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教育是一个前后相继、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乡村教育的一次变革都引起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又对乡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全面安排，并前所未有地对乡村教育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如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破解乡村教育的现实难题，需要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制度逻辑出发，研判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教育；乡村人才
一、引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全面安排，并前所未有地对乡村教育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城乡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二元矛盾、改革开放后的二元分离到不断融合发展的变迁。[1]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把工业化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城市领导乡村，从而加快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是，国家工业化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强国就是经济强国。[2]改革开放以后，尤其从1978年开始，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向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但由于农业长期让位于工业和城市，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影响并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于是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趋向”的重大历史论断也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正式提出[3]，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尽管“三农”工作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是“四化同步”中最突出的短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最突出的短板，农民收入水平是城乡收入增长中最突出的短板。农村人口超大规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
为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前所未有地把农业农村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优先位置，实现了从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到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这一个历史性转变。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4]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方向的根本性调整。
作为国家重大的战略抉择，如何发展经济决定了今天有什么样的生存条件，如何发展教育就决定了未来是什么样的前景。改革开放以未，全党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共识和经验，就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突出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5]将教育纳人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教育和科学列为全党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一论断，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突出战略地位。从党的十匹大报告首次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教育优先发展”便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决策。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这成为实现中国全面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乡村兴。不仅是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更是因为人才缺失是乡村振兴的最大瓶颈，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因此，只有乡村教育兴才能乡村兴。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中，最需要优先发展的是乡村教育。这不仅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民素质形成人力资源优势成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还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支撑。
因此，如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破解乡村教育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难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到新农村建设，有不少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国乡村教育问题，不管是从历史维度还是现代视野，对于教育在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始终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点是达成共识的。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于乡村教育的研究需要突破实践微观层面内的探讨，尤其是要跳出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审视。本文拟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观背景下，研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乡村教育的实现问题与发展趋势，探寻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振兴的内在逻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教育是一个前后相继、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乡村教育的每一次变革都引起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又对乡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只有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制度逻辑出发，探讨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真正理解新时代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迫切需要，从而把握乡村振兴的未来发展趋势。
1.从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审视乡村教育振兴的必然要求
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在乡村。乡村社会所独具的家国情怀，将家与国的祖先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这也许就是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断代而传承五千年的根源之一。[6]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而教育承载着传播知识、塑造社会文明的功能，无疑是赋能乡村振兴的最坚实支撑。早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诸多心系民族复兴的知识分子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实验，就是希望以此改造乡村实现强国富民，将教育问题上升为民族的出路问题，最后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但其所做的探索与思考至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随着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乡村社会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乡村文化变迁是最为根本性的变化，全面瓦解了乡土文化赖以依托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实际上，乡村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许多可以带给农民生命意义的文化因素，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换言之，乡村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乡村教育必然需要乡村文化的全面滋养，[7]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乡村传统文化全盘抛弃。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记得住乡愁”，因为文化是乡村的灵魂，“记得住乡愁”的乡村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防线，没有“乡愁”就没有了民族的精神家园，乡村也难以成为农民心灵的归属。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其中之一就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8]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是铸魂工程。从乡村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坚持乡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乡村教育振兴的必然要求。
2.从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研判乡村教育振兴的迫切需要
中国现在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即使2050年实现了全面现代化，达到70％的城镇化率，也意味着还有4亿多的农村人口。乡村振兴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欲新一国之民就必先新一乡一村之民。乡村教育有两大功能，培养人和传播文化。因此，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灵魂在文化，基石在教育。乡村教育的繁荣决定着乡村文化的兴衰与乡村社会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无论是产业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还是文化振兴、人才振兴都与乡村教育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乡村教育振兴，就会失去决定性的力量而成为一句空话。从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来看，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呼唤，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迫切需要实现乡村教育的振兴。
3.从乡村振兴的制度逻辑观察乡村教育振兴的未来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逻辑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8]，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平行前进，从根本上改变乡村长期从属于城市的现状。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不平衡，更是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国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成为教育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9]，最大的短板就在乡村。同时，长期以来城乡关系被普遍地解读为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传统乡村文明似乎被排斥在“现代文明”范畴之外，当选择乡村教育模式时，也自然地认可了“城市取向”的价值目标，[10]乡村教育培养的更多的是漂浮在城市上空的“无根人”，而不是深深扎根于农村土地的“爱乡人”。因此，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取向，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补短板、强弱项的基础性工程，更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重塑城乡关系的关键所在，是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需要破解的乡村教育的现实难题
尽管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明显改观，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依然存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城挤、乡弱、村空”的乡村教育衰败的趋势没有根本性转变，乡村学校在大多数村庄中空位、教育资源在城乡教育中偏位、乡土元素在乡村教育中缺位成为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乡村教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最大短板。
1.乡村学校在大多数村庄中空位
传统的乡村教育与村庄不可分割，紧紧相连在一起，扎根于村庄的乡村教育也深深影响着乡土风俗礼仪、节庆活动、农耕生产等。[11]传统中国的乡村教育遵循的是儒家伦理礼法的教化功能，紧密贴合农耕文明的村庄社会结构，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教育，也体现了城乡之间“无差别的统一”。[12]在传统村庄社会，读书人往往就是乡贤，学校作为村庄的文化高地，学校与村庄有着天然的联系，乡村教育与村庄相互滋养，承载着村庄的前途与希望。特别是随着清末新学的创设和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蓬勃兴起，学校从开始嵌入村庄到逐渐融入村庄，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使现代学校成了村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随着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优先发展的格局不断强化，其中教育资源不平衡在城乡二元结构中最为突出。典型的就是为了不断减少财政在乡村的教育投入，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从上往下轰轰烈烈开展的“撤点并校”行动，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被根本性打破，众多农村小学校被撤并，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13]。如湖南2012年农村小学为6836所，比10年前减少2/3以上；2012年农村初中学校数为1622所，比10年前减少了近1/3。[14]大多由农民集资建校而历经艰辛形成的“一村一校”局面被完全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几村一校，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乡（镇）仅有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的局面。乡村中小学校的大量撤并，极大地增加了乡村教育的社会成本。上学路程不断变远，不仅导致了乡村青少年不断离开村庄与家人，也导致了家庭分离，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母亲外出陪读，很多早已空心化的村庄从过去的“613899”部队的人口结构（61指儿童，38指妇女，99指老人）逐步向单一的“99”部队结构演化，老龄化的趋势日益蔓延。
当然，村庄空心化并非仅仅因为乡村中小学校撤并，而是由多种综合因素决定的，但不可置疑的是，农民进城择校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乡村学校在村庄中的空位是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据有关研究表明，因外出陪读，两个村庄均有约40％的农户外迁，导致所在地的乡行政区域有90％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的学校因撤并而消失，学校数量减少了86.6％[15]。而如果每个乡村都空心化的话，谈何乡村振兴？洋务运动以来的现代学校不断下沉进入村庄，到现代化进程中又退出村庄，致使学校在多数村庄空位，村庄中的青少年长期“不在场”，就强化了青少年对村庄的疏离感，不仅使得绵延千百年的村庄文化面临衰亡的危机，给乡村文化振兴带来极大挑战，也加速了村庄空心化的进程，使村庄后继乏人。
2.教育资源在城乡教育中偏位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16]在城乡现实中，由于“重城轻乡”的教育倾向引导，与城镇超大规模学校、超额班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村庄存在一师一校、单班校、复式教学点的普遍现象，进城读书成了中国村庄社会的一种经济水平、社会资源的分层标准，所表现出来的乡村教育分层化与差异化是重要特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还有很多农业县的财政，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财政大多是“吃饭财政”，不少县本级财政收入远远低于刚性支出，基本上需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才能保障正常运转。而所有支出主要是用来发放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其中教师工资基本占到一半以上。再与国家“义务教育阶段投入以县为主”的体制叠加，乡村教育成为县级财政最主要的支出。而中西部地区的县本级财力普遍不足，城乡二元导致办学经费、办学条件不均衡，成为教育资源在城乡教育中偏位的一个关键原因。
中国幅员辽阔，每个省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都不一样，发达地区可以较好地实现城乡统筹资源配置，但是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要完全实现城乡优质资源统筹就非常困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差别的深刻根源。很多农村儿童要么要走较远的路上学，要么年幼就上寄宿学校。而那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如果想要进入城区学校就读，家长不仅要费尽周折地弄齐相关证件，而且还要缴纳“赞助费”方能入学。[17]尽管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已经加大了农村办学条件、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大多数乡村学校的硬件条件目前依然很难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生占有的教育资源要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尽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
师资力量与学校生源的不均衡也是制约乡村教育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师范教育资源的区位布局越来越远离乡村，集中于大城市；另一方面，城市重点学校利用资源优势，不断吸纳优质教师和优质生源，导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城市优质教育资源逐渐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而乡村教育质量始终无法得到提升。城乡之间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是要保证教师资源配置均衡，因为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不止高等学府，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一切基础教育，好的乡村学校，并不在于拥有多少间教室，而是看可以吸引多少名真正热爱乡村、热爱教育的好老师。教师资源的不对等，是制约乡村教育发展最大的困境。
3.乡土元素在乡村教育中缺位
现代学校进入传统村庄社会后，彻底颠覆了农业社会的知识手口相传时代，从此一代代村民开始依赖现代学校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也正是乡土元素与现代文明在村庄、学校两个公共场域的互动，才推动了村民最初传承与发展的社会化，推动了村庄逐步与城市、工业相对接的现代转型。
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国家战略带来城乡二元的消极影响，使乡村处于工业、城市的附庸地位，形成了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导的教育思路，教育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培养人才，而师范院校从学习环境到知识体系都是以所谓的现代文明即工业化、城镇化为导向，即便是定向培养的教师，涉及的乡土元素也极少，更缺乏对乡村发展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设置及乡土价值观念的引导，导致乡村教育不论是来自教师行为的间接熏陶还是来自学校知识体系的直接影响，其所含的乡土文化元素都极其稀缺[16]。
由于乡村教育全面推行的是城市化教育，已经脱离了乡村文化的根，当务之急是需要明确乡村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为了将培养的人都输送进城市还是培养一批热爱乡土、发展乡村的人才？一直以来，乡村的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城市，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严重失衡，乡村成了落后的代名词，摆脱乡村生活就成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心理追求。人们普遍认为最先进的教育方式是城市化、工业化的知识体系，从而将城市教育照搬到乡村，中国的乡村教育就这样走上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城市化道路，即以与城市相同的教育模式来覆盖乡村教育，导致乡村社会乡土意识的集体沦陷。
四、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应以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乡村与乡村教育现实问题为立足点，以乡村教育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目标、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为导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来研判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1.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取向认识乡村教育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来重塑城乡关系，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地位平等、城乡要素互动、城乡空间共融，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无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制度取向。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命题，而教育是乡村最为迫切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要求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关键是必须纠正工业化、城镇化主导的制度和政策偏差，把实现城乡教育公平作为首要任务，将教育作为乡村的首位公共事业，通过资源配置、政策扶持和制度建设优先发展乡村教育，推进城乡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18]
在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汲取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就是大城市人口及资源开始流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及郊区小城镇。随着资本、人才、产业和资源的“逆城市化”回流乡村，欧美发达国家的城乡教育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本实现同步，并未出现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时大规模乡村教育资源闲置的问题，[19]可以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现在浙江、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乡村渐渐出现了类似欧美国家人口向乡村回归的“逆城市化”趋势，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形成了良性循环。但逆城镇化现象并不是每个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出现，比如日本乡村至今空心化现象仍然严重，并没有出现“逆城市化”，全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东京都市圈，城乡教育遭遇了乡村中小学资源大量闲置的困境，乡村学校最终被动地改造为文化馆、博物馆、公民馆等乡村公共文化设施[20]，这是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因此，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取向正确认识乡村教育的新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既要超越碎片化的问题意识，又要把握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般性就是人类社会乡村变迁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及其在中国的体现，核心是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重塑城乡关系。[21]既不能把乡村当作城市的附庸，又不能对城市简单的模仿复制，而是要关注城市的发展，重视乡村的发展，着力解决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乡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乡村教育振兴的进程不再为了服从工业和城市的需要而延缓，真正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特殊性就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历史基础、政策取向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不同区域不均衡发展，使各个地方发展阶段不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尽相同，从而其发展的目标和历史任务、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也就必然不同，呈现出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现实特征，[22]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乡村教育也就不尽相同，不可能一个目标、一个模式同步发展，要面向未来全面现代化进程进行长远规划。如果不分重点搞平均主义或城乡教育均质化，盲目建设“多而不优的教学点”，极易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构建乡村教育新发展格局时，要在统筹协调城乡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将优化乡村教育布局纳入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的整体规划中，使乡村教育振兴符合各地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2.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使命强化乡村教育的新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3]乡村教育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4]，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8]，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4]，从而达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最终目标。因此，乡村教育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使命，就是要赋能乡村，不断提高乡村的吸引力、承载力和集聚力，不断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这就明确了进入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乡村教育的具体任务和方向。
如何打破长期以来乡土元素在乡村教育中缺位的现实“困境”，这就需要将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将无形的乡土文化变为有形的乡村教育中的知识体系，在促进乡村教育与现代文明同步的同时凸显“乡愁”的独特蕴涵，促进乡土文化作为乡村特色教育内容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精神相融合，发展与城市平等却不同于城市的现代乡村教育。既要反对乡村教育一味地追求与城市教育完全均衡一致，又要反对单纯地遵循乡土化教育思路而拒绝城市文明，导致乡村社会更加衰落、广大农民更加被社会边缘化。因此，重新确立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当下乡村教育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25]
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最根本的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探讨和解答。毫无疑问，乡村教育承担着为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培养人的任务，在乡村生活实际中帮助乡村社会树立文化自信和生存自信，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做出了具体安排[26]，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机制。其内在逻辑就是要将人力资本植入乡村教育中，通过良好的教育公共资源与服务、乡村文化的繁荣与价值观念进步以及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形成[27]，来就地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就地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3.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贯彻乡村教育的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28]。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只有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重塑城乡关系，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高效能治理、农民高品质生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重塑教育发展理念，以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为引领，重构乡村教育新发展格局，助力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社会公平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教育公平是城乡公平的最重要基础，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最有效途径。重塑城乡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加快补齐乡村教育发展短板，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在城乡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促进城乡共享发展。因此，重塑教育发展理念的立足点与出发点都是要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要，实现城乡公平的乡村教育优先发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内在要求。在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的今天，公平和效率都要兼顾，并且公平更为重要。只有乡村教育优先发展才能给城乡公平竞争的机会，只有在城乡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方面做到公平，才是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视野中，乡村学校不仅具有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天然优势，同时也具有培育与传播现代新兴文化的内在功能。因此，一所乡村学校，有形影响的是学生，无形影响的是整个乡村社会。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需要不断提升学校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关系，发挥学校教育在村庄文化建设、村民家园归属感、村庄文化认同感建立中的功能与作用，[15]激发村庄的生机与活力。未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人口也将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小规模乡村学校会成为今后乡村教育的大趋势，从“小而弱”转型为“小而美”的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而生态优美型、情感交融型、自由本真型的学校，本身就回答了什么是好的教育。如果当学生和家长开始陆续回流，乡村教育不再是落后的代言词，甚至大城市的家长都认可乡村教育理念，愿意把孩子送到乡村学校来感受教育的“本真”与“美好”，就真正实现了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4.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要求构建乡村教育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3]乡村教育振兴作为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不仅事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更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全面现代化的成败。可以说，没有乡村教育的振兴，就不可能有乡村的振兴。只有把乡村教育优先发展提升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长远发展战略高度，把乡村教育办成“在农村”“富农村”“为农民”的教育，才能破解乡村要素中人力资源这个最大的短板，畅通国民经济内循环最大的堵点，成为乡村振兴最大的活力。
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要求构建乡村教育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何在构建乡村教育的新发展格局中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核心是将过去城市教育优先发展转向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从而达到城乡教育真正同步发展。这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共产党的政党优势，突出超越利益群体的引领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优先发展”全过程，按照把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26]的要求，在教师配备上优先安排乡村学校，在教育资源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乡村，在财政资金上优先保障乡村教育，在公共服务上优先乡村学校需要，以破解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乡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乡村教育充分发展。
教师是乡村教育的灵魂，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构建乡村教育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必须摆在优先发展中的首要地位。由于生活条件、发展空间、工资待遇等各方面的限制，很多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任教，乡村教师资源紧缺成为制约乡村教育的突出问题。要优先完善乡村教师的各项福利政策，通过制度设计吸引更多的师范毕业生投身农村教育，比如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的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公费定向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教材费等免缴，学生与培养学校、县市区人民政府签订培养协议，毕业后到农村学校任教等。现在已经初步形成各类型、各学段、各学科教师培养全覆盖的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体系，为缩小城乡教师差距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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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佳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