴下提高产出效率，增加资本份额，使生命忍受着精神的痛楚，贪婪地享受着身体的愉悦。
资本论文化育人观的价值导向将生命的整全发展控制在局部利益的框架内，个体生命生成的可能性被消解在精致的文化中心，已然失去了文化在生活世界的规则和量尺。文化孕育和教化的主导功能也在生命发展的全景中设置了门槛，人们成了只有躯干而无灵魂的文化无根者，头脑极度发达却缺乏文化感情，遨游世界却缺乏对家国的热爱。在这样一种分离文化完整性的生长环境中，被撕裂的生命很可能无法遇见完整的自我，无法知悉文化精髓。于是，生命发展成了一种由外部文化控制的僵态，生命的原生创造力和再生情感力逐渐被掏空，生命的失落感、游离感在僵态中逐渐失去了温润的水源，沦为无根的存在者和空心的旅居者。文化育人的生存论发展观认为，文化从部分到整体的全部释放，不单独存在也不掺杂糅合，而是以一定的介质或依据特定的时空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为保证整体文化精神不发生变异，生存论发展观首先以追求人的善性生成为蓝图，将真善美的内在价值与人类追求知识、技能、效率、产出相融合，在人性的生成中注入文化的内在资本，让富有说服力和精神性的文化参与有价值的教育讨论，成为育人的理论基础。其次，将文化育人的资本空间无限延伸至人的灵魂与肉体交接处，通过特殊的打开方式帮助人获得肉体的解放，让灵魂发声，体验人之于文化意义世界的真实存在，而非人之于物质世界的唯他性存在。最后，生存论育人观将古代教育的蓝图纳入现代教育重获初心的理想世界，从整体上认识教育的生存意义，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整全文化与生存教育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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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