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以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为理论工具，以解决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为民族工作重点，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族人民共同迈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及时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调整到经济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上来，提出民族工作关键看发展的重要决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将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领导各族人民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立足未来远景目标，中国共产党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并落实促进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发展的时代任务，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大势，凝聚起各族人民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民族政策；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民族现代化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洞察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的洞察与把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和路线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虽然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均意识到团结各民族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不二法门，他们的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他们的民族理论都未能落实到制度与政策层面。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未能运用科学的理论工具，根据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准确判断和把握中国的民族问题。而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因生产力发展情况不同而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自然会出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成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分析方法，在不同时期的众多矛盾中找到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矛盾，结合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将其付诸政策实践。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出，“主要矛盾对事物的性质、特征以及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抓住并不断解决主要矛盾，才可以促进其他矛盾的解决”。[1]这启示我们，在研究民族问题的过程中要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在准确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基础上，从社会主要矛盾入手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关系原理为我国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历史性转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两对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到反作用。二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此消彼长。这提醒人们在处理民族工作时，要妥善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针对社会需求及时调整社会主要矛盾。
准确洞察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不断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是先进政党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这种洞察和把握从理论层面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从实践层面源于对我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重大变化的积极主动回应。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明确了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建设，其中包含民族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对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认识、把握和有效实施是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坚持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民族工作主线，制定并实施民族政策，推动民族事业繁荣发展，领导全中国人民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民族政策
马克思认为，“能够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以及民族内部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就是人们对物质和文化利益的需要”。[2]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对物质和文化利益的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严重分离而导致劳动异化，消灭剥削、解放生产力便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阶级斗争取代了经济发展成为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3]因此，面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压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明确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4]并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大力开展民族工作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扩大对华侵略范围，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导致中国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正是基于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将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大工作任务。
首先，中国共产党将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参加抗战，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5]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6]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团结全民族抗战旗帜，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最终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其次，在顺利实现民族独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人民解放上，提出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企图继续维持其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不但撕毁包括《双十协定》在内的一系列协定和协议，而且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奋起反击，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民进攻和重点进攻，迅速取得了战略主动权。随后发动了摧枯拉朽的战略反攻，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基本被消灭在长江以北。[7]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统治中国大陆22年之久的国民党政府宣告覆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将民族地区解放纳入中华民族解放的全局之中，通过化解长期存在于各民族地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性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时期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各民族实际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亡华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空前高涨。1934年5月，中共中央发表《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提出“一切诚实的中国公民，所有不愿意当亡国奴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们不分党派、职业、民族、性别、信仰都团结起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吧!”的响亮口号，[8]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后，党中央民族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民族地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否仍是阶级斗争。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党中央通过与各民族深入交往，逐渐认识到民族间还存在严重隔阂，在这种情况下若坚持在各民族内部发动阶级斗争非但不能取得成功，甚至可能招致各民族的敌意。于是毛泽东同志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表示“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9]至此，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民族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同一阶级才是利益共同体，因此劳动者阶级是不可能和剥削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但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将中华民族的不同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去反抗外敌的侵略和压迫。[10]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科学正确的。此后，中国共产党在诸多政策文件中表达了团结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性，如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就阐述了动员回族、蒙古族群众参与抗日的重要作用。[11]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才为团结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二，中国共产党初步完成了“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向，成功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为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12]但由于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对民族情况的了解，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多受共产国际影响，特别是照搬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照搬当时苏联的民族纲领，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在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13]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团结各民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我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性原则。正是基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战略构想，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开始由“民族自决”转向“民族区域自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融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3]这是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各民族享有实行区域自治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权利，[14]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同时，中国共产党尝试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1947年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实践在内蒙古地区顺利开展，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放弃联邦制，除了防止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中国和苏联的民族国情不同。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15]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内涵的完整性，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国家的教条主义构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作出了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历史性决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并实施多项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方针，还是完成民族基本政治制度从“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过渡，均是为了更好带领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大山，破解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最终才能带领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打倒军阀统治，建立国内和平环境，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民族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遗留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间的矛盾和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保障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权利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制定并落实了多项民族政策。
（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我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间的矛盾及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对内对外双重矛盾。194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撰写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所谓外部矛盾，即我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仍存在矛盾和斗争，且这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是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即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仍存在矛盾和斗争，但这种矛盾是我党面临的次要矛盾和斗争”。[16]
由于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我国经济秩序的长期破坏，新中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因此，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开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17]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初步形成，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受到了国家的管制和监督。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快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转变为劳动者集体所有，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通过公私合营而被国家赎买。[18]至此，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的民族政策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民族政策的确立也是从解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的矛盾入手的，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广泛推行及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民族地区的确立两大部分。
首先，在各民族聚居区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先是被载入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随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机关的组成、权利、义务和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进行了详细规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民族区域自治上升到宪法层面，使其具有了更高的法律效力。[19]此后，在民族聚居地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活动全面开展。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先后成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完善，各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
其次，在民族地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帮助各民族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项制度亟待完善，党和国家在恢复经济生产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对部分民族地区采取的政策是保留民族自身基层政权。但这种中央政权体系外的非制度化的基层政权形态严重影响了平等的民族关系，民族内部仍存在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等问题，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背道而驰。为解决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体系内存在的阶级矛盾，党中央采取“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因地制宜地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引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民族地区的剥削制度。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在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地区，通过直接发动群众，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土地和生产资料分发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废除旧的封建土地制度。第二，对处于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下的民族地区，党中央采取与当地民族中上层人士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改革。第三，对仍保留原始公社制参与的民族地区，通过引导群众建立互助合作组织，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20]第四，针对民族牧区采取“三不两利”的民主改革政策。由于畜牧业主要依靠牲畜的自然繁殖，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也易受到人为破坏，针对这一现实情况，党中央决定对牧区的民主改革采取比农区更为和缓的方式，重点实施“三不两利”政策。“三不”即不没收牧主财产、不对牧主进行激烈斗争、不划分阶级；“两利”即改变牧主剥削牧工的不合理工资制度，既让牧工能获取适当收入，也使牧主有利可图，实现牧主和牧工两利。[19]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不划分阶级”并非否定阶级划分，而是不主张由民族群众自主划分阶级。[20]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认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并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民族政策。
社会主义改造使各族人民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主改革完成后，党中央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民族地区的农牧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民族地区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对个体农业经济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对个体牧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走互助合作化道路，而对牧主采取和平赎买政策，以建立公私合营牧场的形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民族地区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和平改造和赎买手段，最终实现民族地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21]
无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地区的广泛推行，还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民族地区的确立，均旨在解决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的矛盾，从而维护广大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上述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巩固和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提升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政策的曲折发展
在顺利解决阶级矛盾后，党中央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开始逐渐转向经济建设，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2]但由于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局势变动及国内“反右”斗争倾向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仍然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23]“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给民族地区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导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民族政策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遭到损害。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民族政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从阶级斗争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逐步得到纠正和发展，民族工作也恢复到健康运转的轨道上来。
（一）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充分分析当时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依据党的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表述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4]，由此开始了党和国家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改革政策”。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二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三是建设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发展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一大批诞生于经济特区的创新制度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走向全国。[25]与此同时，党中央还积极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为了有效推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使农牧业得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惠政策，主要包括重点工程扶持、财政优惠、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和民族贸易照顾等方面内容。[26]
第一，重点工程扶持。优先在民族地区建设了一批对带动当地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项目，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开发能力。[12]第二，财政优惠政策。国家先后出台了民族地区“三项经费”、民族地区政策性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税收减免政策在内的一系列财政优惠政策，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提供物质保障。[26]第三，对口支援政策。中央组织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致力于在地区之间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四，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通过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工程的建设和使用，不仅改善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时也为各民族繁荣发展提供战略保障。[12]第五，贸易照顾政策。鉴于民族地区商品流动形式的特殊性，国家对民族贸易政策重新进行了调整，在利率优惠、贴息贷款和税收优惠三方面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实施了新的照顾政策，[26]对缩小地区差异、实现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民族团结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多项优惠政策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才使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各族人民生存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人民一道共享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伟大成果。
五、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民族政策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和新概括，为此党的民族工作任务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为解决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中央从战略上全面部署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任务，其中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两大重点。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呈现新特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也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社会生产看，改革开放前我国物资短缺的状况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社会需要看，人民群众的需要已超出了温饱、安全等低层次范畴，呈现多层次、高标准的特点。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从本质上讲仍然没有脱离社会供给和社会需要两个方面，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实现精准脱贫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有全力以赴消除绝对贫困，才能扎实稳健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卓越成就。
第一，“授人以渔”，帮助贫困群众扶志、扶智、扶技。脱贫需要志向，基层政府能够积极关注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所急、所思、所想”，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目标任务激发民族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努力消除精神层面的贫困根源；脱贫需要智慧，各基层政府通过帮助民族地区贫困儿童获得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阻断贫困思想的代际传递，让民族贫困地区儿童得以全面健康发展；脱贫需要技能，各基层政府大力开展多渠道、全方位的技能培训，扩宽就业范围，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能力。第二，产业“造血”，确保贫困人口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各基层政府能够在对本地区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农牧业特色产业和生态旅游业，保证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第三，建立“长效机制”，构建防止返贫的坚实屏障。为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摆脱贫困的民族群众提供兜底性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建立严格的脱贫攻坚考核管理机制，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的可持续性。[27]
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党中央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作为民族工作重点，首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投入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中。到2020年底，经过8年奋战，我国民族地区已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区）内的2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长期存在于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28]促进了民族地区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接下来，党中央将把民族工作重心转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构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乡村，为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而奋斗，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关键之一在于从众多社会矛盾中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制定出符合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及政策。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抓住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推翻了压在中国各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抓住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实行了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道路，极大地发展了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将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崭新的面貌和饱满的热情走在富国强民的新征程上。
面对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形势，党中央的民族工作将坚定不移地围绕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任务展开。首先，通过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结合，最大限度挖掘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针对我国已顺利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现实情况，党中央民族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29]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30]我们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党的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总结我党百年民族工作成功经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只有从精神上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构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知、共情、共思、共忆、共育”[31]心理过程，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各民族群众为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实现国家繁荣发展而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
[1]童亚新.新中国70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进程和主要依据研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J].延边党校学报，2019，35（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3]黄一兵.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和启示[J].中共党史研究，2018（1）.
[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九十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2.
[5]朱育和.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6.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44.
[7]陈坚.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26.
[8]金炳镐.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20.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38.
[10]郎维伟，陈玉屏.民族理论与政策要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188.
[11]文精.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80年民族工作历时回顾[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64-65.
[12]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131.
[1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03.
[14]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4-75.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M].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10：3.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7.
[18]张向群.新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19]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正确的道路光辉的实践——新中国民族工作60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57.
[20]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431-432.
[21]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29.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23]黄铸.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由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
[24]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1（S1）.
[25]程冠军.大道：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21：131-132.
[26]向玲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及其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105.
[27]陈小燕，高园，汪洁.乡村振兴视域下贫困县脱贫不“反弹”研究[J].新东方，2019（5）.
[28]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J].中国纪检监察，2020（24）.
[29]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J].宁波通讯，2021（1）.
[30]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31]麻国庆，关凯，施爱东，等.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笔谈一）[J].西北民族研究，2020（2）.
The Centennial Ethnic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Er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lving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Zhang Xuemin Chai Ra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used the Marxist contradiction analysis method as a theoretical tool, focused on solv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united and le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achieve the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stablish national equality. The basic systems and basic policies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gional autonomy of ethnic minorities have carried out democratic reforms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ethnic areas, guidi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move towards socialism together.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promptly adjust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put forward an important decision that the key to national work depends on development.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has made new judgments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rai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to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governance, and le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achieve great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long-term goals of the futu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put forward and implemented the tasks of the tim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ccurately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ather the strength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realize the great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ajestic cause of revival.
Key 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ethnic policy; new era;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areas; ethnic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谭紫薇
