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教育学语言现代化的标志是语言的科学化、实践化和逻辑化，而现代化发展离不开语言的本土化和综合化。中国教育学语言现代化发展受到内、外两重因素的影响，内因是指文言语体向白话语体的转型，外因是指赫尔巴特、杜威和凯洛夫教育学语言的影响。在教育学语言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学语言认识程度不深，与教育学科发展、教育现代化发展联系不紧密，忽视我国传统言说方式的独特价值以及过于依赖西方教育学语言发展路径等问题。基于语言应用的视角，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语言载体文言的分析，指出我国教育学语言走向现代化应促进汉语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融合，依托文言与白话的有机融合，强化西方学科语言与中国学术语言的融合，从而提升教育学语言战略地位、丰富教育学语言表达方式、拓宽教育学语言发展路径，真正实现我国教育学语言现代化。

关键词：教育学；语言应用；现代化；文化自信

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总称。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局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和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1]。基于现代化概念可知其内涵包罗万象，作为教育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的交叉产物，教育学语言现代化所指的不仅是教育学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合理、准确地描述、诠释教育学规律，匹配教育学科发展的现代化。全面了解我国教育学语言现代化发展现状，分析当前教育学语言现代化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对于我国教育学科发展乃至教育现代化都至关重要。

一、文献综述

教育学语言是以教育学为对象的书写语言，具有教育学科特有的言说规范和语言自觉。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一门学科词汇的丰富程度常常也是反映这门学科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两者往往是成正比的^[2]。这意味着教育学语言的词汇越丰富，教育学科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学语言现代化是复合型词汇，可以分别基于教育本位与语言本位两种尺度进行分解：一是“教育学语言+现代化”，二是“教育学+语言现代化”。具体发展状况主要表现在教育学语言和语言现代化两个方面。

（一）关于教育学语言的研究

以“教育学语言”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文献（如图1图表略）。从文献发表绝对数量来看，总体数量偏少，与一些研究热点的文献数有明显差距。但这同时也表明，教育学语言作为教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在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彰显我国教育学语言风格与特色、教育学语言如何走向现代化等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

当前关于教育学语言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语言学视角，探讨语言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问题^[3]、语言带给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4]、第二语言教学问题^[5]等；二是教育学视角，涉及教育学话语分析问题^[6]、教育学语言转向问题^[7]、语言自觉与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8]等。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关键词共现进行词频统计，教育学语言主题重点关涉教育学理论、实践教育学、教育学知识、语言分析和教育隐喻等内容。这些内容之间互有交叉，又互为补充，如语言与教育学理论的关系，语言既是教育学理论的表达工具，又成为教育学理论中“教育与语言”方面的具体内容。再如“语言分析与教育隐喻”的关系，语言分析是教育隐喻显现的技术手段，而教育隐喻又是一种高级的教育语言表现。

上述关于教育学语言研究的贡献在于厘清教育学语言的概念、辨析教育与语言、教育学与语言的关系以及阐释教育学语言的功能和价值。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受限于教育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囿于教育学语言自身功能发挥的问题，没有关注到教育学语言的发展是教育学科发展乃至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没有从现代化视角统摄教育学与语言发展，辨析教育学语言发展的路径问题。

（二）关于语言现代化的研究

语言现代化的研究主要基于领域划分和语言本体两方面。电影语言现代化^[9]、网络语言的后现代化^[10]、文学语言现代化^[11]、小说语言与汉语现代化^[12]等属于不同领域的专业语言的现代化研究；逻辑语言的现代化^[13]、词汇现代化^[14]、语言能力与国家现代化^[15]、双语语言能力的现代化^[16]、语言治理的现代化^[17]等属于语言本体层面上的现代化研究，阐述了语言现代化的概念、意义和实施路径。但当前关于语言现代化的研究缺乏对学科语言现代化的深入剖析，尽管部分研究对文学语言或小说语言的现代化进行了分析，但研究视角依旧偏向语言本体，缺少对学科语言现代化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对学科语言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从总体上看，教育学语言现代化还未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研究者还没有把教育学语言的现代化与教育学科发展、教育现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没有关注教育学语言现代化过程的路径选择。但事实上我国教育学语言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已经出现了偏离，忽视了教育学语言在承载本土文化意义和贡献中国教育智慧方面的作用与价值。

二、问题提出

现代化理论家如孔德、斯宾塞都坚信现代化发展是单一轨线的发展，韦伯更是认定现代化具有“独一性”，即西方文明所独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报刊宣扬的“欧化”与“西化”即“现代化”。教育学科概念和体系由西方引入中国，开启了我国教育学现代化进程，历史意义深远。教育学对于我国来说是“舶来品”，教育学语言的丰富性依赖于西方教育学语言的传播和渗透。基于现代化视角，教育学语言的现代化标志是教育学语言具有科学化、实践化和逻辑化的特征。现代化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教育学语言逐步具有现代化特征，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传统，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国教育学语言走向现代化，目前暴露出3类不同层面的发展问题。

（一）认识层面：对语言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的作用有所忽视

“语言是工具，不是目的。”这是语言工具论学者所持观点。教育学语言的属性差异、类型差异会影响使用的效果。在属性方面，我国教育学语言到底是西方教育学的翻译语言，还是基于我国本土教育学的自我语言，这关系着我国教育学科发展乃至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然而，在众多关于教育现代化的文献中，并未查阅到教育学语言的存在。顾明远先生提到，教育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关系^[18]。教育现代化是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过程，表现为教育观念、教育技术、教育学科、教育实践的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作用，其中以何种语言、以语言的何种方式书写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教育学科的发展水平，进而影响教育现代化水平。

当前我国以汉语书写的教育学一方面被批评语言浅近空泛，另一方面被指责语言佶屈聱牙。前者涉及白话自身的问题，缺乏中国语言以往特有的深层意蕴；后者主要归咎于对西方教育学的翻译，中西之间的语言差异是语汇上的差别，更是文化上的迥异。汉语是教育学语言的主要书写载体，目前出现的语言问题并没有得到教育研究领域应有的关注。

（二）理论层面：遮蔽我国传统言说方式“文言”的价值

我国目前使用的汉语的全称是现代汉语，它是在古白话基础上吸收文言、口语和方言中大量有生命的语言成分，并吸收西方话语方式而逐渐形成的语言样态。形成中遭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力提倡语体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在该过程中暗含“文言”是旧时代的“死”语言，“白话”才是新时代的“活”语言，从此“白话”成为言说和书写的主流方式。这种语体转变使得我国在近代开始逐渐使用“白话”翻译西方教育学著作和我国古代教育典籍，将“白话”作为教育学语言唯一的书写载体和阐释教育学理论的唯一言说工具，完全抛弃“文言”。抛弃“文言”与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建立起的内在联系，使“文言”这一我国古代重要的学术语言的书写载体随同它内含的独特的中华文化与思维方式一同被遮蔽。

（三）实践层面：过于依赖西方教育学语言发展路径

与教育现代化、教育学科发展道路相似，教育学语言现代化也存在简单地照搬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问题，特别表现在教育学语言路径选择和具体实施上，忽视路径选择和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中国元素，缺乏本土语言意识和对教育文化传统的观照。西方化的学科建制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教育学科的发展若仅限于西方概念、术语、模式和观点，对西方教育学理论和语言过度崇拜、模仿、解释和运用，则会导致教育学和教育学语言发展的路径依赖。

诺顿·金斯堡（Norton Ginsberg）说：“所有现代化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偏向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偏向效能这个概念，即增加人类关系的极端复杂性。”从历史上看，西方教育学语言系统为我国教育学语言发展增强了效能，也将教育学语言的复杂性提升到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层面。20世纪初期，我国教育学发展引进了以日本翻译为主的德国教育学思想；20世纪20年代，引进了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学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引进了以凯洛夫为核心的苏联教育学观念。近代教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被概括为3个阶段：赫尔巴特阶段、杜威阶段和凯洛夫阶段。教育学语言历经3个时期，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分别形成了赫尔巴特教科书式语言、杜威行动式语言和凯洛夫逻辑化语言等特征（如图2图表略）。这种现代化意义上的科学化、行动化和逻辑化的教育学语言生成路径丢失了我国传统语言的根基，是脱离中国语境和中华文化的西方道路化的现代化路径。

三、原因分析

教育学语言现代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认识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相应地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按照该思路有针对性地发现制约因素。总体上有以下原因：在认识的标准问题上推崇西方的语言系统和价值体系；在理论的研究上忽视我国传统“文言”之于教育学语言的独特价值；在实践的应用领域中割裂语言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将语言的传统特征与现代特征人为地对立。

（一）认识标准逐步西方化

我国教育学语言的现代化开端处于国家积贫积弱、面临重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现代化成果和经验由最初的抵制到逐步开放、接受并予以赞同和支持。20世纪的中国并无学科建制的教育学，所谓教育学语言更无从谈起。由此，西方教育学理论裹挟着涵括语言现代化特征的教育学语言全面进入中国并受到如胡适等当时觉醒一代知识分子的好评。伴随着对西方教育和语言认知的深化，此时对教育学语言的重新认识已经具备了较为厚实的西方理论基础。同时，20世纪初我国兴起“新文化运动”，要求在语言方面由“文言”转向“白话”，这一诉求看上去是我国内生的启蒙意识，实则是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影响的产物。在认识领域，汇聚的焦点在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学科发展，教育学语言当时并没有作为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构成，但客观上出现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倾向，造成对语言的要求从传统的辞约义丰转变至现代的所指精确。

对教育学语言认识标准的西方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学语言走向科学、实践和逻辑的轨道，但却丢弃了汉语自身特性，对既定的语序结构和约定俗成的语汇惯习予以忽略，并且在反映我国古代传统教育智慧的语言认识方面，采取了较为消极的做法，这些现象都值得警惕和反思。白话全面成为教育学语言载体后，对白话的雕琢和改良主要沿袭西方标准，而汉语是扎根中国土壤生长的语言系统，汉语自身具有的能指与所指关联规律、从古至今意蕴附着的历史积淀，都缺乏在教育学语言意义上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白话的空泛浅近和译著的佶屈聱牙也都与上述原因有关。因此，加深对基于汉语特性的教育学语言的认识，尊重汉语历史发展规律，既采用西方学科式的语言标准规范又不唯西方化，才能真正提升基于汉语书写的教育学语言质量，从而为教育现代化奠定工具性基础。

（二）忽视“文言”之于教育学语言的价值

要研究教育学语言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教育学语言的理论和应用层面，都不能脱离“在中国”的语境。基于语言应用的视角，亟待对“文言”这一中国传统的语言工具加以解析，并审视其之于教育学语言的价值。

1.文言：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学术语言载体

学术是自觉、系统和专门化的思想与智慧的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学术传统则是历史地形成并加以传承的独特而稳定的专业性治学方式与叙事方式^[19]。文言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呈现的主要方式，自先秦以降，各类文学、医学、数学等学术著作均以文言书写，充分表明文言是学术作品有效的语言载体。在千百年的传承和变迁中，文言逐步形成了固有的书面语言规范，具体表现在：辞约义丰、隐喻修辞和立言尽意。这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关涉道统的、历史的、情境与情感的叙事方式；会意传神的表达方式；文以载道的学术旨趣。例如，中国古代学术对于“道”的理解千差万别，胡适曾批评文言存在意义不确定、容易造成误解等弊端。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文言意义的模糊根源是学术传统追求自我顿悟。辞约义丰的文言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空间，适于承载天与地、人与事、性与命、体与用等学术话语。中国古代学术以经验性的叙事方式为主，侧重意象巧妙，运思精巧，论证过程充溢情志，迥异于西方逻辑证明路径。与直言相对的文言，讲究表达的艺术性，其艺术表现力与意蕴的丰富性使得中国古代学术的叙事方式与论证过程呈现独特魅力。

语言的工具性是其本质属性，语言具有交流、书写和保存等功能。英语以字母符号为单位，按线性排列构成句式，强调语言的逻辑性与缜密性。汉语以象形符号为基础，按意音方式组织序列，体现独有的图像感。据统计，我国有130余种语言，约30种文字。文言作为我国古代的汉语言工具，承担着书写功能。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文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很早就出现了言、文分离的局面^[20]。口语因其自身显著的变异特征，无法远距离和长时段保存思想内容，文言的稳定特性则能较好地书写和保存思想。例如，我国明清时期言、文基本分离，而文言书写的内容至今依旧能被知晓和理解，就在于使用了文言作为语言书写工具。文言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选择、使用规范和理解共识也凝结着无数中国古代学者与先贤的智慧。可以说，一种语言工具的形成与成熟需要时间的沉淀，也需要继承与改良。例如，一向否定文言的鲁迅留下的最完整的两部学术著作都是以文言撰写的。阐述传统中国的所谓学术著作或论文，陈平原认为以文言表述或许更为恰当。

2.文言：彰显中国本土教育智慧的言说方式

文言本身蕴含的文化特征施加在教育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言展现自身特有的中国式思维契合我国本土传统教育智慧；二是文言诗性的艺术表达为传播中国古代教育实践经验奠定了良好的书写基础。

“中国教育学”的“中国”是在文化意义上的本土概念，是分辨教育学属性的一种主要方式。抛开文言与白话之争，两者同属中国语言，是“在中国”的语言，都是由本土孕育而发展成熟的语言。两种语体是在中国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产物，文言代表了中国古典的思维方式，白话则展现来自西方的思维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汉语大量引入外来词汇，在西方语言的强势冲击下，汉语的词汇系统发生了明显变化，词汇的形义搭配区别于传统词汇。文言承载的中国式思维和传统教育智慧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础。叶澜认为，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之独特性集中表现为：整体综合、弥漫渗透；对成同根、相互转化；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等三大方面^[21]。上述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在古代教育典籍中多有呈现，如《论语》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对学习与获知、博观与精微、言语与行为等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在文言全部转变为白话后，语体上已经模糊了中国式的关联思维和整合思维，认识上则全盘接受并宣扬西方实证的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教育学语言从教育学意义上对教育进行描述和解读，而中西方对于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西方用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等语言陈述“教育是什么”，如“教育指的是保育（养育、维系）、规训（训诫）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22]。中国用文言区分“教”与“育”，认为“教”字重在表明施受关系；“育”字则强调人之性的内在涵养与化成。西方主要侧重教育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则强调教育与人的自我修养；西方认同师生之间的关系平等，中国则遵循师父关系，在意师道尊严。教育学语言是学科语言，更是学术语言。在现当代学术史上，以文言写作学术著作的代表人物首推钱钟书，《管锥编》和《谈艺录》既显示出文艺学理论水平，又展现了高超的文言功底。如《管锥编》对“相反相成”“一贯万殊”和“有无相生”等中国经典哲学理论的阐述解读，以文言述学，让古典传承。

（三）割裂语言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语言现代化指向语言的科学、精确和客观等特征，在词汇、语法和句型方面强调分析的精细程度，典型代表有哲学的“语言转向”和分析哲学流派。然而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与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是言说，文言虽然是传统中华语言的言说典型，但其糟粕之处在于对语词、句式的极端修饰，也是当前被语言现代化抛弃的言说产物。在技术改变世界的现代，语言的技术化倾向已经渗透进学科语言，语言过于追求客观、中立，违背了人文学科的立场，对教育学语言来说是一种伤害。将语言从具体的文言与白话之中抽象出来，语言传统性与现代性要素的对应关系见表1(图表略)。

教育学科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的人文学科，是围绕人生命成长的事理之学，重点描述、诠释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复杂性。教育学等人文学科语言的呈现带有明显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文言作为成熟的学术语言，相对于白话，在诗性、艺术化表达方面具有语体优势，言说方式的丰富程度也远在白话之上。文言的传统性突出表现在文言的言说特点，即侧重蕴藏的生成意义，而不是字面意思。这种生成意义在道家看来是“不言言之”，即思考意义本原及言外之意；在儒家看来是“微言大义”，于言说细微处洞察意义之源。如此生成意义，可以扭转现代语言盲目追求的客观、异化，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当前语言现代化要求客观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对其接种肺炎疫苗的影响因素作分析可知，患者年龄、患者文化程度等均为影响因素，临床需加强有效干预，以提高接种肺炎疫苗率。

四、推进教育学语言现代化的策略

我国教育学语言以汉语为现实载体，文言与白话是汉语发展的两项重大成果，在教育学语言现代化进程中，首先在认识层面，要重视语言之于理论书写的显著作用，认清基于汉语表达和书写的教育学内在的教育传统智慧和文化意蕴。其次在实施层面，要优化现代白话书写的教育学语言，汲取传统文言对于教育学语言的独特智慧。

（一）将汉语自信与文化自信融合，提升语言的战略地位

在全球化进程中，语言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屏障^[23]。文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在整体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汉语是有力彰显我国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在何种程度上使用汉语作为教育学语言，应当成为衡量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之一。当前我国教育学以白话书写已是现代化的基础标志，但针对白话存在的“欧化”现象，如“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和“联结成分的欧化”^[24]，若有意识补充文言特征，则会在语言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住本土宝贵的语言品质。文言与白话虽有差异，历史上对两者孰优孰劣论争已久，但基于“中国”视角来看，两者都是中华民族的语言瑰宝，是汉语不可或缺的表达和书写形式，具有共时性特征。

汉语自信的基础是其丰富的意蕴，但汉语自身的意蕴以及对教育文化领域产生的独特价值还没有被完全挖掘。意蕴即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和情感，教育学语言的意蕴是指语言背后的内在教育学意义，中国教育学语言的意蕴即汉语表达的教育学的中国意义和经验。在教育学语言范畴内，我国绝大多数汉语语汇可以基于教育意蕴而被重新选择和使用、诠释和表述。基于文言传统的汉语语词、语汇远没有被深度理解和掌握，我国传统文言中经典的教育语词、语汇等值得被重新审视和使用，不应盲目跟随语言“欧化”进程。正如我国教育实施从“请进来”到“走出去”^[25]的发展战略，我国教育学语言发展需要将文化自信、汉语自信真正落实到教育学语言的实际发展之中，提升教育学语言促进教育学科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真正价值。

（二）将文言艺术性与白话真实性融合，体现汉语的教育智慧

文言与白话之间保持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国教育学语言现代化需要将两者的优势充分结合、发挥。具体来说，文言具有的修辞隐喻性、情境直观性和意蕴丰富性，将二者融合使得白话在表达方面拥有更多的选择方式，让白话在真实表达的基础上融合多种中国传统语言智慧，丰富教育学语言的表达类型，也使教育学语言具有更鲜明的中国色彩。在中国本土孕育、生成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历来关注并有意识地使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达方式，如对“教育”的中国式理解——“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在具体解读“天地人事”的关系时，叶澜使用32字显示了文言与白话的自然融合：天尊地卑、师道尊严、人性天赋、修道为教、施不失时、进须有序、偏重人事、虚空天地。一种语言方式的使用，理应与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相符，关注生命，重视实践，叶澜使用“种子”和“苗子”隐喻生命，把对教育学研究的历程比作“冬虫”和“夏草”。

隐喻是教育学语言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也是文言艺术性的特征之一，需要被更多地掌握和使用。自然而然、静水深流式的隐喻语言，是在现代通用白话的基础上回溯和捡拾古代文言诗性的中国传统表达，是文言与白话的融合。较以上微观层面的隐喻语言，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生命·实践”教育学还使用隐喻语言系统解读学校观、教师观和学生观。类似的隐喻式文言艺术特征表明汉语可以选择最佳的语体呈现方式来展现教育智慧。

（三）将西方学科语言与中国学术语言融合，拓展语言发展路径

教育学科于中国而言是近代产物，但中国的教育活动历史悠久。基于学科概念的教育由西方传入，自然带有学科语言的特性，如逻辑性强、讲求推理等，同时也具有西方语言的表达风格。20世纪初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目的-方法”结构和科学化的语言表达风靡我国，多数教育学者竞相模仿，逐步使我国教育学语言走向科学化语言形态。后来引进的杜威和凯洛夫教育学，虽语言表达有所差异，如杜威偏好行动式语言、凯洛夫强调逻辑化语言，但总体上都属于西方学科语言。这些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教育学语言客观上使我国教育学语言抛弃了中国学术语言特性，窄化了教育学语言发展路径。中国古代关于教育的著述甚多，思想丰富，如《学记》和《论语》等，这些教育思想以中国古代特有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充满中国教育智慧。作为学术语言的教育文言强调体会、感悟。相比逻辑缜密的学科语言，承载教育内涵的文言则多了几分诗性与人文色彩。

我国教育学语言的发展不应倡导返回文言，而应让白话模仿和意会如何恰如其分地承载与表达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理论，在以逻辑为主线的教育学科语言基础上，融合诗性的、人文的中国教育学术语言。以“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为例，叶澜总结概括“新基础教育”研究精神：知难而上，执着追求；滴水穿石，持之以恒；团队合作，共同创造；实践反思，自我更新。“生命·实践”教育学对追求的教育境界——“自然而然”的解释是：厚朴如树，温润如玉，灵动如水，绚丽如风。这些带有中国色彩的语言是教育的中国式表达，是中西两种不同思维方式融合的产物，融合了西方学科语言背后的理性思维与中国学术语言背后的感性思维，但这种融合不是拼盘式的或叠加式的，而是扎根中国教育实践，贯通中国与西方教育学理论的立体式融合。将西方学科语言与中国学术语言相融合，避免了对西方教育学语言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为我国教育学语言发展找到了一条新的可能路径。

五、结语

我国教育学语言现代化走过百年历程，离不开对西方教育学科概念体系和语言系统的引进。但任何学科语言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本土的传统语言惯习和品质，我国教育学语言现代化的水平取决于语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程度，应重点基于语言应用优化发展策略。第一，批判地吸收西方教育学语言科学化、实践化和逻辑化特性，避免对西方教育学语言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为语言间的融合提供必要条件；第二，充分挖掘文言内含的语言智慧，突出汉语与众不同的言说魅力，以文言与白话巧妙结合的方式书写中国教育学。实践证明，我国教育学语言发展既不能唯西方化，也不能复古化，只有将语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兼容并蓄，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教育学语言现代化。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J].历史研究，1986（3）：19-32.

[2]李江源.中国教育学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现代教育论丛，1999（3）：1-5.

[3]魏立明，隋铭才，何梅蓉.从语言到教育：九十年代外语教学发展的走向：兼论在我国确立外语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必要性[J].外语界，1998（1）：18-22.

[4]谢延龙.在通往语言途中的教育：语言论教育论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0：162.

[5]王丹萍.教育学视角下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J].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18（1）：21-28.

[6]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教育领导研究：第2辑[G].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2012：15.

[7]刘良华.“语言转向”中的教育学立场[J].集美大学教育学报，2001（1）：10-14.

[8]李政涛.文化自觉、语言自觉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2）：9-16.

[9]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3）：79-80.

[10]张治江，李玉艳.网络语言的后现代化解读[J].新闻传播，2004（10）：67-69.

[11]刘东方，宋益乔.文学语言观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以胡适和老舍为中心[J].中国文学研究，2007（3）：57-60.

[12]李树军.陈忠实的小说语言与汉语现代化[J].小说评论，2017（6）：123-127.

[13]耿琳琳.论逻辑语言的现代化转向[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4）：28-32.

[14]苏金智.词汇现代化与语言规划[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45-48.

[15]黄德宽.语言能力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刍议[J].语言科学，2016（4）：339-342.

[16]杜永道.双语化：语言能力的现代化[J].语文建设，1998（9）：25-27.

[17]郭龙生.双语教育与中国语言治理现代化[J].双语教育研究，2015（2）：1-5，89.

[18]顾明远.试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9）：4-10，26.

[19]孙美堂.重建中国学术传统之我见[J].学术界，2006（4）：69-81.

[20]陈平原.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6-28.

[21]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52.

[22][德]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

[23]李克勤，朱庆葆.加强语言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J].汉语学报，2009（1）：11-14.

[24]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52-354.

[25]顾明远，蔡宗模，张海生.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顾明远先生专访[J].重庆高教研究，2019（2）：5-11.

Modernization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Strategies

Kong Su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in the 20th century is marked by the scientific features, practice and logic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edagogical language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internal cause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lassical Chinese to the vernacular, while the external cause refers to the influence of Herbart, Dewey and Kellov’s pedagogical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the lack of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ical discip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neglect of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peaking in China, and the deeply dependence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western pedagogical languag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classical Chinese, which is the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language,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edagogical language sh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rely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language and Chinese academic language, so as to enhanc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and to enrich the expression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to broade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and to truly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pedagogical language in China.

Key words: pedagogy; language application;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责任编辑：刘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