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文化多样性的文化资本理解为差异化城乡社会中的个体发展开辟了“差别优势”的话语进路。在城乡分野的文化生产场，文化资本并非均质化存在，农村儿童以不同于城市儿童的文化资本实现着文化生产。尽管面临家庭文化资本缺失的可能风险，但自然心性、人伦传统、亲密关系等农村文化资本也能促使农村儿童从中汲取“担当”“尊重”“乐观”“回馈”等向上的文化品质，进而为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带来精神力量。因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文化资本具有促进乡村社会与儿童文化生产的本体教育价值。但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的进程，农村儿童面临一系列由社会转型与城镇化浪潮带来的挑战，农村文化资本与阶层再生产的暗面不断显现，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农村文化资本；文化生产；农村儿童；差别优势；高学业成就
城市文化资本“优势论”（以下简称“优势论”）常常被用来解释城市精英子弟何以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虽然已有研究者指出，大学场域中的文化偏好[1]、语言中断[2]、教育体系霸权[3]等要素是城乡子弟学业成就巨大差异的原因，但在“优势论”占主导的理念视域下，“城”优于“乡”的思维定势造成的视野盲区导致农村文化资本黯然失色，并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一种新的观点指出——“寒门贵子”所具备的“底层文化资本”会在不同情境中展现特有的力量，诸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心性品质等文化资本促成了“寒门贵子”高学业成就的获得。换言之，资本的价值有赖于场域的存在。社会底层子弟尽管缺乏中上阶层子弟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但他们的高学业成就（进入重点大学）并非只是弥补中上阶层文化资本的结果，而是因为创生出了一种与其底层生命实践紧密相连、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4]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如果对底层子女中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所谓“成功”经历的关注欠缺反思，有可能导致我们陷入致命的理论误区和“失败者指责”的实践陷阱。[5]一个新的思路是，无论是出生于贫困农村家庭的“寒门贵子”，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乡村少年，改变他们命运的教育过程不仅仅被投射于以学校为基点的“黑箱”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寒门”情境之中，在农村儿童的成长阶段，作为独立个体的乡村少年首先是在乡野间编织属于自己的意义之网的。那么对于实现向上流动的“寒门贵子”来说，无论他们创生出这种与底层生命实践紧密相连、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与阶层再生产逻辑的契合性如何，蛰伏在乡村场域的“差别优势”也会为他们的人格塑造施加力量，进而促使他们走向更加广阔的教育与生活世界。
从乡村场域所观，农村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的画卷是这样铺陈的：这种文化资本被乡土滋养，又蛰伏于乡间，它不仅为乡村少年所具有，更深切形塑乡村少年，而当这些乡村少年进入学术殿堂时，他们通过教育成功实现的向上社会流动既得益于他们作为能动性个体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也受益于劳动阶层父母激励性语言的教育力量[6]，以及作为家庭命运共同体“对教育的执念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执着”的信仰[7]，但是这也无法遮蔽“农村文化资本”所带来“差别优势”。如果说农村文化资本所构成的话语进路会成为助推乡村少年的成长力量，那么发挥乡村少年向上人生价值的关键就在于识别出这一套塑形乡村少年的农村文化资本，找出其生产机理。当然，这也成为农村文化资本研究的价值所在。本文借助当前国内外关于文化资本、底层文化资本、文化生产、阶层再生产等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结合笔者于2016年11月—2017年12月对国内9所重点大学25位农村籍大学生教育自传的文本探究，为农村儿童可能获得的“差别优势”与实现文化生产的过程机理提供经验性证据。
一、理论与实践视野中的农村文化资本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中这样写道：“文化资本就是指人们对上层所占有高雅文化的掌握程度，这种高雅文化既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物质层面，借以区隔于其他阶层，标识其社会地位，或者成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有助于取得较高的教育成就。”[8]简言之，文化资本被视为支配阶层所专属的、抽象的、正式的文化符码。因此，文化资本一般操作化为高雅文化物品拥有量、高雅活动参与程度或者对高雅文化的知识、兴趣等变量。[9]虽然，布迪厄已经在公开场合指出“将资产阶级文化的优越性正当化”是一种大众基于对价值判断和价值关联的概念混淆[10]，然而，过于注重其阶级性和排斥性，则会大大压缩文化资本的统摄域。如果文化资本不为支配阶层所独有，从高雅文化中剥离开来，那么具有不可察性、内生性、自发性、过程性的农村文化资本便逐渐显现出来，并形成自身的“差别优势”，而当这种农村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相结合，农村儿童何以成人的机理便能够表露。
有研究者曾对农村文化资本的立论提出两点疑惑，其一，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主要是通过利用经济学隐喻来揭示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缘何农村文化资本不与阶层相维系却以笔墨凸显城乡的差异特质？其二，在农村儿童得以实现文化生产的进程中，为什么避而不谈关涉农村儿童学校教育的知识性学习或教育惯习培养，而强调乡村社会之于农村儿童文化生产的重要作用？自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概念以来，文化资本对阶层的显著独立影响一直被认为是文化资本理论的价值所在。然而，埃里克森·邦尼（Bonnie H. Erickson）指出，文化是由多个领域（genre）构成的。在这些领域中，有的是存在阶层分化的，体现着不同的阶层间不同的文化趣味和偏好，如参观博物馆、观看歌剧的人中白领明显多于产业工人。而另外一些文化领域的差别并非阶层间的差别，比如是否观看足球比赛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性别差异。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个人在各种不同领域中涉及的多少和熟悉（familiarity）的程度。[11]“农村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为了突破文化资本旨归高雅文化的统摄域，更重要的是以文化资本的另一侧面——一种基于文化资本多样性的理解来解读身处差异化城乡社会中的个体发展。正如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言：“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12]农村社群的独特生态决定了文化资本的非均质性，农村儿童的感觉系统和知觉系统不仅在日常生活之中受到锻炼，更通过乡村社会这种演化为环境、礼俗、规约、信仰、食物、组织结构的复合文化空间来实现文化生产。
其次，农村儿童的知识学习和教育惯习培养固然重要，然而，农村儿童的文化生产是一个复杂的、阶段性的演进过程。一般认为，传统社会中，社区面对面的教育，在特征上表现为在实践活动中把握传统习惯的过程；而现代超越面对面社会化的教育，则形成了分离于一般社会实践活动之外的教育准则上。[13]对于农村儿童，实现文化生产必将经历从“实践性把握”到“正式学习过程”的过渡。在以往研究中，学界对于这些空间在扎根于充满“地方性知识”的传统中国社会中所面临的文化互动问题， 向来缺乏充分的关注，[13]只谈学校教育的知识性培育过程，而无视早期阶段乡村实践中的文化生产，必将人为地切断从“社会教育”到“教育社会”的续接，对于农村儿童成长的影响往往是颠覆性的。因而，农村文化资本的视点聚焦为我们揭开了文化资本大幕的另外一角，进而促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农村儿童的成长历程。
在当前我国本土经验研究中，无论是以程猛、康永久[14]为代表的“底层文化资本”研究，还是以余秀兰[15]、曾东霞[7]为代表的“寒门贵子”家庭经验研究，众多研究者选取的研究对象大多来自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虽然研究者意在强调“寒门”情境的独特作用，这也与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地位有关，但是，烙印在农村儿童身上的“乡村”印记也不应当被忽视。贫穷的家境赋予了他们希望的力量，塑造了他们自我奋斗、改变命运、坚韧独立的精神品质[15]，那么这样的精神品质是否也有赖于朴素、自然的乡村场域催生呢？以上推断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与探索。
二、农村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农村儿童的三种“差别优势”
本研究的特殊性在于，研究对象为来自9所重点大学的25名农村籍大学生，他们不仅面临“寒门”处境，更集体遭遇了父母一方或双方都在外长期打工的“留守”境遇。然而，虽然身处逆境，他们却能在逆境中成长。通过研究发现，在他们的经历中隐匿着“苦难赋予人的强大动力和力量”以及“寒门式努力的可贵”[5]的“寒门”情境力量，但是我们看到，即便“留守”状态造成了他们缺乏家庭教育经验支撑，但他们依旧能够汲取自然心性、人伦传统、亲密关系等农村文化资本，并生成向上的力量。因而，本研究将他们作为能够最大可能消解“留守”不利处境和具有奋发向上精神的“农家子弟”的典范代表。
（一）自然心性：意志品质锤炼与人文精神熏养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种构型（configuration）。[10]乡村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隅，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必然的客观关系。村落中儿童的成长，一定是在村庄所处的特定空间内发生的，这个特定空间最外显地表征为纯粹的自然天地，它映刻着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放学的路上，麦秆断裂处发出的甜丝丝的气味和车过处扬尘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更加重了麦收的火热气氛。车上的麦子跟着车子的频率震动着，不免有几根会侥幸逃脱，那时候捡麦穗在小孩之间是一种风尚，这样做的小孩总能得到村里人“爱惜粮食”“会过日子”之类的赞美，这种赞美让更多的孩子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AMF24）
作为一个农村女孩，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一直让我受益。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读书，我就要坚持下去，我就要尽我所能、做到最好。（AMF24）
乡村以劳作立身，也必然是以劳动为主的实践场域。在此场域中，农村儿童能够感悟生产劳动，从而逐渐养成乡村人的劳动惯习，使其与场域和资本形成“本体论契合”，并不断实践与发展。[16]农作物的劳作需要人的参与，水稻的播种、插秧、除草、收割等等，这一连串的劳动体验都是人作为生产主体来完成的。自然渲染下的劳动体验为农村儿童的文化心性（惯习）养成提供了先决条件，农村儿童真正地体悟到“劳作不易”“学会珍惜生活”“勇于担当”等自然心性，进而鞭策着他们砥砺前行、奋进向上。相比于城市孩子，农村孩子总是乐于这样表达自我：
当别家孩子依然在父母怀中嬉戏打闹时，我们则早已背上竹篓或是架上柴刀在丛林中寻找生活……我与同龄孩子相比显得更为坚强而独立，知不足而奋进并一直努力读书。（AEM17）
从生产劳动实践中汲取自然心性是农村儿童文化生产的过程，也是意志锤炼的过程。当然，我们看到，从农家出身的孩子不仅会从中收获坚韧、奋斗的拼搏力量，也会从中迸发出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文化内涵。
那是一个时光走得好慢好慢的小村庄……然而，那段经历却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还开启了我对美的感受，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以及为我后来对文学的喜爱提供了养料。（AMF09）
布依人力量太小，需要从大自然中寻找一些慰藉或者能够生活下去的力量，鱼神便成了布依人的信仰和希望。于是，我真的从那贫穷的村庄走到了县城，然后从县城走到了城市。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把它归结于幸运或者某种魔力的东西。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收获结果，我宁愿相信一些能够让我起死回生的神秘因素。哪怕鱼神不过是一种虚无，但在某种虚无面前，却有一个实体的概念，根植我心，使我从中获得了某种精神支撑。（AWM15）
乡村自然之于农村儿童，到底能给予他们怎样的精神向度？一种“物或损之而益”的解释认为寒门、底层、农村、贫困，所有这些词汇不仅指向了恶劣的生存条件，指向了一种在今天的中国悲伤和凄凉的身份地位，而且意味着无可依傍，意味着一无可坠，意味着“超越自我”“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不成为复制品”“走出大山”。[14]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寄希望于未来的人生追逐，当不利事件或不利文化被认定为是先赋性客观事实后，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去找寻有利事件或有利文化所赋予的新人生理想。然而，从上述教育自传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乡的依恋，还是村庄文化的滋养，农村儿童所走的每一步都可能附着对乡村文化印记的牵连以及从中内化而生的感性精神，与理性张力下的模糊和暧昧相比，感性精神更加凸显了超拔和明朗清新的一面。
（二）人伦传统：秩序规约传承与家族主义式奋进
在社会学研究中，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往往被视为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特性以及本土社会理论的一面镜子。费孝通认为，最能说明差序的便是传统文化最讲究的人伦。而“人伦”是什么呢？费孝通指出：“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人伦是有差等的次序，“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更有甚者，“君子”之于“小人”、“上智”之于“下愚”的二元对立彰显的人格不平等是通过身份、权利等不对称的人伦特质实现的。那么，农村儿童是怎样借人伦传统实现文化生产的呢？一个可以观察的层面是农村儿童对这种人伦传统的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义务感。
爷爷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辈分又比较高，因此在村子里，可谓是德高望重，受到大家的尊敬。我阅历很浅，不是太理解这种感情，隐约觉得是一种担当与习惯。（AMM07）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扎根泥土里的老师和我爷爷有着一样的气质，我始终认为老师是如此的学识渊博，与其说尊师重道，不如说更是一份对他们的敬仰。（AEM17）
由此，我们获得了对以下人伦传统的理解：在这个机制下，有地位的村庄“长老”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权力，比如管理村庄财产抑或主持正义。而位在下者对村庄“长老”负有更多的义务，特别是服从和听话。从费孝通对“人伦”的传统定义来说，人伦传统似乎包含着“不平等”人格的塑造，但是当人格平等观念已经在当代社会普及以及“长老权力”被收归于“国家权力”之下时，一个现代社会的和平演变是，爷爷作为村庄“长老”的典型代表，执行的是主持村庄正义的道义权力和掌控事物的知识权力，而管理村庄财产的实质权力被削弱，但从作为祖辈的孩子视角出发，承接尊重权威、听话服从的人伦传统义务自然延续，塑造着农村儿童的品格，并不断迁移到学校场域的运用之中。
人伦传统的另外一重表现还体现在农村家庭通过人伦纽带将家庭成员塑造成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并实现家族主义式的奋进。有人认为，中国家庭研究正沿着西方核心化的模式发展。[17，18，19]但是，黄宗智对这样的发展观点持否定态度。他指出：我们所认为是必然的、普适的、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现代化”模式，使我们错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家庭的“核心化”趋势上。[20]他认为，在全球比较视野下，真正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三代家庭的延续。[20]这一观点颇为独特，通过对中国北部村庄的考察①发现，主干家庭在村庄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农村儿童的早期教养既依靠父母，也依赖祖辈。在教育自传中，25名农村籍大学生无一例外地将人生得以顺利发展归功于家庭的共同努力。对于处在“留守”境遇以及“寒门”处境的农村儿童来说，他们的教养结构在形式上是“互补模式”：即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从经济和生活上加以抚育，在下一代人建立家庭之后，上一代人则主要侧重于从经济上补贴和隔代哺育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对于上一代人的赡养，则集中于精神和日常生活料理方面。而孙代作为被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照料与期望的对象，也同样担负着为家庭分担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抱团取暖”的家庭教养结构不仅体现了小作坊式的养育功能，为农村儿童、祖辈以及父辈传递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向上精神创造了可能。
（三）亲密关系：情感交往体认与共同体意识塑造
在乡村社会中，农村儿童实现文化生产的另一个重要依托是亲密关系。村庄既是早期教养最外显的地理空间，又是村民的社交空间。在乡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网络结构与“熟人社会”的特色表征相互掩映，在这样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网络中，既呈现出一种“直系亲属—家族成员—同村人—陌生人”的差序格局，又因“熟人社会”的人情机制而被整合成“亲密关系”。
在人情机制的渲染下，村庄形成了内部矛盾较少、相对亲密的农村社群——作为情感传递的农村共同体，让农村儿童获得了稳定的交往文化氛围。农村儿童的交往首先是在同村伙伴之间进行的——“村里伙伴很多”（AMF24）“放学后大家也总是聚在一起”（AMF01），“上山拾柴、采摘野果、田间游戏”的同伴交往在日常与情感生活中同时发生。与中产阶层寻找“品位同伴”——“家长希望培养孩子学习习惯以及学习风气”[21]的文化资本猎取行动不同，农村儿童更重视同伴交往中的“无忧”“幸福”等情感体验，以及基于“陪伴”功能的情感寄托——“和伙伴的交往转移了我对母亲的依赖”（AEM04）“正是因为伙伴们的陪伴，我才不会感到特别孤单”（AMF03）。虽然农村儿童无法从与“品位同伴”的交往中获取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但他们对此有着反身性理解——“我知道我确实缺乏城市孩子的兴趣养成和特长培养，但相比之下我更珍视我的童年”（AMF24）。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城市家长与农村儿童的观念对立实质上映射出不同的文化体认，农村儿童从乡村生活与村庄伙伴交往中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当然，亲密关系也不局限于与同村伙伴的情感交往，其原始基础也表现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称的“邻人共同体”②即农村聚落里的那种相近居住的邻人关系。农村儿童是这样理解他们所身处的生活的：“这儿的人们热爱传统，热爱生活，他们勤劳、认真”（AEM10）“村里的人们在河岸种植桑叶、蔬菜等，给河岸两侧带来了一片生机，劳作的老农们在小憩时隔着河就吆喝起来或者拉家常，这条河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村里人，也酝酿着很多感情”（AWF18）。散居的农家、错落的农田，以及农民的集体劳作活动，呈现出来的共同体行动展现了极高的强度，人们得以天然地形成一个相互依靠的团体，并维持着“原始的或天然的共同体意识——一种默认的一致和精神的同一性”，并建构属于他们的“社会秩序、道德信仰和心理归属”[22]。当亲密关系的全貌在农村儿童的个体理解中映射出来时，个人的美德也会在群体中鲜活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靠相互的联系”（AWM19）“我希望我们学习小组也应该（像村里一样）是一个和谐的团体，我也会为同学做学习榜样”（AMF24）。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使农村儿童具有集体精神，并不断被农村儿童标榜为个人生活的伦理尺度。
三、农村文化资本的进一步探讨
（一）“差别优势”何以发挥
已有研究表明，比起城市孩子，农村孩子在家庭或社区习得的文化资本与将来的学校教育有更多的不连续性或异质性。[23]而当农家子弟试图以“苦读”的形式洞察上层流动机制并将“勤奋”“好学”的学校文化品质植入生命基因之时，却又被认为陷入了对既有教育系统的“误识”或“迎合”。农村籍大学生取得高学业成就被普遍认为或已经证实是基于“少数人的成功建立在多数人失败”的原则和现实之上的[5]，那么未来的农村儿童的突破之路是否会愈发艰难并始终难以突破结构性的限制呢？
农村儿童的“差别优势”是否仅仅是研究者基于虚幻田园牧歌生活与积极人格倡导的幻想呢？实际上，乡村社会最初并不是作为弱势的他者和被帮扶者存在的，乡村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规律，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与教育功用。当基于多样性理解与城乡文化资本异质性的概念源流被指正后，农村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教育资源”与“潜在教育资源”的合法性就被赋予了，而以农村文化资本进行文化生产的“教育过程”也得以展开。在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与城镇化浪潮对撞的现实境遇下，充分发挥农村文化资本的“差别优势”何以可能？不仅需要我们深入推进对农村优秀文化、农村教育资源的系统性研究，将农村地区的优秀人文教育价值潜力释放出来，更需要不断增强多元文化表达，使农村文化价值在学校教育中得到认可；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更加关注农村地区贫困儿童，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从物质和制度双重层面保障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为处境不利儿童的向上发展创造空间。
（二）现代化“断裂”：挑战演进而生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作为“教育资源”与“教育过程”的农村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也总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对抗与侵入。乡村社会虽然有自身逻辑，但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分化、竞争性加剧，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也会被其他社会所影响。在以城乡为空间分野的不同社会中，现代化城市社区作为区隔于农村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小世界悄然崛起，并在工业化催发、精英性集聚、学校教育主导的情境下，迅速化约为支配场域。伴随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社会秩序中的分离，这种支配力量更加凸显，进而使得乡村社会在城乡一体交融的进程中开始走向“断裂”，并影响着农村儿童的成长。
在21世纪初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化生产与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塑造了城市的经济繁荣，而乡村的衰竭却与之相对。随着社会转型与城镇化浪潮加快，农村儿童开始转向一个自然性泯灭、现代性疯长的生长过程。自然空间逐渐让位，披着文明外衣的现代媒介与现代故事开始登上家庭生活的舞台。在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看来，进入后信息时代的社会人正在成为数字化生存的“数字一族”[24]。处于基本社会化（或初级社会化）进程中的儿童并没有被排斥在这一客观进程之外，他们同样面临媒介化生存的状况。以人伦传统为代表的秩序规约也走向破裂。在传统农村家庭中，儿童处于一种双系抚育的状态，以亲缘、地缘为关系的农村儿童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上，使其具有强烈的乡土归属感，乡间“长老权力”“同意权力”的存在使得儿童教养具有约束性。但是，随着家庭生产功能的逐渐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被市场交换所取代，家庭的“消费”功能正在凸显。人口向城流动使得父母一方不得不外出务工挣钱，从而打破了双系抚育的均衡。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家庭的乡土认同感逐渐被削弱。市场化竞争的加剧使得个人功利主义盛行，古代品德教育和私德相约的儿童规约制度逐渐泯灭。
如我们所见，系列问题的呈现正昭示着农村儿童的文化生产在社会转型与阶层再生产的浇筑下逐渐走向暗面，自然心性、人伦传统、亲密关系等具有乡土本色的农村文化资本差别优势被打破，农村儿童的一整套文化生产逻辑链就此被阻断。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文化资本具有促进农村社会与儿童生产的本体教育价值。客观来说，“城”对于“乡”的宰治不是宿命，“城”之于“乡”的对立也不是最终结局。在这里，农村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的理论构型驱使着我们反思应当怎样抉择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证据来自2017年10月笔者对我国北部村庄西岭村的入户考察。调查结果显示，西岭村家庭人口规模基本为2～8人，平均家庭人口4.6人。主干家庭在西岭村仍旧占据主导地位，65.1%的农村儿童处于由祖辈、父母或其中一方组成的主干家庭，30.2%的农村儿童处于由父母或其中一方组成的核心家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心家庭平行组成的联合家庭占4.7%。
②当然，韦伯也同时指出，即使连农村聚落里那种稳定的邻人关系，自古以来便显现出同样的分裂性——个别的农夫根本不愿让他人插手自己的事，不管是多么的好意。因此，“共同体行动”并非通则，而是例外，尽管典型地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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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腾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